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 top">一

    周一早上，一场狂风暴雨骤临。我开车到办公室时，一路雨刷急扫，还开了冷风以免车窗上蒙上雾气。打开车窗投代币券的一会儿工夫，我的衣袖就湿了。不巧的是，大楼后门入口处的车库里停着两辆灵车，我只好把车停在外面，花十五分钟冲过停车场，拿钥匙打开大楼正门。后果可想而知，我浑身湿透，头发滴着雨水，走进大楼时鞋子吱嘎作响。

    我先査看日志，确认昨晚是否有新案子进来。一个儿童在自己双亲的床上死亡；一个老妇人死于服药过量；还有一桩牵涉毒品的枪击案发生在位于城市边缘，文化、治安日趋没落的保障性住宅区。多年来，里士满一直名列全美最暴力的城市之一，人口不到二十五万，每年发生的凶案却有一百六十件之多。

    警方成了替罪羊。甚至当我的办公室公布的统计数据不符合政客期待，或者刑案审理拖沓时，连我也成了谴责对象。类似的非理性态度时常令我愕然，这些当权者似乎从未想过，有一门学科叫预防医学，这是遏止致命疾病的唯一途径。例如对付小儿麻痹，注射疫苗当然强过事后治疗。我合上日志，走出办公室，拖着湿漉漉的鞋子穿过空荡荡的走廊。

    来到更衣室，我已经开始发抖，于是迅速脱掉湿黏的套装和衬衫想换上工作服，结果越急越乱。终于套上了实验袍，我拿毛巾擦干头发，随手抚平。镜子里的我看上去是那么疲惫焦虑。最近我没吃好也没睡足，对咖啡和酒精亦无节制，重重的黑眼圈就是这些恶习的体现，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嘉莉带给我的那些难以消弭的愤怒和恐惧。她的藏身之地尚未被人发现，但在我心中她似乎无处不在。

    接着我来到休息室，看见向来对咖啡避而远之的费尔丁在冲泡花草茶。他对健康的执着让我更加沮丧，因为我已经一周多没作运动了。

    “早安，斯卡佩塔医生。”他招呼道，似乎心情不错。

    “但愿平安，”我边说边伸手去拿咖啡壶，“目前我们的任务不算重，就交给你了。内部会议由你负责召开，我有很多事得忙。”

    费尔丁身着法式袖口的黄色衬衫和折痕笔直的黑色长裤，配以色彩鲜明的领带，显得神清气爽。他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散发出令人愉悦的气息，连鞋子都擦得锃亮。和我不同，他从来不会让周围环境干扰自己对健康的重视。

    “真不明白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上下打量着他说，“杰克，难道你从来没有情绪上的困扰，比如沮丧或者压力，或因酷爱巧克力、香烟、威士忌这些东西而苦恼？”

    “一旦我开始放纵就会对自己的健康过分忧虑，”他啜着花草茶，透过水雾看着我说，“这样反而不好。”

    随即他陷入了沉思。

    “你的话让我想起，我最恶劣的行为大概是忽略了老婆孩子，找各种借口不回家。我实在是个不知体贴的浑蛋，他们也因此对我怨恨了好—阵。所以说，其实我也有自我毁灭的倾向。但我向你保证，”他又说，“如果你能抽出时间来快走、骑车、做做俯卧撑或腹背运动，肯定会有意外收获。”他说着走开了，又加了句：“身体就是天然吗啡，不是吗？”

    “谢了。”我目送他离去，很后悔自己提起这个话题。

    刚在办公桌前坐下，罗丝便出现了。她头发别在脑后，一身利落的深蓝色套装十分符合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

    “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她把一份口录文件放在书柜上，“管制局的麦戈文刚打来了电话。”

    “哦，”这激起了我的兴趣，“有事吗？”

    “她说她要到华盛顿度周末，走之前想和你见个面。”

    “什么时候？想谈什么？”我开始在文件上签名。

    “她说待会儿就到。”罗丝说。

    我错愕地抬起头。

    “她是在车里打的电话，要我转达你，她正在Kings Dominion乐园附近，二三十分钟后到达。”罗丝解释道。

    “那么一定是有要紧事。”我喃喃着，打开一盒玻片。然后掀去显微镜的塑料套，打开照明灯。

    “你不必勉强自己见她，”一向对我呵护备至的罗丝说，“她又没有预约，也没问你是否有空。”

    我把一块玻片放在显微镜台上，透过镜头观看玻片上的胰脏切片，那些本应干缩的粉红色细胞周边透明且疤痕斑斑。

    “毒素消散得很快，”我对罗丝说，然后换上另一块玻片，“丙酮除外，”我补充道，“那是葡萄糖不完全代谢的副产品。肾脏的近端曲细小管内衬细胞有高压渗透性空泡化现象，意味着这些细胞不是粉红色的立方体，而是清澈、鼓胀并有所扩张。”

