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中央电视台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火爆全国之后，2007年5月16日香港凤凰卫视著名栏目《世纪大讲堂》邀请山西著名作家、文化学者王进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堂世纪大厅开讲《解密晋商文化》。凤凰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曾子墨与北京大学两百多名学生教师现场聆听了山西作家、学者王进的精彩演讲。北京大学百年纪念堂，是国学大师展示风采的最高殿堂。香港凤凰卫视，是面向海外宣传中华文化的主流媒体。《世纪大讲堂》栏目是凤凰卫视的名牌栏目，曾经邀请李敖、余秋雨、王鲁湘、余光中、刘心武等多位文化大师做客北京大学百年纪念堂，开讲中华文化，在海内外影响很大，特别是对海外华人吸引力很强。山西作家、学者王进多年来致力于三晋文化，特别是晋商文化的研究，写出了三百多万字的作品，包括晋商文化长篇小说《财雄天下》，晋商文化系列专题片《晋商大院》，曾经最早与时任祁县县长的曹煜、县委宣传部长荣贵等人策划了电视剧《乔家大院》。王进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凤凰卫视等海内外媒体的采访，对晋商文化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次，他做客《世纪大讲堂》，主要从当年晋商的财富规模、创造财富的历史传奇和晋商的文化财富等三个方面，与凤凰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曾子墨、北京大学学生进行交流。据悉，三十而立的山西作家、学者王进，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自开坛以来邀请讲课的最年轻的专家学者，王进著述丰富，博闻强记、观点新颖，文化内涵丰富，演讲风趣幽默，颇受海内外瞩目。他的精彩演讲，使北大学生重新认识了古老而厚重的人文山西。
曾子墨：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在2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群体，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勇气和独创的精神，不仅获得了“海内最富”的荣誉称号，而且还让当时的山西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这个群体我们称之为“晋商”。那么，晋商为当时的中国贡献了多少的财富，晋商又是如何形成的，晋商文化有着怎样的特点，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有关这些话题，我们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作家王进先生，欢迎您。（掌声）
首先带大家一起通过大屏幕认识一下王进先生。
王进先生是1968年出生于山西太原，他保留了很多60年代生人的特性，比如说上个世纪80年代，他曾经经历过诗人的生活，所以至今依然保留了诗人一般的理想情怀，有针砭时弊的性格。而且当过教师、公务员、旅行社经理，现在是职业撰稿人，有小说《财雄天下》等很多部作品问世。对本土文化的热爱，让王进先生多年来执著于山西历史文化的研究。而且对200多年前创造了海内最富奇迹的晋商，无疑也成为了他最为关注的典型群体。
曾子墨：王进先生，您自己也是一个山西人，其实即便是对山西本土文化热爱，可以有很多的方面，为什么会选择晋商来作为您特别研究的对象呢？
王进：这些年我致力研究晋商文化，有两条原因。一条原因，晋商现在是影视剧追捧的热点题材，过去张艺谋在乔家大院拍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不仅炒红了巩俐，也炒红了乔家大院。这些年来又有一部分晋商大戏上演，比如说《龙票》，比如说，尤其是最近的《乔家大院》，非常的火爆。第二个原因，我之所以关注晋商，主要由于我们山西这个地理环境，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批财富英雄，给我们带来很多文化思考。
曾子墨：之前您作为山西人，生活在山西，了解晋商的这些故事吗？
王进：了解，因为我从小是这个环境中耳闻目染长大的，我们家是晋中人，离孔祥熙的老家不远。孔祥熙呢，当时娶了海外华商宋耀如的女儿——宋蔼龄，当时宋蔼龄看不起孔祥熙，认为他是一个山西的小土财主。结果她去到婆家一看呢（孔祥熙娶了宋蔼龄以后，宋蔼龄就跟着他回了一趟山西，这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去了以后发现，在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县城里，竟有八家全国有名的票号总部都设在这个城里，这个县叫做太谷县。这里票号林立，汇通天下，风云突变。当时太谷城，可以这么讲，太谷城打一个喷嚏，大上海、大天津、大北京都要得了重感冒。所以在那个时代，太谷县就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曾子墨：我不知道有一个说法，您有没有听说过，当然我不希望您有一些负面的理解，也不是对所有的山西人失敬。那对很多中国人，在很多内地人的印象当中，都觉得好像是，山西人有些小气。抱歉，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和山西这种传统文化也有关系呢？
