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诺狠狠将早报挪在会议桌上，轰隆一声巨响，纸张四散，内页飞了出来。

    “见鬼！这是什么？”他的脸气得通红，另外他也很需要刮胡子，“上帝！”

    韦斯利平静地踢开一把椅子，请他坐下。

    那则新闻是星期四的头条，在上半页用醒目的大标题写着：

    没有艾比的名字。这篇报道的作者是一个法庭记者。

    还有篇短文提到如何用DNA作证，包括以DNA进行“指纹指证”的全过程插图。我在想那个凶手会如何反应，他大概会愤怒地看上一遍又—遍。我猜不论他在哪里做事，今天他可能需要告病在家。

    “我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这码事？”马里诺对我怒目而视，“我交给你那件套头连身装，我尽了我的责任。结果接下来，我就从报上看到这等狗屁字眼！什么缺陷？DNA的报告刚进来，哪个屁眼立刻就漏了，还是怎么？”

    我没开口。

    韦斯利平静地回答：“这次无所谓，彼得。我们不在乎报上写什么，把它当成件好事。我们现在知道凶手有股奇特的体味，或至少他像有。他以为凯的办公室抓到了他的小辫子，说不定他会做出愚蠢的事。”他看看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我摇摇头。目前没有任何人试图侵入法医办公室的电脑。如果这两人二十分钟前来到会议室，他们会发现我正埋在纸张里。

    难怪昨晚当我要玛格丽特印出那些文件时，她显得很犹豫。这包括到五月为止全州三千个案子。那一叠叠绿条报表纸足有整株大楼那么长。

    更糟的是数据经过压缩之后根本不能读，要读它就像在一碗字母形状的通心粉汤里找完整的句子。

    我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布兰达·史代普的档案号码。当我发现在“衣物、个人用品等”下记的是“颈上缠有肉色丝袜”时，不知道该算是高兴还是惊吓，也可能两种情绪都有。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所谓的黄褐色布带。我的办事员里没有人记得在案子输入后，他们曾进行过更正，或加入新的数据。有人改过记录，一个不是我办公室的人。

    “那些心智有缺陷的玩意儿是哪棵葱？”马里诺粗鲁地把报纸向我推来，“你从DNA的巫术阵里发现了什么，让你以为他脑子里缺根筋？”

    “不，”我如实回答，“我想这篇报道要说的，是由于某种新陈代谢机能失调，可能引发某些病症。但我没有证据指出那些问题一定会发生。”

    “哼，我绝对不会以为他脑子有问题。上帝！这种屁话又来了：这个畜生是个蠢蛋，低等生物，可能给人洗车，要不然就在打扫阴沟……”

    韦斯利开始表现不耐烦。“别再说了，彼得。”

    “是我在负责侦查，但我得看报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们有更大的问题，好了吧？”韦斯利回嘴道。

    “嗬，是什么？”

    于是我们说了。我们告诉他，我与塞西尔的妹妹通话后的发现。

    他安静地听，眼睛里的怒意逐渐消退，一脸疑惑。

    我们的结论是那五个女人绝对有一样相同之处——她们的声音。

    我提醒他马特·彼得森说的话。“我记得他说到他第一次在派对遇见洛丽时，曾提及她的声音。他说她有那种引人注意的声音，非常好听的女低音。我们想到这五个案子相同之处在声音。说不定凶手没有看到她们，而是听到她们的声音。”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韦斯利补充道，“一想到那种跟踪潜伏的人，我们就假定那精神病人曾见过被害人，可能在购物中心或慢跑时，也可能他从住宅窗外偷看。通常即便电话是因素之一，也都发生在最初的接触之后。他先看到她，之后说不定打电话给她，光听她的声音或许就足以让他想入非非。但我们现在所想到的则更可怕，彼得。凶手的职业可能容许他打电话给不认识的女人。他手上有众多电话号码和住址，他打电话给她们。如果她的声音引发他的幻想，他就选上她。”

