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飘花令主的秘密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张大春 本章:第三十八章 飘花令主的秘密

    被孙小六赤手空拳打落楼顶、飞入茶园的一十八个所谓“大内高手”像汽泡一样消失了。这一次突袭并没有惊动我们那些互不关心的邻居。直到近十年以后,当我从汪勋如的《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之中读出它和现实世界之间隐勾暗串的诡异关系,而且被家父严辞训斥——也可以说指点——了一番,我才回忆起这场乍起乍息的打斗之所以立刻“事过境迁”,其实是出于“哼哈二才”的翻覆折冲所使然。

    这二才一个叫施品才、一个叫康用才,俱是江南北八侠之中身居第七的白泰官的后学徒孙。祇不过白泰官为聚敛赀财而收徒无数,徒子徒孙不得不从再收授徒子徒孙才能敷裕开销,所以徒孙再传三数世,便有同门对面不相识的情况发生。且因传承浮滥、根柢亦随之而浅薄;你一个迷踪拳、我一个迷踪掌,东一套迷踪法、西一套迷踪功,是以在《七海惊雷》书中便曾借一连串同门相残的小故事指出:在千百个号称皆是白泰官亲传嫡系的后学之中,独有一个门派不以白氏的名号为招徕,那就是“飘花门”。

    根据作者飘花令主夹议夹叙的解说,读者才明了:“飘花门”之所以不肯奉白氏为祖,乃是此门原有三百多年的传承历史,其渊源早在白泰官之前——反而是白泰官在浪迹江湖的岁月曾经一度拜投在飘花门下学艺,也不知艺成与否,日后便消失在其余更复杂奇诡的情节之间了。

    纯粹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像《七海惊雷》里白泰官这个角色根本是个多余的、冗赘的;有之无益于主题推进,无之亦不害于情节发展,作者插笔及此,除了说明白泰官原来只是剽窃飘花门本门正宗的迷踪步行道天涯之外,彷佛全然没有其它作用。

    要不是在民国八十一年七月十三日——一个下着迷蒙细雨的黄昏到夜晚——家父训斥了我一顿,我是根本不会注意到《七海惊雷》里白泰官的那段枝节究竟有什么旁的意思,乃至同我的现实生活又居然会有什么关连的。

    那一天,家父逼问我和红莲交往的情形,语气出奇地严厉:“那么欧阳昆仑的女儿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没有立刻回答,脑子里尽想着该如何不撒谎而应付得过去。正踌躇着,老人似乎已经看出了我三翻五转的思绪,从椅垫里撑身站起,又虾腰拾掇着家母扔在地上的笤帚和簸箕,一帚一帚地扫拂着先前摔碎的一地碎玻璃碴和茶叶。我望着他扫过磨石子地面上残留的水渍刷痕,登时联想起小时候站在矮凳上看他伏案描绘古战场山川形势的一些图案——那图案的确跟笤帚的扫痕十分相近,他在画那些古战场的时候年纪不过四十出头,近视眼已经有千度以上,然而工笔细绘,一丝不苟。于接近完成的那一刻就会开始同我说话:“你看这一幅是什么?”

    我会指一指那些纵横交错、不下数十百万繁琐线条说:“头发。”“还有呢?”家父笑了。

    “笤帚扫水。”我说,其实我知道那不是眞正的答案,可是这样的回答会逗得他继续笑下去。

    他果然笑了,再问:“还像什么?”

    “烂锅面。”

    “还像什么?”

    “毛线。”

    这个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直到我再也想象不出一个词,或者一个句子。我从来不让他称心如意地得到那准确的答案。他也从来不告诉我那答案是“等高线”、“等温线”、“测地线”、“接击线”、“战线”、“运补线”……也许要到了高中或大学以后的某一日、某一时,我无意间再向家父零乱堆栈着各种书籍、地图、测量仪器和赛璐珞投影片的书桌投以匆匆一瞥,才赫然惊觉他其实另外过着一种和我所熟知与臆想者全然不同的生活。那是一个塞满了数字和枯燥乏味的名词的世界。简单地说,他的工作就是将已经发生且结束了的许多次战役重新描述一遍。由于战争必有胜负,是以他可以运用各种文献、遗迹和考古发掘的材料来解释打胜的一方为什么会打胜,而打败的一方又为什么会打败。换言之:他先知道了结果,再重塑出制造了那个结果的原因。对正値叛逆期的我来说,这份工作可说再荒谬不过,因为一切所谓的证据都是在巳经预设好结论的情形之下提出的。家父每天出门上班、下班后挑灯伏案,多少年下来,居然就是替已经知道了胜负成败的事涂抹锦上添花和落井下石的理由。在那样怀抱着义愤的情緖下,我转眼便忘记幼年时代踩着矮凳和他胡说嬉闹的情景。

    然而,就在老人一帚一帚扫过来、扫过去,却总也扫不净地上那些细小的碎玻璃碴的时刻,我猛然间被帚棕拂刷出来、在转眼之间便干逝的并行线条触动了一下,想起非常遥远非常遥远的儿时,当这个老人正値壮年的岁月,曾经多么谨愼地维护着我对语言符号的想象力——那应该算是我的修辞学启蒙罢?