王进：是的，山西人比较抠，比较小气。
曾子墨：您自己也承认？
王进：这个是公认，山西人是靠抠起家的。
王进：山西人把小气和抠作为美德呢，因为在山西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太多了，晋商能够兴旺发达，最初起步靠的就是“抠”。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富不过三代，清官不到头”。任何大富人家都传不到三代，但是山西很多大户人家不仅传了十几二十代，甚至有的传了六七百年，什么原因，这就是抠，这就是文化。节俭使他们懂得了兴亡之道、兴衰之理，更替之本。从晋商的角度讲，为什么盖了那么多豪宅大院，为什么一传就是几百年，就是因为晋商懂得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如果把钱留给子孙，只能传一代，一代就挥霍得没有了。如果把大院留给子孙，可能传三代，三代以后就破败不堪了。如果把这种抠的文化传承下去，可以传承万代。所以，抠是山西人的特征，这种节俭的作风，能够传万代的话，山西就能够代代兴旺，大院就能够步步扩张，所以今天留下那些豪宅大院是一点一滴积累的结果。（掌声）
曾子墨：这些年这么多热播的有关晋商题材的电视剧，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是每部都看吗？
王进：我每部都看，我之所以在这个地方讲晋商文化，就是因为我对这几部电视剧都有意见，所以要坐到这儿讲晋商文化。为什么？这几部电视剧都是误读了晋商，误读了晋商文化。你比如说，《大红灯笼高高挂》讲的是一个妻妾成群的故事。《龙票》讲的什么故事呢，是山西一个晋商叫做祁子俊，家里有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太原有个相好，北京有个格格，十里洋场有个交际花，一个男人和四个女人的恩怨缠绵构成了《龙票》。讲的又是什么故事呢？讲的是一个美女和一个晋商的三公子一见钟情，但是没想到回去呢，阴差阳错，三公子的父亲娶这个美女做自己的姨太太，父子俩人围绕这个美女产生了种种纠葛，这是。《乔家大院》虽然很好看，虽然很动人，但是呢，也有致命的硬伤。一个致命的硬伤，就是什么呢，乔智庸的发达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女人。两次都是靠女人。
这几部电视剧给我一个感觉，都是穿着晋商衣服，拿着晋商道具，骨子里却是现代奇情孽恋的故事。
历史上晋商很严格自律，为什么能够成就晋商？不能纳妾，不能嫖娼、不能赌博、不能吸大烟、不准欺骗顾客，几乎和个清教徒一样。过去的晋商，过去的票号里面，过去的商号，是培养人才的学校，和我们今天这些故事，电视剧里讲的这些男男女女，奇情孽恋，屋里屋外，床上床下，完全是两回事。（掌声）
曾子墨：既然您说这些有关晋商的电视剧，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现实，没有给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那我想今天呢，演讲呢，也正像您带到这里的目的一样，我们也希望您能够还原给我们一个真实的，有关晋商的历史。掌声欢迎，您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掌声）
王进：山西是一个很穷的地方，但是在过去，山西创造了惊人的财富。创造了哪些惊人的财富呢？可以用数字来说明，在清代初年的时候，拥有千万两家产的大户人家，中国只有两家，叫做南季北亢。南方是季家，北方是亢家。我们山西临汾亢家拥有千万两以上的白银，在扬州沿大运河沿岸建有十几里长的私家花园。这是拥有家产千万两以上的晋商。八百万两白银以上实力的晋商有两家，一个是（山西介休）的冀家，一个是（介休）的侯家。五百万两白银以上的家族，这就是祁县的乔家、渠家，太谷的貟家，榆次的王家和太谷县的曹家。五百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拿清代乾隆三十五年国家财政相比，乾隆三十五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是三千五百万两白银。三千五百万两白银！言外之意就是说，晋商三、五家财富的总和就和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旗鼓相当。这足以说明，清代中期以前，山西就达到了财雄天下，富可敌国的地步。
