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高阳 本章:第三节

    “精神到底还不算太好,今天也只能料理些最紧要的。”皇帝问道:“你看,除了军报以外,还有些什么非先办不可的事儿?”

    “启奏皇上,官钱票一案,要早早降旨。”

    “嗯。”皇帝点点头,“我知道了。‘叫’吧!”

    于是,肃顺亲自去“叫起”。有些军机大臣,跟他也有两天没有见面了,相对一揖之后,少不得寒暄一两句,同时探问皇帝的病情。

    “好得多了。”肃顺答道,“不过还不胜烦剧,请诸公奏对的时候,不必说得太多。”

    肃顺的话,在他们与上谕无异,因此这天进谒御前,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但官钱票的案子,前因后果,特别复杂,一时不能详细商酌,便又搁了下来。

    就在这搁置的期间中,肃顺一天在家纳凉,忽然想到了一着扩张势力,扶植党羽,打击政敌的好棋。第二天进宫,找了个机会向皇帝进言。

    话是由修葺“避暑山庄”的经费谈起来的。肃顺向皇帝说,京里由内务府管理的五家“天”字官钱号,盈亏关系着宫内的用度,现在户部调度各地军饷,相当困难,而且即令有余款,如果用来修葺行宫,一定会惹起御史的闲话。这样,自然而然就出现了一个结论:五家“天”字官钱号,必须派个妥当的人,切实整顿管理,当然这个人应该是总管内务府大臣。

    总管内务府大臣,并无定额。留在京里的有两个,一个是宝鋆,一个是明善,明善的资望浅,而且才具、操守,都不能让皇帝信任。但是宝鋆更不行,皇帝对他的印象极坏。

    从到热河以后,宝鋆有两件事,大忤旨意。第一件是圆明园让英法联军烧掉以后,宝鋆身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连出城去看一看都不敢,而且因为管理圆明园的印钥已经奉旨交出,自觉已无守园的责任,所以并不自请处分,只上了一个“奏闻”的折子。圆明园的被焚,是皇帝最最痛心的恨事,满怀忧愤,恰好发泄在这道折子上,朱笔痛斥宝鋆没有“人心”,是“我满洲中之废物”,不自请处分“尤为可恶”,处分是:“开去一切差使,降为五品顶戴”。但不多久,靠恭王的斡旋,以京城“城防”的劳绩,开复原官。宝鋆与恭王的交情,厚到了可以随时开玩笑的程度,这才是他为皇帝所厌恶和为肃顺所排挤的主要原因。

    到了热河,要修行宫,命宝鋆提拨二十万两银子应用。不知是真的没有钱,还是另有缘故,总之宝鋆不曾遵旨办理。这使得皇帝越生恶感,所以“天”字官钱号是决不会派他去管理的。

    于是肃顺建议,就在京大臣中,另简一员当总管内务府大臣,专管此事。皇帝同意了,只待决定人眩总管内务府大臣是满缺,只有就满洲大臣中去挑。肃顺故意说了几个不够格的名字,然后逼出吏部尚书全庆来。

    全庆是翰林出身,当过好几次乡会试的考官和殿试的“读卷大臣”,也算是素负清望的,肃顺看不起那些昏聩庸鄙的满洲大臣,对全庆却无恶感,同时他也知道全庆多少有依附他的意思,所以乘机保荐,表示笼络。

    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再跟皇上请旨,内务府的印钥,可仍旧是由奴才佩带?”

    “当然啦!你这话问的是什么意思?”