    我抢过去,接下他手里的笤帚和簸箕,继续扫着,老人退开两步,我朝他脚下扫了一记,他又退开两步,我再把笤帚伸远了些,假作不小心扫着了他的脚趾头,他笑起来:“咦——欸!别闹。”

    我也笑了,又扫他一下,趁势问道:“你怎么会问起我和红莲的事?”

    一听这话,家父才舒展开来的五官,猛地又扎结起来,道:“有人给我寄了一迭照片——还有一张便条,说这女人叫欧阳红莲。”“干嘛寄她的照片给你呢?”

    “不是她的照片,是“你们”的照片。”家父说着时顺手撑高眼镜框,顺手往鼻心眉头狠狠楸揉起来。

    “我们?我们没有拍过——”半句话才出口,我的背脊煞地窜开一阵森寒,脖根处却同时渗开一片燥热——打从民国七十二年秋,我入伍当兵开始,红莲才重新回到我的世界,每次来去都彷佛鬼魅一般;没有谁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的,也没有谁能告诉我:在我们热烈地互相飨以彼此的肉体之后她又去了哪里?其间的过程再简单不过,无论我在训练中心、接受分科教育的国防管理学院或者是正式服役当文史教官的陆军通信电子学校,经常在逢着放假的日子,一出营门或者走到车站,红莲就出现了,她的第一句话总是:“找个地方陪你睡一睡,嗯?”

    彷佛中了魔咒的一般,我的眸光凝直、牙齿交战,浑身上下每一个孔窍都舒张开来,满盈盈一腔欢悦迎接着她的身体。任她挽起我的手臂,走向海角天涯。

    无论是乌日、积穗、平镇——祇要在营区附近触眼可见、距离最近的情人旅馆——都留下我们裸裎厮杀的踪迹。从某些细节方面言之,我越来越熟练、越来越能从红莲所做的些微不经心的动作或反应察知她的感受和渴望;比方说:我们重逢那天的第一次我就发现她对脊椎骨沿线肤触有着极其强烈的感应,一经指尖轻轻撩划,便止不住地打着哆嗦,微启的眼帘底下露出两弯瓷白,好像那哆嗦一旦打上,黑眼珠便给抖到额头上方去了。我试出这个门道,自然加意撩划。几回之后,红莲忽然睁开眼皮,轻轻笑了,低声说了句:“多了。”

    “什么多了?”

    “你如果不去体会,”她紧紧搂住我的背,翻身躺平,又闭上了眼,仍旧低声道:“没有谁会告诉你。”

    这该算是我学习男欢女爱的第一课罢?在那条尘土飞扬的公路边一丬叫做“乌日大旅社”二楼的小房间里,被陈年不曾流通、说不上来是霉味还是腐味的空气浸裹着,我再度跌入一年前那个撞击、爆炸之后一切归于寂灭的空无宇宙,重温如何进入另外一人生命深处的秘密。这一次与之前在宿舍里那样的鲁闯莽撞是截然不同的;红莲似乎有意诱导我用一双探访的眼睛去窥看那些我原以为祇不过是一片黑暗的风景。我也不得不承认:那是一种全然无法描绘、形容或用任何方式捕捉的风景。它只存在于两具肉体缠绞厮磨着的那些个当下,透过并不灼灼然相互逼取的感官而时现时隐。也正因为我们在努力探访彼此的许多个剎那其实是失落了视觉,或失落了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的,是以它无法经由任何形式的叙述而再现——我只知道后来有一次和孙小六为躲避人追杀而溜进一家狄斯可舞厅,置身于乍闪乍灭的轮转灯球所摆布的光影之中,才约略体会出那种支离破碎的感觉——时间并不连续而世界从未完整。是的。

    在凝神致志的欢愉抚触之中,时间并不连续而世界从未完整。我猜想这是我无从记忆任何一次和红莲亲密交接经验的根本原因。然而这是十分令我苦恼的事。每当收假归营的时限将至,我知道这先前的一切便要随之而露晞雾散、云逝烟消;无论我在部队寝室的蚊帐里如何冥想追忆,也不可能拼合出所曾强烈体会过的这一切于千万分之一。

    终于有那么一回,当我穿起军服、扣紧皮带、打好绑腿、戴上小帽的那一刻,鼻根一阵酸哽,涕液猛然间喷涌出来。红莲从背后环住我的腰,哄了几声什么,我没听清楚,径自咽声说道:“我记不得你了,我会忘记你。”

    “又不是不再见了,怎么这样哭法儿?”

