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

    伊麻孺僧院

    第二天早上，米罗又在等着凯特，就跟前一天一样。

    “他在那儿坐着等我醒来，坐了有多久？”她有些好奇。

    凯特爬起来就看到一碗早餐，在同样的位置。她和米罗互相问候早安，然后他又把凯特领到了大卫的房间。

    日记就放在床边的桌子上，但凯特掠过了它，先走到大卫旁边。她给大卫喂了抗生素，然后检查了一下他肩膀和腿上的伤口。红色的范围在夜里又扩大了，扩散到了他的胸部和大腿上方。

    “米罗，我需要你帮我做点事。很重要的事。”

    “正如我们初次见面时我说的那样，女士，”他又鞠了个躬，“米罗为您效劳。”

    “你晕血吗，米罗？”

    几个小时之后，凯特把大卫肩上最后一圈绷带绑好。在桌上，一个碗里放着一堆染血的纱布，纱布下面是一汪脓血。米罗的表现十分出色，虽然没一个手术护士那么好，但他的禅修功夫对此颇有帮助，特别是在检查时对让凯特保持镇定很有帮助。

    包好了绷带之后，凯特用一只手拂过大卫的胸膛，深深吸了口气。现在，她能做的只有等待了。她靠着壁龛里面坐下，看着大卫的胸膛一起一伏，运动的幅度几乎小得难以察觉。

    过了一小会儿，她打开了日记本，开始读日记。

    1917年6月3日

    “现在怎么样？”卡莱尔医生边说边用钢笔戳了戳我的腿。

    “呀。”我咬牙切齿地说。

    他把笔往下挪了挪，又戳了一下，“这里呢？”

    “疼得要见鬼了。”

    他直起腰，沉思着刚才他戳那几下所得的结果。

    看腿之前，他花了些时间收集病史。战地医生通常是看看伤口，根本不看人，然后通常一言不发就开始治疗，像他这样算是非常之举。可我喜欢。我告诉他，我26岁，受伤前健康良好，没有任何“药物依赖性”，是在西线战场下面的一条地道崩塌的时候受伤的。他点点头，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检查，对我说这伤情跟他在行医实践中遇到的受伤矿工和运动员的情况没太大不同。

    我等着他的结论，不知道我该不该说点什么。

    这个城里来的医生挠了挠头，在床边坐下，“我必须要说，我同意军医们告诉你的话。最好当时就把它切除，大概要切除膝盖以下的部分，或者说，至少我会从那里切。”

    “那现在呢？”我有些害怕听到答案。

    “现在……我不确定。你不能再用它走路了，至少不能正常走路。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你有多疼。毫无疑问，你腿上的很多神经都坏死了。我建议你试着走路，尽力走，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如果疼痛无法忍受，我怀疑会那样，我们就从膝盖以下切除。你大部分疼痛的感觉来自脚上：那儿还有较多的神经。切掉以后你会轻松些。”似乎还嫌我痛苦得不够，他又补充道，“我们要对付的还不仅仅是疼痛，虚荣心也是个要与之斗争的因素。没人希望失去一半的腿，但这丝毫无损于他的男子气概。最好是现实点，你会为你还存在于世上感到欣慰的。另外，我认为最后还有个问题要考虑，你将来要做什么工作，上尉——不对，是少校吧？我还从没见过你这么年轻的少校呢。”

    “你周围的人都死光了的话你升迁得自然就快了，”我说，好多拖一会儿才去面对另外一个问题，那个我自从地道崩塌以来一直拒绝面对的问题。我除了采矿什么都不懂。“我不清楚那之后我能做什么……在我重新站起来以后。”这是我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表达。

    “案头的文书工作会，唔，比较适合你的状况，如果你能找到一个这种工作的话。”他点点头，站起来，“嗯，那么，不介意的话，一个月内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他在伦敦的地址。

    “谢谢你，医生。真心的。”

    “哦，我只是很难拒绝来自巴尔顿勋爵的请求。我们从伊顿公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他告诉我，你是个战争英雄，而且他的小女儿非常执着，让他担心我不来看看的话她会心碎的。然后我第二天就坐上火车过来啦。”

    客厅里有喧闹声，似乎是有人把架子上的东西撞掉了。卡莱尔医生和我都往那边瞥了一眼，但都什么也没说。他弯腰拿起自己的黑色皮包，然后站直身子，“我会给海伦娜一份指南，告诉她怎么包扎你的腿的。祝你好运，少校。”

