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厨房里设定好烤箱预热温度，开始制作意大利面。我把磨碎的奶酪和乳清干酪混合，把它和肉酱层层铺在深盘里的面皮之间。安娜在枣子里填塞奶油奶酪，又装了一大碗咸核桃。马里诺、露西和麦戈文则忙着倒啤酒、葡萄酒，调制各种节日饮品。马里诺用摩闪调着血腥玛莉。

    他情绪异常，似乎打算不醉不归。那份t档案是个黑洞，仍然放在手提袋里，不无嘲讽地待在圣诞树下。马里诺知道档案的内容，但我没开口问，她们也一样。露西拿出制作巧克力脆饼、花生奶油派、酸橙派等甜点的材料，一副准备摆筵席的架势。麦戈文打开一瓶特级香贝坦勃艮第葡萄酒，安娜开始摆餐具。那份档案悄悄地牵动着每个人的心，仿佛我们是暗中商量好了，至少等酒足饭饱后再开始讨论死亡。

    “还有谁要血腥玛莉？”马里诺大声问。他在厨房里晃荡着，插不上手。“嘿，医生，我来调一壶清凉果汁如何？”他说着从冰箱里抓出好几瓶V8辣叶蔬菜汁，打开瓶盖。我怀疑马里诺来之前已不知喝了多少酒，想到安全驾驶的问题不禁气恼起来。再说了，他把档案放在圣诞树下就够让我恼了，因为这很像没格调的恶作剧。这是在暗示什么？给我的圣诞礼物？还是他鲁钝到根本不及考虑，就随手把那个装有档案的手提袋塞在圣诞树下了？他从我身旁挤过去，将切半的柠檬压进果汁机，把果皮丢进水槽。

    “好吧，看样子没人肯帮我，我只好自己动手，”他抱怨道。“嘿！”他的嗓门大得隔几个房间都听得见，“有人要去买辣根吗？”

    安娜看了我一眼。气氛逐渐凝重，厨房里突然变得暗淡冰冷。我的怒火蠢动着，随时能朝马里诺发泄，只是强忍着罢了。今天是圣诞节，我不断告诉自己，是圣诞节。马里诺抓过一把长木匙一边搅拌着大壶血腥玛莉混合饮料，一边往里倒大量的摩闪威士忌。

    “吓人，”露西摇头说，“用灰雁伏特加比较好吧。”

    “我死也不喝法国伏特加。”他咔咔搅拌着木匙，把它在壶口一敲，“法国葡萄酒、法国伏特加，那意大利的东西呢？”他用夸张的纽约意大利腔调说，“我们的芳——邻呢？”

    “你调的那鬼东西跟意大利扯不上半点关系，”露西说着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那个你自己负责喝完。明天早上姨妈会捎你去上班，只不过你会躺在尸袋里。”

    马里诺喝了一杯那呛人的饮料。“我倒是想起来，”不知他是在对谁说，“等我死了，不准她动我。”好像我不在场似的，“就这么说定了。”他又倒了一杯。这时其余人都停下手头的动作，看着他。“这问题妈的困扰了我整整十年。”灌下一大口，“该死的，这东西真带劲，我可不想让她把我放在那些不锈钢台子上翻来翻去，像切割市场里的鱼一样。嘿，我已经跟那些女孩讲好了，”他指的是我办公室里的女职员，“不准把我的照片传来传去。别以为我不知道她们搞的什么鬼，专爱讨论那玩意儿的大小。”他说着又灌下半杯，拿手背抹着嘴角，“我亲耳听见的，尤其是那个抠雷达。”他拿克莉塔的名字开玩笑。

    他又想倒酒。我伸手阻止他，怒不可遏。“够了。你是中了什么邪？竟敢喝醉了跑来这里，还喝个不停。去睡一下醒醒酒吧，马里诺，我想安娜应该能替你弄一张空床。你这样子不能开车，我们现在都不想理你。”

    他又举起酒杯，用挑衅、嘲弄的眼神瞪着我。“至少我很诚实，”他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在假装开心，因为今天是圣诞节。圣诞节又怎样？露西迫于革职的压力主动辞职，因为她是个爱出风头的同性恋。”