    我摘下小帽,想用它擦泪水,可什么也没擦出来,倒是又擤出一堆鼻涕。我从来不曾向任何人表达过依恋不舍的情感——这极有可能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从来不曾体验过眞正的失落或欠缺。然而,这样显然并非幸福。在那个令我心痛的离别时刻,我像一株给人倒栽入土的植物,既不能思考、复不能言语呼吸,整个地球却翻转过来,然后我便尽情呕吐着了。

    那是一次独特而奇异的经历。我发现那是一种和酒醉全然不同的呕吐;在倾泻出胃肠里所有的东西的瞬间,似乎并没有烦恶之感,倒像是向某个値得托付的对象诉说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或者是向一群陌生人发表了一次动人的演讲那样酣畅淋漓。总之,当红莲用浴巾和一整卷卫生纸擦拭过床尾地毯上的秽物、而我则趴伏在马桶边沿喘息的时刻,我颤抖着,回味着喉头残存着的、射精般收缩的快感,几乎连想也没想,我冲那马桶底部漩涡状的注水自言自语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红莲没听见而我也不会告诉她:我所说的正是恋爱。恋爱原来是这么回事。

    此后大约有一年九个月的时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和红莲的关系,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她不期然出现的时机——有十多次逢着该放假或例休的日子,我临时接获命令,必须到总部甚至国防部去参与筹划那种名为“莒光周”、“军纪教育月”、“保防教育月”等军中电视教学活——的会议。而之所以上级单位会找到我——据我当时揣测——不外是由于我已经小有文名,且拥有中文硕士的身分;对于军方职司政训业务的高阶长官来说,张大春既然是个会写小说的人物,便应该有能力编写几个能够发扬军纪和保防观念、乃至提倡“忠诚精实”军风的电视剧脚本。这种差事经常是说来就来,顶多前一天晚间下达电话命令,第二天一早就得派车出发。就我记忆所及,总是在星期六或者轮到我放荣誉假的前一天。遇到这种情况,我自然会惦念:那么红莲呢?可是说巧不巧,等到任务结束之后的某个假期,红莲粲着一脸笑容再度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总会这么说:“上周末我正好有事,没能来。”或者:“前几天又换了工作,忙翻了;幸好没来扑个空。”

    但是,祇要不碰上那种临时委派的公差,红莲几乎没有遗漏过我军旅生涯中的任何一次假期。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是一种难以想象的美满境界。我不时会以一种历尽沧桑、饱经世故的腔调告诫同在一个营区服役、时时为情所苦的同袍弟兄。其中包括一位大队长、几位教官、和无数为相思悬念所苦恼的军校学生。我告诉他们:爱情是一种建立在自由和信任之上的付托,爱情是一种两个肉体之间无法被他者取代的交流,爱情是一种经由身体的探访而建立起来的相互存有,爱情是一种撤透过对性欲的满足而升华成就的灵性解悟,爱情是一种必须通过分离、思念、挫折、磨难等等严酷考验才能修成正果的美学经验……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越说越深、越说越玄、越说越抽象奥妙;时常说了就忘了。可是我的听众却越听越有趣、越听越入迷、越听越以为那是人生至理,充满了两性相知相爱的智慧。一直到我快退伍了,居然还有几个总教官室教电码和数学的预官,每天晚上挤进我的寝室里来请益至夜深不散。他们最后联名醵资送我一支帕克金笔,笔身上镌刻着蝇头细字:“惠我良深”。

    倘若我当时就能明了那暗藏在我和红莲之间百分之百的美好爱情的背后究竟是些什么的话,这支金笔恐怕非但不足以彰显我在爱情方面夸夸其谈的成就,它反而还称得上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也就在入伍之后的这么一大段稳定持续的关系或者交往,我摸索着去亲近、理解、侍奉以及享用红莲的身体,也渐渐同她在零乱的枕衾被褥之间有了交谈。红莲说故事的方式和彭师母、孙小六都不一样。彭师母说起故事来犹如重新经历了一次自己的人生,也带着听故事的人重返那个历史现场。可是在那个现场,你几乎看不见彭师母的身影,也听不见她的声音;即使涉身于某事件之中,她始终像个幽灵般隐匿在某一最适于观察的角落。尽管她的表情夸张动人、腔调变幻莫测,听者祇觉其逼眞如实,却从不致怀疑自己有什么迫切的危险。孙小六说故事的时候有一种唯恐遗漏什么而随时——心吊胆的不安——这种不安当然也会传染给听故事的人——彷佛每件他所经历的事都有一种极大的不确定性,非得将一切和这事有关的细节都交代清楚不可;否则整件事便会被视为虚妄无稽,且招致严重的指控或谴责。这样说起故事来,别有一种纤维毕露、毫厘不失的趣味,祇不过很难了解他堆积了那么多琐碎的故事里究竟有什么意思。

    红莲则全然不同,她总不肯平铺直叙的述说一件完整的事,好像她的人生就是在一大片伸手不见五指的迷雾之中东闪一下、西闪一下的七彩灯饰不断飘忽游移而形成的。你必须像个努力在益智绘本上玩串联数目字寻绎图形的孩子,一丁一点儿把那些晶莹闪炽的小片段拼起来,才勉强勾勒得出一个生命的轮廓。

    我开始对这个女人产生好奇;想了解她的过去,想知道她的生活,想追索出她曾经在如何如何之际而我当时又正如何如何。我在印着“乌日大旅社”字样的一张床单底下展开了第一次探访:“你跟我说过你爸爸长了个铁脑袋瓜儿的故事。”

    “嗯。”她掠了掠耳际的发梢,闭上眼,嘴角微扬着喘息。

    “后来呢?”

