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条轨迹来显示宁波帮在上海的成长路径，前期的代表人物首推方介堂（1783～1846）、李也亭（1808～1868），前期与中期的过渡人物为叶澄衷（1840～1899），中期以严信厚（1828～1906）、朱葆三（1848～1926）为代表，后期则以李也亭的孙子李云书、虞洽卿（1867～1945）、宋汉章（1872～1968）、刘鸿生（1888～1856）以及方家后代方液仙（1893～1940）等为代表。
“在上海的本国商人之势力，宁波商人居于王者之位”，这是辛亥革命前夕一家上海报纸的评论。1890～1927年，上海人口激增到264万余人，这一时期也正是宁波人大量移民上海的又一次高潮。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旅居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多万，而到1948年，上海总人口约为498万人，每5个上海人中就有1个宁波人。
如果说广东买办是以投资航运、棉纱、丝绸和茶叶等商品为主的贸易而成为上海商界的主宰者，那么从19世纪最后的15年到20世纪30年代，宁波买办不仅超越了广东买办，而且在上海产生巨富的五金、房产、航运、银行、钱庄、纺织等行业都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有人统计，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90位著名买办中，浙江籍买办达43人，约占总人数的48%。其中，宁波籍代表人物有朱葆三（英商平和洋行买办、法商东方航业公司华人董事、法商达兴银公司华人总理）、虞洽卿（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买办）、傅筱庵（美兴银行和长利洋行买办）、许春荣（德华银行买办）等。
买办转型一直是业内人士关注的一个话题。如果说香山买办是铺路者或奠基者的话，那么后续者和开拓者就是这批宁波买办。他们继承了香山买办血统里转投新式工商业的血统，成为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商帮史上最耀眼的群体。
当宁波人在新式工商业中小试牛刀时，此前资产雄厚的山西太谷曹氏家族，正坐吃山空。曹家全家老小每日山珍海味，还吸食鸦片，雇的佣人多达370余人，家兵养了500余人，每年家用开支10余万元。除购田置地外，山西祁县富商渠源浈的资产有三四百万两白银，而他却将银两窖藏了起来，没有让它们增值。其他晋商也过着奢侈而无所追求的生活，丧失了先辈创业的动力与方向，逐渐为时代所抛弃。
宁波商人在近代上海新兴工商业方面的最初尝试，是从船舶与机器修造业开始的。1882年，董秋根在虹口外的虹桥开办永昌机器厂，拉开了宁波商人在上海工业方面大显身手的序幕。之后6年内，何德顺、郑良裕、周梦相分别在上海开办了广德昌机器厂（1885年）、公茂机器船厂（1885年）和大昌机器厂（1888年）。1894年前，在上海类似的工厂仅14家。
之后，黄楚九于1887年接盘中西大药房，1890年创办中法药房；严信厚于1888年参与设立恒丰纱厂，1889年与朱葆三参与创办上海第二家华人西药房华英药房（第一家华人西药店在1888年由上海人顾松泉设立），1894年投资中英药房，并与周晋镳、汤仰高、戴瑞卿、周熊甫等沪甬富贾集资45万两白银，在轧花厂的基础上创设了浙江省最早的一家纱厂——通久源纺纱织布局；叶澄衷于1890年涉足火柴行业，1892年创办纶华缫丝厂。期间，严信厚还与叶澄衷、朱葆三参与投资了中国最早的通商银行，并与周晋镳等人参与创建了华新纺织新局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华兴保险。
拐点式人物严信厚
1910年对于宁波商人来说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年份。所谓质变是指宁波人在上海滩的话语权、影响力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如果说宁波商人在上海滩的前期打拼是一种量能积累的话，那么这种积累的关键时刻离不开一位叫严信厚的宁波商人。
早年影响宁波商人的标志性人物主要是两位江苏人，一位是盛宣怀，一位是张謇。无锡张謇，一度在全国商界具有公认的号召力。1906年12月，张謇、汤寿潜（浙江人）等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朱葆三、虞洽卿、周晋镳、苏葆笙、李云书及李薇庄等都加入该会成为会员。
但在1910年前后，当这些人将目光由张謇身上转移到孙中山身上时，以张謇为代表的江苏商人的江湖地位开始动摇，随之被后起而上的宁波人所占据，以宁波、湖州、绍兴为代表的浙商，从此逐渐执上海乃至全国工商业之牛耳。
晚清时期最显赫的官商是盛宣怀，其与袁世凯就早期洋务企业的权利之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其捍卫家族利益之争。从这个意义上说，1897年盛宣怀倡导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1902年倡导成立上海商业会议会所，是其所办的对整个中国商界都具有意义的两件大事，而这两件大事，都以宁波人为班底。
早年李鸿章倚仗广东香山买办，但当盛宣怀出面将香山买办一个个“扫地出门”后，他或许没有想到一个后果，那就是香山买办的缺席给洋务事业所带来的遗憾，并不是其他的区域商人可以弥补的。从此时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是中国近代商人对工商业的投资欲望最压抑和沉闷的10年。