    “别说了，马里诺。”露西警告他。

    “麦戈文也辞了工作，她心里打什么主意我可清楚得很。”他用大拇指朝她一指，暗示她和露西是同一类人，“安娜呢，这会儿就要离开她的家，因为你住在这里，涉嫌谋杀并将离职。妈的这可不是我在瞎说，就看州长能不能把你留住了。私人调查顾问。是啊。”他口齿含糊，脸涨成朱红色，在厨房里摇摆着来回走。“这就是节日。结果呢，剩下谁？我，就我一个。”他把酒杯往操作台上一摔，走向客厅，中途把墙上一幅画撞歪了。

    “我的天哪。”麦戈文徐徐吐了口气。

    “浑蛋大老粗。”露西说。

    “那份档案，”安娜望着他的背影，“都是因为那份档案他才这样。”

    马里诺醉倒在客厅沙发上，不省人事。他一动不动，只有鼾声提醒我们他还活着，并对屋内的动静没了知觉。意大利面已经烤好了，留在烤箱里保温。酸橙派也在冰箱里冷藏着。安娜已经前往希尔顿海德岛了。八小时车程。她不理会我的劝告。我费尽唇舌要她留下，可是她觉得自己该离开。下午三点左右，礼物还堆在圣诞树下。我和露西、麦戈文已经在餐桌旁坐了几个小时，餐具移到了一边，那份档案摊开在我们面前。

    本顿一向注重细节。每样物品他都用透明塑料袋装着，部分信件上有紫色污痕，表示已经用水合茚三酮进行了指纹鉴定。邮戳是曼哈顿的，区号均只写着一〇〇，因而无从得知具体区域。而一般情况下这应该是一组五位数，三位数则表示这些信没有经过家庭或办公室邮资机处理，也不是从偏僻地区寄出的。

    t档案封面有一个内容索引表，总共列了六十三个项目，时间从一九九六年春天（大约在他写那封准备死后交给我的信的半年前）到一九九八年秋（就在嘉莉·格雷滕逃离柯比疗养中心的几天前）。第一项是一号展示品，贴了标签，像是准备出示给陪审团的证物。那是一封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五日从纽约寄出的信，没有署名，上面的字体花哨难辨，用ordPerfcrfect软件处理后打印而成，露西说叫“勒索”字体。

    我是丑人俱乐部主席，恭喜你获选为荣誉会员！知道吗，会员的权益是可以免费变丑！很激动吧？待续……

    接着是五封类似的信，每隔几星期一封，说的都是这个丑人俱乐部和本顿成为最新会员的事。普通信纸，同样的“勒索”字体，没有署名，区号都是纽约的。寄信者显然是同一人。此人相当聪明，只不过在第六封信里犯了个错误，对内行人而言是相当明显的错误。我因此很诧异本顿为何没察觉。在白色信封背面印有一块笔迹，只要把信封转到一定的角度对着光线就会发现。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双橡胶手套，边戴边去厨房找手电筒。安娜在烤箱旁边的操作台上放着一个。我回到客厅，从塑料袋里抽出那个信封，捏着它的一角，拿手电筒斜斜照着纸张，上面隐隐浮现“邮局局长”几个字的印痕。我立刻明白寄信者在玩什么把戏。

    “富兰克林·D。”我认出更多字迹来，“纽约有个富兰克林·D·罗斯福邮政分局吗？这封信应该是从纽约寄出的。”

    “有啊，就在我住的小区附近。”麦戈文睁大眼睛说。她凑近我，仔细看着。

    “我处理过一些试图制造不在场证明的案例，”我说着用手电筒以各种角度照射着信纸，“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让人以为事发时他远离现场。最容易的方法是寄一封信，在接近案发的时间从遥远地点的邮局寄出，以此证明他不具备犯案条件，因为他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第三大道，”麦戈文说，“富兰克林·D·罗斯福邮局就在那一带。”

    “这上面还有街道地址的部分信息，有些字被信封封口遮住了。九什么的。三……大。没错，第三大道。写好收信人地址，附上足够的邮资，然后放进另一个信封，寄给你希望让人以为的信件始发地的邮局局长。因为邮局局长有义务帮你寄送信件，而且会盖上这个城市的邮戳。这家伙就是这么做的，他在外信封写地址的时候，把字迹印在内信封上了。”

    露西也走到我背后贴近了看。“苏珊·普雷斯也住在那附近。”她说。

    不止这样，更奇怪的是，这封信的寄出时间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五日，正是苏珊·普雷斯遇害那天。