    “你这样说好像可以缩小范围似的，”马里诺抱怨道，“现在我们要去查这些女人是不是列在电话簿上，接着我们要考虑凶手可能从事的职业。太太小姐们每个星期都会接到那种电话，卖扫把、灯泡、公寓的等等，再加上做市场调查的，那种问上你五十个问题的家伙。他们想知道你已婚还是单身，赚多少钱，怎么穿裤子，刷牙后用不用牙线之类的。”

    “你知道我们的问题了。”韦斯利喃喃道。

    马里诺的连珠炮仍在继续。“所以有人迷上了奸杀。他还可以每小时领八块钱，坐在家里翻遍电话簿。万一有女人告诉他，她单身，一年赚两万，一个星期后，”他转向我，“她就躺在你这里。好，现在你们告诉我，凭哪一点可以找到他？”

    我们不知道。

    声音这个因素并没有缩小排查范围，在这一点上马里诺是对的。事实上，这只让我们的调查更为困难。我们或许可以查出被害人在某天曾遇见哪些人，但很难确定她曾与哪些人通过电话。就算被害人没被杀死，也不见得想得出来。那些打电话来推销、作市场调查，甚至是打错电话的人鲜少会报上名来。我们每天每夜都会接到许多电话，但没人注意，也不会记得。

    我说：“他杀人的模式让我怀疑他在外工作，从星期一做到星期五，整个星期压力不断积压。星期五晚上或午夜之后，他出去动手杀人。如果他一天要用二十次硼砂肥皂，不太可能是在自家浴室洗的手。据我所知，平常杂货店卖的洗手肥皂并不含硼砂。所以如果他用硼砂肥皂，一定是在工作场所。”

    “我们确定是硼砂？”韦斯利问。

    “检验室用色层分析法检验过，确认我们在尸体上发现的发亮残余物含有硼砂。这点确定无疑。”

    韦斯利思索了片刻。“如果他在工作场所使用硼砂肥皂，然后下午五点回家，凌晨一点时应该不会剩下多少。他可能在晚上上班，使用男盥洗室的硼砂肥皂。午夜下班约凌晨一点时，直接去被害人家。”

    我认为这个想法很有可能。如果凶手晚上做事，白天就有很多机会在别人都去工作时，到他下一个被害人居住的小区勘查地彤。他也可以在稍晚下班时再去，说不定在午夜。那时被害人及其邻居不是不在家，就是在睡觉。没有人会看到他。

    哪些在夜间工作的职业会用到电话？

    我们思考了一会儿。

    “多数电话推销员会在晚饭时打电话来，”韦斯利说，“通常九点过后便不会再打。”

    我们都同意。

    “送比萨的，”马里诺建议，“他们任何时候都送。也可能是凶手接的电话。你打过去，接电话的人首先就会问你的号码。如果以前你打过，你的地址将立刻出现在电脑屏幕上。半个钟头后那畜生拿着热比萨在你门前出现，可能一眼就发现那个女人独居。他喜欢她的声音，也有她的地址。”

    “去查查。”韦斯利说，“派几个家伙去各处有外送比萨的地方看看。”

    明天就是星期五了。

    “去看有没有哪个卖比萨的地方是这五个女人都曾经光顾过的。应该都在电脑里，很容易找。”

    马里诺走开了一会儿，带了本电话簿回来。他找到比萨店的部分，开始记下名字和地址。

    我们想出越来越多可能的职业。医院和电话公司的接线生整晚都在接听电话，找你捐钱的人就是晚上十点了也会拨电话来打断你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而且总会有人拿着电话簿随手乱拨——比如联邦储备银行的警卫坐在空无一人的门廊时，或加油站的工人在深夜顾客很少时，都可能因穷极无聊而打电话消磨时间。

    我的心思越来越紊乱，无法有条理地思考。

    我觉得不对劲。心底深处有个声音告诉我，你把它搞得太复杂了，离你真正知道的事越来越远。

    我看着马里诺多肉潮湿的脸和转来转去的眼睛。他很疲劳，压力又大，仍旧满腔陈年怒火。他为什么这样易怒？他那套关于凶手的想法是什么意思？说凶手憎厌职业女性，因为她们太傲慢？