再举一个形象的例子，晋商有一个商号叫做大盛魁，大盛魁当时的财富，大到什么地步呢？可以这么来形容，如果用白银铺路，拿五十两一锭的白银铺路，可以从今天的乌兰巴托，当时叫库仑，一直铺到北京。所以这条晋商西行之路被称为“万里白银之路”。清代晚年，学者徐珂写了一本书叫《清稗类钞》，《清稗类钞》里讲全国富商百强中，排名前16位者都是山西人。这是清代，再往前推三百年，文学家谢肇制在《五杂俎》这本书里面就讲到“天下富室者，江南推新安，江北推山右”。新安就是徽商，山右就是山西人，所以从这个历史角度来讲，山西在这么贫穷的自然环境下，创造了这么大的财富，令我们今天非常的（汗颜），为什么会创造这些财富，我觉得有好多方面的原因。
王进：首先我感觉是政治原因，山西这个地方是个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我把它概括成四句话，叫做：天下王气出山西，天下霸气出山西，天下文气出山西，天下财气出山西，山西文化就是这个特色。天气王气出山西，山西历史上是出皇上的地方。远古时期的尧舜禹，春秋战国时期的晋文公、赵简子，汉文帝刘恒，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后汉皇帝刘渊，后赵皇帝石勒。北魏皇帝拓跋珪，北齐皇帝高欢、高洋父子，隋末的时候，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于太原……山西还出了一位女皇帝，叫武则天。所以唐玄宗李隆基评价山西，评价太原，叫做“井邑龙斯跃，城池凤翔余”——山西是一个龙翔凤舞的地方。
王进：山西有十大资源，大同有胡麻和玉石，太原又有粮食和酿酒技术。就酿酒技术而言，山西的汾酒最早见诸于北齐。唐朝的时候，有个大诗人杜牧在一首叫做《清明》的诗里面提到了杏花村汾酒，“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汾酒的酿造技术自北齐以后就已经非常成熟，公元1707年，山西商人到贵州去发展，把酿酒技术带到了贵州，成就了今日闻名遐尔的茅台酒。临汾这个地方有两大资源，第一是棉花，第二是麻纸。运城的两大资源第一是食盐，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这个食盐，第二就是香烟，烟叶。晋东南长治、晋城一带，它的资源主要在瓷器和铁矿。晋东的阳泉这个地方，它的主要资源是砂货和陶器……
所以山西资源丰富。宋代以后的山西人，为了发展经济，先从盐业起家。哪些地方需要这些，就贩到哪里去。所以，经过200年的努力，山西在全国建立了十大商贸区，第一是东北商贸区，山西人主要在那里做什么？主要是做参茸和药材。我们现在都知道是山东人闯关东，你知道山东人为什么闯关东？都是山西人带着钱到东北去开发，招募山东的苦力到那里去种地的，所以有山东人闯关东。第二是北京商业圈，山西人在北京干什么？第一是做杂货，第二是做古玩，杂货，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比如“六必居”的酱菜，还有前门大街“都一处”的稍麦王，这都是山西人的买卖，都是山西人的商号。山西人京城做古玩那是炉火纯青。天下古玩，80%的木器出在山西，70%的珐琅器出在山西，60%的琉璃出在山西，50%的石佛、玉佛出在山西，40%的字画出在山西，30%的民间瓷器，民窑瓷器出在山西！所以山西人主要在北京这个市场上做古玩。第三个商贸圈是两淮商贸圈，就是淮南淮北，今天安徽、江苏、山东一带，山西人主要在那儿经营什么，主要经营盐业，食盐。过去食盐是暴利产业！
王进：山西人还建立了上海商业圈，山西人在上海做什么？主要是做票号，山西在上海滩共有25家票号，他们共同在上海成立了山西汇业公所，与当时的外国银行竞争，和南帮银行竞争，三足鼎立有其一，这是山西人在上海的商业圈。
王进：更重要的是山西人开拓了对外蒙的国际大市场，他们北出大同、绥远，一直延伸到库仑，并在中俄交界处的恰克图建立了买卖城，控制了中俄双方有关茶叶、丝绸、胡麻、玉石、食盐等大宗的商品贸易。
总之，山西人依托资源优势和自身的勤奋，在全国建立了十大商业圈。
王进：山西人很会抓机遇优势，在历史上抓住了三次难得的历史发展的机遇。
第一次机遇是明代开中制。和尚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以后，他实行了一套办法，这是我们今天都想不到的，是什么呢？国家不花一分钱，可以养活百万雄兵。养活百万雄兵，靠的一条政策，就是开中制。什么叫开中制？过去的暴利产品是盐，我们吃的食盐。就和我们现在的暴利产品是香烟一样，过去是食盐。谁要经营这个食盐，首先你得往北方的边关送粮食，北方边关就是太原、大同、宣化这一带。你把这个粮食送到边关以后，当地政府发给你盐引，你才有了经营盐业的许可证。山西人就是抓住了这个开中制的机遇，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来，获得盐业专营权，最后把自己的买卖扩展到了全国，这是山西商人抓住的第一次大机遇。