    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别管人家的闲事？

    我想象本顿收到这些恶心变态信件时的情景，想象他待在我住处的房间里，面对开着的笔记本电脑，连接上调制解调器，公文包和咖啡放在手边。他在便签纸上写道，他判断那是“勒索”字体，并且分析其中的含义。付出代价以获得释放。赎回。从罪恶中解放。我看着他的笔迹。也许就在他读着这封信，在字典里翻找“勒索”的解释时，我正从走廊走进书房，或者正在厨房里，而他却一个字也没提。露西解释说这是因为本顿不想加重我的负担，况且让我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帮助。我一样无能为力，她补充道。

    “仙人掌、百合、郁金香，”麦戈文翻着档案内页，“看来在匡提科有人匿名送他花束。”

    我开始翻看几十张只写着“无声电话”和日期时间的纸条。这些电话都是直接打到他在行为科学研究小组办公室的专线，来电显示器上无一不显示着“无法获悉”，表示很可能是用手机打的。本顿只注明，这些电话挂断之前都有线路停顿的现象。麦戈文指出这些花的订购点是列克星敦大道上的一家花店，本顿也打电话去查过。露西立刻打到查号台询问，得知这家花店还在营业。

    “这里有张纸条记着付费信息。”我简直不忍看本顿那小而乱的笔迹。“邮购，花是邮购的。现金，他还写了‘现金’。所以此人是用邮寄现金和订购函的方式买的花。”我翻回前面的索引表，发现从五十一到五十五项都是花店收到的订单。我翻开这几页。“机打表格，没有签名。一小束二十五美元的郁金香，指定送到本顿在匡提科的办公室。一小束二十五美元的仙人掌，等等，信封上盖的都是纽约的邮戳。”

    “老伎俩，”露西说，“寄给纽约邮局局长。问题是，真正的始发地究竟是哪里？”

    我们无从得知。至于外面那些信封，邮局办事员肯定一打开就丢进垃圾桶了。就算找到了，上面很可能没注明寄信地址，顶多有个邮戳。

    “这家花店大概以为他只是个不爱用信用卡的怪顾客吧，”麦戈文说，“或者在搞外遇。”

    “或者是个囚犯。”我不由得想起嘉莉·格雷滕。我能够想象她从柯比疗养中心寄出信件。信封套信封，外层写着某邮局局长收，避免医院人员看出真正的收信人，花店和本顿。选择纽约的邮局也很合理，因为她可以在电话簿上查到纽约各个邮政分局。以我对嘉莉的了解，她绝不会在意暴露寄信城市，她只是不想惊动医护人员。她同时也是罕有的精于操控利用他人的女人，做事必有其缘由。本顿是在分析她的心理，她又何尝不如此对待本顿。

    “如果是嘉莉，”麦戈文脸色凝重地说，“我们就不得不认真考虑她和尚多内以及他所犯下的那些案子之间的关联了。”

    “一定是她，”我气愤地往后推开椅子，“她也知道那封寄出戳的日期和苏珊·普雷斯遇害的日期相同的信会让本顿火冒三丈。他也果真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了。”

    “还挑了一家在苏珊·普雷斯住处附近的邮局。”露西说。

    我们就这么作着种种揣测和假设，直到傍晚才终于决定开始吃圣诞晚餐。我们叫醒了马里诺，一边告诉他我们的发现并继续讨论，一边吃淋了甜红醋和冷压缩橄榄油的蔬菜、甜葱和番茄。马里诺好像饿了几天似的，囫囵吞咽着意大利面。经过一番辩论和推理，一个问题无可避免地摆在面前：倘若嘉莉·格雷滕就是写信恐吓本顿的人，并且和尚多内家族有牵扯，那么本顿的死也许不再是一粧单纯的变态杀人事件？他的遇害其实是一桩组织性犯罪，只不过经过伪装显得狂乱而毫无意义，并像带上了私人恩怨的色彩，由嘉莉这个冷血枪手去执行？

    “换句话说，”马里诺含着满嘴食物，说，“他的死跟你被控诉，这两件事是一样的？”

    餐桌上忽然一片沉默。没人理解他的意思，但我很快便懂了。“你是说凶手真正的动机是要他的命，但是借着制造连环杀人案来掩饰它？”

    他耸了耸肩膀。“就像他们要控诉你谋杀布雷，却让那看起来像是狼人干的。”

    “所以国际刑警才会这么积极，这么紧张。”露西下了结论。

    马里诺将高级法国葡萄酒当佳得乐运动饮料似的大口灌下。“是啊，国际刑警。也许本顿不知怎的被那个犯罪家族给缠上了，于是——”