    每次我找他，他总是“在街上”。他去过所有勒杀案的现场。

    洛丽·彼得森的案子发生时，他完全清醒。那天晚上他睡过觉吗？他立刻把谋杀推在马特·彼得森头上是不是有点奇怪？

    我告诉自己，马里诺不符合我们对凶手的分析。

    大多数时候他都在车上，并不靠打电话维生，所以我看不出他与那五个女人会有什么联系。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那股奇怪的体味，而且如果在大垃圾桶发现的套头连身装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带到检验室来？

    除非，他是想把整个侦查系统闹翻天，他熟悉一切，足以让我们跟自己作对。他是专家，负责侦查，他的经验可以让他成为救世主或者撒旦。

    或许我一直害怕凶手是个警察。

    马里诺不符合。但凶手可能在这里工作了数月之久，他在城里多处制服店买深蓝色连身装，在警察专用男盥洗室用硼砂肥皂洗手，并且对法庭与侦查程序知之甚详，足以欺瞒他的弟兄们与我。他可能是一个堕落的警察，或者原来就有问题。警察这个职业一向就对心理不正常的人有很大吸引力。

    我们查过到达谋杀现场的医护人员，但没有查过那些在尸体被人发现后赶到的警察。

    说不定有个警察执勤时或下班后喜欢翻电话簿。他与被害人最先的接触或许是听到她们的声音，这声音激发他下手谋杀。事后他还得在街上逛逛，以便在尸体被人发现时，他可以马上到达现场。

    “我们最好去找马特·彼得森。”韦斯利在对马里诺说话，“他还在城里吗？”

    “嗯，我想是的。”

    “我想你最好去问他，他太太有没有提起过有人打电话来推销、做民意调查，或有人说她赢了大奖之类，任何与电话有关的事。”

    马里诺把椅子往后推。

    我很保留地没将心里想的话立刻说出，转而问他：“尸体发现后，警察接到报告的电话录音或书面记录会不会很难拿到？我想知道凶案消息传来的确切时间和警察到达的时间，特别是洛丽·彼得森的案子。假设凶手在晚上上班，死亡时间可能对我们决定凶手何时下班非常重要。”

    “没问题，”马里诺不经心地回答，“你可以和我一起去。等我们找过彼得森，就去无线电通讯室。”

    马特·彼得森不在家。马里诺在他公寓的门环后面留了名片。

    “我想他不会回我电话。”他开车上路时嘟哝道。

    “为什么？”

    “我上次去的时候，他没有请我进去，站在门口像堵墙似的。他已经算很帮忙了，闻过那件连身装后才叫我滚蛋。他把门摔在我脸上，要我以后直接联系他的律师。彼得森说测谎结果证实他无罪，而我一直在骚扰他。”

    “你可能的确在骚扰他。”我实话实说。

    他看我一眼，几乎微笑了。

    我们离开西部，转向城中心。

    “你说什么离子测试测出硼砂，”他换了话题，“这么说并不是化妆的油彩？”

    “油彩里没有硼砂，里面有种俗称‘太阳红’的色素会对激光起反应，但并没有硼砂。很可能彼得森碰他太太时，他手上有点这种‘太阳红’，所以才留下那种印子。”

    “刀上那种发光的残余物呢？”

    “留下的痕迹太小，没有办法测量。但我不认为会是‘太阳红’。”

    “为什么？”

    “太阳红不是粒状粉末，而是一种油膏——记不记得你曾经把一个装了深粉红色油膏的大白罐子带回检验室？”

    他点点头。

    “那就是‘太阳红’。不论使它在激光下发亮的成分是什么，它都不会像硼砂肥皂那样搞得到处都是。那种以油膏为底的化妆品通常会造成一块高密度的发亮残余物，这是用了化妆品的人将手指紧紧碰触物体表面后形成的。”

    “像在洛丽的锁骨上。”

    “不错。也在彼得森的指纹卡上，指尖压到纸上的部分，其他地方都没有起任何亮光，只有指端的墨印上有。那把求生刀刀柄上的亮光形成的模式就不一样，它们到处都是，与在那些女人身上到处都有的亮光很相似。”

