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薄暮的斑驳色彩褪尽，只剩黑暗一片。多亏卧室厚重的帘幔，遮挡了我来回打包行李的剪影。人生怕再也不能比此刻更反常了。
“真想喝一杯，”我拉开梳妆台抽屉说，“想生上炉火，喝杯酒，煮意大利面，用黄黄绿绿的宽面和甜椒、香肠做成甜椒肉酱面。我一直都想好好放个长假，去意大利用心学意大利语，真正开口说，而不是只懂些菜名。或者去法国，就去法国好干脆现在就去。”我的语气中带着绝望和激愤。“可以住在巴黎，轻松自在。”我想借此逃离弗吉尼亚和这里所有的人。
里士满警察局刑侦队队长彼得·马里诺像座粗壮的灯塔占据着卧室，一双大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他没提议帮我整理摊在床上的旅行西装袋和手提袋。他太了解我了，知道我绝不会接受。马里诺看起来像个乡巴佬，行为举止也像，但他极其聪明，又无比敏锐。譬如现在，他便了解到一个事实：不到二十四小时前，有个名叫让-巴蒂斯特·尚多内的男人借着满月踩着雪，轻车熟路地进了我的屋子。尚多内的犯案模式我已经很熟悉，因此对他的行为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我无法想象自己一旦被虐杀后尸体遭受解剖时的景象。照理说这类事情没人能比我描述得更精确，因为我是拥有法学学位的法医病理学家，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最近尚多内在里士满杀害两名女子，验尸工作便由我负责，他在巴黎犯下的另外七桩凶案的档案我也看过。
我更清楚的是，他加诸受害者的凌虐，包括残忍殴击，噬咬乳房、双手和脚掌，以及戏耍她们的鲜血。他每次使用的凶器也不尽相同，昨晚带的是尖头锤，泥瓦匠常用的一种外形酷似鹤嘴锄的特殊工具。我知道尖头锤的杀伤力有多大，因为就在两天前的周四，尚多内用这种工具，我猜是同一把，在里士满取走了第二条性命，女警官黛安·布雷。
“今天周几？”我问马里诺队长，“周六，对吧？”
“是啊，周六。”
“十二月十八日，再过一周就是圣诞节了。节日愉快。”我拉开西装袋侧袋的拉链。
“对，十二月十八日。”
他望着我，像是怕我会随时失控，充血的眼睛里透射出的谨慎在屋内流窜。空气中弥漫着猜忌，如尘埃般可见，臭氧般可闻，湿气般可触。屋子早被执法人员占据，街上湿车轮的沙沙疾驰声、匆匆的脚步声、谈话声和无线电声响组合成一支地狱催魂曲。我遭到严重侵犯，屋子的每一寸均被翻遍，私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都暴露无遗，我和躺在停尸间验尸台上的赤裸尸体没什么两样。因此马里诺知趣地不问我是否需要帮忙打包行李。他清楚自己最好别碰我的东西，连想都别想，鞋子、袜子，乃至梳子、洗发水，再小的东西都碰不得。警方要求我离开这栋我自己所建、位于宁静西区的坚固石屋。真难想象。我很确信自称“狼人”的让-巴蒂斯特·尚多内获得的待遇比我好得多。对于他这种人，法律一向给予优厚的人权待遇：舒适、保密、免费食宿，外加弗吉尼亚医学院法医病房的免费医疗，而我还在那里任教呢。
马里诺至少有二十四小时没睡觉洗澡了，我从他身旁走过时闻到了尚多内的可怕体臭，猛地一阵反胃，头脑也因腹部的灼热绞痛一片空白，浑身直冒冷汗。我直起身体，深吸一口气，以驱逐嗅觉带来的幻想，同时将注意力转移至窗外一辆缓缓驶近的车子。我听出了那细微的刹车声，而且知道何时会有人停在前院。这几个钟头我一直听着这种韵律。一群人在那里咧嘴呆看，邻居们聚在街上好奇窥探。我陷入一种微妙错综的亢奋情绪，时而迷惑，时而惊恐。我摇摆于倦怠和烦躁、沮丧和沉静之间，唯一不变的是那股兴奋，似煤气般在血液中嘶嘶作响。
前院传来关车门的声音。“又来了？”我抱怨道，“这会儿又是谁？调查局？”我打开另一个抽屉。“马里诺，我受够了。”我两手比画着“去他的”。“叫他们滚出我的屋子，都滚出去，马上滚！”愤怒有如柏油路面蒸腾的热气。“让我把行李整理完，尽早离开这鬼地方。他们就不能等我走了再办事吗？”我翻找着袜子，双手颤抖。“他们霸占我的前院已经够气人了。”我把一双袜子丢进手提袋。“光是跑到我家就够气人了。”又一双。“他们可以等我走了再来。”下一双没丢进去，我弯腰去捡。“在我自己的屋子里他们总该让我行动自由吧。”再一双。“让我安静从容地离开。”一双塞回抽屉。“他们干吗跑进我的厨房？”我改变心意，又把那双拿了出来，“还有我的书房？我都说了他没进过那里。”
