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院顶层有一间小小的阁楼，阁楼上只有一条狭窄的楼梯通往舞台区。这里本来是几十年前场工们用来临时休息的地方，但现在已经被人们完全遗忘了。
一年前剧院翻修时，没有人注意到这栋建筑里还有那么一条楼梯和那么一个小小的房间，甚至连整座剧院的建筑图纸上都没有这个阁楼。
可就是这么一个被所有人遗忘的空间，却被人布置得别有一番情趣。
一张宽大的吊床挂在金字塔形倾斜的屋脊之间，床上铺着填满鸭绒的垫子，松软温暖。其他的家具也都是按照这个房间的尺寸定制的，虽然款式有些过时，但擦得很干净；顶上的吊灯是用报废的舞台灯改造的，靠墙的栗木书架上也都是一些关于戏剧和乐理的书籍。墙角摆着一架老钢琴，琴弦虽然老了，可音准却一点都不差，明显是不久前刚刚调过的。
房间的主人正坐在一张老摇椅上，有些紧张地面对着白起和林夏。
“他叫阿莱。”林夏贴在白起耳边嘀咕，“作为一个钟楼怪人，这小子是不是有点太帅了？”
白起干咳了一声，他不喜欢别人和自己靠这么近。林夏也乖乖地坐直了，陪着白起一块儿给阿莱相面。
林夏说的话没错，对面这个年轻人的确很英俊，甚至比现在电影海报上大部分男明星都要好看，而且和那些老于世故的演员们相比，他更多了一份率真。
看外表这小伙子不过是二十岁出头，还有点毛头小子的样子。他戴着老年款式的鸭舌帽，穿着一身工装背带裤和棕色大头皮靴，这一身穿在别人身上会显得老气，在他身上却有种俏皮的感觉，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尤其是那双眼睛，闪亮得好像是两颗顽皮的星星。
“您就是白起医生吗？我听林夏小姐说，您什么病症都能治好。”阿莱的声音清亮悦耳，像是受过很好的声乐训练。
“你是个妖物，而且你没有病。”白起端详着阿莱，冷冷地说，“你需要我做什么？”
“病人不是他啦，是他的一个朋友。”林夏插了两句嘴便被白起冰冷的眼神制止了，“好好好，你自己听他说。”
“我想让你把我的声带移植给另一个人，而且我需要她明天就能用这条声带登台演出！”
“声带移植？”白起眉头微蹙，在和阿莱对视的时候，他感到了对方坚定的心跳。
“是的，需要在一天之内就恢复过来。”阿莱像个任性的孩子一样强调着这一点，“您能做到么？”
“没问题。”白起点点头。
林夏听着这两人的对话心惊肉跳，这两位大哥怎么就能把声带移植这么大的事情说得跟治头疼脑热一样轻松呢？
“阿莱，你之前可没跟我说过声带移植的事儿啊？你没有了声带，以后可就是个哑巴啦！”她终于忍不住插嘴。
“小夏姐，谢谢你的好心。”阿莱真心地感谢林夏，“但这是我现在唯一的选择了！白医生，我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你需要什么尽管拿走。”
“报酬的事情先不用提。”白起面对病人的时候，整张脸都好似冰封般冷酷，“这件事情也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决定的，我需要被移植者的同意。”
“如果她不同意呢？”阿莱面露难色。“那就恕难从命。”白起不留情面地摇头。林夏感到阁楼里的空气有些凝固了，她知道白起这个人说 话向来铁板钉钉，一旦出口，绝不更改。“好为难啊……”阿莱忽然苦笑着叹息。“人生苦短，何来轻松呢？”白起说。“那白医生有没有兴趣听我讲个故事？”阿莱苦涩地笑 着，“一个关于这间剧院的传说。”“如果你想说的话，我不介意听一听。”白起点燃了一支桃源乡，吐出一口浓醇的烟气。
“这家剧院的每一个角落我都很熟悉，因为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阿莱目光幽幽，如同两根风中摇曳的烛火，“可以说，它是我唯一的家……”
我是个孤儿，我十岁之前的日子，都是在北京的育婴堂里度过的。
育婴堂是个旧称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福利院。那时候北京城里有很多家育婴堂，我待的那一家是一群加拿大的修女开办的，里面有一百多个孩子，都是像我这样从出生就被人抛弃了的。
现在人们对于那个时候的育婴堂其实有些误解，它们并不像历史教科书中写的那样可怕，修女嬷嬷们也并不是外人们想的那种恶魔。相反的是，她们对我们很好，食物短缺的时候，她们还会把剩下来的粮食让给我们。她们教我们学英文，读《圣经》，告诫我们对上帝祷告时要虔诚。
虽然我是被那群善良的嬷嬷养育大的，但我始终觉得那里不是我的家。家是什么？家是一个你虽然会被教训、被管束，但是每天黄昏日头落下时，你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回去的地方。可我只能在黄昏的时候，看着玩伴们一个个被大人们叫走，然后独自躺在护城河的河堤上，等太阳一点点落下去，黑夜一点点降临，只有流动的河水在跟我说话。
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是个没有父母的孤儿。我当时只盼着有一天长大了，离开育婴堂，找到我自己该有的那个家。我对自己发誓，如果我真的有幸得到那个机会，我至死都要用自己的一切守护它！