    “你是说如果彼得森手上有这种‘太阳红’，然后再拿刀，刀上应该有一块块的亮光，而不是东一点西一点的碎光。”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嗯，那你在尸体和绳索上发现的亮光又是由什么成分造成？”

    “洛丽手腕上的量相当集中，足够测验，结果就是硼砂。”

    他戴上了太阳镜，把脸转向我。“这么说，是两种不同的发亮物质？”

    “对了。”

    “嗯。”

    和里士满大多数公共建筑一样，警察总部灰蒙蒙的，简直与水泥人行道毫无二致。那种丑恶的平淡还点缀着飘扬在蓝天下的鲜明国旗与州旗。马里诺从大楼后面开进去，停在一排没有标志的警车之中。

    我们进入走廊，走过玻璃包围的询问台。穿着深蓝制服的警察对马里诺微笑致意，对我则招呼一声“大夫”。我瞟了一眼身上的西装，幸好我记得脱了检验室的罩袍。我一天到晚穿习惯了，有时根本忘记脱下来。偶尔我不小心穿着它出了办公大楼，就觉得像穿了睡衣出门一般。

    我们经过公告栏，上面贴满了对儿童性骚扰的罪犯、金光党和其他各种恶棍的画像，还有里士满十大通缉要犯的照片。有些像中人居然还在微笑。他们上了这个城市的名人榜。

    我跟着马里诺走下一段昏暗的楼梯，脚步踏在金属阶梯上，发出空洞的声响。我们在一扇门前停下。他透过一扇小玻璃窗向内看，对里面的人打了个手势。

    门自动开启。

    这是无线电通讯室，一个挤满桌子、塞满电话和电脑的地窟。玻璃墙外另有一个房间，里面有一整屋调度员，对他们来说，整个城市就像他们的电动玩具。九一一接线生好奇地看着我们，有些人在忙着接电话，有些人则在聊天抽烟，原本戴在头上的耳机摘下来挂在脖子上。

    马里诺带我走到一个角落，那里的架子上挤满了一个个装了大卷录音带的盒子，每个盒子按日期标明。他伸手从那一排排录音带里逐一抽出五卷，每卷包括一周的记录。

    他把录音带放在我的胳膊上，慢吞吞地说：“圣诞快乐。”

    “什么？”我看着他，好像他疯了。

    “嘿。”他拿出香烟。“我呢，我要去比萨店了。那里也有录音机。”他一屈指，指向玻璃后调度员的房间，“你可以在那里听，也可以带回你的办公室。如果是我，我会把它们带出这个动物园，但别说是我告诉你的。照规矩你不可以带出去。等你听完，请直接交给我。”

    我开始头痛。

    接着他带我去一个小房间，里面的激光打印机正在源源不断地吐出报表纸。拖在地上的纸已经有两英尺长了。

    “我们离开你办公室前，我找了几个家伙来。”他简单地解释，“让他们打印出过去两个月所有在电脑里的数据。”

    上帝！

    “地址和所有数据都在上面。”他平板的棕色眼睛看我一眼，“你必须看打印出来的数据，才能知道当电话打进来时，屏幕上出现了什么。如果没有地址，你无法知道拨这些电话的是谁，以及为了什么。”

    “难道我们不能只打印出需要的数据？”我忍不住恼火地问。

    “你对主机熟不熟？”

    当然不熟。

    他四处看看。“这里没人会搞主机。楼上有个专门弄电脑的，不过现在他正在海滩逍遥。我们不能去找其他专家，除非整个系统都崩溃了。如果叫人来修，一小时要被敲掉七十块。就算警方愿意跟你合作，那些家伙也不知要多久才会办好手续。如果你走运，那个电脑专家最快也要明天下午才会到，甚至可能是星期一，下星期某天。所以，大夫，你看，你已经够走运了，我居然找得到人会按打印键。”

    我们站在房间里足足有半小时。打印机终于停了，马里诺将纸一把撕下。地上那一堆足有三英尺高，他找了一个报表纸的盒子放进去。当他拿起来时闷哼了一声。

    我跟着他走出无线电通讯室。他转过头跟一个长得不错的黑人通讯员说：“如果你看到柯克，替我捎句话。”