王进：第二次大机遇，山西商人抓住了清王朝统一中国以后，建立了对俄国、对西欧的国际商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万里茶叶之路。万里茶叶之路，是中国外贸史上第三条国际大商道，第一条国际大商道是我们熟知的唐代丝绸之路，起点在西安、榆林，穿越西域三十六国，把东方的丝绸和茶叶运到西欧去，这是第一次，第一条国际大商道。但是，到了宋代以后，随着西域三十六个国家或被沙漠吞噬，或是国内动荡不安，这条国际商道就断了。于是在宋代开辟了第二条国际商道，这就是源于福建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把丝绸、茶叶从泉州出发，用船作为交通工具运到西欧去。到了明清两朝，为了防止倭寇入侵，政府实行海禁政策，不让你出海了，这条海上商道又断了，山西商人应运而生，开辟了这条万里茶叶之路——从武夷山采上乌龙茶，从湖南的安化、湖南的羊楼洞、羊楼司采上绿茶和花茶，穿越长江，首先以船作为交通工具把这些茶运到武汉，在武汉进行整装以后，用马匹作为交通工具，再一路北上，沿河南、潞安运到太原。太原再进行整装整理以后，以骆驼作为交通工具，北上库仑、恰克图，乌里雅苏台，伊尔库茨克，一直把它运到俄罗斯去。
还有一个机会就是，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刚刚落地的时候，山西人抓住了这次机会，1823年，也就是说道光三年，一位在北京做生意的山西人忽然意识到，每逢年过节，大家都要委托他往故乡捎银子，认为他品行好、信誉好。可是捎的银子越来越多，他带不回去了，怎么办呢？他就写一封信，就告诉老家人，我现在接收了张三五两银子，你从老家给他支五两银子，我接受了李四五两银子……但这还是解决不了眼前问题，怎么办呢？
王进：他就跟别人讲条件，谁要再委托我捎银子，我要中间抽取费用了，以前免费为你们服务，从今以后抽取费用。大家说，抽取费用我们也愿意干。在这种情况下，他突然发现，银两在异地流动的过程中，潜藏着一个暴利产业，这个暴利产业就是票号。缘起于此，这位山西商人天才般的创立了票号！创立票号以后，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山西人控制了中国的金融，控制了中国的经济。为什么票号作用这么大呢？因为你要知道票号一诞生以后，中国就开始乱了，叫做天下不幸晋商幸。先是太平天国起事，接着捻军起义，接着是回民起义，接着是东北闹事，再接着是日俄战争，最后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这些大的灾难，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是个大大的不幸，但是对于票号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幸事。为什么呢？国家一乱，过去运银两，山西省藩库的银子运到北京，是官家派保镖直接把它送到北京去的。过去浙江省的粮饷，也是要派大批的官兵押送到北京，但是国家一旦发生动乱，就要面临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难以寻找一个好镖师。即使有好镖师，路途上起义军这么多，义和团这么多，太平军这么多，很难说能挡住这么多的劫乱。第二个呢，你要从海上走吧，就要用人家英国人的轮船，你要把上海、江苏藩库的银子运到北京来，上了船不要紧，可人家英国人跟你要巨额的保险费用，甚至可能要把一半的藩银留给他，这是第二个难处。
王进：第三个难处呢？过去呢，银两它成色不一样，上海的银子是一种成色，北京的银子又是另一种，你要交到藩库里去，你还得到上海就地招募人员，重新回炉，使成色统一起来。这无疑又增加了一笔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各地都纷纷上书慈禧皇太后，要求利用票号来办理军饷，办理粮款，办理给国家缴的费用。我在上海的分号一登记，那边就地从北京总号如数付给中央就可以了，不用再奔波这么多，花费这么多，成本这么大。所以票号发展起来了。随着战争的原因，动乱的原因，给票号（发展）提供了天大的机会。
晋商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大？除了我们讲的政治原因，除了我们讲的善于抓住机遇优势以外，更重要的原因还有，晋商能够称雄天下就是靠两个字：“诚信”。晋商论文化不如徽商；论权力不如京商，北京很多八旗子弟在做买卖，他们的人脉关系，晋商是远远没办法和他比的；论精明，晋商不如浙商。浙江人很精明的，山西人怎么能和浙江人比。过去形容晋商走遍天下有一句话叫做：“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晋商”。
现在呢，纵观天下，都是浙江人特别是温州人的乌鸦麻雀，这山西人没办法和他比；（笑）论管理，山西人不如潮汕商人，我们今天仍能见识到广东人的管理理念与水平，这种理念，这种借鉴外国人的经验和制度，以管理取胜是晋商所不能比的。但是，在那个强手云集，竞争对手相当激烈的情况下，晋商一个一个战胜他们，最后执天下金融之牛耳，成了十大商帮里的老大，靠的是什么？两个字：诚信。