盛宣怀一直在寻找自己羽翼丰满的那一刻，李鸿章去世后，清朝再没有可以倚重的权臣，盛宣怀的机会来了。当他具有话语权时，他也寻找到了新的倚仗目标——宁波商人。作为盛宣怀意图的最直接的执行人，严信厚脱颖而出，成为宁波商人的力量代表。
中国通商银行由严信厚负责筹备，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首任总经理。这家银行吸引了严信厚老家广东的近代侨商张弼士的资金，以体现其更强的代表性和兼备更广泛的号召力，但在入股这家银行的商人中，以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为代表的宁波人最多。
严信厚是李鸿章的幕僚，曾长期担任上海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在南帮票汇业中最具声望的源丰润票号，就是由他创办，资本银100万两，在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城市共设立分号10余处，他还在上海、杭州、汉口、宁波等地投资有大量钱庄。
严信厚也是一位标准的绅商，只不过，他的官色和权势要比盛宣怀小很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素有中国“第一商会”之称，其第一任会长就是严信厚。1904年1月清政府正式批准在各地成立商会，严信厚率先遵办，以会议公所的名义筹款12000两白银作为经费，并修正章程，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为上海商务总会而成为首任会长。之后，天津、京师商务总会先后成立，成为中国最早诞生的一批商会。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严信厚被誉为宁波帮的开山鼻祖，似乎也实至名归。
辛亥革命后，因上海商务总会领袖由清政府商部委任，新政府决定解散上海商务总会，并于1912年6月11日将其改组为上海总商会。虽然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更换了两次，内部人事、组织结构却变化不大，商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甬商手中。在1912～1929年，总商会进行了9次会董选举，除第五届和第九届外，其他各届会长都由甬商执掌。
法国著名学者白吉尔近乎开玩笑地说：“上海总商会似乎只能算是四明会所的一个分所。”至于在上海其他各种商会和一些主要行业公会如闸北商会、上海县商会、上海钱业公会等团体内部，宁波商人也无不占有重要地位。
两位世界船王的宁波读本
董浩云和包玉刚是两位宁波籍的世界船王，他们虽然不是在上海发家，但在他们的成长背景里，都离不开宁波商人在近代航运业的独领风骚。
因看到新兴的轮船业有利可图，叶澄衷曾请求集资成立私人轮船公司以与外商竞争，但被李鸿章拒绝。1891年，镇海商人戴嗣源创办戴生昌轮船局，成为长三角地区开办最早的民族内河轮船企业。到1896年，该公司拥有轮船9艘，活跃于长江沿岸。
1906年，朱葆三与同乡陶祝华、杨晨、朱似兰、李秀松、俞梧生等合资创办了越东轮船公司。从1916年起的3年内，他又联合同乡蘅牕、盛省传、傅筱庵等，先后创办了顺昌轮船公司、镇昌轮船公司、同益轮船公司，并组建了轮船集团。1922年，同样是通过同乡力量，他与许廷佐、丁梅生、陈箴堂、范锦章等人合作创建了舟山轮船公司。
1923年，朱志尧与苏北巨商杨在田合办了大通仁记航业公司，专驶沪杨线，他向中法求新造船厂定做千吨级隆大轮一艘，后抵押借款再造鸿大轮，一年之中成船两艘，价值40多万元。
在近代中国轮船业，处于主宰地位的是虞洽卿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和三北轮埠公司。抗战前，虞洽卿投资近代轮船业的资本达450万元。1935年，我国轮船总吨位为67.5万吨，其中，虞洽卿一人拥有大小船只65艘，吨位9万吨，约占13%。
日本学者后藤朝太郎曾考察了中国各地的航运业，1926年，他写道：“无论是长江航运还是沿海航运，轮船上上至买办、驾驶员，下至伙夫、水手，几乎全是说着宁波话的宁波人，中国海运业完全由宁波人支撑。”
也是在这一年，重庆人卢作孚东拼西凑筹足了5万元创办了民生公司，在6月份开进川江——这家公司就是一艘船。而日后成为世界船王的宁波人董浩云和包玉刚，这时也分别才15岁和8岁。
董家的祖父以制衣为业，董浩云的父亲董瑞昌先开办印刷所，后在上海南市大东门开设源森玻璃五金号。父亲在生意受挫后回到老家，留下董浩云一人在上海。此时，董浩云对海洋的兴趣，达到了“以船为第二生命”的程度。1927年，他不顾家人反对，考入由江苏金融家周作民兴办的亚洲航运训练班，1931年被派往天津航业公司工作，这成为董浩云事业和爱情的转折点。
董浩云自学了英、法、日三国文字，并能运用自如。一天，一艘来自浙江宁波的货轮在天津港靠岸。董浩云带着自己的小提包奔向轮边，放出钢缆，系紧。轮靠岸，他不慎被绊倒，提包内的英文字典等被抛出。这一幕正好被该船船东看见，船东把董浩云叫住，问了他的姓名和籍贯。
董浩云离去时，这个船东指着他的背影对身边的人说：“此子年纪轻轻，如此好学，将来前途不可限量。”这个船东就是当时的海运大亨顾宗瑞（1886～1976）。顾宗瑞同样是宁波人，13岁辍学到上海当学徒，后任海关报关员，直到1920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报关行。董浩云考入航运训练班的第二年，顾宗瑞才涉足航运业。
