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带着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和几个兵弁，冒着六月酷暑，扶病上轿。彭楚汉建议：“大人身为直隶制军，天津又处动乱之中，此行宜以兵马壮声威。卑职愿带一千人随大人进津门。”
“不行。”曾国藩断然拒绝，“上谕说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维护大局，则不能开仗。我带兵前行，不正好给洋人动刀兵以借口吗？”
彭楚汉默然退下。
“彭军门。”曾国藩又把他叫住。“洋人猖狂无礼，后果难以预料，直隶军队有捍卫京畿之责任。你要训饬部属，决不能掉以轻心，随时准备，以防不测。”
彭楚汉领命，作为一个有十几年戎马生涯的总兵，他懂得目前形势的严峻。
绿呢大轿启行了，后面赵、吴、薛等骑马相随，沿着通往天津卫的古道缓缓前进。一望无边的京津平原在烈日暴晒下，一切生命都变得疲软懒散。两旁庄稼地里，稀稀落落地种着些高粱、玉米、西瓜、红薯，叶片低垂，藤儿干枯，全无一点生气。地里死一般地寂静。偶尔可见一两个人从高粱丛中钻出来，大口大口地喘气，然后又钻进去。这些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生长在南方的赵烈文、吴汝纶看着直摇头。古道上很少见到来往行人，偶尔所见的，也只是一些居住在附近的百姓，个个面如菜色，身如干柴。进入静海地面时，路上行人渐渐多起来，他们拖儿带女，背着大布包，神色忧伤。
曾国藩叫兵弁过去打听。原来是永定河在葛渔城一带又决口了，冲毁农田庄舍无数，受灾的百姓只得背井离乡去逃难。老百姓刻骨咒骂河道河吏，骂他们将河工的款子贪污了，偷工减料，敷衍草率，欺蒙上司，贻祸百姓，是一班该千刀万剐的贪官污吏。
曾国藩坐在轿里，一颗心沉重得如同千斤铁锤。眼里所看到的已令他怆然，听到的又令他愤然，而即将面临的更令他颓然。
西洋天主教早在明末就在中国传播，到康熙年间大盛，一时有信徒好几十万。后来，因天主教不准中国信徒祭祀祖先，引起朝廷不满，而神父穆经运又参与胤禩等夺嫡之争，故雍正、乾隆之后，天主教遭到严禁。鸦片战争之后，朝廷又允许外国人传教，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少纠纷。
曾国藩对天主教素来反感。天主教独尊上帝，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与他心目中的礼义伦常大相径庭，他视之为扰乱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异教。在他看来，长毛就是把这一套学了过来，结果造成十多年的大乱。至于洋人贩来的鸦片，他更是深恶痛绝。但对洋人的坚船利炮，以及诸如千里镜、自鸣钟、机器等。他又由衷地佩服。三十年前惨败于洋人的教训，他记忆犹新。十多年来亲历戎间，对外国与中国在军事上的悬殊他看得很清楚。一个基本认识已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与洋人相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输赢，而在于长远的胜负。中国目前不如洋人，一旦开仗，只有失败。要靠“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忍辱发愤，徐图自强。他以这个认识为基础，利用晚上住宿的空隙，拟了一篇《谕天津士民示》，告诫天津士民要将好义刚强之气引入正道，对教堂传闻要查访确实，不可以忿报忿，以乱招乱。十载讲和，得来不易，一朝激变，荼毒百姓。并宣告奉命而来，一以宣布圣主怀柔外国、息事安民之意，一以劝谕津郡士民，必先明理而后言好义，先有远虑而后行其刚气。曾国藩准备一进津门，就将这张告示交衙门刻板，刷印几百份，遍贴大街小巷。