看看我们今天这些信贷制度，贷大不贷小，贷官不贷民，贷城不贷乡，虽然遍地都是银行，老百姓贷不出一分钱来。过去山西人做票号的时候，哪个人想贷钱，马上就可以贷出来。所以他靠的是什么？信用，这个信用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首先，山西人是把它当做一种信仰。山西人走到哪儿，他宣传一个理念：我是关公的后代。大家都知道，关公就是忠义的象征，你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从明清至今，中国人特别是东南亚的生意人都奉关公为财神，为什么？在过去没有《经济法》。不像我们今天法律这么健全，又有《合同法》、又有《民法》、又有《商业法》、又有这个法那个法，过去没有。过去所谓的大唐律，那就是大唐王朝的刑法；大明律，就是大明王朝的刑律；大清律就是大清王朝的刑律。这些律法对经营活动都没有法规约束。做买卖，靠什么做约束呢？就是靠信仰，把诚信作为一种信仰。再就是把诚信作为一种制度的灵魂。从选拔制度，考核制度，到任用制度，到奖惩制度，一切、一切的前提是诚信，没有诚信一切无从谈起。
王进：过去的年轻人，十二三岁到商号里去做买卖，干三年，只管你吃饭，不给你工资，不给你穿衣钱，在这三年学徒期间，每年要吃苦。这三年，也是财东掌柜考察你的时候，发现你有人性中有恶劣的斑点，或者有稍微一丝的不慎，马上就把你开除。这就是选拔制度；第二是奖惩制度，发现你做人做事很有诚信，马上提拔重用，马上就从一般的小伙计变成大掌柜。发现你既诚信也能干，马上给你顶身股。你的才与德就算股份，不用你出钱。过去山西人为什么票号那么发达？就是创立了所有制和经营权的分离，创立了顶身股制度，顶身股就是现在的职业经理人。我认为你这个人可用，马上你就是我的职业经理人。第三个是他的密押制度。不像我们现在，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追求GDP，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政绩，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能力和发展，而忽视了怎么去发展，最后导致不择手段去发展，不择手段去追求GDP。这就是我们过去的晋商经营之道和今天经营的区别。第三，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很多大商家，晋商的大家，他把诚信作为立身、立德、立文章的根本。
王进：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看了电视剧《乔家大院》，乔家过去每到年关进账的时候，乔家门口就放几把几斧头，放几个箩筐，这斧头和箩筐是来干什么的？乔家人说，我到大年三十这一天，我欠别人的钱，全部今天一次了结。别人欠我的钱怎么办？还不了怎么办？你到我家来，你自己选一把斧头，把那箩筐砸烂。斧头代表一刀两断，箩筐代表过去我们纠缠不清的往事。你选择捡一把斧头把这个箩筐砸烂以后，你走出这个门去，从今以后我不再跟你要一分钱了。接着问题就来了，以后你怎么办？以后你就没办法做人了！在生意场上只要听说你在乔家用斧头砍断过箩筐，从今以后没人和你做买卖。你只有穷困潦倒，直至落魄而死。这就是历史上的的乔家。
渠家、过去的渠家在恰克图做茶叶，很多商人看到渠家的茶叶买卖很红火，于是就低价买过渠家的茶叶，然后在里面掺上假货，掺上假货运出恰克图，俄罗斯人一尝，怎么山西人也卖假货？对渠家茶叶生意产生了质疑。这时候渠家怎么办，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明明知道是自己的竞争对手掺了假货，他一言不发，用十倍的罚款，返还俄罗斯商人。原来是5两银子嘛，现在我给你50两银子，我错了。三年以后，那个掺假货的商人出了事，他供出来自己曾经陷害渠家，俄罗人从此对山西商人肃然起敬，这样就建立了长久诚信的买卖关系。
王进：诚信还表现在当你缺钱的时候，我先给你一大笔钱，你做买卖去。所以说，诚信是中国古代文化，商业文化，晋商文化的核心。
晋商留给我们两笔财富，一笔是物质财富，留下了六个气势宏伟的大院，王家大院、曹家大园、渠家大院、孔家大院、常家大院，规模宏大。另一笔是软性的人文财富。一件是有形的，一件是无形的。这有形的财富可圈可点，为什么呢？这些大院建筑里凝聚了文化，凝聚了晋商的发展史。晋商最早是贩马走卒：卖豆腐、磨高粱出身的，后来成了买卖人，后来成了票号人，最后成了大文化人，所以晋商是先商后儒。在这些大院里面，你能看到他把自己的人生理念和人生追求，用建筑这种语言形式表达出来了。
比如说山西常家，常家被称为中国儒商第一家，整体上就是一个宏大的北方园林。三分之一是园林，三分之一是水面，三分之一是建筑。这么宏大的院子，恰巧解读了白居易的一首诗：“富春江上子凌滩，路远江深去更难，何如家祠通小院，自家房下钓吊杆”。乔家大院特别讲风水的。门不能正对街口路口，一出来这个大门，不能正对街口路口，街口路口杀气太重，邪气都是从街口路口来的。大门不能正对深闺陋巷，不能一出了大门就是个深闺陋巷，九曲十八弯，转也转不回来，那个地方滞气太重，不利于事业发展。什么样的大门朝向最好，就是乔家大院现在这个大门。走三步转一个弯走进来，正好是乔家大院，路上都是破烂的茅棚，破烂的房子，泥泞的道路。但是在这个破烂的、泥泞的，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的大草棚、大杂堆后面，隐藏着一个富可敌国的天下城堡。这就是乔家大院。它这种建筑理念，代表了山西人一种藏富心理。所以他们的建筑凝固了晋商的历史，凝固了晋商的文化，凝固了晋商的个性追求，凝固了晋商对人生的体悟。晋商，留给我们六个瑰丽无比的大院。留给我们软性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以儒治商，以儒治身、以儒治家”。这是晋商文化的根本。过去的晋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贤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是相当强烈的。