    “又是桑尼·昆恩。”罗丝阴郁地说。

    “另外，从他的长期病历报告中我们发现他的呼吸有水果甜味，还有体重降低，干渴尿频等症状，全是胰岛素缺乏的临床表现。倒不是说我不相信祈祷，但至少不像他的家人告诉记者的那样。”

    桑尼·昆恩是个十一岁的男孩，于八周前死亡。父母是基督教科学会成员。对于他的死因，我一开始就非常肯定，但保险起见还是等到进—步的化验报告完成以后再确认。简单来说，这个男孩的死是没有受到妥善的医疗照顾所致。而他身为基督教科学会成员的父母极力抗拒验尸，并在电视上指控我对其儿子的遗体进行宗教迫害及损毁。

    罗丝理解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对这起案件的感受，她说：“你想给他们打电话吗？”

    “我想尽快了结，是的，我要打。”

    她在关于桑尼·昆恩的一大叠厚厚的文件里翻找，草草记下一个电话号码给我。“祝好运。”她说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我拨出电话，忐忑不安。“昆恩太太？”接听的是一个女人。

    “我就是。”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我手上有桑尼的……”

    “你把我们害得还不够苦吗？”

    “我想你应该愿意知道你儿子为何……”

    “我儿子的事不需要你来告诉我。”她打断我。

    我听见有人接过她手中的话筒，心脏狂跳。

    “我是昆恩。”这个在宗教信仰自由庇荫下失去儿子的男人说。

    “桑尼是因罹患糖尿病，并由严重糖尿病酮酸中毒引发急性肺炎而死的。对你承受的痛苦我表示非常难过，昆恩先生。”

    “你们弄错了，误诊了。”

    “没有错，昆恩先生，也没有任何失误，”我竭力压抑着心中的怒意，“我只能建议，万一你的其他孩子也出现和桑尼同样的症状，请一定立刻送医治疗，以免再次遭受不幸……”

    “我不需要法医来教我怎么养育小孩，”他冷冷地说，“法庭见，女士。”

    非上法庭不可的是你，我暗想。我知道州政府将会以虐待及疏于照顾儿童的罪名起诉他和他的妻子。

    “以后别再打来了。”昆恩先生挂断了电话。

    我心情沉重地将话筒放回原处，抬头看见蒂恩·麦戈文正站在办公室门外的走廊里，从表情可以看出，刚才的一切她全听见了。

    “蒂恩，请进。”我说。

    “我还以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够折磨人了呢，”她拿了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打量着我，“我知道你不得不面对这种事，但从没亲眼见识过。倒不是说我从不和家属打交道，但至少不必向他们解释他们的亲人是由于气管或肺部吸入浓烟而死。”

    “这是最艰难一步。”我说，一颗心直往下沉。

    “你大概是最不受欢迎的信使吧。”

    “也不尽然。”我说，但内心清楚，在我的余生，昆恩先生严厉的斥责将一遍遍在脑海中响起。此刻我脑中充斥着各种声音，激愤、痛楚，甚至责难的呐喊和愤怒的祷告，因为我愿意聆听，也有勇气碰触他们的伤口。我不想和麦戈文谈这些，更不愿和她靠得太近。

    “我必须打几个电话，”我说，“你要先喝杯咖啡吗？或者坐一会儿？我猜你对我的新发现会很感兴趣的。”

    我先致电位于威尔明顿的北卡罗莱纳大学。尽管还不到九点，教务已经到了办公室。他彬彬有礼，但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我完全了解你来电的用意，也非常乐于协助，”他说，“不过，没有法院的命令，我们实在无法透露任何学生的个人信息，通过电话透露当然更不可行。”

    “谢德先生，事关重大的谋杀案。”我提醒他，耐心正被一点点消磨。

    “我了解。”他还是那句话。

    事态全无进展。我无奈地挂断电话，颓丧地将注意力转回麦戈文身上。

    “他们只是害怕家属找麻烦，想撇清责任罢了，”麦戈文说出我早已明了的事实，“不等我们拿出非常手段他们是不会屈服的。所以放手去做吧。”

    “没错，”我木然地说，“你找我有事吗？”

    “我知道化验室报告出来了，至少是一部分的。上周五晚上我打电话问过。”她说。

    “我没听说。”我懊恼极了。如果残留物化验室的鉴定人员在联系我之前就先给麦戈文打了电话，我的处境就更为尴尬。我立刻打电话给化验室一个名叫玛丽·陈的新职员。

    “早安，”我说，“听说你有报告要给我，是吗？”

