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号房间就在一楼的尽头，门上贴着黄色封锁带。位置相当偏僻，在浓密树林的边缘，树林那头便是第五号公路。

    我特别留心的是房间前面的柏油地面，也就是消防人员运送尸体的必经之地，看看是否有任何草木或瓦砾。我发现了许多泥土、枯叶和烟蒂。我在想，死者背部沾着的那些糖果包装纸碎片究竟是在房间时就有，还是来自外面的停车场。如果是前者，那么可能是沾在凶手身上带进去的，这就意味着凶手在下手之前或许经过或靠近过那片营地，除非那些纸片早已在房内，或者是基芬在上一名房客退房之后进去清理时带进去的。不能只以证物的发现地点妄下判断，必须追溯它的原始来源。例如尸体上所黏附的纤维，可能是凶手从地毯上拖尸体时沾上的，也可能是有人留在汽车坐椅上，而后被另一个人沾上带进了屋内。

    “他有没有指定要哪个房间？”我问基芬。她正摆弄着钥匙串。

    “他说要僻静一点的。十四号房的左、右及楼上都是空房，所以我就选了这间。你的手臂怎么了？”

    “在雪地上滑了一跤。”

    “噢，真糟糕。这石膏得打很久吗？”

    “不会太久。”

    “你有没有感觉他带了同伴一起住？”马里诺问她。

    “我没看见有别人。”她对马里诺惜字如金，待我则比较友善。我感觉她不断扫视我的脸，心下暗暗焦急起来，或许她在报纸或电视上看过我的照片。“你说你是什么医生来着？”她忽然问。

    “我是法医。”

    “噢，”她恍然大悟，“就像法医神探昆西，我以前很喜欢那个电视剧。你记不记得有一集里他单凭一根骨头就破案了？”她把钥匙插入门锁打开房门，一股火场特有的焦臭气味冲鼻而来。“再没有比那更神奇的了。肤色，性别，身高，谋生方式，甚至能准确说出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全靠一根骨头。”房门敞开，一个有如煤矿坑洞般乌黑肮脏的犯罪现场出现在眼前。“这肯定得花我一大笔钱。”她说。我们绕过她走进房间。“保险理赔不包括这个，一向都这样。可恶的保险公司。”

    “我得请你在外面等一等。”马里诺对基芬说。

    房间里唯一的光线是从门口投射进来的阳光，双人床的轮廓依稀可辨。房间中央的火窟里是烧得只剩下弹簧的床垫。马里诺打开手电筒，一长条光柱到处游移，首先照亮位于我所站立的门口右侧的衣橱，里面的木横杆上挂着两个弯扭的铁丝衣架。门的左侧是浴室。床铺对面的那面墙边靠着梳妆台，梳妆台上放着东西。是一本打开的书。马里诺走过去用手电筒照射。“基甸版《圣经》。”他说。

    手电筒的光线移向房间另一头，靠着窗口和后门摆着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马里诺拉开窗帘，苍白的阳光渗进来。我发现火灾造成的唯一损失就是那张床烧坏了。显然闷烧了很久，冒出大量浓烟，让房间里所有物品都蒙上了一层烟灰。这对法医鉴定来说是极有利的。“这整个房间都被烟熏过了。”我惊喜地叫出声。

    “嗯？”马里诺继续照射各个角落的同时，我翻找着手机。斯坦菲尔德显然并未在屋内寻找潜在指纹。这也难怪，因为大多数警探都以为浓重的烟灰会破坏指纹。而事实正好相反，热气和烟灰能够保存潜在指纹。化验室有一种叫做“烟熏”的老方法，专门用来采集一些无孔隙材质表面（例如光滑的金属）的指纹，而传统的粉末法多会造成特氟龙效果。潜在指纹会印在物体表面，是因为指纹或手掌的突起纹路里残留有油脂。印在门拉手、酒杯或窗玻璃等物体表面的就是这些油脂。热气会软化这些油脂残留物，烟和灰则会黏附其上。冷却过程中油脂残留物会固定成形，至于烟灰，只要像处理粉末一样轻轻刷掉就可以。在强力胶烟熏法和多波段光源等新方法出现以前，我们并不难见到用燃烧松木片、樟脑和镁来采集指纹的做法。在房间内这层铜绿色的烟灰底下很可能就隐藏着为数可观的潜在指纹，而且已经定形了。

