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部长是中欣父亲的堂叔，没出五服，是很亲的。赵家坪是他们那一带的大寨子，赵姓是大姓，有钱的大多也姓赵。不过当时那种穷山沟，有钱也有不到哪里去，无非多几亩水田十几亩坡地，无非多三两间房。无非多几床棉被垫絮，日子一样清苦得很。男女老少也一样要劳作，一样吃苞谷吃红薯，哪像黄世仁刘文采那样？赵部长家原来也算是有几石田一间磨坊的小康人家，但父亲爱赌，成家几年后便将家产输光了，成了赤贫。民国十八年，第一次闹红军的时候，赵部长跟着一支部队走了。他说其实当时啥也不懂，只想有一口饭吃，只想出去闯闯世界，在家里看不到前途，就像今天农村青年外出打工一样。到哪里去，打什么工，都不知道。几件衣服一裹就上路了。那时也是这样。也不知道哪是革命队伍，哪是反革命队伍。赵部长说他的一个兄弟因为腿上长疮，说晚几天去追他的队伍，结果他追上了白军，后来死在宜昌会战中，虽说是打日本人死的，连个烈士也没捞上。赵部长当了几年红军，打打跑跑，胜胜败败，吃了不少苦。后来红军的势力又大了起来，又回到赵家坪一带发展，成立了苏维埃，组织了赤卫军，招来了一批青少年，舞刀弄棒，唱歌识字，打土豪，分粮食，很是热闹。山区的娃子很孤寂，抬头见山，低头见谷，一辈子就那么几个人来来往往苦熬日子，这一下子几十几百在一起闹腾，很吸引人。况且打了地主土豪，还可以好好吃喝一顿，分上几件衣裳。还可以听到许多革命大道理，等革命成功之后，可以分地分房分牛分羊，还可以到大城市去。最刺激人的，就是可以将那些平日有钱有势的人和他们家的女人孩子捆起来游街，戴高帽子，在大会上吼他们骂他们，踢他们打他们，还可以枪毙，杀头。赵部长说，所以到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一些老家伙吃了很多亏，私下里又气又恨又不理解。我说，你们看看今天这些红卫兵娃儿，和我们当初不是一样嘛！捆绑，游街，挂牌牌，戴高帽子，连喊的口号都是我们当年的：造反造反造反！一切权力归农会……

    中欣父亲家当时还算富裕，他爸死得早，给孤儿寡母留下几石水田和街上一间小山货铺。那时中欣的奶奶还很年轻，人很勤快，又精明，将水田租了出去，每年收些租子，用后来的说法，叫地主婆吧。她自己请了一个人，一起经营街上的那间山货铺子，家产渐渐比她丈夫在世的时候还大了起来，她便让儿子念书。赵部长说，我们回去的时候，你们的父亲十三四岁，已经念到高小了。在我们山里，那是很高的文化了。那高小是当地一个乡绅办的，红军来了就停了，学校成了苏维埃政府。中欣的父亲没有书念，便成天在操场边看赤卫军儿童团开会操练。有几次，他找到赵部长，说要参加。赵部长说，穷人才能参加呢，你们家又有铺子又有田，看你爸不在了，你妈一个妇道人家领着你过活不容易，要不然，说打你家就打你家呢！赵部长说，你们的父亲当时听了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来。可能是从小丧父，他从小就很孤僻，和他娘也不太说话。那时，常有他娘的风言风语，一个年轻能干的女人，男人没了，这些话哪少得了呢？山里人，就用这些话来混日子呢。为这些话，你们的父亲常跟别人打架，总被别人打得鼻青脸肿，但他很犟，回去也不说。下次又打。他娘知道了，哭过好几次，说等高小读完，就让他到县城去念书。就是这个时候，红军又回来了。

    赵家坪一带的革命势力越来越大，今天东征，明日西伐，常常带回许多令人眼红的战利品。衣裳也渐渐正规了，有许多人穿上了青靛染的机织布军装。还有的人配上了真家伙，长枪短枪手榴弹都有。有一回，说要将一部分赤卫军编入正规军，然后开拔去打县城。县城离赵家坪有七八十里路，翻山越岭的，许多赵家坪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说要打县城，那感觉就跟今天说要去打美国一样。新鲜得很哪！县城有洋房，有电灯，有戏园子，还有四个轱辘的汽车和两个轱辘的脚踏车……反正打县城的消息让全体红军战士，赤卫军战士，儿童团战士和全体赵家坪的受苦人兴奋得像孩子要过年一样。