晋商为什么要把文化作为传家宝，它就是要防范三种（不良）风气。
王进：第一种风气叫做什么，暴戾之气。有钱人，有权有势的人特别容易暴躁。冲冠一怒为红颜，为一个女人打起架来；冲冠一怒为金钱，为二十两银子打起架来；冲冠一怒为权势，为某一个岗位打起架来，这都是有权有势的人才干的事情。所以，有了文化，你才能去掉身上的暴戾之气。文化的第二个功能是干什么？去奢靡之气，不要挥霍浪费。
过去晋商有很多挥霍浪费的例子，上个世纪20年代，有一个晋商大户买了一部英国小轿车，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第一部外国小轿车。他买了小轿车以后，没有汽油，怎么办呢？婚丧嫁娶的时候，把小轿车底下绑上几个木杆，抬着它来作为花轿，迎来送往。气派极了，也奢侈极了，让很多老晋商又笑话又摇头。第三个戒，是戒什么东西？戒狂妄之气，一个人一旦有了钱有了势以后，特别狂妄。
前些年山西出了一个大案子，你们也知道，有个很有名的富商，突然被人杀了，为什么被人杀了？就是因为他小时候帮过他的一个朋友去求他：‘你看我现在挺困难的，你给我点钱。’你说，这富商拥有数亿资产，你就给他两三万块钱，况且你困难的时候，人家还帮过你。但是富商可不这么想，他现在有一套富翁的做人处事原则：对方是千万富翁，我每天打一次电话；百万富翁，三天打一次电话；财产在十万以下的，我根本不和他打电话。这就叫盛气凌人，狂妄自大，招来杀身之祸。晋商为什么愿意让后代读书，让子弟读书，就是为了戒掉这种狂妄之气，所以老辈们总结出一个规律，叫做什么呢？“富不过三代，清官不到头”。晋商，从宋代一直延续到清代一千多年，有的家族甚至延续了二十多代七八百年，靠的是什么？就是文化。文化传承了这个财富，文化传承了这段历史。所以只有懂得了文化，教育子弟有了文化以后，他才能够懂得，历览前贤国与家，勤由勤俭败由奢。
谢谢大家。（掌声）
曾子墨：王进先生出口成章，谢谢您给我们今天进行的精彩演讲。刚才，演讲当中您有一个问题没有涉及到，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它的没落是因为什么，晋商？为什么后来衰败了？那在今天，虽然说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山西的商人可能做得不错，但是更多的，在一些比如说民营企业当中，我们看不到山西人的影子。
王进：后来晋商为什么衰败了，实际上第一个原因是战争的原因，晋商在晚清的时候，被称为清政府的幕后财政部，这主子都倒了，那管财管账的人自然就血本无归了。晋商最大的投资对象是清政府，但是清政府倒了。第二个是日本人进来，你比如说乔家，乔致庸在的时候赚了很多钱。然后乔家后人就把这些钱呢，全部做成这么大的银子，全部藏在地下，叫做窖藏银子。为什么说山西人是土财主呢？有了钱什么都不投资，都把它做成银锭埋到地下，但是战争突然来了，乔家跑到四川去了，这批银子全让日本人弄到日本国去了。所以这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另一方面，晋商也有很多自身的原因。到了后期以后，坐拥天下财富，不思进取，很多家族腐败成风，这些原因也是导致晋商没落的原因。
曾子墨：这些年山西的煤炭行情特别好，也确实是因为煤炭行情特别好，山西出现了很多富人，这些新晋商，可能是因为他生在山西，有那边的资源。我觉得这个跟过去山西的那一代商人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
王进：我觉得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新晋商，论文化，论对社会的责任感，论他们的生财之道，都没办法和昨天的晋商相比！他们现在更多的是简单地依靠资源，叫做挖黑煤、走黑路、赚黑钱、昧黑心。（笑）
曾子墨：但是有另外一位晋商的代表，他并不是这种挖黑煤，赚黑钱的人，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说有一位新晋商联合会的副会长李彦宏。我们这边正好有一个网友他要问一个关于李彦宏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李彦宏是百度的创始人，他呢，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蕃茄酱甜点心”，他就想说，李彦宏刚刚当选了新晋商联合会的副会长，他曾经说过，说现在条件下，明清时代的晋商文化固然要继承和发扬，但是代表当今尖端科技的硅谷文化，更需要新晋商去学习，请问您怎么看？
王进：我觉得这个虚拟经济和煤炭经济是两个概念。所谓虚拟经济，那是账户上的钱，你知道，煤炭老板手里那是真金白银，差距就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山西这批新晋商，但是他们不是主流。比如说台湾首富郭台铭，是我们山西人，大陆有李彦宏，但是他们不是新晋商的一个主流。新晋商主流，对全国的影响而言，我觉得还是那批煤老板。