    我打了指纹鉴定室的尼尔斯·范德家里的电话，向他描述这情形。他说他会在两小时内赶来和我们碰头。马里诺被另一样东西吸引住了。他用手电筒照着床铺上方的某个点，凝神观察着。“天哪，”他喃喃念着，“医生，你过来一下好吗？”他照亮的是紧拧在干燥天花板上的两个相距大约三英尺的污秽吊环螺栓。“喂！”他朝门外的基芬大喊。

    她探头进来，看着手电筒照亮的地方。

    “你知道天花板上这两个螺栓怎么来的吗？”他问她。

    她表情怪异，声音猛地拉高，我怀疑这是她想回避问题时惯有的反应。“从来没见过。怎么会有那东西呢？”

    “你上回进这房间是什么时候？”马里诺问她。

    “他入住前几天吧。上个房客，也就是在他之前的那个房客退房后，我进来清理过。”

    “那时候没看见这些螺栓？”

    “就算有我也没注意到。”

    “基芬太太，你就待在外面，我们有问题时还得劳烦你。”

    我和马里诺戴上手套。他笨拙地扭动着手指，把橡胶拉得嗞嗞响。后门旁的窗户外是一个满是脏水的游泳池。床对面墙角的架子上有一台小型真利时电视机，上面贴着张纸条，提醒房客离开时关电视。房间里的情形同斯坦菲尔德所描述的大致一样，但是他没提到梳妆台上有本翻开的基甸版《圣经》，床铺右侧的墙角有个插座，旁边的地毯上躺着两根拔掉的电线，一根连着床头柜上的台灯，另一根则连着一台时钟收音机。收音机非常旧，不是数字报时的，指针就停在断电的时刻，下午三点十二分。马里诺再度要基芬进房。“你说他是几点入住的？”他问。

    “噢，三点左右吧。”她就站在门口，茫然地望着时钟，“看来他是一进来就把时钟和台灯的插头拔掉了，对吧？真是奇怪，除非他带了什么需要插座的东西来。有些人习惯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

    “你留意到他带电脑了吗？”马里诺远远地对着她问。

    “我没注意到别的，只看见他拿着类似车钥匙的东西，还有皮夹。”

    “你没提过皮夹。你看见他带了皮夹？”

    “他掏出皮夹付钱给我。我记得是黑色的，看起来很昂贵，就像他的穿着一样，也许是鳄鱼皮什么的。”她加油添醋地说。

    “他付给你多少钱，用的什么面额？”

    “一张一百美元和四张二十美元的纸钞。他说不用找零了，原本应该是一百六十美元七十美分。”

    “是啊，一六〇七优惠。”马里诺语气平淡。他不喜欢基芬，当然也不相信她说的话，只是他深藏不露，像玩纸牌似的玩她。要不是早已摸透了他，连我都会被瞒过去。

    “你这里有活梯吗？”马里诺接着说。

    她犹豫了一下。“好像有。”她说着离开了，房门仍然大敞着。

    马里诺蹲下来仔细看着电源插座和那两根电线。“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可能在这里插热气枪？”他推测着说。

    “有可能，如果他们真的使用了热气枪的话。”我提醒他。

    “我曾经用热气枪清理车子的排气管，清除门前台阶上的积雪。好用得很。”他用手电筒探照着床底，“可是从没见过哪个案子里有人拿这当凶器。天哪，他的嘴一定是被堵得相当紧，才没叫出声。他们干吗拔掉两个插头？时钟和台灯的都拔掉了。”

    “也许是怕触动了断路器？”

    “是啊，在这种地方，有这可能。热气枪的功率和吹风机差不多，所需电压大约是一百二十或一百二十五伏。在这种鬼地方用吹风机，可能会导致供电不足。”

    我走到梳妆台前看着那本《圣经》，发现翻开的书页是《传道书》的第六和第七章，页面上布满烟灰，《圣经》底下的梳妆台面则是干净的，也就是说，火灾发生时书就摆成这样了。问题在于，这是否是受害者入住前的状态，它是否为这房间中的物品。我浏览着书页上的文字，目光停留在第七章的第一句诗文：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我念给马里诺听，告诉他这部分谈的是虚荣。