    “奴才想求皇上赏一道朱谕,申明旨意,以后奴才跟全庆商量公事,就方便得多了。”

    这“商量公事”,包含着向全庆提用款项在内,皇帝自然支持他的请求。

    于是皇帝在面谕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全庆兼署总管内务府大臣的同时,下了一道朱谕:“肃顺仍带内务府印钥。”此外,还有好几件朱批的奏折交下来,使得清闲了好几日的军机章京们,又大忙了起来。

    朱批的奏折,在军机处只录存副本,称为“过朱”,原折发交原奏事衙门。在京的大小官员,从万寿节以后,就未见过“明发上谕”,上了奏折的衙门,也不见原折发回,以致谣言极多,人人关怀,不知“圣躬不豫”到了怎样的程度?因此,凡是在内廷当差的官员,那几日都是访客不绝,意在探听消息。当然,他们自己在宫里也是天天在打听:“热河有‘包封’没有?”军机处专差飞递的文件包,称为“包封”,若有包封,便可以知道皇帝已照常召见军机,处理政务,当然是“圣躬康复”了。

    这天终于等到了热河的包封,在内廷当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位居清要,行动比较自由的翰林,纷纷到内阁去打听消息。看到“御笔”的字画端正有力,足见皇帝的精神极好,七八天以来的悬揣不安,就从这几个字上一扫而空,争相走告,喜形于色。

    但是,极少数的几个人,所知道的情况,并非如此。朱学勤就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个。

    在曹毓瑛的套格密札中,曾提到皇帝的病,泄泻已经止了,但“虚损”愈甚,行动气喘,而且下午潮热,夜里盗汗,种种证候都令人忧惧。

    令人忧惧的还不仅是皇帝的病,肃顺似乎更见宠信了!当然,这里面的作用,只有深知内幕的人才能领悟,甚至于连全庆自己,都还不知道他是无形中受了肃顺的利用,以为上蒙圣眷,才有此恩命,得意之余,兴致极好,凡有道贺的宾客,几乎无不亲自接见。

    朱学勤去道贺时,恰好遇见翁同龢。他们都算与全庆有一重师生之谊,所以称他“老师”,做老师的有这样一个红章京、一个名翰林的门生,当然也格外要假以词色,恰好天也不早了,全庆坚留他们在家“小酌”。

    谈来谈去,谈到肃顺。朱学勤谨慎,翁同龢素性“和平”,不喜论人短处,但因为他父亲翁心存被肃顺“整”得几乎下不得台,自然对他也没有好感,这样就只好付之沉默了。

    “肃六这个人,可以说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了几分酒意的全庆,摸着八字胡子,大声说道:“都说他看不起我们自己旗人,依我看,这话亦不可一概而论。”

    说着,举一举杯,从这个门生望到那个门生,意思是要他们表示些意见。

    朱翁二人相对看了一眼,朱学勤年纪长些,科名早些,便“义不容辞”,要在翁同龢之前先开口。

    “老师翰苑前辈,清望素著,肃中堂当然不敢不尊敬的。”

    “对了!肃六自己不甚读书,却最懂得尊敬读书人。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项长处。”

    这多少也是实情,而且碍着老师的面子,朱修伯和翁同龢不能不稍作附和。于是全庆谈肃顺谈得更起劲了,谈到咸丰八年的科场案,全庆又为肃顺辩白,说经此整顿,科场弊绝风清,完全是肃顺的功劳,因此他认为肃顺当时极力主张置主考官大学士柏葰于大辟的重典,刚正可风。同时他也透露,那时他是赞成肃顺的主张的。

    这一说使得朱学勤恍然大悟,原来肃顺的保荐全庆,早有渊源,并且由此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证实,肃顺的保荐全庆,不仅是示惠笼络,而是有计划地培植党羽。

    第二天,他把他的这一看法,告诉了文祥。

    文祥字博川,是唯一留在京里的一个军机大臣。他与宝鋆被公认为恭王的一双左右手,但朝野清议,都觉得他比宝鋆高出许多,是满洲世家中的第一流人才。

    听了朱学勤的话,文祥黯然不语,好久,拿起时宪书翻了一下,自语似地说:“七月初二立秋。”

    朱学勤不解所以,“文大人!”他问,“立秋又如何?”