远远地看到天津城绵延的城墙和高大的城门了，绿呢大轿在稍子口停下。这里离城尚有七里地。天津道员周家勋、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已在此等候多时。众人将曾国藩迎进屋里。刚一落座，便见周道台在前，张知府、刘县令在后，一齐跪在地上，高喊：“求老中堂给卑职们作主。”
说罢，对着曾国藩叩了三个响头，抬起头时，三个人都满脸是泪。曾国藩心中甚是凄楚，说：“都起来，这是什么地方！你们都是镇守天津的朝廷命官，如此哭哭啼啼的，让百姓传扬出去，岂不丢朝廷的脸？”
周家勋等人起来，不敢坐，都垂手站在曾国藩的两旁，等待他的训示。
“城里现在安定下来了吗？”
“回老中堂的话。”周家勋低头答道，“大规模的闹事起哄是没有了，但百姓心里都大不服气，许多人都在骂崇侍郎。”
“骂他什么？”曾国藩对此颇为关心。
“骂他是讨好洋人的汉奸。”刘杰插话。
曾国藩两腮的肌肉轻轻地抽搐了一下，说：“胡说八道。”
不知是中气不足，还是并不十分愤怒，这四个字显得轻飘飘的。刘杰听出了其中的味道。这次事件由围攻咒骂，发展到烧楼毙人，实由丰大业开枪的缘故。堂侄当天抬到家里后便气绝，他悲痛不已。倘若不是这个忠心的侄儿，气绝的便是他本人。他恨强盗土匪般的法国佬，因而对百姓的举动能够理解，也予以同情。他把自己的观点亮给崇厚听时，谁知也遭到丰大业枪击的崇厚非但不支持他，反而说他糊涂。刘杰觉察出曾国藩与崇厚的口气大有不同，于是壮起胆子说：“中堂大人，丰大业身为法国领事，两次枪击我朝廷命官，公然侮辱我大清帝国的尊严，且打死了卑职的家人。百姓奋然而起，捍卫朝廷尊严，伸张正义，虽然做得过头了些，但事出有因，情可宽恕。”
“刘明府，你说如何宽恕法？”曾国藩苦笑一声，“丰大业无理，可以由朝廷出面，与法国公使交涉处理，如何能就因此放火烧屋，杀死那样多与丰大业毫不相干的洋人？现在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朝廷采取宽恕的态度，不再追究，但洋人会答应吗？设身处地想一想，假若我大清国在别的国家里遭到这样的袭击，我们又会怎样想呢？我们难道就会宽恕吗？”
刘杰一时语塞。周家勋想陈述教堂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百姓积怨甚深等情况，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这些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需要等总督大人到署后详细禀报，张光藻本想诉诉对“交部议处”的委屈，见周、刘都不再说话，也就不作声了。曾国藩喝了两口茶后，吩咐起轿。
曾国藩的绿呢大轿领头，后面跟着周家勋等人的蓝呢大轿，平日的全副执事都免去了，轿队冷冷清清的，似乎坐的都是一些受审遭贬的官员。轿队悄没声息地前进三四里路远时，忽见前面大道上黑压压地跪下一片人。走在轿队前面的戈什哈吓得忙回头禀告曾国藩，请示进止。曾国藩眉头一皱，面色不悦地说：“叫张太守、刘明府去问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张光藻、刘杰下了轿。过一会儿，张光藻返回，对曾国藩说：“前面跪的是天津各界士民，他们要面见中堂大人。”
“叫他们都散开！有事以后到衙门里说去！”曾国藩不耐烦地挥挥手。