    “还挺吻合这桩怪案的，对吧？”他说。这时外面响起一阵金属碰撞声，基芬回来了，也带进了一股寒风。马里诺接过布满油漆污点的歪斜铝制活梯，打开脚架。他爬了上去，拿手电筒照着那两个吊环螺栓。“可恶，我该换眼镜了，什么都看不见。”他对着正替他稳住活梯的我说。

    “要我上去瞧瞧吗？”我提议。

    “请便。”他下了活梯。

    我从手提袋里拿出一面小放大镜，爬了上去，接过他递上来的手电筒，开始检查。没发现纤维，就算有恐怕也无法就地采集。现场的物件上可能存在多种证物，想要完全获取有相当难度。比如这两个螺栓上就可能有三种证物：指纹、纤维和工具痕迹。倘若把上面的烟灰刷掉采集指纹，可能会丢失曾经穿在吊环螺栓上的绳索的纤维样本。而取下螺栓也不可行，倘若我们使用的工具刚好和凶手的相同，新旧工具的痕迹便会混淆而难以鉴定。最大的风险则是可能会无意间破坏上面的指纹。事实上，房里的各种条件和照明都非常糟糕，根本不适合进行任何检验工作。我忽然有了个主意。“请你给我几个小袋子，”我对马里诺说，“还有胶带。”

    他递给我两个小型透明塑料袋。我用它们分别包住两个吊环螺栓，谨慎地用胶带封住袋口，并避免碰触螺栓和天花板。我下了活梯。马里诺打开他的工具箱。“实在不想这样对你，”他对基芬说，她正在门口徘徊，双手紧插在口袋里取暖，“不过我必须把这块天花板敲下来。”

    “都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区别。”她让步了，还是无所谓？“随你便。”她加了句。

    我一直不懂这场火灾为何只是闷烧而已。我问基芬用的是哪种床单和床罩。

    “绿色，”对此她就很有把握了，“床罩是深绿色，有点像房门油漆的顔色。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烧起来的。床单是白色的。”

    “你知道是什么布料吗？”我问。

    “我知道床罩是人造纤维。”

    人造纤维非常易燃，我每次乘飞机总是尽量避免穿这种料子的衣服。万一飞机迫降起火，可就倒霉了，和往自己身上倒汽油没两样。倘若起火时床上铺的是人造纤维床罩，那么整个房间势必陷入火海，而且速度惊人。“这床垫是哪儿来的？”我问她。

    她迟疑着不想说。“这个嘛，”她终于开口，据我判断应该是实话，“新的床垫太贵，我买的是二手的。”

    “哪里买的？”

    “里士满的监狱，几年前关闭的那座。”她说。

    “在春日街？”

    “没错。我绝不会买自己不敢用的东西，”她强调自己选择优质卧具的原则，“我只买那里最好的。”

    这解释了为何火只是闷烧，医院和监狱的卧具都经过严格的防火处理。如此看来，纵火的人并不熟悉这里，因此不知道这一点。当然，也可以推测他并没有在这里久待，因而没发现火自己灭了。“基芬太太，”我说，“这里的每个房间都放着《圣经》吗？”

    “唯一不会被偷走的东西。”她回避我的问题，语气再度充满怀疑。

    “你知道为什么这本《圣经》会被翻到《传道书》的篇章吗？”

    “不是我打开的。我只是把它放到梳妆台上，并没翻开。”她犹豫一下，忽然说道，“他一定是被谋杀的，否则不会惊动这么多人。”

    “还得深入调查才知道。”马里诺手握一把小型弓形锯，边说边爬上活梯。这种锯在这类犯罪现场极有用，因为它的锯齿刚硬而不尖锐，适合用来在现场切割各种材料，例如墙壁饰条、踢脚板、水管或者现在的天花板。

    “生意不好做，”基芬太太说，“我得靠自己，因为我丈夫一天到晚在外面跑。”

    “你丈夫是做什么的？”我问。

    “在奥佛兰运输公司当卡车司机。”

    马里诺准备把螺栓所在位置附近的干砌木板敲下来。

    “难怪很少回家。”我说。

    她的嘴唇微微颤抖起来，眼里闪着苦痛的泪光。“我不需要命案，天哪，我会被害惨的。”