    “你忘了吗?”文祥答道,“李德立不是说过,一过盛夏,皇上的病就大有起色了。”

    那是几个月前的话,文祥却还念念不忘。这一片忠君犹时之心,溢于词色,朱学勤不由得肃然起敬。

    “但愿如公所言。可是……。”他苦笑了一下,觉得不必再说下去了。

    “修伯!”文祥忽然打起精神,目光炯炯地看着他说,“不必颓伤!你我都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人。而况大局也有令人乐观的一面,你我把头抬起来,要看得远些。”

    一位长官对属僚,用这样平等的语气来慰勉,朱学勤自然是深为感动的。也因此,他更觉得要景知无不言,言无不颈的责任,所以恭敬地应声:“是!”又放低了声音,“照我看,形势旦夕可变,王爷该早早定规一个办法!”

    “办法不早就有了吗?曹琢如信中所说,都是好办法。但只能静以观变,不到最后一刻,无从措手。”

    所谓“最后一刻”,是皇帝大渐之时,遗诏派顾命大臣,有了恭王的名字,那时才能名正言顺地接掌大权。在此以前,如有任何比较强硬的行动,适足以授人口实,加重了“恭王要造反”的谣言。

    朱学勤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但是看到肃顺不断在扩张权力,只怕到那“最后一刻”,恭王会落得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所以虽无行动,应有布置,必要时“效周公的诛伐”,也要有足够的兵力才行。

    这话不便明说,他旁敲侧击地暗示:“曹琢如信中说,该有个‘缓急可恃’的人,不知我公心目中,有了这个人没有?”

    “以后再谈吧!”

    这是结束谈话的暗示,朱学勤起身辞去,但是,他的影响却完全遗留了下来。这一天黄昏,文祥一个人在家,缓步沉思,把整个大局可能发生的变化,都想到了。

    照他的理想,最善莫过于恭王与肃顺能和衷共济,彼此舍短用长。肃顺的长处,他看得很清楚,那种兴利除弊的锐气,知人善任的魄力,在满洲王公大臣中,老早就看不到了。至于肃顺的短处:刚愎、骄狂、昧于外势,都是可以想办法裁抑补救的。要紧的是,得让肃顺相信,恭王并不愿与他为敌,恭王会尽量用他的长处,而且恭王的长处,譬如处理洋务,正好弥补他的短处。此外,朝中一班出身翰苑的老臣,硕德清望,老成持重,若能取得他们的支持,加上东南忠勇奋发的湘军淮勇,内外一致,上下同心,岂但大局可以稳定?皇朝中兴,亦非难事。文祥这样向往着。

    但是,恭王对肃顺的敌意,可以设法消弭,肃顺对恭王的猜防,却不知如何化解?看来自己的想法,终成奢望!

    因此,当前最切实的一个考虑是,皇帝一旦驾崩,肃顺与恭王倘或发生权力的争夺,搞成势不两立的局面,那时又将如何?当然,自己必站在恭王这一面,是势所必然的,只是无论怎么样,不可以让他们兵戎相见!他不相信京城与热河的禁军会有“接仗”的可能,八旗禁军,不管他是前锋营、护军营、步军营、火器营、健锐营、骁骑营、虎枪营,还是内务府所属的“包衣”护军营,那些兵是怎么个样子?当过“九门提督”而且现在还兼着“正蓝旗护军统领”差使的他,是太清楚了。

    他想起前几天才听到的四句谚语:“糙米要掉,见贼要跑,雇替要早,进营要少。”不由得苦笑了。当初剽悍绝伦,打出一片锦绣江山的八旗健儿,如今在老百姓眼中成了笑柄!

    这些没出息的八旗子弟,连出操都要雇人代替,怎肯打仗?他们的威风,只在每月发粮,“糙米要掉”的时候才看得见。

    这就是文祥的把握,肃顺和怡王载垣、郑王端华虽然掌握着在热河的禁军,决不能发生任何作用。这一层,曹毓瑛必定也看得很清楚,所以现给恭王的信中,建议召军入卫,不必有所动作,就可镇慑肃顺,同时他又隐约指出,在山东、河北边境军前的钦差大臣胜保,堪当此任。