不是所有育婴堂里的孩子都有那个机会的，因为很多人根本无法活到那一天。
没什么别的原因，那个年代的儿童死亡率本来就要比现在高很多。有些现在看来很普通的疾病，在那个时候却像死神一样可怕。整个北京城都缺医少药，更别提育婴堂里的孤儿了，就连嬷嬷们都会因为传染上伤寒而丧命。
每一年平安夜，所有的孩子们都会到教堂站好队伍，咏唱圣歌。可每一年，那个队伍中都会少几个孩子……
我倒是一直站在那支队伍的最前排，因为我从小就有一副很好的嗓子。
第一次在嬷嬷面前开口唱歌时，那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竟然流下泪来。一曲唱罢，她拥抱了我，说自己听到了天使的歌唱，这都是上帝的恩赐。我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歌声为何打动了嬷嬷，只是对自己入选了唱诗班而感到高兴，因为那里偶尔会发一些糖果。对一个孩子来说，糖果的诱惑可比伟大的艺术要强烈多了。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整个唱诗班中歌喉最好的一个，直到那一晚婉仪来到了我们之中。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婉仪的存在，但我从没有跟她讲过话，也没有听她说过一句话。她比我小两岁，在我印象里，她的头发一直都是枯黄的，像秋天的麦秆，脸色也是黄的，胳膊细得风一吹就能折断，那件育婴堂配发的白布罩裙，套在她身上就像是一只被风鼓满的风筝。
她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人缩在角落里发呆，所有人都以为她是个哑巴，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开口。
婉仪就这样一直沉默着长大，直到那天，嬷嬷把她领到唱诗班，对我说这个孩子和你一样，都有一副天使的嗓子。
我并没有太过在意，还觉得嬷嬷真是大惊小怪，什么事情都要挂上天使和上帝。
可等到婉仪开口的那一刻，我真的感觉整个教堂里的所有壁画都活了过来，他们正在用柔和的目光注视着婉仪。一个瘦弱的黄毛小丫头，竟然像高高在上的天使那样绽放着光芒。
那天，我也流下了眼泪，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流泪，也许是因为那歌声突然给我心中带来了一些从未出现过的东西。
很多年后我明白了，那种感觉叫温暖。
我和婉仪成了整个唱诗班的领唱。虽然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在唱歌时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但彼此之间却没有讲过一句话。
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婉仪本就是个沉默的孩子，二是因为我们其实都很少跟同在育婴堂的孩子讲话，也不会和他们成为朋友，宁可在外面去找自己投脾气的玩伴。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这个孩子就会像那些消失的孩子一样，得一场重病然后就永远地消失了。有了感情，就会伤心，心里没有这个人，他不在的时候，也会轻松一点。所以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去我们的宿舍，只能看到一双双黑洞洞的眼睛，听不到任何声音。
我第一次听到婉仪除了唱歌之外开口，是在一张病床上。
那一年的冬天，我生了很重的肺病，刚开始是咳嗽，后来咳到肋骨开始剧痛，紧接着就发起了高烧。
为了不把病传染给其他孩子，嬷嬷们把我单独安排在了一个房间。那种煎熬真是像在地狱里一样，身上时冷时热，神志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按照当时的先例来看，一旦得了这种病，死亡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我并不怕死，因为这些事情我已经见惯了，我只是怕一个人面对它……我在意识模糊中不断地叫着，喊着，想要把人们都叫过来。
可是没有人理我，那个房间就像是一座孤岛，四面都是无尽的海水，只有我一个人被困在里面。
直到某一次醒来时，我忽然听到了身边有人在低声啜泣，一边哭一边不断祈祷着。“我们在上天的父，愿你的光辉与他同行，免除他的债，救他脱离凶险。我们在上天的父，愿你的光辉与他同行，免除他的债，救他脱离凶险。我们在上天的父，愿你的光辉与他同行……”
我挣扎着想要睁开眼睛，视线却十分模糊，我只看到清冷的月光里，一个瘦弱的身影跪在我的床边，双手紧紧地握着，她的头发像麦秆一样枯黄。
“我们在上天的父，愿你的光辉与他同行，免除他的债，救他脱离凶险……”我听着她不断地祷告，双眼渐渐地又被疲惫席卷，终于睡了过去。那是我几天来睡得最好的一晚，香甜得像是个在母亲腹中沉睡的胎儿。等到我醒来时，她已经不在了，而我的烧竟然也奇迹般地退了。有的时候，人还是该相信奇迹的。