    “医生，你能替我拿着手电筒吗？”马里诺没理会她即兴的悲情演出。

    “只要是命案，总会伤及很多人。”我拿手电筒照射着天花板，好的那只手臂扶着梯子，“这是非常悲哀又无奈的事实，基芬太太。”

    马里诺开始锯天花板，木屑飘落下来。

    “我这里从来没死过人，”她越发哀戚，“太不幸了。”

    “嘿，”马里诺在电锯的噪音中拉高嗓门挖苦她，“说不定媒体的宣传反倒会给你带来更多生意。”

    她白了他一眼。“那种人不来也罢。”

    根据斯坦菲尔德给我看过的那些照片，我辨认出尸体靠着的那个墙角，对于地板上堆放衣服的位置也有了概念。我想象赤裸着身体的受害者待在床上，被人用穿过天花板吊环螺栓的绳索捆绑着双臂高高吊起。他不一定整个人被吊起来，也许只是跪着或坐着。可是这种十字架受难姿势，加之嘴巴被堵，让他的呼吸受到了阻碍。他拼命喘气，心脏因惊惶而狂跳不止，因为眼前有个人正拿着把热气枪，插上电源扳动开关，把呼呼热气对准他。我从来不曾把凌虐的行为和人的欲望联系在一起。我知道它完全是操控、滥用权力的极致表现，但无法理解这种行为如何能带来满足感、成就感，无法理解如何能借着带给他人痛苦而获得性快感。

    我的中枢神经噼里啪啦作响，脉搏砰砰猛跳，衣服底下渗出汗来，尽管房里冷得呵气成冰。“基芬太太，”趁着马里诺锯天花板的工夫，我问她，“你们有五天住房折扣？每年都有？”看她一脸困惑，我没往下说。她无法窺见我的心思，看不到我所看到的。她无从想象我站在这廉价旅馆房间里，面对着那张监狱里的二手床垫，在心里重建的骇人犯罪场景。“他为什么选在圣诞节在这里投宿五天？”我急切地想知道原因，“他有没有说什么话，能让你有把握地猜到他为何来这里、来做什么或者从哪里来？除了他不像本地人这点以外？”

    “我没问。”她看着马里诺工作，“也许我应该问的。有些人喜欢滔滔不绝地说话，也不管别人想不想听。有些人根本不希望你多管闲事。”

    “他给你什么感觉？”我继续追问。

    “我只知道土豆先生不喜欢他。”

    “土豆先生又是什么鬼东西？”马里诺俯身把一片木板递给我，它被用螺栓锁在一段四英寸宽的天花板托梁上。

    “我家的狗。你们刚到的时候也许看见它了。我知道一只母狗取这名字很怪，尤其它还生过那么多小狗。是查克取的名字。那个人上门来的时候土豆先生叫得很凶，死也不肯靠近他，背上的毛都竖起来了。”

    “会不会有其他人躲在附近，才惹得它大叫呢？”我说。

    “也许吧。”

    第二片天花板被卸下。马里诺摇晃着下了活梯，他从工具箱里找出一卷冷冻纸和密封胶带，将那两块天花板包起来。这时我走向浴室，一路拿着手电筒四处照射。里面是一片单调的白色。盥洗台上有几处泛黄的焚烧斑点，可能是房客刮胡子、化妆或整理头发时顺手把烟搁在上面造成的。我发现有一点斯坦菲尔德也没提到。马桶里有一根洁牙线，挂在马桶边缘，被坐势压着。我用戴着手套的手把它拉起。这根牙线大约有一英尺长，部分被水浸湿，中段呈淡红色，像是有人用它剔牙时牙龈出了血。由于它是湿的，我没用证物塑料袋装起来，而是放在一张冷冻纸上，折叠起来装进重要证物袋里。我们也许能采到DNA，问题是，谁的DNA？

    —点半，我和马里诺回到卡车里。土豆先生趁基芬太太打开大门准备进屋的瞬间忽然冲了出来，紧追着车子狂吠不止。我从车窗看见基芬太太对它大吼：“马上给我回来！”她愤怒地拍着手，“回来！”

