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问：“我知道你是一位经济独立的女性，但是请告诉法庭，冯·普罗先生是否为你买过一辆车？”

    阿丽珊皱皱眉。按照出庭前达成的协议，公诉人是不可以问这样的问题的。然而，史蒂文已从阿丽珊嘴里获得了他想获得的一切，不再有任何顾忌。

    “是的，BM。”阿丽珊答，“当时讲好是我们俩共用……”

    “而且，当你决定和冯·普罗先生分手时，你还提出过将车钱如数归还他。这就是你准备要说的吗？”

    “是的。”阿丽珊垂下眼帘，声音低得如蚊子一般，“可是他说……他说，那原本就是送给我的礼物。”

    “多少钱？”

    “一万二美元。”

    史蒂文点点头，转到下一个问题：“爱索尔女士，你和被告目前还在继续约会——见面吗？”

    “不了，自从这一切发生后，我的律师告诫我不要再和他来往。”

    “那么，爱索尔女士，你还爱被告吗？”旁听席传来窃笑声，史蒂文转脸朝笑声传来的方向笑笑，他知道是有人在替他数着，他这已经是第三个问题了。

    就这一转一笑，史蒂文错过了证人的回答。法庭中有人后来说，他们听见阿丽珊答“不”，声音很小。

    “对不起，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这一次，阿丽珊回答：“我不知道。”

    因为阿丽珊·爱索尔出庭是公诉方的临时决定，托马斯·尼德翰法官允许被告方不必当即进行交叉取证。第二天开庭后，克洛斯的首席律师赫拉德·法林格对法官说，他的委托人请求他“不要再为难阿丽珊，她已经够不幸了”。

    后来，陪审员们从其他证人的证词中陆续拼凑而得克洛斯和阿丽珊故事的后半段。1981年2月11日，医生刚刚宣布桑妮的昏迷已是“不可逆转”，也就是说，桑妮刚刚被医学权威们正式确认为“植物人”不久，克洛斯即以出差的名义，悄悄带着阿丽珊和亚当母子到巴哈马群岛首都拿骚度假。克洛斯当时不知道，他们已经被理查德·库尔手下的私人侦探跟踪，而且玛丽雅·辛拉翰姆也在打扫房间时看到了他们的三张机票。

    同年3月，克洛斯携阿丽珊再去拿骚，这一次，两个人都带上了各自的孩子科西玛和亚当。以阿丽珊的设想，他们是“利用假期构筑一座相互间沟通交流的桥梁”，“进行一次未来家庭的尝试”。

    根据公诉方掌握的情况，两个人的最后一次接触是在1982年1月初，本案开庭前的那个周末。

    至此，公诉方相信，他们已经向法庭证明了克洛斯·冯·普罗试图谋杀其妻的另一个动机。

    阿丽珊·爱索尔走下证人席，也从此走出克洛斯·冯·普罗的生活。公诉方继续按照既定的方案，传唤理查德·司铎克。

    司铎克大夫说，在他作为桑妮私人医生的26年间，从不曾发现桑妮会因饮酒而犯病——

    史蒂文·伐密利提：那么，关于冯·普罗夫人酒精过敏的说法从何而来？

    理查德·司铎克：那是冯·普罗先生说的，而且只有他这样说。

    史蒂文·伐密利提：1979年12月底冯·普罗夫人住院时，纽波特医院对她的诊断结果为低血糖症，你认为正确吗？

    理查德·司铎克：她确实患有低血糖症，但低血糖症并不一定就是导致她昏迷的原因。当时还有不少无法确定的因素。

    史蒂文·伐密利提：你的意思是，对冯·普罗夫人1979年12月底的昏迷，应该还有别的解释？

    理查德·司铎克：说实话，我真的不愿意考虑所谓“别的解释”，不过这种事情确曾实实在在地发生过。它关乎一个人的道义或道德，它让我感到非常的……非常的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