“我们必须四处检查，医生。”马里诺只这么回答。
他在床尾坐下。这下他可犯错了。我走过去，要他别碰我的床，并且离开我的房间。我差点没要他离开我的屋子，甚至远离我的生活。我才不在乎我们认识了几年，或者共事了多久。
“手肘还好吗，医生？”他指着我打了石膏、跟厨房排烟管一样僵硬的左臂。
“伤口裂开了，痛得要命。”我关抽屉时太用力了。
“吃药了吗？”
“死不了。”
他紧盯着我的每个动作。“你该乖乖吃他们给你的药。”
我们忽然互换了角色。我活像个恶警察，他却变成我原本该扮演的沉稳讲理的律师兼医生。我走回镶雪松的大衣柜里，取出短衫，把它们摊在西服袋上，将领口的纽扣扣上，用右手抚平丝质和细棉衣料。左肘的疼痛堪比牙疼，石膏里的皮肤已汗湿发痒。我在医院待了几乎一整天，不是因为手臂打石膏有多耗时，而是因为医生坚持替我仔细检查了个遍。我反复解释我只是在逃出屋时绊倒在门前阶梯上，撞伤了肘部，让-巴蒂斯特·尚多内根本没来得及动手。一次又一次X光检查中，我不厌其烦地说我躲开了，没什么大碍，医护人员却坚持要我留院观察，直到傍晚警方开始在检查室进出为止。他们拿走了我的衣物，所幸外甥女露西带了衣服给我。我一直没能好好休息。
电话铃声有如利剑凌空而来。我拿起床头的分机。“我是斯卡佩塔医生。”听着自己的声音，我想起以往半夜接到警方来电通报凶案的情景，这利落的应答触动了那个我一直企图回避的影像：我的尸体躺在床上，房间里洒满鲜血，就是这个卧室；我的助手接获电话，某个警察——或许是马里诺——通知他我已经遇害，要法医办公室派人（天知道会派谁）来现场验尸。我忽而想到，我办公室里不可能有人响应这样的通报。我替弗吉尼亚州规划了适用各种状况的完美的灾难应对计划，能够处理大型空难、球场爆炸和水灾，但万一出事的是我，该怎么办？也许会从邻近地区调派一位法医过来，比如华盛顿特区。问题是，东岸的所有同行我都认识，无论负责处理我尸体的是谁，我都替他深感难过。受害者是熟人时，验尸工作会变得艰难。这些念头在我脑中飞闪的同时，电话里露西问我是否需要什么。我说我很好，这全然是谎言。“怎么可能。”她说。
“在打包，”我告诉她手头正在做的事，“整理行李，马里诺也在。”我重复道，冷冷地盯着马里诺。他的目光游移不定，我这才想起，他从不曾进入我的卧室。我不想猜测他有些什么幻想。相熟多年，我知道他对我的尊重还夹杂着无把握感和性吸引。他人高马大，啤酒肚鼓胀，脸阔而红，头发色泽暗淡造型丑陋，从头顶向身体其他部位蔓延。我听着外甥女说话，马里诺的目光恣意扫射着我的私人空间：梳妆台、衣柜、打开的抽屉，以及待整理的衣物和我的胸部。露西送衣服给我时忘了带胸罩，因此我回到家的头一件事就是赶紧罩上那件干家务时穿的宽松旧实验袍。
“他们一定也觉得你很碍事吧。”话筒里响起露西的声音。
这事说来话长。简言之，我的外甥女是烟酒枪械管制局的探员，警方接获通知赶来后，没能及时将她逐出我的屋子。树大招风，也许他们担心这位来头不小的联邦探员会介入调查。我也不清楚，但她似乎很愧疚，因为昨晚我差点遇害而她却没能来陪我，此刻她又不在我身边。我一再强调这完全不怪她，却也忍不住想，尚多内现身时她若在场，而非在医院照顾女友，我的境遇会有何转折。也许尚多内察觉我并非独自一人后便决定按兵不动，或者惊奇地发现屋内有其他人后便仓皇落逃，将谋杀我的行动延迟到次日、次晚、圣诞节，甚至千禧年。
我一边听着露西急躁的解释和评论，一边缓缓踱步，看着穿衣镜中的自己。金色短发蓬乱，蓝眼睛了无生气，眼圈因疲惫和压力而皱纹毕现，眉头紧锁，一副几欲落泪的模样。实验袍污渍斑斑，全无首席法医的架势。脸色苍白的我极度渴望烟酒，好像昨夜的遭遇让我忽然成了瘾君子。我想象我正独自在家，什么事都不曾发生，我正享受着炉火、香烟和法国葡萄酒，也许是波尔多葡萄酒，因为波尔多比勃艮第单纯，像是不必猜心的老友。最后我以现实驱走了痴想，无论露西做什么，尚多内终究会找上我。像是我注定要直面一个严厉的审判，死亡天使在我的门上做了记号。诡异的是，我竟然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