张光藻很快又转回来，哭丧着脸说：“非请大人下轿接见他们不可，否则他们决不散开。”
“这是什么话！”曾国藩气愤地说。他知道天津百姓不好对付，极不情愿地下了轿。跪在道上的士民见曾国藩走过来，立即乱哄哄地喊：“曾大人！”“老中堂！”“青天大老爷！”
曾国藩挺直腰板，两手叉腰，尽量做出昔日那种凛不可犯的风度来。无奈右眼已眯成一根线，左眼也只能睁开一点点，没有了过去的如电目光，也就没有了过去令人战栗的威严。天津士民们发现，站在他们面前的曾国藩，与他们所想象的湘军统帅完全对不上号，若没有那身吓人的一品官服，他与俺们普通老头子有什么差别！
“父老兄弟们！”曾国藩干咳了一声，大起喉咙喊道，“鄙人奉太后、皇上之命，前来处理津民与洋人斗殴之事。各位请放心，鄙人一定会遵循国法，禀公办理。”
话音刚落，人群中立即腾起一片乱糟糟的喊声：“曾大人，您要为咱们百姓撑腰！”“中堂大人，洋人是恶鬼，您可不能像崇厚那样偏袒他们！”“老中堂，您要明察秋毫呀！”
曾国藩心里烦躁起来。他强压着厌烦情绪，高声说：“父老士民们，请你们让开一条路，好让鄙人进城。”
前面跪着的几个百姓挪动了膝盖，让出了一条四五尺宽的路来。曾国藩正准备上轿，人群中突然站起一个身着长衫的青年，大声说：“老中堂，津门各书院士子公推晚生出来说几句话，请老中堂赏脸听一听。”
曾国藩见说话的士子长得眉目清秀、斯斯文文，脸上流出一丝浅笑。他平生从不怠慢读书人，尤其喜欢那些长得俊拔的年轻士子，他认为人才大都藏在这批人中。一个戈什哈从附近人家中搬来条木凳，他坐在凳子上，习惯地抬起右手梳理胡须，微微点点头。
青年士子会意，大着胆子说：“去年，老中堂由两江来到直隶，我津门全体士子人人欢喜雀跃，咸谓有老中堂这样清正廉明、治国有方的总督，直隶从此将可从疲沓中振兴起来。
老中堂督直不久，便刊布《劝学篇示直隶士子》，鼓励我直隶士子以旁侠之质入圣人之道，又告诫以义理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诸君子为表率。老中堂的教导，我津门士子都铭记在心。”
说到这里，青年士子偷眼看了一下坐在板凳上的总督，见他注意在听，气更壮了：“这次听说太后、皇上派老中堂前来处理上月的事件，津门学子比去年欢迎的心情更为强烈。上月之事，明摆着是洋人所逼，欺人太甚。往日洋人欺侮老百姓，士子们已愤愤不平，现在他们竟然公开侮辱我津郡父母官，眼中已无我大清帝国，士子们无不义愤填膺。这等洋鬼子，杀之应该。老中堂，我们都记得十多年前，您的那篇震撼天下的《讨粤匪檄》。檄文说，长毛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以此来取代我孔孟之教。此为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并号召所有血性男子共同征剿。洋人和长毛是一丘之貉，他们妄图以耶稣、《新约》来迷惑我炎黄子孙，乱我孔孟名教，津门父老奋起反抗，和当年湖湘子弟抗击长毛如出一辙。津门士子表示支持，也正是遵循老中堂之教诲，以旁侠之质入圣人之道的体现。故全体士子公推晚生出面，恳请老中堂明察士民爱国卫道的苦心。”
那士子说完又跪下去，他周围的人一齐喊：“请老中堂明察！”
曾国藩面无表情地听着，心里对这番话是欣赏的。尤其使他快慰的是，十多年前的那篇檄文，在远离湖南数千里的天津至今尚深入读书人之心。他觉得刚才这位士子很会讲话。
清晰的语言，说明他有清晰的头脑，既然被全体士子所推出，一定在他们之中享有威望。这是个人才，应该破格提拔！
“大人，我也说几句！”人群中刷地站起一个粗大的黑汉子，他是水火会的头领徐汉龙。
“你是什么人？”曾国藩见那人样子有点凶猛，遂打断他的话问。