    “因为尚多内的缘故。”我接口说。思路顿时变得清晰无比，我想我的推测或许距离真相不远了。

    这个圣诞节有个不速之客，杰米·博格，整个下午她占满了我的脑袋。我不断想起我们在会议室见面那天，她最初向我问起的事情。有没有人针对尚多内在里士满的犯案作过犯罪心理分析？她如此急切，显然认识到这一分析的重要性。可见她必定也已请人对苏珊·普雷斯案作了分析，而我越来越觉得本顿很可能了解那件案子。

    我离开餐桌。“请一定要在家。”我大声地说。我在手提包里翻找她的名片，心中一股莫名的绝望逐渐高涨。名片上写着她的私人电话号码。我去安娜的厨房打电话，避免别人听到。万一我的推测错误，顶多自嘲一番；万一对了，那么她实在应该更坦诚地对我才是。该死，她真该死。

    “喂？”女性的声音。

    “博格小姐吗？”我说。

    “等一下。”那人大叫，“妈！找你的！”

    等博格拿起话筒，我说：“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看来我知道的真是有限。”

    “唉，吉尔。”她一定是指刚才接听电话的女孩，“她们是格雷格和前妻的孩子，两个十几岁的娃娃。我准备把她们卖给今天第一个投标者。我可以付钱，只要有人肯带走。”

    “不要，你才不会呢！”吉尔在她背后大笑着说。

    “我找个安静点的角落，”博格说着在那个住着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孩子的家里移了个地方。这状况她从没向我提过，即使我们聊了那么久。我忍不住心生不满。“怎么了，凯？”

    “你认识本顿吗？”我直截了当地问她。

    没有回应。

    “你在吗？”我说。

    “我在。”她的声调变得平静严肃起来，“我在想怎么回答你比较妥当——”

    “说真话就是了。拜托。”

    “我对你一向不说假话。”她说。

    “吹吧。我听多了，你们想操控别人的时候什么话都说得出来。谎称装有测谎仪，或者要拿诚实血清注射，以逼人招供。还有一种情况叫做蓄意隐瞒，也是说谎。我要知道全部真相。说吧，本顿和苏珊·普雷斯案是不是有关联？”

    “有，”博格回答，“答案是肯定的，凯。”

    “说吧，博格小姐。我花了整个下午查看他遇害前接到的恐吓信跟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那些信都是在苏珊住处附近的邮局盖的邮戳。”

    犹豫。“我和本顿见过几次，我的办公室很需要行为科学研究小组提供协助，至少那时是如此。现在我们已经有自己的法医精神病医生了，在纽约这里。我的意思是说，过去几年我和本顿合作办理过不少案件。听说苏珊被谋杀，我一赶到现场就立刻打了电话请他过去。我们检查了她的公寓，就像我和你一起检查里士满的几个犯罪现场那样。”

    “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他接获恐吓电话、信件以及其他可疑物品的事，还有，这个寄信人和谋杀苏珊·普雷斯的凶手之间很可能有某种关联？”

    “原来如此。”她这么回应。

    “原来如此？什么意思？”

    “原来你已经知道了，”她回答，“问题是，你怎么知道的？”

    我告诉她那份档案的事。我对她说本顿可能曾把那些信拿去做过指纹鉴定。我很好奇是谁做的，在哪里做的，结果又怎样。她说她不清楚，又说我们应该把可能获得的指纹输入自动化指纹比对系统进行分析。“信封上有邮票，”我说，“他没取下；要是预备做DNA分析的话，他应该会撕下来才对。”

    近几年来，由于PCR技术的发展，DNA鉴定变得便利精准得多。我们可以对贴邮票的人的唾液进行DNA分析。我不确定那时候嘉莉是否知道，舔邮票也会透露自己的身份。但我知道，要是当初本顿把这些信拿给我看，我一定会建议他把邮票拿去做DNA鉴定。或许我们会有所斩获，或许他就不会死了。

    “当时很多人，包括部分执法人员在内，都还没听闻这种技术，”博格还在谈邮票的事，“现在的警察却好像只会从咖啡杯、擦过汗的毛巾、舒洁餐巾纸和烟蒂下手。真有意思。”