    1917年8月5日

    两个月过去了，我现在已经“走”了一个月了。大部分时候在蹒跚，状况好的时候，靠着一根拐杖的帮助，能跛几步。

    卡莱尔一个星期前又来看了一下我跛脚走路的表现。他站在海伦娜旁边鼓励我，仿佛狗展上一位骄傲的狗主。

    这样说不公平，也不友善——对一个和我本来毫无关系，但对我这么好的人。

    那些药，它们麻痹了疼痛，也麻痹了其他一切，包括我的思维。它们让我在药效来的时候对各种情绪都无动于衷，药效退去的时候又疯得像一只大黄蜂。在我的心灵里进行的这场战争是种奇异的折磨。我觉得我宁愿去朝着那些德国皇帝的臣民开枪也好——至少那时候我知道我的立场，当我不在前线的时候还能得到片刻安宁。周复一周的行走，吞服药片，然后踉踉跄跄，这让我有一种新的恐惧：我可能会再也无法摆脱这只野兽，它趴在我背上，不断怂恿我去止住疼痛。我需要那些药片，离不开它们，而且也不想离开。我已经把那魔鬼，那鸦片酊，用两根支柱取代了，一个在我边上，一个在我口袋里。

    卡莱尔说，只有我“学会用现在的腿”，找到止痛药的每日最低用量以后，我才能走得更好。说起来容易。

    但那些药并不是我离开医院之后那几个月里最让我离不开的东西。她和我之前遇到过的人都不一样。搬出去，说再见，这种事哪怕是想一下都让我害怕。我知道我想做什么：牵住她的手，乘上一艘船，离开直布罗陀出海，远离战争，远离过去，在某个安全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那里我们的孩子可以无忧无虑地成长。

    现在快3点了，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吃药。我希望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头脑清醒。我不希望漏掉任何东西，无论会多疼，无论疼在我的腿上还是我的心里。

    我需要我全部的智慧。也许是她的英国式教养，那种斯多葛主义和冷幽默，或者也许是在战地医院工作的这两年，在医院里感情和她们与之搏斗的感染一样危险，还会传染。总之，这个女人几乎无法解读。她大笑，她微笑，她充满活力，但她从不失控，从不失口，从不泄露她的心思。如果能知道她到底对我有何感觉，我宁可把我的另外一条腿也丢掉。

    我反复考虑过可行的选择，尽可能地做出安排。那个恶棍达米安·韦伯斯特来访的第二天，我写了三封信。第一封信写给查尔斯顿的第一国民银行，通知他们把我父亲账户上的存款转到埃尔金斯的西弗吉尼亚州孤儿院去。我把第二封信寄给孤儿院，提醒他们会有捐款，还有，万一那笔遗产没直接转给他们的话，他们应该去找韦伯斯特先生，考虑到他是最后一个已知的访问过那个账户的人。我真心希望他们能收到那笔资金。

    最后一封信我写给查尔斯顿市立银行，我自己的钱存在那里面。一个半星期之后，我收到了答复信，通知我的账户里总共有5752美元34美分，另外把这笔钱换成银行本票寄到直布罗陀需要收取一定费用。我完全可以预想，我去取现的话没出门就会被偷，银行经常这么干，所以我立刻回信谢谢他们，并要求他们把上述的银行本票尽快寄来。昨天寄来了一份快递，里面装着本票。

    我还收到了美国陆军给我的那点微薄的薪水，你不再作战的时候，大部分薪水都由他们替你保管。我上周光荣退役了，所以这会是最后一笔钱了。

    如上所述加起来，我有6382美元79美分——要养活妻子和安置好自己，我需要的远不止这点钱。我必须去找个能坐着干的工作，最大的可能是在银行或者投资业，也可能在我熟悉的领域——采矿，或者军火。但这些工作都只会给一些特定的人，他们有合适的人脉，受过合适的教育。如果我有自己的资本，我可以从中获利，然后如果有点好运的话，赶上一次矿业罢工——煤矿，金矿，钻石矿，铜矿，或者银矿——钱就不会是问题了。2.5万美元是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我没有多少犯错的空间。

    我听到海伦娜打开门，就走到前面的小客厅迎接她。她身上的护士制服满是血污，她看见我的时候脸上露出了和蔼的微笑，二者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反差。要是能知道她那是个怜悯的微笑，还是开心的笑容，我愿意付出一切。“你起来了啊。别介意这身衣服，我正准备换一身。”她边说边冲出了客厅。

    “穿点好的，”我对她喊道，“我想带你出去走走，然后一起吃晚餐。”

    她从她的卧室门口伸出头来：“真的？”笑容更明显了，还掺进了一点儿惊喜的痕迹，“我要不要把你的制服拿出来摆好？”

    “不用。谢谢你，但我以后再也不穿制服了。今晚我想谈谈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