“我是海河岸边的铁匠。”徐汉龙不理睬曾国藩眼中流露的鄙夷神色，豪放直率地说，“天津百姓放火烧教堂，捣毁育婴堂，完全是正义的行动。大人您或许不清楚这里的底细，听我拣几件事说说。”
“你说吧！”曾国藩一向倡导实事求是，捕风捉影的话他听得太多了，重要的在于具体的事实。所以他鼓励徐汉龙说下去。
“第一，”徐汉龙没有通常见曾国藩的人那样恭顺多礼，他开门见山地说，“天主教堂终年紧闭，行动诡秘，教堂和育婴堂底下都挖有地窖。这地窖都从外地请人修建，不让津民参与其中，百姓普遍怀疑这地窖中大有名堂。第二，中国有到育婴堂治病的人，往往只见其进，不见其出。前任江西进贤知县魏席珍的女儿贺魏氏，带女入堂治病，久住不归，她父亲多次劝说也无效，家里人都说她吃了育婴堂的迷魂药。第三，将死的幼孩，育婴堂也收进去，以水浇头洗目，令人诧异。又常见从外地用车船送来数十上百幼童，也只见进的，不见出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育婴堂、教堂里这半年来死人很多，但都在夜晚埋葬，很令人可疑。上个月百姓们在义冢里挖出几具新尸验看，见这几具尸都是由外向里腐烂，尤其腹胸都全部烂坏，肠子肚子外流。大人您知道，死人都是由里烂出的，哪有从外面烂进的道理？这几件事，难道还不能证明天主教堂、育婴堂是披着教会慈善的外衣，干着挖眼剖心的恶鬼勾当吗？”
徐汉龙说完也跪下，他身边的人怒极高喊：“天主堂、育婴堂是恶鬼窝！”
曾国藩心想，这个铁匠也不简单，敢在朝廷大员的面前理直气壮地陈说，若这几桩事情都是真的，也怪不得百姓不疑不气了。
正思忖间，冯瘸子也站了起来，对着曾国藩嚷道：“总督大人，刚才徐大哥说的半夜埋人，就是我亲眼所见的。他们这些洋人把我们中国人不当人看，还不如他们喂养的狗。他们残杀我们成百上千个幼童，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他们？实话告诉你吧，那天烧天主堂就是我放的火，洋人我也杀了一个。
你要抓凶手，就抓我吧！”
冯瘸子话还没说完，刘矮子也跳起来叫道：“我也杀了洋人，抓我吧！”
立时就有六七个人一齐站起，大叫大嚷：“我们都是凶手，官府要抓就抓吧！”“为杀洋人而砍头，值得！”“来世长大，还要杀洋人！”
曾国藩心里惊道：“看来这烧教堂、杀洋人的人，一定令百姓视为英雄，不然他们怎会这样争着承认？”他站起来，极力以威严的神态说：“都不要嚷叫了！刚才那位士子和铁匠的话，是不是都代表各位的意思？”
“是的。”跪在地上的士民们齐声答道。
曾国藩的两道扫帚眉紧紧地拧了起来，过了好长一阵时间才说：“现在请各位父老先让鄙人进城去，有事以后还可以再来找。”
众人都纷纷站起散开。轿子重新抬起时，曾国藩吩咐加快速度，赶紧进城。
进城后，他谢绝道、府、县的殷勤相邀，带着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等人住进了文庙。刚刚吃过晚饭，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便来拜访了。曾国藩顾不得劳累，忙以礼相见。在曾国藩的面前，崇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晚辈，而崇厚对这个文才武功，并世无出其右的武英殿大学士，也从心里崇拜。他本是个乖觉伶俐的人，此刻在曾国藩面前，益发显得殷勤恭敬。
“老中堂，晚辈是盼星星盼月亮，盼望您来。天津这个烂摊子，眼下是乱哄哄、稀糟糟的，道、府、县都交部议处，他们都不管事了，等候革职发配，全部担子都压在晚辈一人肩上，我崇厚哪有能力管得下？不是晚辈眼里无王公贵族，现在就是恭王爷亲来，也不一定弹压得住。阖朝文武，只有老中堂大人您一人可以镇得住这个局面。”