    队伍开拔的那一天晚上，中欣的父亲找到赵部长，把他拉到一个僻静处，叫了一声叔，刚说一句带我走，便嚎啕大哭了起来。赵部长说，你娘就你这么一根独苗，再说，你还没有一杆枪高呢。中欣的父亲从怀里抽出一把磨得晶亮的柴刀说，我就用这个。赵部长一看笑了，说，你真要革命，去把你们家屋子烧了。赵部长说，他当时这么说，只是随口开个玩笑，是想把他挡回去。这话刚一说完，那个文文静静的读书伢子调头就走了。

    晚饭过后，队伍正要准备出发，忽然看见东边的夜空腾起一片火光。火借风势，很快便蔓延成了一片火海。赵部长说，他当时在心里直叫娘，没想到这小子果真就回去放火烧房子了。中欣父亲家的房子在赵家坪的东头，那天刚好是东风，眨眼之间，数十幢房子便都在火海里了。许多赤卫军要赶回去救火，但又不敢延误军机，一个个是又哭又叫又骂又跳，干着急，没办法，都说是地主老财在报复革命呢。此时，只有赵部长一个人知道这把火是如何烧起来的。部队出发的时候，中欣的父亲出现在赵部长面前，说，叔，我照你说的做了。赵部长说他当时真恨不得一巴掌把这个疯小子给拍死过去，但又怕那些刚刚编入红军的乡亲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只恶狠狠地对中欣父亲说，跟老子走！这件事你要是对第三个人说了，我把你的头揪下来！

    在那一片火光中，中欣的父亲离开了家乡，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打县城的那一仗，败得很惨，红军死伤过半，元气大伤。地主武装乘机反扑，将原来几个红色根据地都收复了。从此，红军再也没有回来过，直到一九四九年春天。

    赵部长说，可能有人看见了中欣父亲放火，再说火是从他家烧起来的，着火之后他又跟红军走了，怎么想都是他干的。那天，他娘从街上铺子里赶回来后，儿子不见了，居住了几代人的祖屋已是一片瓦砾。

    有了这么一个儿子，她里外不是人了。红军这边的人说她这个地主婆的儿子烧了别人的家产，清乡团那边的人说她儿子跟了红军她就是匪属。中欣父亲那可怜的寡母后来就不知去向了。据说解放以后，中欣的父亲托地方政府四处打听过他母亲的下落，都没有打听到。中欣的父亲从此不再回乡。

    赵部长说，那一把火几乎毁了赵家坪。他在五十年代初回去的时候，当年那些断垣残壁还原样戳着，上面烟熏火燎的印迹都还在。赵家坪的男丁本来就跟革命走了一半，剩下的逃的逃杀的杀，加上那场大火，几十年血雨腥风，差不多是个荒村了。直到三年灾害时，一些从四川河南逃荒出来的饥民在那儿落了户，才渐渐有了一些生气。到那时，赵姓已经是小姓了。

    11

    几年以后，赵部长得了胃癌。查出来时已经转移。中欣的父亲一知情，立刻打电话让中欣两口子马上去医院探望，说他尽快从北京赶来。那时，他自己也已是古稀之人了。

    在病房里见到赵部长，他竟没有一点绝症病人的模样，正盘腿坐在病床上自己跟自己玩扑克牌呢，也没见人陪伴。赵部长说，我让他们都走了，还没死，都围着干吗？谈起病情，赵部长说，我早知道要得这个病的。

    中欣问为什么？

    赵部长说，我做过造孽的事呢，你爸没给你说过？

    中欣说，什么事？没说过。你知道我爸那人，啥都不说。

    赵部长很诡秘地压低了声音说，我吃过人。

    那天晚上，赵部长讲了一个苦难又恐怖的故事。

    1936年底，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结束了。一、二、四方面军先后抵达陕北。但不知为什么，还没有喘上一口气，上面又要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西征，去往宁夏青海一带，扩展革命地盘，开辟国际通道。那支部队就是刚刚组建便永远消失了的西路军――那是当时红军最强大的一支部队。

    西渡黄河的时候，部队被打散了，一部分突出重围撤回陕北，一部分被敌人打得七零八碎，被迫向大戈壁深处逃去。

    大戈壁上，只有望不到边的石头和风沙，没有水，没有粮食，连可以取暖的柴草都找不到。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特别冷，冷到你一摸枪管，就会把手上的皮肉粘下来。那一带是宁青马家军的地盘。马家军大多是骑兵，人强马悍，熟悉环境，呼啦啦一阵风地来了，刀劈马蹋一阵，又呼啦啦一阵风地去了。被打得七零八落的西路军战士，又冷又饿，根本没有招架之力。西路军中最著名的妇女先锋团，最先过黄河，也是最先遭难的。一路上都能看到她们被冻死被打死被糟蹋死的尸体。那些尸体后来又被狼群掏空，只剩下一些衣物碎片和一副副白骨，看了让人哭都哭不出来。那些没有死的女兵，被敌人抓去之后，也受尽凌辱，许多也被折腾死了。那都是一些十八九岁，二十来岁女红军，她们刚刚跟着男人们一起走完了九死一生的长征路。

