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竟有这等事？不，不可信，不可信！”张自烈嘴巴里散发出酒气，摇着头，连声说道。这当儿府衙那边的宴会已经结束，张自烈同幕僚们一道，跟着史可法回到了馆驿里。

    自从刘孔和告辞走了之后，冒襄又把事情仔细思考了一遍。虽然他答应了对方的请求，但这毕竟不是一件小事。自己贸然向史可法提出，万一失实，不只会给史可法增添无谓的烦扰，而且也显得自己太过轻信浮躁，没有分辨力。“虽然照例应当转告，但也要把握得稳妥些才成，可不能在那群幕僚面前闹出笑话！”他想。所以，当张自烈回来之后，冒襄就把朋友招进寝室里，打算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

    “那刘孔和同东平伯乃是叔侄之亲，不过因细故失欢，又何至于害及性命！”张自烈一边打着酒嗝，一边说出不可信的理由。

    “此一层，弟原也是这等想，唯是……”

    “何况，”张自烈一摇手，“这种谁也说不清的家事，你我外人，又何必管他那么多！”这么说了之后，他就闭上眼睛，露出酒后思睡的倦态。

    冒襄摇摇头：“话可不能这等说，刘孔和大小也是一位副总戎，若以细故见害，王法何存？军心何安？况且刘孔和的尊大人当年手定逆案，大有功于社稷，我东林之家均受其惠。他后人有厄，我辈又岂能袖手不管！”

    张自烈睁开眼睛，疑惑地望了朋友一会，随即又重新闭上：“只凭刘孔和一面之词，我们就替他出面，只怕史公闻知，也会怪我等浑不懂事！”

    这一点，正是冒襄所顾虑的。但既然应承了刘孔和，他也不想轻易食言，于是迟疑着又说：“虽是一面之词，但按之于东平伯平日之为人，似也并非无据。譬如这一次刘总宪赴京上任，他竟敢遣人行刺，便可证一斑！”

    “谋刺之事，”张自烈摇摇头，“弟不曾听说，只怕也是刘孔和自造的危言！”停了停，发现冒襄不搭腔，他又补充说：“东平伯如今可是马瑶草的一名死党。即便我辈不去撩拨他，他已是处处同史公掣肘为难；若因刘孔和之故给他抓住话柄，今后这淮东门户，只怕麻烦更甚。以弟之见，还应谨慎从事！”

    确实，以刘泽清目前的军事实力，加上有马士英在朝廷里做后台，只怕即使是史可法，也难以对他实行有效的约束；相反，还要尽可能优容，以借助他来拱卫江淮地区，乃至推行北伐的大计。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去插手他们叔侄间的私怨，无疑很不明智。“嗯，为大局安危计，也许我不把这件事告知史公，也就算了？然而，要是刘孔和当真遭遇厄运，又怎么办？况且，我已经答应了他……”这么考虑着，冒襄就感到了一种选择的痛苦，一种迫使他从固有信念偏离开去的无情压力。他憎恨这种压力，试图加以抗拒，然而……

    第二天，冒襄很早就醒了。由于躺在床上，就止不住净想着昨夜的事，他干脆爬起来，披上衣服，走到窗前，由冒成侍候着，开始洗漱、梳头、穿戴。他一件接一件地，不慌不忙地进行着。这当儿，天已经放亮，几缕柔媚的阳光透过敞开的窗棂射进室内来，照亮了面前的板壁，也带进来早晨特有的清爽宜人气息。这富有生机的气息，驱散了冒襄夜来的烦恼，使他的心情变得开朗起来。“哎，我又何必庸人自扰！至少刘孔和昨夜来过这件事，还是应该告知史公。如何处置，史公自会拿主意。当然，也许一切都是过虑，其实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瞧，今日的天气有多么好！”然而，他却没能把这种愉快的心情保持下去，因为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接着门帘一掀，露出了张自烈的脸：

    “辟疆，起来了么？”他问，“嗯，好。快过花厅去，史公有要事商议！”

    “什么事？”冒襄疑惑地问。

    张自烈摇摇头：“听说北边有什么消息，弟也未得其详！”

    所谓“北边”的消息，自从农民军向西撤退之后，就是指的清国方面。由于清军入踞北京已经三月有余，不但没有同江南的弘光朝廷联系，商谈交接事宜，反而派兵进占河北、山东的重要关隘。到底他们的目的何在，下一步有什么图谋，近日来已经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就在半个月前，明朝派出以左懋第为首的使团，曾取道这儿，北上交涉。“莫非他们有什么消息捎回来不成？”冒襄想，于是不敢拖延，连忙从冒成手中接过一把扇子，跟着张自烈匆匆往外走去。