    我灵光一闪。她这话让我想起英国的一个老案子。根据伯明翰的全英DNA档案库比对结果，有个人被当作偷窃嫌疑人起诉。他的律师要求重新鉴定在犯罪现场发现的DNA，这回用了十个基因座（即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而不是以往习惯采用的六个。基因座，或者说等位基因，是指在基因图谱上的DNA序列。有些等位基因比较相似，因此它们的差异越大，参考的位置越多，比对的结果也就越精确。这并不是说比对双方能够完全一致，而是一种统计学上的几率，以此判断嫌疑人是否就是凶手。在英国的这个案例中，经过附加基因座的再次比对之后，这名嫌疑人被证明清白。这种误配的发生几率只有三千七百万分之一，却也不可避免。

    “苏珊案的DNA鉴定中，有没有采用StR比对？”

    StR是最新的DNA分析技术，指利用PCR技术扩增DNA序列，然后观察当中极具特性的名为“短串联重复序列”的重复碱基对。目前的StR分析技术基本上需要至少十三个DNA探针或基因座作为比对基准，以求达到高度精准。

    “我知道我们的化验室相当先进，”博格说，“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已经应用了很多年。”

    “现在的化验室大都采用PCR技术，取代了传统的RFLP技术。PCR技术非常可靠，不过很耗时。”我说，“一九九七年，用于比对的DNA探针或基因座的数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比对结果。在最初的筛检采样中，这一数量不会是十、十三或十五，因为很昂贵。比如拿苏珊·普雷斯案来说，如果只做了四个基因座的比对，那么结果很可能会产生误差。但愿纽约法医办公室的冷藏室里还保存着筛取检体。”

    “什么样的误差？”

    “比如我们检验的是手足、兄弟的DNA，其中一个留下精液，另一个留下的是头发和唾液。”

    “可是你们分析过托马斯的DNA了，对吧？和让-巴蒂斯特的很像，但并不一样吧？”很难相信，博格激动起来了。

    “几天前我们也进行了比对，用了十三个而不是四或六个基因座，”我说，“结果发现相同的等位基因很多，但也有一些不同的。总之，用越多的基因座进行比对，才越可能获得差异。对封闭的族群来说尤其如此。想想看，尚多内家族，那群人已经在圣路易岛居住了几百年，大概算是个封闭的族群吧。说不定亲族通婚，甚至近亲——表兄妹通婚，这或许也是造成让-巴蒂斯特·尚多内先天畸形的原因之一。近亲通婚越频繁，子女出现基因缺陷的几率也越高。”

    “我们必须把苏珊案的精液采样送去重新化验。”博格下结论道。

    “既然他已经被起诉，你那里的化验室迟早都要做的，”我说，“不过也许你可以督促他们尽快进行。”

    “老天，可别到头来发现是别人的精液。”她颓丧地说，“要是重新化验后发现DNA竟然不相符，那岂不糟糕。我的案子就要推翻重来了。”

    她说得没错，有这种可能。要是苏珊尸体内残留精液的DNA和尚多内的DNA不符，即使优秀如博格，也很难说服陪审团相信尚多内是凶手。

    “我会请马里诺把那些信封上的邮票和潜在指纹送去里士满的化验室。”她说，“对了，凯，我得要求你，除非有人在场，否则不要翻看那份档案。别再看任何东西。你最好也别自己移送任何证物给化验室。”

    “这我了解。”我又想起自己正涉嫌犯下谋杀案。

    “这样对你比较好。”她补充道。

    “博格小姐，既然你知道那些信件的存在，也了解本顿的处境，那么当他被谋杀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呢？”

    “除了震惊和难过以外吗？我觉得他是被那个恐吓他的人所杀。没错，这就是我的第一反应。但当凶手的身份终于明朗伏法，继续追究似乎没有必要了。”

    “那么，假设是嘉莉·格雷滕写了那些恐吓信——其中有一封是在苏珊遇害那天寄出的。”

    一阵沉默。

    “我认为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当中是否有关联。”这点我非常坚持，“苏珊很可能是尚多内在这城市杀害的第一个人。本顿也许四处刺探而触及了他的犯罪家族的禁忌。尚多内初到美国，在纽约杀害苏珊的时候，嘉莉还活着并且也在纽约。”

    “这么说，本顿也许是他们真正的目标？”博格怀疑地说。

    “很可能，”我回答，“我了解本顿和他的思维模式。别的不谈，他若不是怀疑那些恐吓信牵涉到嘉莉及其同伙的犯罪行为——杀人、割下人的脸皮，等等，为什么会把t档案随身带到费城去？把他们变丑。本顿收到的那些信里明白写着他很快就要变丑了，他果然——”