王进：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山西，实际上有两大资源，一个资源是煤炭，山西煤炭丰富，拿个铁锹就可以采煤。第二个资源是文化，山西的历史文化非常丰富，五千年文明看山西。我曾经讲过一个观点，叫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山西文物古迹非常多，垒个围墙就可以收费，我们为什么不发展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发展自己的文化产业。比如说我们可以继续修复一些乔家大院，这也是产业吧。所以我们就觉得在这个调整产业结构方面，需要弘扬主流的东西，需要有一种创新的精神，不要单纯依赖走煤炭这种老路。
曾子墨：好！谢谢（掌声），看我们各位观众有什么问题。
北大学生：王进先生，你好，我们知道在近代史上有著名的渠家父子，渠父他开了多家票号，使渠氏家族迈入了晋商这种智商的行业。然后（渠子）他是参加了护矿运动，推进了山西商人走民族工业这条路，但是这对父子很奇怪，为什么他们变成了老死不相来往，好像敌人一样，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他们这种情况？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们渠家父子这种状况，给整个晋商带来什么影响？谢谢。
王进：渠家父子的这个鲜明变化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晋商的分水岭。渠本翘的父亲曲源祯，是山西的土财主，挣了钱就把银子窖藏到地底下去，靠银子来钱滚钱。渠本翘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后来考中进士，成为典礼院的直学士，被清政府派到日本横滨做总领事。在日本期间，发现祖国处于落后状态，特别是经济方面缺乏活力，于是辞掉横滨的总领事，回家乡来创业，开办了双福火柴厂，开办了保晋矿业公司，开办了南同蒲铁路。我觉得在渠本翘身上，凝聚了文化商人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种责任感，渠本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那一年去世的，非常的可惜。所以我就觉得晋商的发展，他们父子俩就是缩影。老的晋商，是土财主渠源祯；新的晋商是文化商人，像这个渠本翘。他们代表了晋商的两种模式，他们给山西带来了什么？我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就是给山西带来了一百年不变的老路。后来外国银行抢滩中国市场，山西的票号开始步步萎缩，山西经济从此江河日下。在这种情况下，渠本翘想了一条办法，走采煤之路。
王进：渠本翘在大同、阳泉、长治、开办保晋矿业公司，开始开采煤矿。原本是为了强国富民，谁知道这碗饭，在山西一吃就吃了一百年，直到我们今天还是像渠本翘这样干，走冶金和采矿这条路。
北大学生：你好，王老师，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中，就是晋商和读书是两种泾渭分明的不同选择。而山西榆次的常氏家族却在两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们不仅在商业取得显赫的成绩，同时他们读书方面的成就，也得到山西巡抚曾国藩的赞许，我就是想问一下，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中国古老文化中的“书犁之变”的难题。还有我心中有特别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说，你能回去劝那些山西的煤老板，少买些悍马，少买点别墅，多投资点教育，多出几个李彦宏。山西的精神文化，毫无疑问会再次的复兴，谢谢您。（掌声）
王进：在我心中和这位朋友有同感，我一直觉得榆次常家应该是晋商文化的主流和代表。在他们取得巨大财富以后，转而把一切重点放在培养子弟上，造福乡梓上，惠及相与上。所以，常家后世到了常麟书，常旭春，常赞春的时候，就成了有名的文化大师、史学大师。我觉得，晋商有意把重点由商业转向文化，更重要的是想把这种做人的理念、成功的理念代代传承下去。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好地解决了“书犁”一个问题，就是通过文化改变了人的这种思想，改变了这个家族的理念，改变了对待财富的观念。
王进：我们山西个别当权者没文化。前些年，大同云冈石窟旁边，有一条煤炭专运线，在运煤的过程中，煤炭撒出来煤灰，把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弄得破败不堪，这时候很多山西的文化学者就建议政府另外建一条煤炭专运线，绕过云冈石窟，保护好具有1500年历史的文化遗产。谁知道个别领导说，那些破石头，烂石头有什么用？坏就坏了，破就破了，败就败了。所以说我们有些时候感到挺惋惜的。但是我希望今后能够有所改观。好在，我们现在这一届省领导还是非常重视文化，非常重视教育的。