等到我终于康复的那天，我打开那扇门走了出去，在走廊上看到了一个瘦弱的影子——后来我才知道，婉仪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终于等到我出门的那一刻，却又胆怯了，慌乱得想要跑开。我没有给她逃跑的机会，抓住了她的肩膀，拥抱了她。她突然像个普通的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紧紧拥抱着我，很久都没有放开手。很多年过去婉仪也没有解释过那天为什么要哭，我也没有解释过自己为什么要拥抱她。因为我们两个都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都是孤独的孩子，在那些不断重复的歌声里，我们早就是彼此唯一的朋友了。
从那天起，我们像是朋友，又像是一对兄妹。可我始终都在担忧，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即便我们能幸运地活到成年，又能有什么出路呢？育婴堂里的孩子们，最好的出路就是被人领养。这世界上永远都有抛弃自己儿女的父母，也永远都有想要生儿育女却不得的夫妻。如果被有钱人家领走，说不定从此就能一步登天，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如果被不好的人家领走，说不定活得要比在这里更凄惨。其实那些年里，我们各自也都有过被领养的机会。但我和婉仪约好，如果有人想要收养我们，就必须把我们两个一起带走，不能留下另一个人，所以很多机会都被我们拒绝了。直到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错过了被收养的黄金年龄。
后来有一天，教堂里举办了一场慈善祷告，应邀来参加的都是北京城的社交名媛们，我们两个作为唱诗班的领唱，也表演了拿手的曲目。祷告结束之后，嬷嬷突然把我们两个都叫到她的房间里。我们还不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事情，只知道一切都听从嬷嬷的安排。当我们走进那间房间时才发现，里面坐的不只是嬷嬷，还有一位非常漂亮的贵族小姐。她当时不到三十岁，却没有梳着贵妇的发髻，仿佛依然还是独身。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一个即将三十岁的女人还没有结婚生子，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我还记得那天她并没有穿旗袍，而是穿着一件紫罗兰色的洋装，戴着齐肘的蕾丝边手套，头上是一顶同样紫色的宽檐纱帽，像是个留过洋、念过西洋文学的女博士。
“孩子们，你们好。”
她很美，几乎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的女性，眼神很温柔，声音也很好听，说话也是慢慢的。
“快给宋小姐行礼。”嬷嬷在一边善意地提醒。
我和婉仪都有点被这位小姐身上的魅力摄住，痴痴地行了个礼，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来，让我仔细看看。” 宋小姐一手一个，把我们俩拉到身边，左瞧瞧，右看看，欢喜得不得了。
“你们两个歌唱得都很好，我很佩服你们。”
我有些不知所措，一位大小姐竟然会说自己佩服两个育婴堂里的野孩子。
“我有个请求。”宋小姐笑着说，“你们能不能做我的孩子？”
“做你的孩子？”我问，“你是说我们两个？我们两个你都要？”
“是的，你们愿意么？”
“你不会骗我吧？”我冒失地问。
嬷嬷脸色一沉，正要责怪我，却被宋小姐拦下来了。
“不会，今天不会，以后也不会。”她认真地问，“如果这样，你愿意么？”
我看了看婉仪，她依然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我知道，无论我做什么决定，她都会同意的。
而且我看得出来，宋小姐是一位善良的女人。
有时候人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复杂，只是一个眼神，你就能判断对方是否值得信任。
那天，我和婉仪离开了育婴堂，再也没有回去过。
我们和宋小姐一起坐上了她的马车，走了很远的路，一路上她坐 在我俩中间，握着我们的手聊天。
我已经忘记了她说的是什么，只记得她讲话很有趣，还会学各种各样的人说话，逗得我俩笑了一路，比在育婴堂里 这些年的笑声加起来还要多。
后来我们困了，就枕着她的膝盖睡着了。
当她温柔地把我们叫醒时，马车已经停了，车门开着，外面是一座正在修建中的建筑，比我们教堂还要高大恢宏。
建筑大体的结构已经建好了，只剩下一些外立面的装饰未完成，马拉吊车正在吊着花岗岩石柱掠过我们的头顶。
“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她抱着熟睡中的婉仪下车，对已经看呆的我伸出了手。
那一年，我十岁，婉仪八岁，我们有了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