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降服了

    很惭愧，小时候我不是个好战士。

    1945年秋天，我在敌工部门当通信员。首长对人严厉，我很受拘束。举例来说，我跟首长住里外屋，他住里间炕上，我在外间用门板搭铺，他睡得晚，每天都叫我先睡。有天我躺下后还没睡着，他出来把我脱下的军装拿起。我翘起头往里间屋一看，他竟在灯下帮我抓虱子。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猛地一拍桌子叫了起来：“别睡了，起来洗衣裳去！军装穿这么脏，虱子滚成蛋了，你是抗日军人还是地主羔子？真给我丢人！”我满心感激变成一肚子委屈，尽管困得两眼发直，还是蹶着嘴起来洗衣裳。

    首长是单位里惟一结了婚的人，爱人姓张，在地方上当区妇救会主任，厚道温和。她一来我就得到了解放，不仅可以搬到文书、干事们屋里住，晚上跟他们玩扑克“吹牛”，白天的杂活也少了许多。除去传达命令跟打饭，别的事不用我再动手，刷碗，扫地、烤烟叶她全包了，她洗衣服时连我的军装一块给洗，比我自己洗得干净。

    阴历七月初七，牛郎会织女的日子她来了。首长说：“后勤部通知咱们去领鞋，下午你跑一趟。”我如同接到了放假令，连蹦带跳就离开了驻地。后勤部离我们村十里路，中间隔着两个村庄，两村各有我一个朋友。一个村里是修械所，有个工人跟我一同在日本当过华工，回国后逃出虎口参加革命，分配在修械所工作。他在日本给“旋盘工”打过下手，多少懂点技术，到了这儿竟被视作技术工人，正常供给之外还发他一份技术津贴。跟我相比他就成了老财。有机会我也就毫不客气地找他打牙祭。另外一个村驻着警卫连，相距不到两里，早晨我常出来看号兵们拨号，跟号兵小吴成了朋友，中午人家午睡，我俩就弄根木杆缠上点蛛网到树上粘吉鸟，下河摸鱼。不幸偷老乡萝卜时，被人发现，回来挨了顿狠批，近日断了往来。我决定先公后私，先去领鞋，回来时顺路看这两个朋友。

    我到后勤部时已经下午两三点钟，正碰上领导干部们急急往司令部走。我找到管理员，他指着我的鼻子说：“别的单位都领完了，你怎么才来？再晚一会你就不用领了。”我说：“你也就是吹吹，敢扣我们的鞋？连首长的一块扣？”他说：“首长们去开紧急会，八成有任务。一打包装驮了，你上那儿领去？”屋里有一堆鞋，他叫我自己挑。都是大号，首长好办，可挑不出我能穿的。管理员不耐烦，扔给我一双说：“找房东大娘大嫂的给你后边缝上一道，前边再塞点棉花不就完了吗。红军光着脚还过草地呢！”

    管理员是老资格，跟他没价钱讲，只好拿了鞋到修械所去。

    我不知别处有没有这样的修械所！一没有电，二没有蒸汽机，机器转动全靠一匹骡子。院子里挖了个坑，坑口子装个铁轮盘，骡子像推磨那样拉着轮盘绕圈子，屋里的天轴就跟着转。天轴上的皮带又带动全屋的车床转起来。我相信这是我们中国的又一大发明。进院时那骡子正站在原地打瞌睡。我捡根树枝朝他屁股上捅了一下，他用甩尾巴迈开步了，就听到屋里喊道：“谁这么讨人嫌？”随声就跳出一个人来，正是我那位朋友。他见是我，摇摇头说：“这也是闹着玩的吗？不招呼一声就发动，出了事故怎么办？”

    我看他千了一阵活，下班后他照例去小店买来酒跟驴肉，招呼两个工友一块吃饭。边吃边聊，他们说刚接到通知，要在某村附近修飞机场，要他们厂帮助制造什么机器。我不喝酒，但趁他们说话的工夫吃了一肚子驴肉。吃得一半，厂部通知听紧急报告。我只好告别，这时太阳已经落山。

    走到警卫营村外，正打算去找那小号兵，忽听村里吹起了进军号。不是一只号，好像全连的号兵在合奏。接着又响起了锣鼓，再一会可就听见歌声了：“八路军来独立营，谁来参军谁光荣，骑着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