    “我正要送下楼去。”

    “是你给管制局看过的那些吗？”

    “是的。同样的报告，我可以发传真或者亲自给你送去。”

    我没有流露出自己的不满，只把办公室的传真机号码告诉了她同时做了一点暗示。“玛丽，以后只要是我的案子，在将化验报告送交其他单位之前，最好先告诉我一声。”我平静地说。

    “很抱歉，”我听得出她是真心的，“调查员五点钟打来的电话，那时候我正要下班。”

    两分钟后我拿到了报告，麦戈文也打开公文包拿出自己那份，等着我读完。第一份报告是我在死者左太阳穴一带发现的类似金属碎屑的化验分析。根据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和X射线能量散布分析仪的分析结果，这些物质的基本组成元素是镁。

    至于黏附在头发上的金属残屑则成分不明。他们使用傅立叶变换红外线光谱仪进行测试，让这些纤维选择性地吸收红外线，结果显示其形态特征符合聚硅氧烷聚合物，俗称硅胶。

    “有点奇怪，你不觉得吗？”麦戈文说。

    “先谈谈镁吧，”我说，“我的第一反应是海水。海水里或者采矿区含有丰富的镁，那么受害者也许是药品化验师或在实验室工作的研究员？也许是爆裂物残留？”

    “如果同时发现氯化钾的话就可以确定了。也可能是烟火药粉，”她说，“如果是雷管，也许是RDX——雷酸汞、三硝基间苯二酚铅，或者叠氮化铅之类的药粉；当然也可能是硝酸、硫酸、甘油、硝酸鞍、硝酸钠或者硝酸甘油和炸药等等。但我认为，如果真有这类强力炸药，派比在现场绝对嗔得出来。”

    “镁昵？”我问。

    “可能是烟火炸药，”她说，“镁会发出白光。也可能是信号弹。”她耸耸肩，“当然了，铝粉更好，因为保存时间更持久。至于镁，必须先包覆一层亚麻籽油之类的东西。”

    “信号弹，”我失声叫道，“可以点燃信号弹，把它巧妙放置在某个地方，然后离开屋子，这样至少可以有好几分钟的空挡。”

    “只要有充分的可燃物，的确可行。”

    “但还是无法解释她头骨上的伤口以及伤口里金属残屑的来源，那很像是被某种锐器割伤的。”

    “刀子里不会有镁。”麦戈文提醒道。

    “的确，镁太软了。飞行工具呢？航天金属材料不是都很轻吗？”

    “很有可能。但如果是这样，应该会同时化验出其他合金。”

    “没错，再来谈谈硅胶吧。这我就不懂了。除非她在法律禁用硅胶隆胸前做过这类手术，但显然她没做过。”

    “硅胶常用于电线绝缘体、液压油或防水性材料。但这还是无法解释，除非浴室里放了硅胶制品，也许在浴缸里？某种粉红色的东西，我也想不出是什么。”

    “斯帕克斯浴室里的脚踏垫是粉红色橡胶制品吗？”我问。

    “我们刚开始请他协助清点房间里的物品，”她说，“他声称主浴室里的装潢以黑白色系为主。大理石地板和墙壁是黑色的，水槽、浴缸和柜子则是白色。淋浴间的门是欧洲货，不是钢化玻璃，这就是说，温度超过两百度时不会分裂成无数小玻璃球。”

    “所以才会在尸体上熔解。”

    “是啊，几乎把尸体紧紧包裹起来了。”

    “可惜没有被全部包裹。”我说。

    “他说那扇门有铜质铰链，没有门框，已被我们的发现证实。至少在这一点上，你这位亲切的媒体大亨朋友是诚实的。”

    “其他方面呢？”

    “天知道，凯。”她解开套装的上衣纽扣，好像忽然想放松一下，却又矛盾地瞥了一眼墙上的时钟。

    “我们面对的是个绝顶聪明的男人，”她说，“这点倒可以肯定。”

    “直升机呢？关于这个你们有什么发现，蒂恩？就是火灾发生前一天，蹄铁匠在农场看到的那架白色小型直升机，可能是施瓦泽或罗宾森，也许就是两天后我们在现场看到的那架？”

    “我只能假设一种状况——”她说，眼神咄咄逼人，“也许他计划放火烧掉房子后立刻坐直升机离开，”她解释说，“因此前一天那架直升机在农场上空展开侦察，因为驾驶员知道他必须在次日天黑后降落再起飞。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点点头。

