亲历者

    何兆武——时为西南联大历史系学生

    张定华——时为西南联大联历史系学生

    李之楠——时为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

    李　佩——时为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

    徐守源——时为云南大学政经系学生

    沈善炯——时为西南联大生物系学生

    闻立雕——闻一多之子

    编导手记

    我有幸拜访过五四时期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也曾与30年前带动了整个社会觉醒与回归的各个领域的风潮人物在节目中促膝长谈，作为80后，能够在前辈们身上汲取力量，并从中受益，我感觉很幸运。

    “观中国‘五四’之后十几年的历史，我们不由得想要哀叹中国是何其的不幸，为何有这许多凶狠残忍之恶狼环顾四周？而看中国精英们在这十几年里为国家，为民族殚精竭虑，斩荆披棘，我们又不由得感叹中国是何其的幸运，若非如此，短短十数年间焉得这许多无双国士？”

    这是整理资料时看到的一段文字，它让我的心犹如针扎般疼痛，这其中还夹杂着些许伤感和悲凉，那天正好是清明节。

    2010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师相继离去，他们的学术，文化，精神，会不会随他们的远去而消亡，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还会记得他们的成就，思想，良知，甚至于他们的争议。

    以前我一直固执地认为，闻一多的一生是个悲剧，作为一个学者，学术是他的终身事业，但最终他却为政治所缠绕。在诗歌《红烛》中，闻一多曾经期望诗人能有红烛一样的境界。最终他如自己向往的一样，在黎明前最浓重的黑暗中，燃烧了自己。

    回首闻一多在抗战时期走过的路，却发现他和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注定要与整个国家的时代风浪休戚相关。家国天下的情怀是知识分子共有的特点，而热情浪漫的闻一多则表现得更为强烈。

    外患的刺激、剧变的生活环境，迫使钱穆不停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亡？1939年钱穆完成的《国史大纲》一书中始终贯穿了这种思考，最终凝成这部充满士人自觉精神，以政治、思想、经济、军事史为纲的中国通史。钱穆把希望寄托在作为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身上，希望他们从这样一部张扬“士”之人力的史纲里汲取力量，血战前行。

    写下编导阐述的时候，我一直在思索：“支撑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力量到底是什么？”我很喜欢冯友兰在“贞元六书”中的一段文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斯许也。”

    这是闻一多创作于1923年的诗歌《红烛》。

    一年前的1922年，他于清华学堂毕业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按清华规定，公费留美的学习年限是5年，但闻一多只学了3年，便返程回国，因为他无法忍受种族的歧视。那时候，闻一多每隔几个月就会给远在中国的妻儿寄信，在信中，他多次提到我国有5000年的历史，有传统的文化、历史、政教、礼俗、美术，除了不会制造枪炮杀人之外，有何者不如其美国，却被他们这样歧视，是可忍孰不可忍。

    写下诗歌《红烛》两年后，闻一多踏上了回国的路程。他脱下西装，换上长衫，从此潜心研究学问，不愿过问世事。

    战火中的再一次离别

    世事动乱，1937年，抗战爆发了。回国后一直潜心研究学问的闻一多没有料到，他那平静的学术生活这么快被打破了，历史的阴影与现实的悲痛，沉重地笼罩在闻一多的心头。

    1937年仲夏，在北平西城的一座小院里，借着微弱的烛光，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给远在湖北探亲的妻儿写下了一封家书。他告诉妻子，自己看书看不成，写文章也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