    “后来那颗脑袋瓜儿被人砍掉,掉进台湾海峡里去了。”

    这就是红莲说故事的方式。坦白说:我在她讲到“掉进台湾海峡里去了”的那一刻,眼前确实浮现起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坠入湛蓝泛黑的海水里去的印象。然而它太不眞实却又太强烈;红莲的语气又过于简淡寻常,似乎不像是在刻意捏造什么惊魂摄魄的场面。

    “怎么会这样?”我掀开床单,像一根背后忽然松了压缩弹簧的橛子一样坐起来。

    红莲略一皱眉,仍不肯静眼,想了想,道:“大概那刀很利罢?”

    “你在旁边吗?你那时候多大?”

    终于她睁眼了,轻轻摇摇头,意思大约是说:“我不在旁边。”随即把只手从枕头底下探出来,曲张五指算了几回,又想了片刻,然后用食指和姆指比了个八、九公分的距离,竟然低声笑着说:“这么大。”

    “别开玩笑。”

    “眞的,这么大。我还在我妈的肚子里。”一面说着,红莲一面使劲儿将那床单朝空一抖、抖成个帐篷,把我们都覆在下头,接着便捧起我的脸,鼻尖摩挲着我的脸颊,道:“告诉过你我比你大很多很多;你还想知道什么就尽管来罢丨”我们立刻又来了一回合。

    再度说起同一个话题恐怕又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了。也许在积穗那家罕见的日式木造客栈的小阁楼上,也许在平镇那家兼作西药房生意、取名为“平镇雅筑”的民宿。我忘了什么原因——也许是壁间挂了帧印着瑞急瀑布照片的月历,也许那月历上的照片不是瀑布而是碧波与海船;或者根本没有那样的月历而纯属毫无情由的遐想使然。总之我又问了她一次:“你爸的头眞是被砍掉的?”

    她睨我一眼,是那种何必大惊小怪以及小事不足挂齿的表情,点了点头。

    “为什么?”

    红莲认眞思索了片刻,又给了我一个迷雾中闪炽着小灯泡似的答案,简洁、眩目、忽焉而逝但令人难以忘怀:“应该是因为黄金罢?他帮政府运了太多黄金出来;那么多怎么可能不出事?”

    我记得当时我并没有追问下去。原因很简单:那颗其实我并不关心、和我也没有一丁点儿关系的脑袋瓜儿恐怕又已牵涉到许多我无能负荷的内幕。或者——我该更诚实一些——在无比渴望着红莲那丰美的肉体的同时,我并不敢再深入窥探其中还有什么诱人的秘密、以免那秘密一旦揭露开来,我便会再失去她一次。

    可以说抱着一种忐忑的意绪,我继续和红莲维持着那种尽情垦掘对方身体的游戏关系。然而在另一方面,我随时随地能够意识到自己对她的隐瞒和提防;比方说,我始终没有告诉她:其实我后来从彭师母那儿听到了“铁头昆仑”初展神威故事的更多细节,我还知道她的爸爸就在那一次事件中结识了一个后来当上总统府资政的人物。这种隐瞒和提防或恐只是男女之间一个无足轻重的、玩笑式的角力,彷佛握有某个(尽管并不重要的)秘密的一方便取得了某种精神上的、极其抽象的优势。我甚至偶尔还会这样想:等我老了以后——我是说要等我老到都已经不知道鸡巴硬起来是个什么感觉以后——我若突然把我所知道的欧阳昆仑告诉红莲,那么,她的脸上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

    然而,毋须等到那么久——我在三十五岁那年便已瞿然惊见自己所握有的秘密其实微不足道,且在我自以为比红莲多知道了一些什么的时候,早就成为握在别人手中的某个秘密的一小部分——家父朝我摆了摆手,意思是“不要再扫了”。我放下笤帚和簸箕,随他走进他的房间。门一开,扑面迎来的是一阵混合着蟑螂蛋、霉斑、潮透了之后蒸出盐渍酸梅香气的油印数据纸和蛀虫啃啮成粉屑的楠木所发出的味道。我许多年未曾进入这个房门,忽然产生一种里面比以前小了很多的错觉——稍后才注意到这错觉是因为房间里又堆栈塞放了较原先多出几倍不止的书籍、图录、卷轴和数据夹;最令我讶异的是书桌右边多了张矮几,下置滚轮,几面上端端正正架设着一部我从来不曾碰过、也不曾想到会去使用的计算机。

    “九〇年代了嘛。”家父大约是从我看那计算机屛幕时目瞪口呆的神色中揣摩出我的惊诧,便带些赧意地说了一句。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轮到我面红耳赤、骨悚心虚——家父从计算机主机和矮几之间的缝隙里抽出一个牛皮纸封递过来:“是行家拍的。”