曾子墨：看来山西人还是很像您这样，有一些勇于批评的精神，谢谢（掌声）
北大学生：王进先生，你好，很高兴能和您这样近距离接触，司马迁在《史记》评苏秦张仪时说，自古，三晋多权变之士。就是说那些纵横家，那些搞权谋的人很多。近代有阎锡山，他在三个鸡蛋上上跳舞，还跳得那么好。刚才您也用大量的篇幅说了山西人的诚信，义气。那么我就想请您从山西人的性格，或者晋商的性格，他有哪些主要好的，哪些不好的地方，就两方面评价一下。
王进：实际上，曾子墨开始就说，在别人的心目中，都认为山西人是土老冒。第二个认为山西人是九毛九，第三个认为山西人是老抠。实际上你们对山西人的认识都不全面，都不如这位同学认识深刻，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写这个《史记》的时候，对山西人就有深刻的认识。叫做“三晋自古多权变之士，这些人多起于阖闾之间，一言之际而使江山倾覆”。为什么这么说呢？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乱世纷争的时代，秦王朝能够统一了中国，就是借重三晋人才统一了中国。
王进：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经邦名士多出魏，天下学问尽在齐”。经邦名士，能够经邦理财的人，大部分是魏国人，魏国就是三晋，韩赵魏三晋。天下学问尽在齐，齐鲁是孔子和孟子的故乡，所以齐国鲁国出学问。山西出名将名士，魏国的吴起，赵国的廉颇，赵奢，这都是我们所熟知的名将。更主要的是秦国，借重三个晋人统一了中国。第一个山西人，是魏国的商鞅。秦王把商鞅从魏国的一个下人请到秦国来聘为宰相。商鞅实施政治变法，废除了奴隶制。第二个借用的山西人是谁呢？是魏国的张仪。就是他讲的苏秦张仪。张仪原来在魏国不受人重用，四处投亲靠友没人重用他，秦王慧眼识才，把张仪请到秦国拜为宰相，张仪实施外交变法，实施连横政策，破解了苏秦的这个合纵支柱。最后使秦国在外交上取得了成功。第三个，秦国能够统一中国，用的第三个山西人，也是魏国人范雎，范雎是著名的计然家，在我们今天的角度讲，他就是经济学家。他原来只是魏国一个大臣的门客。被请到秦国拜为宰相，实施经济改革。所以正因为商鞅的政治变法，张仪的外交变法，范雎的经济变法。使秦国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变成了虎狼之国，最后统一了中国。所以司马迁说，“三晋自古多权变之士”。
曾子墨：谢谢您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回答的这些问题，那最后呢，我还想再请问您一下。您自己有没有一位特别钦佩的晋商？
王进：我觉得历史上我最敬佩的晋商，就是刚才这位提问者说的渠本翘，能够把国家的命运，家族的命运和自身的发展联系到一起。国家那么破败的时候，渠本翘说：‘这正是我报国之时。’所以，我们觉得山西人，之所以震撼后人，我们那些电视剧之所以打动人心，就是他们不简简单单想到的是自己、是家族、是财富，而是想的整个国家，这就是我们山西人对国家的义务和奉献。
曾子墨：那今天的新晋商，或者您刚才自己也谈到的这些煤老板，他们将来还能够做到传承过去这个老晋商的这种精神吗？出现了这种断裂之后？
王进：我一直希望在山西各个场合，在各个文化平台，各个政治场合，我们希望用文化来改造这代新晋商。因为这个新晋商，现在面临着五个问题，第一个是官煤勾结何时休？现在官煤勾结特别厉害；第二个是矿难事故何时了？每一个新晋商的财富，能使互联网上泪水蒙蒙，每天矿难不断；第三个是豪奢之风何时了？你看到北京、上海整栋整栋买豪华别墅的都是山西人；第四个，生态移民何时止？过去我们的晋商，辽奉蒙俄六百城，金银财宝四合围。他们把天下六百座城市赚来的钱，投资到故乡去建‘乔家大院’。现在的新晋商是把祖坟里放着的钱，拿出来到北京来买‘乔家大院’。这就是他们的区别；第五个是文化产业何时兴？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参与文化产业，改变他们的这种人生观、状态，增加对别人、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
曾子墨：好，谢谢王进先生。（掌声）。就像刚才王进先生在演讲当中所讲的这样：如果我们回顾晋商，他曾经出现过的这个辉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有谈到时局的原因，有他们能够抓到机遇，有他们的俭朴，还有他们从祖上继承了财富等等。但这其中其实让人印象最深，而且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两个字，诚信。正是这两个字，我觉得晋商为中国的商业文明增添了很多的光彩。那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在大家都在谈论，可能会出现诚信危机，或者已经出现了诚信危机的时候，我想让我们记住晋商的诚信这两个字，同样对我们也有着很好的启迪的作用。
再一次感谢王进先生今天给我们进行了精彩的演讲，也非常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
（根据电视节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