崇厚以十二分的诚恳说着，这的确也是他的心里话。他目前在天津的日子很难过。舆论都说他没有骨气，骂他是汉奸，法国人又不断地给他施加压力，过几天，公使罗淑亚要亲到天津来找他当面算帐。他好比钻在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这下好了，以曾国藩的地位和声望，足以构成一堵坚实的挡风墙。
崇厚的诚恳态度，颇使曾国藩感动。他说：“老夫已是衰朽，实不能荷此重任，只是职分所在，不能推辞罢了。侍郎这些年来在天津为朝廷办三口通商，与洋人打交道，也是件不容易的事。老夫这些年来与洋人直接接触不多，天津之事，与洋人构成大隙，如何处置妥帖，还要多仰仗侍郎的经验和才干。”
“哪里，哪里。老中堂这一来，一切事情都可迎刃而解。
太后已命晚辈去法国说明津案的缘由，过几天晚辈便进京陛辞，启航远行了。”崇厚早就巴望着曾国藩来，他好脱身，跳出火坑。
“不，不，侍郎你不能走。”曾国藩忙制止。他既然决定力保和局，不开兵衅，崇厚与洋人相处密切的关系，便是一个最可利用的好条件。“你在天津再留几个月吧，老夫与你谤则同分，祸则同当。明天，老夫亲为你上一道奏请如何？”
曾国藩这样恳切地挽留，崇厚不能推辞。再说，协助曾国藩完满地处理好这起事件，今后无论在朝廷，还是在洋人面前，他都可以挣得脸面。崇厚同意了。“老中堂这样信任晚辈，晚辈一定尽力协助老中堂处理好这件事。晚辈今天特来向老中堂禀报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关于天津教案，曾国藩在保定时就已知大概，周寿昌传旨后，又将京中的传闻告诉了他，今天从城外天津官员和士民的口中，他又听到不少有关事情的真相，但所有这些，都不能代替崇厚的当面禀告。这不仅因为崇厚是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还因为崇厚坐镇天津十年，他对包括法国人在内的洋人的熟悉，是别人远远不可比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曾国藩建立起对崇厚的信任。
崇厚能说会道，把上个月发生的这件事的全过程说得清楚细致、有条有理，使曾国藩听了一个多时辰，也不觉厌倦。
他心里想：许多人说崇厚是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看来不完全正确。八旗子弟，只要不是家道完全败落，哪个不是花花公子！能像崇厚这样就不错了。曾国藩含笑听着崇厚的叙述，不时插几句问话，气氛很融洽。事情的经过讲完后，崇厚说：“老中堂，晚辈对这件事有几点想法。”
“你说吧！”曾国藩欣赏下属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他讨厌那种人云亦云、糊涂颟顶的人。
“第一，事情的起因，完全肇于百姓的愚昧无知。所谓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纯粹是无稽之谈。天主教的教义最是仁慈，街上讨食的乞儿、流浪的孤儿，育婴堂都收留，让他们住在那里，有饭吃，有衣穿，还教他们识字唱歌。这种事，我们自己的衙门都做不到啊！”
曾国藩想起自己所到之处，眼见不少弃婴乞儿，心中虽是怜悯，也未曾想到过要收容。这么多，如何收容得了？别的官员们也未见有育婴堂这样的义举。他觉得惭愧。