    赵部长当时是连长，中欣的父亲就在他连里，那时他已经是排长了。他们连只剩下二三十人，一个个形同鬼魂，每天都有人倒下死去。一天，他们又遭遇到一支小股骑兵的袭扰――那时，马家军已经不把他们当一回事了，有时一个人骑了马就敢来冲他们放一阵子枪，然后玩儿一样离去。那天中午，太阳很好，他们便在晒得有些温热的低洼石滩上互相紧紧搂抱着打个盹。夜里他们是不敢睡着的，一睡着便会冻死。他们听见了大地远远传来的马蹄声，起身一望，天边有一股翻滚的尘土向他们逼来。赵部长说，打，总是一个活不成了。以往这种情况，他们常常将队伍分散，尽量避免和敌人发生冲突，即便被发现，也可以减少损失。但现在，他们已没有多少人可以分散了。中欣的父亲当时已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那时他大概才十七八岁吧？正是要吃饭的时候。他嗓子眼里挤出几个字：打，痛痛快快，打一仗。死了算！

    那几个骑兵没想到突然遇到这么猛烈的抵抗，也没摸清楚对方到底有多少人马，远远围着他们转了几圈，打了一声唿哨便撤了。撤了不久，忽然看见一个骑兵又返了回来，在刚才转过圈的地方寻什么，也许是他太没有把红军当一回事了，也许是他太专注于找东西，他渐渐走进了红军的射程。中欣的父亲一直在一块大石头后边用枪瞄着他，赵部长还以为他是防范敌人突然进攻。就在那时枪响了，那个骑兵从马上掉下来。赵部长狠狠骂了一句，小狗日谁要你开枪！中欣的父亲说，打那匹马吃。紧接着又开一枪。马受了惊，撇下主人跑掉了。红军端着枪围上去，那个骑兵没死，只是臂上受了伤，大家一拥而上，一瞬间将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剥夺光――马枪、马刀、匕首、皮靴、皮帽、皮裤、皮袄、皮背心……剥得只剩下一条内裤和一副裹脚布。战利品中最珍贵的是一包镆，就是西北人用来做肉夹馍的那种面饼，结结实实的小半斤一个，一共十来个，还有一砣干羊肉。一眨眼间，这些东西全进入的红军战士的肚子。吃完后才想起来，得马上逃走。敌人发现少了一个人，会回头来找的。俘虏怎么办，杀掉？还是放走？剐光了他的衣服，才发现那还是个孩子，虽然个子已不小了，但身上的皮肉还是嫩的，白白净净。望着一个个人模鬼样的红军战士，一边哆嗦一边发出小羊一样绝望的哭泣声。他胳膊上被穿了一个弹眼，血流不止。赵部长叫一个战士用那个骑兵的裹脚布给他把伤口扎紧，又扔了几件破衣服给他，说了一声，走！带上。

    走到第三天，又有几个战士死了。那个受伤的骑兵又冷又饿，也是奄奄一息了。他们从小就在马背上过的，哪能这么走路呢？到后来几乎是让红军战士架着他在地上拖。队伍走到一片荆棘林子时，赵部长说，他想都没想，上去就朝那骑兵的脖子大血管处捅了一刀。那骑兵倒了下去，年轻的血喷了出来，直喷出几丈远。赵部长把刀交给中欣的父亲，去，把肉剔下来，一人一份。

    荆棘林子里，满地都是冻脆了掉在地上的枝条。战士们用那些枝条烤肉。烤熟了，再分成七份，每天只能吃一份，多吃枪毙。

    凭了那几十斤肉，他们走出了苍苍茫茫的大戈壁。

    赵部长说，说是当时想都没想，是已经不需要再想了。他一开始就有这个念头，他一路上都在想这件事。

    后来这件事被组织上知道了，将他们全体抓了起来。赵部长对大家说，和你们无关，这事是我一个人做的。

    赵部长被判了死刑。

    大家都被放了。但大家不走，全体跪在地上，他们对组织上说，没有连长，我们活不到今天，也不能再去抗日杀敌。他们跪了几天，赵部长终于免了一死，但军籍，党籍，连长什么都没有了，以刑徒之身，发配到前线，戴罪立功。

    赵部长说，从那以后，他的胃里就有感觉。他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

    中欣和可可直听得心惊肉跳，听到后来，中欣眼泪哗哗直淌。讲过那么多战争故事的父亲，对这件事一直守口如瓶。

    赵部长去世的时候，当初的那些人，只要还活着的，活着还有一口气的，都来了。追悼会上，别人都是鞠躬，他们那五六个人一起走到赵部长跟前，“嗵”地一声全部跪下，边哭边磕头。他们什么话都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