    “到了周五，一切照计划进行。斯帕克斯杀了那个女孩，放火烧了房屋并且成功逃脱，乘坐直升机到了杜勒斯机场附近，而那辆切诺基已预先藏在那里。他开车到了机场，办好所有登机手续，或许也包括行李托运，然后躲藏起来，几天后才在胡特农场露面。”

    “但是周一我们在现场也看见了那架直升机，那又是什么原因？”

    “纵火犯都喜欢看热闹，”她说，“个人以为，斯帕克斯也许为了观看我们忙成一团的模样。偏执狂，也许吧，他幻想我们会以为那是媒体的直升机，而我们果真这么认为了。”

    “目前这一切只是推测。”我不想再听下去。

    我继续翻阅那份仿佛没完没了的化验报告，麦戈文又开始打量我，然后起身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好吧，我想我们也该谈谈了，”她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如果你愿意开诚布公地谈谈，也许我们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说实话，我也不确定自己对你的看法。”我注视着她说，“重要的是，我们都应各自做好分内工作，不至于失去客观立场。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人命关天的重大凶案。”

    “你激怒我了。”她说。

    “不是有意的，我向你保证。”

    “你是说好像我不在乎有人被杀，是这个意思吗？你以为我爬到今天的位子靠的是满不在乎？”她卷起袖子，好像准备应战。

    “蒂恩，”我说，“我不想花时间谈这些，这没什么用。”

    “和露西有关。你以为我想取代你的地位或什么的，就是这么回事，对吧，凯？”

    这下我也被惹火了。

    “你和我以前就合作过，不是吗？”她继续说，“那时我们不存在什么隔阂。这就让人不得不问，到底哪里起了变化？而答案再清楚不过。不同的就是，露西最近就要调职到费城分局，在我手下工作。我，而不是你，这让你十分气恼。而且，你能猜到吗？如果我是你，或许也不会开心。”

    “现在的时机和场合并不适合谈这些。”我坚定地说。

    “好吧。”她拿起套装上衣起身，“那么我们去别的地方谈，”她说，“我决定在回去前把这件事作个了结。”

    我坐在办公桌前环顾着自己的领地，大堆的文件、耗精费神的杂志期刊文章、没完没了待处理的信息如森严壁垒，让我片刻不得喘息。我摘下眼镜，揉着脸颊。眼前的麦戈文身形模糊，这让我更容易启齿。

    “那我请你吃午饭吧，”我说，“不过你必须多待三个小时。还有——”我站了起来，“我的锅里还有一些骨头需要加热，你可以陪我过去，如果你不怕恶心。”

    “就凭这个，你吓不倒我。”麦戈文面露喜色。

    <er h3">二

    麦戈文并不习惯与人形影不离。我们去分解室打开炉火，水刚加热冒出蒸气，她就返回烟酒枪械管制局里士满分局，不到一小时又忽然跑来，进门时急切地喘着气，而我正谨慎地搅动着沸煮中的骨头。

    “又发生了一起。”她急切地说。

    “另一起？”我把长柄汤匙搁在工作台上。

    “又一起火灾，也是纵火案。这次发生在利哈伊郡，距离费城只有―小时车程。”她说，“你要一起去吗？”

    我飞快思索着丢下一切匆匆离开后可能发生的种种状况。且不论别的，单是和她待在车内共处五小时之久，已足以令人却步。

    “起火的是一栋住宅，”她继续说，“昨天清晨开始燃烧，发现一具尸体，女性，也是在主浴室里。”

    “哦，太糟糕了。”我说。

    “显然火灾是为了掩盖谋杀的事实。”她说着开始解释这起案件和沃伦顿大火的关联。

    宾夕法尼亚州警察局一发现尸体便向管制局求援。管制局派往现场的火灾调查员将相关信息输入笔记本电脑，ESA几乎立刻有了响应。到了昨天晚上，利哈伊郡大火案案情级别升高，联邦调查局派探员和本顿前往协助，州警察局接受了。

    “那栋房子建筑在岩地上。”麦戈文解释着。这时我们的车已驶入九五号州际公路。“所幸不必担心地下室的问题，谢天谢地。我们的人凌晨三点钟就到了那里。这起案件的特别之处在于，火势并没有成功地焚毁尸体。主卧室、主卧上方的二楼客卧和楼下的客厅都彻底烧毁了，浴室天花板损毁得厉害，车库的水泥地板也严重碎裂。”