    一时之间很难判断家父所谓的“行家”指的是摄影技术方面的行家、还是跟监侦伺方面的行家。不过,照片的确拍得极好;每张洗成八乘十的大小,曝光正确且层次分明,虽然都是黑白底片摄制,却因为冲晒技术细腻入微而颇能传神。至于所拍摄的内容——一言以蔽之曰:我和红莲在打炮。

    站在自己的父亲面前端详自己妖精打架的模样能有多么尴尬就毋须赘述了。我匆匆瞄了两眼,十足体会那无地自容的滋味。倒是家父显得相当从容,不疾不徐地说道:“一共寄来了十八张,应该是用那种高精密度的特殊底片拍下来的——依我看,祇有拍航照图之类的单位才用得上那种底片;你是碰上“专门的”了。”

    我这也才注意到:十八张照片并非一时一地之作。照片里我的容貌和体态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别。薙了个大光头的一张近右侧的位置有一扇教窗帘给掩去半边的窗户,没掩住的半边透着光,可以约莫看出窗外公路上弥漫着镇日不落的灰烟尘埃,和“乌日大”三个颜体正楷招牌字。其次,我趴在红莲身上(采“传教士”姿势)冲刺的一张下方——也就是距镜头较近的位置——放置着一个侧面印了“平镇雅筑”字样的火柴盒。除了这两张之外,其余大多没有明确的地理标示。不过,照片中的我头发越蓄越长,可见是服役中期以降、乃至退伍之后的几年间陆续拍摄下来的。其中有三、四张里的我肚腩肥厚,有如怀孕四、五个月的妇人;那显然是民国八十年以来的一年半之间拍的。倒是红莲一点儿没有改变——除了头发或稍长些、或稍短些,几乎辨认不出这前后跨越了十年的岁月在她身上留下过任何痕迹。

    在那样认眞看着每一张照片的时候,原本乍然绽开的羞惭窘迫之情竟尔习习褪去。毋宁可以说是在家父带些宽纵意味的眼神鼓舞之下,近乎谐谑地——一如用笤帚去拂扫他的脚趾头那般——我随手抽出一张晃了晃,道:“要是有人拿我儿子的这种照片给我看,我会疯掉。”

    老人点点头,似乎是表示接受了我的试探。可是他却如此接着说道:“我原本想烧了的,又觉乎着有什么不对劲儿——一定是你招惹了什么事,才有人会用这下三滥的手段,想借我的力气整治你小子一下。”

    “为什么要寄照片给你呢?”我脱口问着的同时已经在想:万一他们寄件的对象是我任职的报社、或者我任职报社的同业竞争者,则极有可能让我逐字笔耕、辛辛苦苦在文学圈里所建立起来的一点小小名声毁于旦夕之间——起码我会成为一个蜚短流长的话题,一个东招西摇的笑柄,一个再也不能发表什么“具有严肃意义的作品”的小丑。

    “当然是因为欧阳昆仑的缘故。”家父低声说道:“寄照片的人非但掌握了你和欧阳红莲的交往,恐怕也想考较考较我和欧阳昆仑之间的关系——”

    “你认识欧阳昆仑?那、那个铁头?”

    “可以说认识,也可以说不认识。”家父再度抬手扶了扶眼镜框,用那种几乎像先前斥责家母一样严厉的语气说道:“我先问你,你可要老老实实、仔仔细细地答我——是不是有人曾经告诫过你: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

    他的话乍听起来的确耳熟,而且不只如此,连遣词用字都一模一样:“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然而这种告诫式的话语在我们那!代人耳朵里至少堆置了数十百万,一时半刻之间实在很难爬梳得出来。我正犹豫着,家父却急切地说了下去:“这几年我看你很风光,一天到晚电话不断,朋友也多了起来,这和你服兵役之前的光景是大大不同了。你自己不会不知道罢?”

    我听他的话里似乎没有责备什么的意思,可是细细咀嚼,也未必然十分赞我那可以称得上是应接不暇的社交生活。于是——带着几分防卫意识地——我咕哝着答道:“也没什么罢?你也知道的,人家邀篇稿子,总会打几个电话;找我去演个讲,也会打几个电话。有那些报纸杂志想到什么题目要采访采访,总不外还是打几个电话。你要不乐意接就别接,要不我搬出去——”

    “没那么大罪过。”家父往床边一张藤圈椅里一坐,摊摊手示意我也坐下,突然降低音量,道:“你静下心、捺住性子、好生想一想:打从你那年写论文当兵起,一直到此刻为止,有没有哪一天是独自一个人过日子的?”

    他的话越说声越悄,但是却狠狠撞了我一记;犹如走着走着猛里撞上一块又硬又厚的透明玻璃,砰然把脑门撞了个满天星斗,里头的零碎儿东洒西飘,眼前一片金光灿烂。我摸摸前额、眨眨眼,居然笑了起来,应声道:“的确没有。”

    “哦?”家父朝椅背里仰了仰。

    “不不!等等——”我忽然想起来:“刚才我是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到青年公园去看书。咦?不对!不是一个人;我在公共厕所里撞见一个冒失鬼;那家伙说他是我的忠实读者,还尿了我一裤子!”

    “如果人家不是个冒失鬼呢?”

    “哪有人故意干这种事?”

