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在人声嘈杂的地方，偷偷地看着她。比如下课后热闹得像菜市场一样的教室。我的眼光可以被很多人的身影遮盖，放心地落在她身上。她还是老样子，只不过麻花辫又长了些。她以前喜欢穿小圆领的白衬衣，今年跟学校里的很多女孩子一样换成了大领口。我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打量着她，没有我的日子还算平静，她跟吴莉聊天，她歪着头故作用功状，她像最开始那样每天跟周雷一起吃饭，一起回家。现在我得费很大的力气来回忆，认识她之前，我是怎样生活的。这是个苦差事，尤其是在准备高考的时候。

    黄昏的教室里弥漫着一股花香。还有隐隐约约的肖强店里的音乐。灭绝师太在教室里兜圈子。“江东你发什么呆？你是不是已经特别有把握了？不然怎么这么闲得无聊？”周围一阵窃笑。师太的声音永远悠然自得，特别是在整人的时候。

    记忆里异常清晰的，永远是这些没有意义的片断。那些日子，一九九七年三月一号，我对天杨说：“咱们还是算了吧。”之后的事情，我自己也很糊涂。可以肯定的只是在那段时间内，大街小巷都在放任贤齐的。我对肖强说：“求你别跟着起哄行不行？至少我在的时候你别放，我实在受不了那个人。”

    其实那段日子，我受不了任何音乐。难听的自不必说，好听的也不行。那些声音，那些流畅的声音就像是某种液体，不费吹灰之力就钻到我心里一个最软、最疼的地方去。我还以为我已足够坚强。至少我可以装得若无其事。至少我可以对别人的语言、动作、表情或者别的什么无动于衷。可是在音乐面前，我却手足无措。因为这东西不是尘世中的东西，它从天而降。任何铜墙铁壁的防守也奈何不得它。任何音乐，在那段时间，古典、爵士、华语歌，甚至琵琶独奏，都让我心生畏惧狼狈不堪。我怕它们。

    某个午后，我路过音乐教室。音乐老师正在辅导我们高三一个准备考音乐系的女孩弹钢琴。跟她说这儿快点，那儿慢点。两秒钟后，我就听见一阵音乐，不知是贝多芬，还是莫扎特，夹着音乐教室好得不能再好的共鸣。在狭长的走廊里华丽地注视着我。我咬了咬牙，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就该下楼了。走到楼梯口却终于忍不住，像逃命一样地往楼下冲，直冲到完全听不见一点声音的那一层。喘着粗气对自己说：丢人。

    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了我的火车站。天杨穿了一条鲜红色的连衣裙，坐在火车顶上。汽笛悠长，我说天杨你要去哪儿？她说你没看见我的红衣服吗？我要结婚了。我会寄明信片给你的。火车开了，我醒了。一身的汗，电话铃就在这个时候响起。我“喂”了好几声，那边一点声音都没有。

    “天杨。是不是你？”我说，“天杨，我知道是你。天杨你怎么不说话。天杨，我想你。我真想你天杨。”不管了，我终于说了。然后我听见一个老头儿的声音：“不好意思，我打错了。”

    要是我今年不是十八岁，而是二十八岁就好了。我就有更多的办法，更多的力量。那时我常常这么想。不过我现在才明白，你永远没有足够的办法和力量，因为永远没有一件事是等你完全准备好了以后才发生。举例说，那天下午，我又碰到了方可寒。

    那是星期六的傍晚，老地方——篮球馆的地下室，我看见方可寒和隔壁班的一个男生打得正热闹。那男生扭着她的胳膊，她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用剩下的一只手在那男生脸上留下五条美丽的血道子。那男人没种，惨叫一声把她推开，一转脸看见了我，就狼狈地拎起书包蹿了出去。她缩在墙角，头发滑下来挡住了脸。

    “方可寒。”我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还真是有缘分，我想。不仅是和她，还有和这个地下室。她抬起头我才发现，血从她的鼻子里不断地涌出来，衬得她脸色惨白。

    “把头仰起来。”我说，“要不要紧？”

    “没事。”她的声音有点哑，“是刚才那家伙一推我，我撞到墙上去了。”

    很多张可怜的餐巾纸变成了桃花扇。“要多仰一会儿头。”我对她说。从我站的角度，正好看见她漆黑的眼睛。

    “拜托你帮我看看，我衣服上有没有血？”她说。

    “有一点，在裙摆上，不过不要紧。”

    “妈的。”她骂着，“这条裙子是我今天刚刚换上的，得干洗。”

    “你还来干什么？”

    “你以为我想来这鬼地方？”她瞪着我，“那个家伙在我这儿赊了N次账，我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结果他还要和我耍赖。我就说我要去跟校长讲你也是我的客人，我是诈他的，他就急了，真是个傻逼。”

    “上楼去洗个脸吧，”我说，“要不怪吓人的。”

    “不用。”她说得很干脆，“不想撞见人。”

    “那你就这样走到大街上会影响市容，不信？”

    她笑了。

    我们穿过走廊的时候，夕阳西下，让许多投在我们身上的惊讶的眼光变得不再那么刺眼。她今天没有化妆，很简单的黑色上衣和粉红色的半身裙，看上去没有平时那么妖。

    “你有什么打算？”坐在麦当劳里的时候我问她，“你准备考大学吗？”

    “当然要考。”她笑，“这个地方已经快把我憋死了，我现在做梦都想去个大城市。”

    “我也是。”

    “而且要是我考上大学再去坐台的话会赚很多的——女大学生嘛，你知道吗？在北京有些夜总会，比如‘天上人间’，一晚上三千不算什么。”

    “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打趣她。

    那天晚上我们就这样聊了很久，气氛不可思议地平和，一点没有我们往日的那种剑拔弩张。我们聊的都是筒子楼里的伙伴，她告诉我谁当兵了，谁考上大学了，谁在酒店做服务员，还有那个小时候总是联合所有女孩子孤立方可寒的“小特务”，她曾经跑来求方可寒“带她入行”。

    “你知道‘小特务’那时候为什么那么恨我吗？”她笑着问。

    “小的时候哪个女孩不恨你？”

    “才不是。”她故作神秘地停顿，“因为‘小特务’喜欢你。可是每次都是我去你们家写作业。”

    “有这事儿？”

    “怎么，动心了？这容易，我有‘小特务’的呼机号，不过她现在比我混得好，跟她睡一晚上可贵了。”

    “别胡说八道，我他妈不是公牛。”

    “就是，让你的宋天杨知道了还不吃了你。”她说，“忘了问你，宋天杨小朋友好吗？”

    “散了。”我勉强地笑笑。

    “为什么——”她大叫一声，惹得邻桌的人都看她。

    “没什么为什么。”我胡乱地应付着，“就是没意思了。”

    “你哄鬼。”她打断我，“别拿我当傻子，你才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她紧紧地盯着我。我低下头，拨着杯子里的冰块。

    “江东，你跟我说实话。”她不依不饶，“是不是跟我有关系？”

    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不敢看她的脸。只是注视着她略略痉挛的手指。我还以为她会把她手里的汉堡对着我的脑袋扔过来，但是她半天没有声音。

    两行泪从她的脸上滑下来，她看着我，慢慢地说：“妈的江东，你怎么这么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