    “我需要那份档案的备份。”博格打断我的话。从口气听来，她显然想立刻挂断电话。“我家里有传真机。”她说着把号码给了我。

    我走进安娜的书房，花了半小时影印档案里的所有资料，因为这些套着塑料袋的信件无法直接用传真机传送。我回到客厅，看见马里诺喝完了勃艮第葡萄酒，又倒在沙发上昏睡。露西和麦戈文坐在壁炉前谈话，言语也因酒精的作用而狂野起来。圣诞节逐渐远离我们，直到十点半我们才总算有空打开礼物。马里诺扮演圣诞老人，摇摇晃晃地派发着礼物，努力营造节日氛围。然而他的低落情绪更显低落，我的幽默也一样牵强。十一点座机响了，是博格。

    “Quid pro quo？”她直截了道地说，指的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五日那封信的内容，“不熟谙法律知识的人会用这个拉丁语词吗？我突发奇想，不知道我们是否有办法取得罗奇·卡加诺的DNA？最好先别认定寄信人是嘉莉，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她只是一种可能。”

    我回到树下拆礼物，心神不宁。我挤出微笑和感恩的表情，却瞒不了任何人。露西送我一块百年灵B52不锈钢手表，马里诺送我一整年的木柴折价券，还说会亲自送来而且帮我堆好。露西很喜欢我送的那条刻有“旋风女孩”字样的项链，马里诺也很欣赏我和露西合送的皮夹克。安娜应该会很高兴看到我买给她的艺术玻璃花瓶，可惜此刻她正在第九十五号州际公路上。每个人都利索地拆着礼物，因为许多疑问仍然悬在那里。我们收拾着凌乱的缎带和撕开的包装纸时，我告诉马里诺想私下和他谈谈。我们进了厨房。他这一整天都带着醉意，看得出来大概是在刻意维持这一状态，而这不是没有原因。

    “你不能再这样喝下去，”我说着倒了两杯水，“一点好处都没有。”

    “一向没好处，永远不会有好处，”他抹着脸，“心情一糟，做什么都没差别。现在就没有一样好事。”他说，注视着我朦胧、泛红的双眼，好像就快哭了。

    “你有没有可能取得罗奇的DNA？”我问得直接。

    他好像挨了一拳似的往回一缩。“博格刚才在电话里对你说了什么？就这个？她找你谈罗奇的事？”

    “她正在看档案。”我回答，“那人应该和我们或本顿有关系，而且和组织性犯罪有牵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罗奇。”我又告诉他，博格已透露本顿曾经参与苏珊·普雷斯一案的调查。

    “但早在苏珊遇害以前他就收到那些怪东西了，”他说，“为什么那人在他还没到处刺探案情前就百般骚扰？怀疑罗奇的原因何在？我想你们谈的就是这个吧，怀疑那些东西是罗奇寄的？”

    我没有答案。我也不确定。

    “我想你只好从桃丽斯和我身上取DNA了，因为我手头没有罗奇的东西，连头发都没有。可以这么做，对吧？只要有双亲的DNA，就可以比对唾液什么的。”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你们的家系图。总之，暂时不能排除邮票上所沾唾液来自你儿子的可能性。”

    “行。”他吐了口气，“你真想这么做的话就做吧。安娜不在，我可以抽烟吗？”

    “最好别。”我说，“那罗奇的指纹呢？”

    “得了吧。况且我也不认为本顿采到了指纹。我是说，他拿那些信封去做了指纹鉴定，可是似乎没有下文，还有，我知道你不想听，医生，不过你最好想清楚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别穷追猛打了，因为你就是想找那寄东西的人或和本顿被杀有关的人算账。不值得。尤其你怀疑的还是嘉莉，她都死了，就让她烂吧。”

    “值得，”我说，“如果真能知道寄东西的人是谁，我就觉得很值得。”

    “唉。他说终极辖区将是他生命的终点，看来真是这样。”马里诺沉思着，“我们组成了终极辖区，这会儿又在办他的案子。有点意思。”

    “他把档案带到费城去，你想他会不会是希望你或者我发现它？”

    “万一他出了事的时候？”

    我点头。

    “或许吧，”他说，“他一直担心自己日子不多了，因此希望万一真的出事时我们能发现这份档案。而且奇怪得很，他在里面交代得不多，像是担心它可能会落入别人手里而泄露太多信息。你不觉得奇怪吗？里面连个人名都没有。他应该对什么人有所怀疑，但却提都没提。”