    “哪有人裤子上沾了那么脏的东西还不赶快回家换了、洗了?”

    “我在看一本书——”我辩解着,可是也就在那一刻,我依稀明白了家父的意思:公园厕所里那家伙既不是冒失鬼,也不是我的忠实读者——那是个故意窝囊我一下,好逼我赶紧回家换裤子的。

    家父径自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连连点着头,道:“所以,这一向你身边的确是“随时有人”了。看样子,你这条小命儿能苟活到今日,不是没有道理的。”说到这里,他摘下眼镜,另只手使劲儿搓抹了两把脸,直抹得两颊和鼻头儿赤红殷殷,两丸聚不拢的黑眼珠子不知是看着我还是我身边的房门,叹了口气道:“去把你那几本书拿进来罢。”

    “我可不想唬弄你,爸!你要是逼我烧了它们,我出了这屋门就不再进来了。”我几乎是咬牙切齿的那么个架式地说。

    “别跟我闹意气。”家父重新戴好眼镜,又沉吟了半晌,有如作了个极其艰难的决定似地说:“烧与不烧,其实一点儿也不重要;可你已经是三十好几的人了,要是还像个跌跌撞撞的小娃娃一样,成天提着条性命混来蹚去,如何是个了局?”

    我没答他的话,开了门,三步并两步冲进客厅,拎起先前搁在长茶几旁边的书袋,忽地闪出个念头来:我当然可以背起这袋书,扭开门锁,窜身出去,随便找它一个天涯海角去混一段时日。日后回想起来,当时之所以迸出这个念头,未尝不与家父那句“这一向你身边的确是“随时有人”了”的话有关;或许在意识的深处,我正竭尽所能地抗拒着这样一句话——难道我眞地再也不能回到许久许久以前,一个人窝在缈无人踪的宿舍里,像老鼠一样读书度日了吗?难道我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便已完全失去了独来独往的权利了吗?难道我已经习惯了变成报社、课堂乃至文坛诸如此类非与众人接触不可的社会的一分子了吗?难道我根本是个舍不得也离不开(包括那些所谓——忠实读者在内的)陌生人群,且热切渴望同他们交流、沟通,却又不屑承认而惺惺作态的人吗?

    拎起那袋书的剎那,我把“身边随时有人”这句话作了太过偏执的引伸;然而那——带有自责况味的引伸毋宁是深具意义的——它让我得以重新温习一遍从前,重新体会一遍既非知名作家、亦非媒体宠儿时代的张大春所曾经懵懂追寻的一个状态——一个夜以继日只在这本书和那本书之间逡巡来去、顾盼自如的状态。?

    事实上我已经扭开门锁,一步正待跨出——倘若就这么扬长而去,也许我再也不会有回头面对家父的勇气,也许我再也没有机会从他那里得知为什么我“身边随时有人”,也许我再也不去报社上班、再不回学校授课、再也不发表什么狗屁文章、再也不……推演到某个难以捉摸其细节的极致,也许我便消失了。然而那一步没能跨出去——家母在身后喊了我一声。我回头瞥见她正趴伏身躯,用手掌抚按着方才打碎了玻璃杯的地面。“又要出去啊?”她说。“你在干嘛?”我叫了声,抢上前要拽她起身。

    “玻璃碴子太细,不这么试,你怎么扫也扫不干净。”家母说着,抬起一只手掌,指丘处果然晶晶莹莹沾黏着几片碎碴子,另只手顺势给掸进簸箕里。她没肯让我拽起来,反而扯住我的衣袖,低声道:“你老子最近不大对劲儿,动不动就唉声叹气的,夜里不知道是做梦还是怎么着,老是乱叫。你别跟他计较;人老了,什么毛病都来了。”

    就在这一瞬间,我打消了那个扬长而去的主意,冲她点点头,拎起书袋,走回家父的房间。老人还仰脸坐在藤圈椅里,双眼直楞楞瞅着天花板上的吊灯,道:“把门关上。”

    我照他的吩咐做了,顺手扣住插梢锁,漫声问了句:“妈说你最近睡得不安稳。”

    他扶了扶眼镜,嘴角不自主地撇了撇,道:“等你听我说完,再看看你能睡得安稳不?/那本《七海惊雷》你读到哪儿了?”

    我没料到他会这么问,抓耳挠腮想了老半天,依旧没有头绪,祇好扯开书袋,把《七海惊雷》摸出来,扭亮灯,胡乱翻了翻。坦白说:在翻看的时刻,我祇觉得有如陷身于那些经常缠祟着我的、有关考试的恶梦,满脑子尽呈一圑眞空,视线所及之处的白纸黑字也不外一片茫然。有好几个剎那,我很想告诉家父:算我压根儿没读过这本书好了,你想说什么就直截了当地说好了。

    但是,老人什么也没说,他十分有耐性地等着,十指在胸前一下又一下地叉搭,即使偶尔咳嗽一下,也像是置身于病房或图书馆里一般努力地节制着音量。不知过了多久,我总算找着了当年匆匆浏览之下所历经的那个极限——