    “哪个浑蛋折磨别人时还抽空剔牙？”马里诺说，“到底在搞什么鬼？我看，说不定去年圣诞节这根牙线就挂在马桶里了。”

    土豆先生跑到了车门边。卡车在通往树林那端的第五号公路的泥泞小径上颠簸着。

    “给我回来！”基芬走下门前台阶，两手拍得啪啪响。

    “死狗。”马里诺骂了句。

    “停车！”我担心车子撞上这可怜的小东西。

    马里诺一个急刹车，卡车猛地停下。土豆先生又跳又叫，它的头在我这侧的车窗外晃动。“怎么回事？”我不懂。几小时前我们刚到的时候，这只狗还对我们不理不睬的。

    “回来！”基芬追了上来。她背后有个孩子站在门口，不是我们之前见的那个小男孩，而是一个和基芬一般高的孩子。

    我下了车，土豆先生开始猛烈地摇尾巴，脑袋蹭着我的手。这只不幸的母狗浑身脏臭极了。我拉住它的颈圈，将它往家门拖，它不肯离开卡车。“乖，”我对它说，“我们回家去，不然你会被车撞伤的。”

    基芬大步走来，气冲冲的。她重重扇了下土豆先生的脑袋，它像受伤的羔羊那样呜呜惨叫起来，尾巴畏缩地夹紧。“现在你会听话了吧？”基芬朝狗猛挥手，“进屋去！”

    土豆先生躲在我身后探头探脑。

    “去！”

    它却在我身后的泥地上坐下，不停颤抖的身体紧贴着我的腿。刚才站在门口的孩子不见了，查克却到了门廊上，穿着过大的牛仔裤和运动衫。“过来，土豆。”他边叫边啪嗒弹着手指，神情中的害怕和那狗儿没两样。

    “查克！告诉你多少次了，给我待在屋里！”查克的母亲吼叫着说。

    悲惨。如果离开，狗或者孩子一定会挨打。贝芙·基芬是个暴躁、消沉的女人，艰辛的生活使她内心充满无力感，涌动着对生命不公的感伤与激愤。也可能她本性凶恶，因而可怜的土豆先生追着卡车跑，要我们带它一起走，要我们救它。我一阵胡思乱想。“基芬太太，”我的语气充满威严，在偶尔想唬住对方时我就这么做，“别碰土豆先生，除非你愿意好好对它。对那些喜欢虐待动物的人，我总用这一套法宝对付他们。”

    她脸色一沉，压抑着怒火。我定定地盯着她的瞳孔。

    “虐待动物是违法行为，基芬太太，”我说，“再说当着孩子们的面毒打土豆先生也不是好的教育。”我暗示我看见了她的另一个孩子，虽说她还没机会向我们介绍。

    她后退几步，转身走回屋子。土豆先生仍然坐着，仰头望着我。“回家吧。”我对它说，心中不忍，“去啊，宝贝，你总得回家的。”

    查克走下台阶，向我们跑过来。他一把拉住狗的颈圈，蹲下来在它耳朵间一阵揉抓，说道：“乖，别惹妈妈生气，土豆先生。拜托。”他又抬头看着我，“它这样子都是因为你带走了它的娃娃车。”

    我心头暗暗一震，为方便和查克交流便蹲了下来，抚摸着土豆先生，尽量忽略它的体味再度触动起的关于尚多内的记忆。我一阵反胃，酸液涌上喉咙。“娃娃车是它的？”我问查克。

    “它怀着宝宝的时候，我用娃娃车带它们去兜风。”查克说。

    “那它为什么会放在野餐桌那边呢，查克？”我问，“我以为是露营的人留下来的呢。”

    他摇摇头，拍抚着土豆先生。“不是那样的，娃娃车是土豆先生的，对不对，土豆先生？我要回去了。”他说着起身，回头瞄一眼敞开的家门。

    “这样好了，”我也站了起来，“土豆先生的娃娃车其实我们只是要检查一下，我答应你，等事情办完一定把它送回来。”

    “好。”他拖着那只狗，半跑半拉的。我目送他们进了屋关上门，然后就站在泥泞小径上的矮松树荫中，两手插着口袋一直看着，因为我知道贝芙·基芬太太无疑正在监视着我。街头混混称这为“露脸”，是为了让对手知道你的存在。此地的工作尚未结束，我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