    “档案确实很神秘。”我表示赞同。

    “那么他究竟害怕被谁看到？警方？因为他知道万一自己出事，警方一定会搜查他的物品。他们也真这么做了。费城的警方清查了他下榻房间里的所有东西，然后转交给我。他也知道你迟早会看到这些东西，露西也会。”

    “我觉得关键就在于他无法确定谁会看到这份档案。因此他非常谨慎。本顿的谨慎是出了名的。”

    “还有，”马里诺又说，“他去那里是要协助烟酒枪械管制局。所以说，他应该也考虑过档案或许会被管制局的人发现，对吧？露西是管制局的人，麦戈文也是，她还负责处理嘉莉及其同伙为掩饰他们割头皮的劣行而纵火的案件现场，对吧？”马里诺眯起眼睛。“塔利也是管制局的，也许我们也该设法获取他的DNA，那个混账小子。真可惜。”他又露出那种表情了。我想他永远不会原谅我和杰伊·塔利发生关系的事。“无意冒犯，说不定你有他的DNA。在巴黎那会儿，也许你哪里忘了洗干净？”

    “闭嘴，马里诺。”我轻声说。

    “我酒醒了。”他说着起身走向酒柜。这回换成波本。他倒了杯布克尔波本威士忌后回到桌前。“要是结果发现这一切都是塔利搞的鬼，岂不是太精彩了？搞不好他找你去巴黎，就是想从你这里探听本顿究竟知道多少。因为你猜怎么着？说不定本顿在苏珊案发生以后到处刺探，并且越来越接近真相，发现了塔利唯恐被人揭露的丑陋面目。”

    “你们两个在谈什么？”露西说。我没听见她进厨房。

    “有工作要派给你。”马里诺肿着眼皮瞄了她一眼，大口喝着波本酒，“你和蒂恩何不调查一下那个塔利，看他究竟有多龌龊。因为我打心眼里觉得这家伙不单纯。还有，”他转身对我说，“有件事你或许还不知道，他也是负责把尚多内押送到纽约的人员之一。很有意思吧？他旁听博格的录像访谈。他在车上和尚多内共处了六小时。嘿，说不定他们已经变成哥们儿了，或者他们本来就是。”

    露西凝视着窗外，两手插在口袋里，显然对马里诺很不满。他浑身冒汗，态度恶劣，站都站不稳，一会儿愤慨激昂，一会儿又像泄了气似的。

    “你们知道我最无法忍受的是什么吗？”马里诺不肯罢休，“那些纵容他的坏警察。因为没人胆敢追查他的底细。没人想动他，因为他开口闭口都是外国话，念过哈佛，是个大人物、幸运儿——”

    “你都不懂自己在说什么。”露西对马里诺说，恰巧麦戈文也进了厨房，“你弄错了。杰伊脱不了干系，怀疑他的也不止你一个。”

    “严重怀疑。”麦戈文附和道。

    马里诺闭了嘴，往操作台上一靠。

    “我可以把我们目前知道的告诉你。”露西对我说。她细声细气，犹豫不决，因为她也没把握我对杰伊究竟是什么感觉。“我很不想说，因为一切都还没有证实。不过目前看来情况不太妙。”她试探地望着我。

    “很好，”我对她说，“说来听听。”

    “对，洗耳恭听。”马里诺说。

    “我搜集了不少相关档案资料，他没有犯罪或被起诉的记录，也没有财产抵押或被判刑等等的记录。倒不是说我们期待他是性暴力犯、不顾家庭的父亲、失踪人口或逃犯什么的。此外，调查局、中情局，甚至烟酒枪械管制局本身的档案系统里也都没有他的相关记录。直到搜索房地产记录时我才有了发现。首先，他在纽约有一套公寓，里面的住户是经过他严格挑选的朋友，包括一些执法机构的高官。”她对我和马里诺说，“价值三百多万，摆满古董，就在中央公园。杰伊曾经吹嘘那套公寓是他的，但却登记在一家公司名下。”

    “这并不稀奇。有钱人常以公司名义登记房产，一方面能保护隐私，同时也可以避免让自己的不动产卷入法律纠纷。”我指出。

    “我知道。不过这家公司不是杰伊的，”露西说，“除非他真的富到拥有一家航空货运公司。”

    “很诡异吧？”麦戈文说，“想想尚多内家族从事的那些违法运输业务，他们之间未必没有牵连。不过现在说这个还太早。”

    “没什么好意外的。”马里诺咕哝着，眼睛都亮了，“我还记得他那副哈佛公子哥的派头，对吧，医生？你应该还记得，当时我还奇怪我们怎么突然上了李尔直升机，接着又搭协和式飞机到了法国。我知道国际刑警负担不起这种费用。”