    来到花厅，史可法已经同应廷吉、阎尔梅、何如宠、杨遇蕃等几位幕僚在等候着了。由于心里怀着一份疑惑，加上始终记挂着昨夜刘孔和来访那桩事情，冒襄一边同大家行礼、就座，一边不由自主地留意着史可法的神情。他发现，督师大人今天的脸孔，比离开扬州以来任何时候都要严峻，黑白间杂的眉毛紧皱着，一双因长期睡眠不足而布满红丝的眼睛，仿佛在凝聚着某种浓重的思虑，黧黑的脸色在晨光中显得有点灰白，本来就高耸的颧骨则更形凸出。他没有再对冒襄的病表示关心，等大家一坐定，就马上开口了：

    “列位先生，”他说，照例不带半句废话，“建虏派人致书来了，昨夜扬州加急递到的，来头非小，是由摄政王多尔衮署衔。其中真意何在，如何复他，请列位先生过目之后，有以见教。”说完，便从八仙桌上拿起一个小型的卷轴，递给了坐在旁边的阎尔梅。

    在山海关外壮大起来的建州女真族人，自万历年间建立起后金政权以来，便不断对明朝进行军事侵扰。到了崇祯九年，他们把国号改定为“清”之后，更进一步增长了扩充疆土的野心。经过两年前那一场松山战役，清国已经基本上取得了山海关以外的整个东北地区。不过雄才大略的清太宗皇太极，在崇祯十六年最后一次进入长城之后，不久便死去。由于他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经过一番争夺，结果由睿亲王多尔衮拥立清太宗的第三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那福临今年才只七岁，一切大权其实都操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中。如今清国方面的来书由他署名，可见性质的重要。至于眼下，史可法不顾很快就要前往校场阅武，急急地把幕僚们找来商量，无疑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冒襄听了，心情顿时紧张起来，连忙站起身，凑在阎尔梅的身后观看，发现来信是用汉文写的，誊录在卷轴上。只见上面写着：

    清摄政王致书于史老先生文几：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后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泐平安，拳致衷曲，未审何时得达？

    冒襄心想：这几句开场白，虽属照例的客套，却是下笔不俗，言简意赅，不知出自何人手笔？不过，其中提及对方早些日子曾让已经投降清国的史可程——也就是史可法之弟来书致意一事，据幕僚们说，史可法读信后勃然大怒，当场把信撕毁，北指大骂，发誓与史可程断绝兄弟之情。如今多尔衮又拾起这个话头，未免可笑！于是他接着看下去：

    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

    对方笔锋一转，立即抬出中国的传统礼制，指斥明朝在江南建立政权不合规矩，虽然是强词夺理，但气势凌厉，分明有从根本上否认弘光朝廷之意。冒襄心里不禁一凛。

    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荼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一矢，平西王吴三桂界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夙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枭獍。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扰。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连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几，聊慕虚名，顿忘实害，子甚惑之！

    冒襄心想：“说当闯贼犯阙之日，中国臣民不加一矢，未免贬抑太过。唯是闯贼是吴三桂向他们借了兵来打跑的，倒是实情，难以驳他，且看他怎么说？”

    我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自于明国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战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贼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踞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邪？夫闯贼但为明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

    本来，在信的开头，对方还摆出一副仗义兼爱的面孔，甜言蜜语地表示要帮助明朝讨“贼”报仇；然而，到这里便终于露出了凶暴的本相，竟然狂妄地要求江南朝廷不得“拥号称尊”，否则将被视为敌对行动，威胁要“转旆东征”，甚至扬言将联合农民军一起打过江南来。这就毫不掩饰地表明，对方此次入关，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在于彻底取代明朝的统治！如果说，在此之前，冒襄也同其他人一样，对于清兵的意图还有点摸不透的话，那么此刻就再也无可怀疑了。他睁大眼睛，怀着惊恐和愤慨，把这段话又看了一遍，越看越感到浑身发热，再也抵受不住，一挺腰，直起身来。

    “嗯，看完了么？”史可法迎着他的目光问。

    “没、没有……”

    史可法把手一摆：“看下去，看完了再说！”

    冒襄迟疑一下，只好重新弯下腰去。不过，下面的部分其实已经用不着细看了。对方无非试图用高官厚禄对以史可法为首的江南人士进行利诱，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后者促使弘光皇帝“削号归藩”，便会获得“列爵分土”“带砺山河”的厚遇；如若不然，大兵一到，便会招致“无穷之祸”等等。