    文祥特别持重,觉得召胜保到京,即使并无动作,对肃顺也是种刺激,并可能被误认作恭王的“逆迹”之一,所以对于曹毓瑛的建议,不以为然。但此刻他的顾虑又远了一步,胜保骄恣贪黩,功名利禄之心极重,倘或肃顺走了先着,跟他有了勾结,那便成了个心腹之患,不可不防。

    要预防也容易,不妨先通款曲,作一伏笔。

    于是第二天他把朱学勤找了来,嘱咐他代笔,给胜保写封信。胜保最近打得很好,连克鲁北数县,即以道贺为名,跟他拉拢一番。

    胜保在英法联军内犯时,曾奉旨统率入京各路援军,虽然通州八里桥一役,吃了败仗,但亦可说“非战之罪”,其时文祥随同恭王办理“抚局”,与胜保几乎无一天不见,所以要叙旧套交情,不愁无话可说。

    信中当然也要提到恭王“致意”,这才是此函的主旨所在。对胜保来说,不独与恭王有共患难的情分,而且也该感激恭王兵败相援的德意。通州一仗,大清朝第一门至亲,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娘家的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军队垮了下来,胜保也负伤败退,其时皇帝由肃顺扈从着,仓皇逃难到了热河,自顾不暇,那里还管得到胜保?亏得恭王收拾残局,败军之将才得有安顿整补的机会,由这一层深入体察,胜保对肃顺那些人是决不会有好感的。反过来说,有此一函,更能令胜保倾心,亦是不言可知的了!

    因此,朱学勤一面写,一面在心里佩服文祥,这一着“先手”棋,看似平淡,实为必占的要点,将来局势的演变,倘或真到了最不忍见的地步,起死回生,全在眼前这平淡无奇的一着棋上。

    有了这个了解,对这封“应酬信”便越发不敢大意。军机章京的笔下原都来得,朱学勤读书甚多,更是一把好手,所以精心构思之下,把这封信写得情致深婉,词藻典丽,自己看了也颇为得意。

    于是他穿好袍褂,亲自把信送了去给文祥,笑嘻嘻地说:“只怕词不达意,乞赐斧削。”

    文祥先不看信,望着他的脸色,拈须微笑:“其词若有憾焉!”他说,“不看便知是好的。”

    “且先请过目。”

    看不了数行,文祥笑意渐敛,朱学勤不免诧异自问:难道还有未加检点之处,让他看出了毛病?因而把自己的稿子,默念了一遍,却又不知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修伯!”文祥站起来把信交还给他,正色说道:“我原以为此信可有可无,读了大稿才知竟是必不可少的。”

    如此郑重的神态和语气,朱学勤真有知己之感,因而也端然答道:“此信关系重大,我不敢疏忽。还请斟酌,以期尽善。”

    “写作俱佳,尽善尽美。”文祥笑着又说:“胜克斋以儒将自命,奏稿都是自己动手,最喜自炫文采。也让他见识见识军机处的手笔。莫以为都象急就章的‘廷寄’那样,只不过把话说明白了就算数。”

    朱学勤以谦虚的微笑,然后退了出来,把那封信另行加封,交驿差冒着如火的骄阳,飞递军前。

    转眼间过了七月初二立秋,照文祥的希望,盛夏已过,皇帝应该一天好似一天,但事与愿违,皇帝似乎已无法处理政务了。从七月初五开始,一连三天,没有“明发上谕”,初八算有四件,初九开始又断了。

    消息一传,谣言复炽。整理官钱票还没有眉目,而“乾益”、“天元”两家官钱号的掌柜,不知是畏罪,还是无法缴纳那为数甚巨的“三成罚金”,竟逃得不知去向。接着前门外“天利”钱号被抢。这是大乱之世的景象,京城里人心惶惶,有着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


如果您喜欢,请把《慈禧全传·慈禧前传》,方便以后阅读慈禧全传·慈禧前传第三节后的更新连载!
如果你对慈禧全传·慈禧前传第三节并对慈禧全传·慈禧前传章节有什么建议或者评论,请后台发信息给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