    这整个过程像一名迷失于险峰雾林之间的漫游者——在搜寻、穿越过既芜杂零乱且模糊缥缈的记忆之时,猛地从我眼前闪过两张忽隐忽显,半生半熟的脸孔。其情状有如你翻箱倒箧遍寻某一则资料或某一篇文章而不得,无可如何之际,却在你全然意想不到的书页间飘落下一份你以为早已遗失的笔记、一纸你声明作废多时的证件一样。那是两个人的脸;一张泛着紫气的同字脸和一张不时会撮起口唇、发出呼呼怪笑之声的圆脸。紫色同字脸的那人跟我说了句话:“可惜你读了那么些书,都读了个七零八碎儿。”圆脸的则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回嘴道:“有朝一日人家把这些零碎儿掺合起来,汇入一鼎而烹之;自凡是火候到了,未必不能大快吾等朵颐呢!”

    这没头没脑的往来言语转瞬即逝,颇像是清晨起床的片刻间残留在枕边《我上的梦境遗痕,待我正要岔开思路,往复拨寻,却又杳然消灭了踪影。在那一刻,我祇当是因为答不出家父的追问而一时情急,从意识底层浮涌出从前在学期间挨老师们教训的无数个情景之一。不意这一岔念,倏忽闪炽,稍后才解开了家父原本想要探究的另一个问题。

    不过,我必须先回到《七海惊雷》——

    我把拼凑出来的阅读印象比对著书中原文,好容易找到当年停顿的地方,说的是一个双腿畸残的拾荒人于穷途末路之际忽有奇遇,得着了一个传衍了数百年之久的古本故事,拾荒人觉得那故事固然荒诞不经,但是颇有异趣,便逐字逐句地读了下去。岂料一旦入迷,非但茶饭不思,寝息亦废,且正因为字斟句酌、钻深究细的缘故,竟至神魂驰荡,心魄动摇。看在外人眼里,这拾荒人镇日里喃喃嚼语、唔唔咒念,竟尔疯癫痴狂了。殊不知这古本故事的页里行间隐隐然藏着个奇门遁甲秘术的机关;拾荒人读之诵之,居然练成了一套排诡阵、设迷局、兴道法、布幻象的本领。

    当年我就是在看到这一节上打住的。我指了指《七海惊雷》第五百零二页的一个段落,同时也想起初读此书当下的情景——我随手合上它,放回壁间书架的原位,走到另一个标示着“宗教民俗”类别的书架前,抽出一本叫《奇门遁甲术概要》的书。

    “为什么没读完就不读了?”家父觑瞇着双眼,似乎是以一种纯属好奇而非训诘的口吻问道:“这本书有六百多页呢。”

    “反正是一部破武侠;本来就读到哪儿算哪儿。”我说:“而且我又搞不懂奇门遁甲是个什么东西,大概就这样放过了罢?”

    家父点了一下头,又垂下脸、沉思了好半天,才像是鼓足了勇气一般说道:“这样罢——你先仔细看完它再说。”

    一时之间我仍不免有些胡涂——才多么大一会儿之前不是还要我把这一袋书“通通烧了”的吗?这一下怎么又来个“仔细看完”了呢?

    然而彼时的我如蒙大赦,无暇细究个中因果,遂抓起《七海惊雷》,从第五百零二页那中断之处读了下去。

    且说那双腿畸残的拾荒人姓裘,单名一个攸字。在前五百页书中祇偶尔出现过三数次,读者仅仅知道:这裘攸曾经进过学、中过秀才、也娶了一房妻氏,并育有一子。倒是那孩子是此书主角之一;此子生来桀骜不驯,在年纪还很小的时候便给个和尙模样的人拐带离家,一去不返,可是在日后竟练成了绝世的武艺。日久天长,这裘氏子便以云游僧的身分行走江湖,法号“轮空”。轮空虽然到处行侠仗义、济弱扶倾,却始终不曾与闻自己的身世,更不知道他的母亲已经因为哀恸过遽而染病亡故了。至于那裘攸先遭失子之祸、复陷丧妻之悲,顿时勘破功名、无心举业,才沦落成一个拾荒人。

    《七海惊雷》全书直写到第五百零二页上——也就是裘攸不期然而练就一身奇门遁甲的方术之际——才冒出另一个主人翁。是时在市井坊巷之间,无论三教九流,几无一人肯以青眼睐裘攸者。倒是有个远从京师流浪千里而来的孤儿看他着实可怜,遂礼事之、敬奉之。裘攸深受感动,便将一套本领尽数传给了这孤儿,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跨儿”。为什么叫这么怪的名儿呢?书中还有闲言说解,乃是裘攸这秀才毕竟抹不净读书人的底子,取名用上了典故。原来这“跨”乃“跨灶”

    之意。《海客日谈》云:“马前蹄上有两空处,名“灶门”。马之良者,后蹄印地之痕反在前蹄印地之前,故名“跨灶”。”引伸说来,即是后者超越前者的意思。在裘攸心目之中,自然是期许这跨儿的奇门遁甲之术能超越裘攸本人;至于是不是隐含着“后儿超越前儿”的意思,则飘花令主并没有明说。