    终于，信看完了。有好一阵子，花厅里变得一片静默，谁也没有说话。显然，大家被这封倨傲要挟、出言不逊的来信深深震动了，都感到事态严重。

    史可法捋着胡子，始终静静地坐着。他似乎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反应，因此并不急于催促大家发表意见，而宁可让大家深入地体味信中的严重含义，以便拿出更准确、更有价值的意见来。

    “竟敢要今上削号归藩，真是狂悖之极！”应廷吉终于睁大三角形的小眼睛，怒形于色地冒出一句。

    “他说什么——‘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分明是恃势讹诈，是可忍，孰不可忍！”杨遇蕃也愤愤地接了上来。

    “哼，打跑了一狼，却迎来一虎，吴三桂当初借兵驱贼，怎么就没虑及这一层！”一位身材瘦长的幕僚不胜懊悔地摇着脑袋，那是已故阁臣何如宠的孙子何亮工。

    阎尔梅长叹一声：“流寇也不只是‘狼’而已！设若吴平西不向建虏借兵，待彼立足一定，只怕来势更凶！”

    大家又不作声了。因为事实正是这样，农民军作为他们不共戴天的死敌，如果说，当崇祯皇帝在位时，倾举国之兵尚且无法抵挡，那么到了只剩下江南一隅之地，恐怕更难与之抗衡。所以，清国的军队一举打垮了农民军，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有一种起死回生之感。他们也并非没有想到，出兵相助自然不会是无偿的。如果对方所提出的是子女玉帛一类的要求，他们自然乐于考虑，还会由衷地表示谢意。问题是清方如今竟要求江南放弃政权，投降归顺，这就未免要价过高了！

    “哼，”一直没有开口的张自烈忽然站起来，铁青着脸说，“逆贼之亡，实在于彼恶贯满盈，天人共愤，且我江南亿兆军民，同仇敌忾，严阵以待，有以牵制之，令彼不敢并力东向，岂是全由建虏之力！如今此酋居功狂悖，出此谬妄之求，是视我江南为可欺也。如今之计，亦唯有决一死战而已！”

    “对，决一死战！”应廷吉也强硬起来。

    “对，对！”好几个人同声附和。

    但是冒襄却一声不响。无疑，不管是基于天朝上国的高度自尊，还是“华夷之防”的强固观念，都促使他也同大家一样，对于“化外小邦”清国的狂妄要求，感到极其愤慨，恨不得以最无情的痛击，把对方一举扫灭。但是，双方的强弱之势逆转到目前这一步，他又知道，那其实是做不到的。“决一死战”的结果，只能导致东南半壁陷入无穷的祸乱。而冒襄的家乡如皋，如今正处于长江北岸的“前线”，到时就会成为最先、也是最严重的受害者。在苟安的局面尚能维持的情况下，这是冒襄所不能接受的。“哼，张尔公的老家远在江西，他自然不难意气昂昂地侈言开战！”他冷冷地、不无反感地想。可是，这么一种理由目前却很难说得出口。所以，尽管心中不同意，他也只能尽自沉默着，不表示态度。

    “辟疆兄，依你之见？”一个沉稳的声音从主位上传来，冒襄蓦然抬头，发现史可法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

    “哦……”由于缺乏准备，冒襄一刹那间有点狼狈。他极力镇定自己，踌躇了一下，开始字斟句酌地说：“依晚生之见，似这等谬妄之求，建虏未必不知断难为我所准。他故高其价，只怕用意仍在多得输币与割地。倘如此，便当即速复书，严斥彼之狂悖。至于其他，倒不妨示以宽仁，稍餍其欲，恩威并用，或可……”

    “哎，此言差矣！”不待他说完，张自烈已经厉声接上来，“建虏二十年间，处心积虑，其志岂是区区子女玉帛所能餍足者！至于割地，现今河北、山东已入其手，又何烦复求于我？欲以一纸和书而令彼裹足回心，岂非妄想！”

    冒襄的脸孔刷地涨红了。自然，他也知道，自己的说法只是一种软弱的愿望，其实不足以服人。正因如此，出自老朋友之口的尖锐反驳，就更加令他难堪。有好一阵子，他睁圆了俊美的眼睛，又气又急地盯着张自烈。如果不是史可法及时加以阻止，他很可能就会同对方争吵起来。

    史可法显然注意到了这种情绪。他做了一个不要激动的手势，然后，慢慢地捋着胡子，半晌，才说：“书也要复，战也要备。能和最好，实在不能和，亦只有决一死战而已！”停了停，又心情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到战，淮扬之兵虽然强弱参差，尚堪一用。弟所忧者，倒是朝中的门户之争，水火日亟。国事之坏，只怕实在于彼——哎，时候不早了，先去阅武吧，此事回头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