    “没问题。”对方打个哈欠，回答。

    “告诉他不准再开那种十八轮大卡车，他不是在演电视剧。”

    那个通讯员笑了，笑声听起来就像艾迪·墨菲。

    接下来的一天半我连衣服都没换，穿着尼龙运动衣、戴着耳机躲在家中。

    柏莎简直就是天使下凡，她带露西出去玩了一整天。

    我不进城里的办公室，因为那里不断有人来打搅，而我正在同时间赛跑，希望在星期五深夜至星期六凌晨的那几个小时前能有所发现。我坚信他一定会再次下手。

    我与罗丝联系了两次。她说从我和马里诺离开后，埃伯格已经找了我四次。局长命令我立刻去见他，向他解释昨天早报的头条新闻是怎么回事。用他的话说，这次新闻的走漏“最新、最惊人”。他要DNA报告和备有“最新证据”的报告立刻送过去。他气愤不已，居然亲自打电话来威胁罗丝，但罗丝也不是好惹的。

    “你跟他说什么？”我诧异地问她。

    “我告诉他，我已在你的桌上留了言。他威胁我，说如果我不立刻为他接通你，就要炒我鱿鱼，我告诉他没问题，我从来没有告过任何人……”

    “你不是说真的吧？”

    “绝不是开玩笑。如果这个讨厌鬼另外还有个脑袋的话，它会嘎嘎响。”

    我的电话留言机已经打开。如果埃伯格打电话到我家，只能和我的机器耳朵打交道。

    这些录音带就像重重噩梦。每卷带子有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当然带子并没有那样长的时数，每小时通常只有三或四个为时两分钟的电话，时间长短视九一一的忙碌程度而定。我的问题是要找出凶杀案发生后报案的确切时间。如果不耐心听，就可能错过一段，必须再回头。如此—来顺序大乱，反而更糟。而且这些电话实在让人沮丧。有些心理失常的人打电话来报告他们的身体被外星人占领，有些人醉得昏天黑地，还有些人的配偶因心脏病或中风刚刚倒地。有很多车祸，有人要自杀，有人偷东西，吠声扰人的狗，喧哗的唱机，还有人误把爆竹声、车胎爆裂声当成枪声而报案。

    我听一段，跳一段。到现在为止，我找到了三通电话。布兰达、汉娜，现在是洛丽。我倒回带子，找到就在她遇害前打的那通被掐断的九一一电话。打进的时间是六月七号星期六凌晨零点四十九分整，在录音带上唯一可以听到的只是接线生清脆的声音“九一一”。

    我折起一页又一页的长串报表纸，直到发现该次通话记录。洛丽的地址出现在九一一的屏幕上，她的家列在洛丽·彼得森名下。接线生将她列为第四优先，然后交给在玻璃墙后的调度员。三十九分钟后，二一一号巡警接到电话，六分钟后开车到她家，之后又赶去处理一桩家庭纠纷。

    一点五十七分，彼得森家的地址再次出现，此时与那通中断的九一一电话整整隔了六十八分钟。马特·彼得森发现他太太的尸体。我联想到要是他那晚没有彩排，要是他早一点到家，早上一小时、一个半小时……

    录音带发出咔嗒一声。

    “九一一。”

    急促的喘气声。“我太太！”惊慌声。“有人杀了我太太！请快来！”大叫声。“噢，上帝啊！有人杀了她！快，快点来！”

    他歇斯底里的声音让我不能动弹。彼得森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当接线生问他屏幕上的地址对不对时，他也记不起他家的地址。

    我停下录音带，迅速计算了一下。第一次去的警察用灯照过他们家的前面，觉得没问题，二十九分钟后彼得森回到家。被打断的九一一电话在零点四十九分。警察终于到来是在一点三十四分。

    中间有四十五分钟。凶手折磨洛丽不会超过四十五分钟。

    一点三十四分，凶手已经离开，卧室的灯已灭。如果他还在，灯一定开着。我很确定这一点。我不认为他在黑暗中可以找到电线，并且绑那种复杂的套索。

    他是个虐待狂。他故意让被害人看到他的脸，特别当他戴了面具时。他要被害人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迫使她陷于不可言喻的恐惧中……看他环顾四处，割断电线，开始捆绑她……