    地板表层碎裂是温度急遽增高，水泥空隙中的湿气随之滚沸所致。

    “车库在哪里？”我在脑海中勾勒着那幅情景。

    “和主卧在同一个方位。这场大火同样发生得异常猛烈，但燃烧并不完全，留下了许多表面裂痕和炭化痕迹，至于屋子其他部分的损坏，大多是烟雾和水造成的。这与斯帕克斯农场的起火情形并不一致。除了非常重要的一点——目前他们并未在现场发现任何类型的助燃剂，浴室里也没有足够可燃物形成那么猛烈的火势。”

    “尸体是在浴缸里发现的吗？”我问。

    “对。我的寒毛都竖起来了。”

    “正常反应。烧毁程度如何？”我提出最关键的问题。麦戈文驾驶着她的福特探路者一路疾驶，已经超越了最高限速。

    “不算非常严重，因为法医看出她被割断了喉咙。”

    “这么说已经进行过验尸了。”我说。

    “老实说，我不清楚他们究竟进行到了哪一步，但她理应被留在原处，这是你的职责。我的任务，则是到火场看看能有什么新发现。”

    “你不再让我帮你挖瓦砾堆了？”我说。

    麦戈文大笑着打开了CD音响，没想到播放的是《莫扎特传》中的曲目。

    “你可以尽情挖掘，”她微笑着说，这让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不少，“顺便一提，对你这样几乎不运动的脑力工作者来说，你体力还真不赖。”

    “像我这样每天验尸，并时常搬运尸体的人，根本不需要练举重。”我随口说道，不免有夸张失实的成分。

    “把手伸出来。”

    我摊开双手。她转换车道时扭头瞥了一眼。

    “真没想到，锯子、解剖刀和篱笆剪会让肌肉变得这么强壮。”她评论道。

    “篱笆剪？”

    “就是你用来切开胸腔的那个啊。”

    “拜托，那是肋骨剪。”

    “可我在一些验尸间里见过篱笆剪，还有毛线针，用来探测子弹伤口的。”

    “我的验尸间不用这些东西，至少目前如此。当然，我得承认早年间的法医不得不凑合着使用一些工具。”我不情不愿地说道。音乐仍在流淌。

    “有些小动作绝不会被搬上法庭，”麦戈文坦率地说，“例如从某个隐秘的抽屉摸走一瓶被查封的高级私酒。有的警察会从现场掠走一些纪念品，比如大麻烟斗和稀有枪械之类的。还有一些法医执迷于搜集本应随着尸体埋葬的人体髋骨或头骨碎片。”

    “我不否认某些同行的行为并不得当，”我说，“但老实说，擅自收藏尸体局部和窃取私酒可不能相提并论。”

    “你真是耿直刻板得可怕。凯？”麦戈文忽然说，“你不像我们，会判断失误或者犯错。你大概从来没暴饮暴食或喝醉过吧。坦白说，就因为这样，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害怕接近你，敬而远之，怕被你指责。”

    “老天，好可怕的形象，”我惊呼，“但愿这不是我给人的印象。”

    她没做声。

    “我对自己的认识并非如此，”我说，“而是恰好相反，蒂恩。也许我相当保守，因为必须如此。也许我相当自制，因为已习惯了。我不会公开忏悔，也不喜欢对他人的行为妄加评断。而且我得告诉你，我对自己的要求比对你严酷多了。”

    “我感觉到的可不是这样。我认为你在仔细地评估我，想确认我是否有资格担任露西的上司，是否会对她产生不良影响。”

    这是事实，我无法辩驳。

    “我甚至不知道她现在人在哪里。”我脱口而出。

    “这我倒可以告诉你。她在费城，在分局和新公寓之间来回奔波。”

    我们沉默下来，只剩音乐在彼此间流动。车子沿巴尔的摩外围的环形公路前行。我猛然想起某个死于一场可疑大火中的医学院学生。

    “蒂恩，”我说，“你有几个孩子？”

    “一个，独子。”

    我敢说这不是个令人愉快的话题。

    “多大了？”我问。

    “二十六岁。”

    “他和你住得近吗？”

    我望向窗外，标示巴尔的摩入口的反光路标一掠而过。当年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读书，对这个城市的街道非常熟悉。

    “老实说，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她说，“我们不怎么亲近。乔没有跟任何人亲近过，我想也没人会愿意和他亲近。”

    我无意刺探什么，但她一开口就接连说下去。

    “他十岁那年偷开酒柜时，我就感觉哪里出了问题。他偷喝杜松子酒、伏特加，然后在酒瓶里装满水，想借此瞒过我们。到了十六岁，他开始酗酒，不知道被告诫过多少次，还有酒后驾车、撒酒疯、妨碍治安、偷窃，一件接着一件。十九岁时他离家出走，最后失去了联系。说真的，现在说不定成了街头流浪汉。”

    “你的日子不好过。”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