    “他不该吹嘘那套公寓是他的，”露西又说，“他显然跟所有浑球一样有个相同的死穴：狂妄自大。”她看着我，“他想让你对他刮目相看，所以带你搭协和式超音速飞机，还说机票是由航空公司免费提供给执法人员的。事实上航空公司并不提供这种优惠。关于机票的来源及事情原委我们也作了追踪调查。”

    “我的疑问是，”麦戈文接口说，“那套公寓会不会是尚多内家族的财产？想想吧，要接近这个家族不知得打通多少关卡。”

    “谁知道，说不定那整栋公寓都是尚多内家族的财产，”马里诺说，“说不定半个曼哈顿都是他们的。”

    “那家公司的高层呢？”我问，“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名字没有？”

    “名单我们拿到了，但还没发现异常，”露西回答，“整理那些数据很耗时间。我们正在核查相关人物和事件，等等。”

    “麦切·巴博萨和罗素·马托斯又是怎么被扯进来的？”我问，“或者这根本和他们不相干？因为有人拿走了一把我屋子的钥匙，把它放在巴博萨的口袋里。会不会是杰伊？”

    马里诺吸着鼻子，灌下一大口波本。“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他爽快地说，“还顺走了你的尖头锤。想不出还能是谁干的，当时所有进你屋子的人我都了解。除非是赖特干的，但他那么胆小，而且我还真不觉得他是个卑鄙小人。”

    事实上，杰伊的身影已经不知多少次浮现于我们脑海。我们知道当时他在我屋里，知道他对我很不谅解，我们对他的性格也多少存有疑虑。但如果那把钥匙是他放的，或者从我那里偷走后交给谁，也就表示他和巴博萨案甚至马托斯案有涉。“杰伊目前在哪里？有人知道吗？”我环顾着他们。

    “几天前他在纽约，周三那天。昨天下午我们又在詹姆斯城看到了他。现在就不知道了。”马里诺回答说。

    “还有两件事或许你也该知道，”露西又对我说，“其中一件非常奇怪，但来龙去脉我还没完全掌握。调查银行信用时，我发现有两个杰伊·塔利，他们的地址和社会保险卡号码都不一样。一个的社会保险卡号码是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一年之间在凤凰城核发的，此人不可能是杰伊，除非杰伊四五十岁了。但他才多大？比我大不了多少吧？另一个的核发日期是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间，这人显然是在一九三五年《社会保障法》通过后不久便取得了卡号。天知道，这位杰伊·塔利当初取得卡号的时候多大，现在怎么也有七十多岁了吧。他经常搬家，使用邮局信箱而非一般家庭地址，并且时常换车，有时候一年换几辆。”

    “塔利有没有告诉过你他的出生地？”马里诺问我。

    “他说在巴黎度过的童年，然后全家搬到了洛杉矶。”我回答，“他说这话的时候你也在场啊，在国际刑警总部的餐厅里。”

    “两个杰伊·塔利都没有在洛杉矶的居住记录。”露西说。

    “说到国际刑警，”马里诺说，“他们在雇用他之前难道没调查背景吗？”

    “或许调查过，但不够深入。”露西回答，“他是烟酒枪械管制局探员，会被断定是清白的。”

    “中间名呢？”马里诺问，“知道吗？”

    “他没有中间名。管制局的人事档案里没有。”麦戈文苦笑着说，“那位在史前时代就获取了社会保险卡号码的杰伊·塔利也没有。这很奇特，因为一般人都有中间名。他在国际刑警总部的档案里的确写着他出生在巴黎，直到六岁才离开。那之后他搬到纽约和他的法籍父亲及美籍母亲同住，但档案里却并没有提到洛杉矶。他在提交给管制局的求职书上写着念过哈佛大学，但经调查我们发现哈佛从来没有收过叫杰伊·塔利的学生。”

    “老天，”马里诺大叫，“这些人受理求职书的时候都不知道去求证吗？他们就这么轻信？你说是哈佛毕业生、得过罗德奖学金，或者是奥运撑竿跳选手，你就会被雇用，配上徽章和枪？”

    “无论如何，我不会透露风声，以免内务部盯上他。”麦戈文说，“我们必须警惕，防止有人通风报信。难保他在国际刑警总部没有自己人。”

    马里诺抬起手臂伸懶腰，咔嚓地转着脖子。“我又饿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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