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妮无语。

    “其三，有钱人家出了案子很少报官，他们更愿意请私人侦探暗地里跑调查。说他们怕媒体曝光也好，怕炒出丑闻也好，不错，都是实情。可他们更深一层的目的，是想在提交警方或法庭之前，先根据自己的利害和意愿对收集到的证据甄别筛选……其实对于我，克洛斯·冯·普罗是否无辜还在其次，不过我几乎可以断言，警方介入之前的那段私人调查，结果并没有百分之百地呈交法庭……你们应该感到庆幸，并不是我的每一届学生都会碰到这样具有挑战性的案子。”

    敏妮回到座位上。

    “德肖维奇团队”划分为若干小组，指派的任务或“研究项目”分别是：庭审记录、病历病案、医学论证、黑皮匣子、胰岛素、罗得岛州法律、还有“大卫·马其顿”、“杜鲁门·卡波特”以及“库尔笔录”等等。

    如果不算玛丽雅·辛拉翰姆那些“小脚侦缉队”似的间谍活动，第一个对本案进行专业调查的应该是冯·奥斯勃格姐弟延聘的律师理查德·库尔。公诉方几位关键证人屡屡在法庭上提到理查德对他们的早期访谈，但据说，被告方自始至终根本就没有看到访谈的笔录。

    “库尔笔录”组的成员们以德肖维奇教授的名义直接去信理查德·库尔，要求查看笔录，得到的回答是，他手里“连笔录的一片纸也没有”。

    “大卫·马其顿”是克洛斯·冯·普罗交给“德肖维奇团队”的第一条线索。他说败诉后几天，他接到一个匿名电话，问他是否对亚历山大王子的某些情报感兴趣。几经风险，亚伦·德肖维奇终于听到了大卫·马其顿的故事——

    早先，我有一个朋友叫季勃·杰克逊，干室内装修的。我们经常开车到纽波特闲逛。

    197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季勃说他得去一趟海边的什么酒吧见一个小伙子，叫亚历山大。看得出来，他俩不是第一次见面，季勃给亚历山大带去一大包东西，说是“礼物”。

    过了几个星期，季勃又要见亚历山大，这次是在撒玛斯街的一家餐馆。吃饭的时候，季勃又交给亚历山大一包“礼物”。回来的路上，季勃跟我讲，这个亚历山大家里极阔，他只是夏天来纽波特度假。他们家避暑的那幢大宅子，啧啧啧，辉煌得跟宫殿似的。季勃有一个朋友在亚历山大家做过装修，一来二去相互就混熟了。季勃提到亚历山大的姓，我当时听着像什么“冯·乌兹勃格”。

    有时候，我也自己去纽波特，季勃就让我替亚历山大捎“礼物”

    亚伦·德肖维奇教授问：“你知不知道‘礼物’是什么？”

    大卫·马其顿笑笑：“我这不正讲着呢吗。”这会儿，他已经不像一开头那般拘谨，舌头也活泛起来。

    一连两个夏天，我替亚历山大捎过大约七八次“礼物”，渐渐发现，这孩子有时候鬼鬼祟祟的。比方有一次在停车场交接货，正巧一辆车从贝勒坞路开过去，亚历山大赶紧缩到车后头，说那辆开过去的车里恐怕有他的熟人。

    7月中旬，季勃又给了我一包亚历山大的“礼物”，我就打电话和亚历山大约时间地点……

    亚伦·德肖维奇打断道：“谁给你的电话？”

    “季勃给的。”

    “号码还在吗？”

    “我上楼找找看。”过了约5分钟，大卫捧着一只卡片盒子下来。他抽出亚历山大的那一张，让教授抄下了上面的三个电话，后来查出，分别是克拉伦敦庄园、第五大道公寓和亚历山大在普维顿斯的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