    或许是浪掷在闲说某名某物来历掌故之类的笔墨太多、也太琐碎,致使《七海惊雷》最后的六分之一看起来非但没把前文之中所设下的伏线:一呼应完妥,飘花令主反而变本加厉,花了将近三、四十页的篇幅去重述早在四、五百页之前就已经交代过的一段无关宏旨的背景;也就是在全书中根本无足轻重的一个小派——飘花门——如何拥有三百多年的传承历史、如何于江南北八侠中排名第七的白泰官之前即已独步武林、如何精拣愼择良材美质的子弟谆谆而教……飘花令主特为显示白泰官一系子弟皆属歪瓜劣枣之辈而不惜以整整四页的篇幅抄录了一份谐称“白邪谱”的名录,刊印出两千多个名字。坦白说:我认为那是作者为了骗稿费而混使的卑劣伎俩,是以一眼扫掠之下,便将那四页尽快翻了过去。

    接着,飘花令主像是蓄意撒开控缰驭辔的双手以便纵马狂驰一般地写出了另一段有头没尾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自幼离家、寄踪八表的僧侠“轮空”再度登场,为了替嵩山少林寺护送一批名为《武经》的秘笈到福建少林寺去,一路之上,历经了不少艰难险阻,斩杀了许多盗匪强徒,最后终于达成任务。但是,就在轮空将《武经》运抵南少林、贮入藏经阁之际,居然凭空冒出来雨个早就伏匿于寺中、寂寂无闻的洒扫老僧——材平和材庸;这两个老僧手起掌落,立时便将轮空给格毙了。最令人沮丧的是:整部《七海惊雷》到这里居然就结束了。

    这样虎头蛇尾也就罢了,整个阅读过程更极其别扭,因为在高阳给我的这个本子上到处是他随手注记的一些小考据——高阳的行草自成一体,且善书者不择笔,忽而红墨水钢笔连下数行、忽而又是蓝色油墨圚珠笔岔写几百字,之后居然连毛笔的蝇头小楷也绵延一气,乃至原先排印的明体铅字常为之掩翳难明。有些夹注字句依稀可辨,不外是引伸、旁证小说所述内容的一些来历出处,有些我连他写的是什么字也认不得,于是干脆通通跳过。至于《七海惊雷》的原文——坦白说——在深受现代小说结构形式洗礼的我看来,这样松散骈漫、挟沙跑马的写作方法迹近乎对小说这一体制的侮蔑。我在读到“全书完”三字之际,忿忿然随手将《七海惊雷》向桌脚边的垃圾桶一扔,不意却瞥见封底上的一行小字,正是高阳所写的那句:“唯浅妄之人方能以此书为武侠之作”。我忍不住再将它从垃圾桶里抽出来,捧在手中,又读了一遍——唯浅妄之人方能以此书为武侠之作——

    家父似乎并没有读到这一行字,但是他迸出口的话却几乎同高阳的题字按语是一模一样的:“你看不出门道来,自然会以为它祇是一部破武侠了。”

    “如果这里面有什么影射!”

    “不是如果,”家父使劲儿一扶眼镜框,道:“它本来就是一部影射。飘花令主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可是他写了些什么,我却猜得出几分。你方才跳了几页没仔细读,应该是那“白邪谱”的名录罢?”

    我点点头,顺手翻回那四页有如联考榜单一般密密麻麻的名录。这时我也才发现丄尚阳在这四页里居然没有半个字的夹注、眉批。乍想起来,应该也是不耐这无聊名姓的摆布,是以和我一样,匆匆放过了。然而,另外一个念头这时猛里闪出来挤了我一把:倘若此书并非小说,而这份名录或可能并非虚构出来的;也正由于它是一份实有其人的名录,高阳才未曾像在别处那样随文附注、垦掘奥义——是这样的么?

    “你先认一认,在这些个名字里,有你认得的没有?要是怕费事,倒是可以“卷帘”而上,从最末一个名字往回认,认一个、想一个,想清楚了就圈起来,不可马虎。”

    “为什么不顺着来?我不怕费事,谁说我怕费事?”我扯嗓子抗了两声,其实心是虚的——我猜家父恐怕早就看出来我这做不得学问的懒散习性,可教他这么一说,却偏要跟他逞强,执意要从第一个名字往下读。

    “那都是些前清雍正朝时代的洪门棍痞,你怎么会认得?别犟!倒着来罢。”家父的语气仍旧平淡温和,但是十分坚定:“等你认出什么、想起什么来,也许就明白那飘花令主的意思了。”

    白昼至此隐退,窗外的天色已经全然暗下了,我并没有注意到家父是在什么时候悄然扭亮了日光灯,甚至还打开了计算机,双手便捷如熟练的钢琴家一样敲击着我完全陌生的键盘,黑底白字的荧光幕闪炽良久——照理说我应该十分惊诧于老人居然能如此熟练地操控这种先进的科技工具,然而我什么也没来得及表示——我竟毫不自觉地跌进“白邪谱”名录所展示的机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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