“愚民但说洋人挖眼剖心，也不追问，这挖眼剖心到底是做什么用途呢？”崇厚继续说下去，“洋人医道最是发达，许多病我们束手无策，他们的医生一来，便可手到病除。我有一次问过夏福音，有人说吃人的眼睛目明，吃人的心肝长寿，是这样的吗？夏福音听后哈哈大笑，说这是天方夜谈，还说人若吃人肉，就要中毒，非但不能长寿，有可能即刻毙命。这次勘查被烧毁的圣母得胜堂、育婴堂时，我特意吩咐几十个亲兵注意搜寻，结果他们禀报，根本不见一只眼珠，一个人心。老中堂，这吃人心肝的事，过去书上说的也只是极少数的绿林强盗的作为，现在虽野番都不这样，何况英、美、法这些西洋大邦呢？”
崇厚的话很有道理。曾国藩过去也听说各地闹教案，都讲洋人吃人心，挖眼珠，结果并无一处查实。他分析，这是因为教堂有仗势欺人的其他罪行，人们忿恨，有人便编排这些离奇的事来激起大家的义愤。有些老百姓愚昧，也便真的相信了。
崇厚又说：“老中堂，还有一个极重要的事，晚辈一直未对任何人说，连皇太后、皇上都没有说。”
“什么事？”崇厚的神态既严肃又神秘，引起曾国藩的极大兴趣。
“事件发生后，皇太后、皇上命晚辈查实洋人损失情况，晚辈派出亲信认真调查。第二天他们来报告，说靠近关帝庙的海河上浮出三具洋人尸体，二男一女。他们验尸后，发现这三个洋人均是刀砍死的，女尸脖子上、手指上都留有戴项链、戒指的痕迹，而项链、戒指都不见了。”崇厚说到这里，把声音压低，“老中堂，晚辈估计这三具洋尸是死于歹人的趁火打劫，谋财害命。”
“他们是哪个国家的？”曾国藩问，他的扫帚眉抽动了一下。
“后俄国公使来天津认出了，说是他们俄国来中国的旅游者，其中两个是一对夫妻。”
曾国藩轻轻地点了两下头。
“晚辈现在各处布下暗哨，严密打探。眼下尽管许多人骂晚辈，暂且由他们骂去，是非总会分明的。”
崇厚的态度使曾国藩感动。他鼓励道：“崇侍郎，你刚才讲的事都很重要，对老夫也很有启发。朝廷既然派我们处理这件事，我们自然就坐到一条船上来了，自当同舟共济，不分彼此。你认为该做的事，就只管去做，老夫支持你。”
崇厚走后，曾国藩想了很多，许多事情在等待他去办：明天大清早，得趁着人少的时候去踏勘闹事的现场；被福土庵暂时收留的那一百多个从育婴堂里逃出的孤儿，得派人一一询问，问他们是否亲眼见过挖眼剖心？武兰珍接受迷魂药一事甚为蹊跷，务必严饬武兰珍讲出实话，若真是王三送的，一定要武兰珍找出王三来，这种人，必须以死来威胁，方可起作用。海河洋尸事，是个重要的发现，要派十分精明能干的人去办，查出结果，抓到凶手，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正法，且可以此教育士民：这样大规模的骚乱是没有好处的，它只能使坏人乱中取利。津案应从这里打开缺口，事情方可望得到各方面都满意的较好解决。派谁去呢？他想起了赵烈文。是的，这事就交给惠甫！道、府、县都无人管事，干脆叫周家勋等人暂时停职，在近期内物色几个人接替。社会秩序的维持，日常事务的处理，都还得靠地方官。另外，还有一件顶要紧的事，那就是如何应付过几天就要到天津来的法国公使罗淑亚。据说此人很不好对付。事情太多太多了，曾国藩想着想着，忽然一阵头晕，眼前发黑。他赶紧摸到床边躺下，直到半个时辰后才慢慢恢复正常。刚一清醒过来，他又想起一件更重要的事。
这次骚乱，法国损失严重，自然与他们结下了怨仇，这不消说了。俄国、比利时、美国和英国这几个国家也是因城门失火而殃及的池鱼。法国已经利用这一点与他们结成同盟，共同施加压力，而实际上这次事件的起因与他们毫无关系。若是诚心诚意地与他们讲清楚，说明是误伤，答应赔偿一切损失，想必他们也可理解。这样便可拆散法国的同盟，削弱敌对力量，腾出精力来，集中对付法国。“对！”这是一个重要的策略，曾国藩后悔没有早一点想起。此事叫崇厚去办，天津城里只有他最适宜了。
心思用过度了，又是一阵眩晕，他赶紧闭上眼睛，不再想事，口里悲哀地喃喃自语：“我真的老朽不中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