    杀人后，他平静地关灯，从浴室的窗户爬出，可能就在巡逻车开过前不久。半小时不到，彼得森走了进来，那股像垃圾般的体臭还在空气中浮荡。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有同一辆警车去过这三个案子的现场。失望之下，我简直没力气再继续进行。

    我听到前门打开的声音，就此停工休息。柏莎和露西回来了。她们一五一十地向我报告，我打起精神微笑倾听。露西疲倦极了。

    “我的肚子痛死了。”她可怜巴巴地呻吟。

    “当然了，”柏莎说，“我告诉你不要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棉花糖、玉米皮热狗……”她一个劲儿地摇头。

    我给露西喝了鸡汤，送她上床。

    我回到书房，不情愿地再次戴上耳机。

    我好像抽离了世界，根本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

    “九一一”，“九一一”。这声音一遍又一遍在我的脑海里出现。

    刚过十点，我已累得头脑迟钝。我呆呆地回转录音带，想找出佩蒂·刘易斯的尸体被人发现时打进来的电话。我一边听，—边将眼睛转向放在膝盖上的电脑报表纸，但眼神空洞，视若无睹。

    塞西尔·泰勒的地址出现在—张报表纸的中间，上面记着五月十二号，晚上九点二十三分。

    不对！直到五月三十一号她才被谋杀。她的地址不该出现在这张报表纸上，也不该在这卷录音带上。

    我把录音带每隔几分钟便停上一停地倒带，足足找了二十分钟才找到。我把那段录音听了三遍，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九点二十三分，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九一一。”

    停了一下，一个温柔、很有教养但很惊讶的女人声音应道：“噢，对不起。”

    “请问有什么问题？”

    不好意思的笑声。“我要找询问台。很抱歉。”又一声笑，“我想我把四摁成九了。”

    “嗨，没问题。太好了。知道你没出事，就是最好的事。”愉悦的声音又加了一句，“祝你晚安。”

    沉默。咔嗒一声，录音带又继续下去。

    在报表纸上，那个被谋杀的黑人女子的地址简单地列在名字下面：塞西尔·泰勒。

    突然之间我明白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喃喃道，胃立刻抽紧。

    布兰达·史代普发生车祸时曾报过警。洛丽·彼得森的丈夫也曾说过，洛丽报过警。她以为有小偷，结果只是小猫爬进了垃圾箱。艾比·特恩布尔曾报过警，因为她发现有个坐在黑色车里的男人在跟踪她。而塞西尔·泰勒打错了，她不是要打电话报警，只是打错了号码。

    她原该打四一一，但她打了九一一。

    一个错误的号码。

    五个女人中有四个打过九一一。所有电话都从她们家里打出，每个地址都立刻出现在电脑屏幕上。如果地址列在女人名下，接线生通常知道她们是独居。

    我跑进厨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跑进厨房，书房里明明也有电话。

    我发疯似的戳出重案组的电话号码。

    马里诺不在。

    “我需要他家的电话号码。”

    “很抱歉，我们不能给你。”

    “该死！我是斯卡佩塔医生，首席法医！给我他的号码！”

    对方吓了一跳。不论那个警察是谁，他开始连声道歉，并报出号码。

    我立即拨号。

    “谢天谢地！”听到马里诺的声音后，我兴奋地说。

    “有这种事？”他听我一口气说完才开口，“当然，我去查，大夫。”

    “难道你不认为你该马上赶到无线电通讯室去看那畜生在不在吗？”我扯着喉咙尖叫。

    “那家伙说了什么？你认出了他的声音？”

    “我当然认不出。”

    “他到底对塞西尔·泰勒说了什么？”

    “你自己听。”我奔回去倒带，拔掉耳机，调高音量。“你听出是谁了吗？”我再拿起电话。

    马里诺没有回答。

    “你听见没有？”我大声说。

    “嗨，冷静点，大夫。今天大家都很累了。你收好录音带，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去查。”

    他挂了电话。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瞪着手上的听筒，直到电话里不再有铃声，一个机器的声音传出：“如果你要打电话，请挂上听筒再试一遍……”

    我查了前门，确定防盗系统已开启后才上楼。我的卧室在走廊尽头，可以看到后面的树林。玻璃窗后，萤火虫在漆黑中闪烁，我神经紧张地拉下百叶窗。

    柏莎有种不合理的念头。不管有没有人在屋内，她都认为该让阳光射进来。“杀菌呀，凯医生。”她会这样说。

    “地毯和沙发都要退色了。”我会这样回答。

    但她仍自行其是。我讨厌在天黑后上楼时发现百叶窗开着。我总是先关窗再开灯，即使外面有人想看也看不到我。但今天我忘了。我也懒得脱掉运动衣，就拿它当睡衣吧。

    我站在衣橱间的小凳子上，抽出那个罗克玻特牌球鞋的鞋盒。我打开盒盖，拿出点三八，放在枕头下。

    我担忧得像快要生病了。我怕我会在幽暗的凌晨被叫醒，然后忍不住对马里诺破口大骂：“你这个大笨蛋！我告诉过你了！”

    那个不能动弹的大傻瓜现在在干什么？我关上灯，用被子遮住耳朵。他可能在喝啤酒、看电视。

    我又坐起来打开灯。床边桌上的电话在压迫着我，我想不出可以打给谁。如果我打电话给韦斯利，他还是会去找马里诺。如果我打电话给重案组，不论是谁接的电话，就算他把我说的当回事，他还是要找马里诺。

    马里诺。是他主管这个该死的案子。所有渠道殊途同归。

    我再次关上灯，瞪着黑暗。

    “九一一。”

    “九一一。”

    我辗转不能成眠。我挥不走那个声音。

    当我悄悄下楼时，已经过了午夜。我找到了一瓶白兰地。自从几个小时前送露西睡觉后，她就没发出任何声响，应该是睡熟了。我希望我也能像她一样。我像喝止咳糖浆似的喝了两小杯，凄凄惨惨地回到卧室，关上了灯。我可以听到时间一分分地在钟上爬过。

    咔嗒。

    咔嗒。

    我半睡半醒，翻来覆去。

    “……他到底对塞西尔·泰勒说了什么？”

    咔嗒。录音带继续下去。

    “很抱歉。”不好意思的笑声。“我想我把四摁成九了。”

    “嗨，没问题……祝你晚安。”

    咔嗒。

    “我把四摁成九了……”

    “九一一。”

    “嘿，他长得不错，他不需要对女人下药就可以把她们弄上床……”

    “……因为他现在出城去了，露西，鲍尔斯先生去度假了。”

    “噢。”眼睛里无限伤感。“他什么时候回来？”

    “七月。”

    “噢。为什么我们不跟他一起去，姨妈？他是不是去海滩？”

    “……你老是隐瞒我们的关系。”他的脸在升起的热气与油烟下发光，他的头发在阳光下像金子似的。

    “九一一。”

    我在我母亲的房子里，她在对我说话。

    我和一个我看不见的陌生人坐在旅行车上，有只小鸟懒洋洋地在我头上打转。棕榈树从两旁飞掠而过，长颈白鹭像从佛罗里达州沼泽地里伸出的细瓷潜望镜。我们经过时，那些白脑袋也跟着转动，在看我们，在看我。

    我翻过身，平躺着可能比较舒服。

    我父亲坐在床上看着我，听我说白天在学校发生的事。他脸色灰白，眼睛眨也不眨，我听不到自己对他说的话。他没有任何反应，只是那样瞪着我。我心里充满恐惧。他的白脸瞪着我，空洞的眼睛瞪着我。

    他死了。

    “爸爸，爸爸……”

    我的头埋在他脖子里，一股陈腐、病态的甜味冲进我的鼻子……

    我的脑子一片黑暗。

    我像泡沫从深处上升，知觉逐渐回复。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

    那股气味。这是真的，还是我在做梦？

    那股腐烂的臭味！我在做梦吗？

    我脑子里警铃大作，我的心狂跳不已。

    发臭的空气流过来，有人擦过床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