之后董浩云一路高升，并在1932年成为顾宗瑞的女婿。到1934年3月天津航业同业公会成立时，24岁的董浩云以天津航业公司董事会秘书长的身份入会，并被推为9名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之一。
1935年，他利用外交手段，与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港务局周旋数月，将“九号码头”收归天津航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从此，天航有了自己的码头，结束了租借洋人码头、长期受外国人无端刁难的历史。
同年，卢作孚通过联合国轮、一致对外、小鱼吃大鱼的方式，先后将重庆到宜宾的所有华商轮船并入民生公司。1936年，董浩云以《整理全国航业方案》上书国民政府交通部代理部长俞飞鹏，主张以金融力量促成航业合作，以保息制度控制无序竞争，并建议成立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切成为镜花水月。
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6艘，吨位1.87多万吨，承担了长江上游70%的运输业务，并在之后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而在1933～1941年，董浩云先后三次创业，期间辗转上海、重庆、香港，皆因日本侵华等原因，公司要么破产，要么被接管。
1947～1948年，董浩云的万吨巨轮“天龙”号，试航大西洋，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用自己的轮船横渡大西洋。对于这次划时代的远航，多年后董浩云和友人回忆起来依然豪情满怀：
那时候的期待心情，并不亚于英国这次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皇加冕时，听到额士尔菲峰被人类征服兴高采烈而感慰得下泪。当时这种情况与感觉确是如此，至少，对我本人是终身不能或忘的一件大事。
与董浩云逆父之意考取轮船训练班不同，包玉刚在其13岁那年被父亲送到了中国最早的航海高等学校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是一位鞋业商人，常年在汉口经商，后到上海设立钱庄。
抗战爆发后，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成为一所流动学校，与家人辗转重庆的包玉刚并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继续深造，而是自作主张跑到一家银行当了一名小职员，他的父亲也转身成为重庆工矿银行经理。抗战胜利后，包兆龙曾任上海银行的业务部经理，并与人合资开办造纸厂，包玉刚则凭借自己的努力也升任为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
1948年后，大批宁波商人从上海等地迁移到香港。董浩云、包玉刚与厉树雄、宋汉章等一样，也是在这时离开了上海。与董浩云的创业史不同，香港承载了包玉刚从涉足轮船业到成为世界船王的整个历史。1967年，宁波旅港同乡会成立，众多宁波人开始在香港各个领域崭露头角，例如厉树雄、陈廷骅、曹光彪等在纺织业，包玉刚、董浩云等在航运业，丘德根、邵逸夫、袁仰安等在影视业，李达三在酒店业等。
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香港特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前副主任王宽诚、前任香港特区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前委员邬维庸、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前委员马临、前港事顾问郑维健、李宗德、香港特区政府民航处处长林光宇，文艺界著名演员周星驰、洪金宝等都是宁波人。
中国电影产业的拓荒者
当甬商在上海滩金融业与苏商一同独步天下时，以张石川（1889～1953）和柳中浩（1910～1990）为代表的宁波影视人乘势而起，一骑绝尘，无人能及。前者被称做中国电影事业的拓荒者，后者则是中国电影事业的教父级人物。
最早涉足电影业的宁波人非张石川莫属。从1913年涉足电影业开始到1953年去世，他编导了156部影片，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张石川的父亲是一名经营蚕茧生意的小商人。张石川15岁时，父亲去世，张石川便辍学去上海投靠了舅舅经润三。经润三是一名洋行买办，张石川起初在洋行当类似文书类的小职员。他白天上班，晚上去夜校学英语，两年后便能讲一口洋泾浜英语。
经润三对新鲜事物特别敏感。20世纪初，留日学生王钟声被日本话剧的舞台表达方式深深打动，回国后便在上海与马相伯、汪笑侬等人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社团——春阳社，随后在上海掀起了一股新剧社团成立的热潮，经润三也就是在这时成立了立鸣社。之后，已经小有历练的张石川出任立鸣社经理，组织管理当时如火如荼的新剧演出。
中国的第一部电影上映于1905年，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中国电影之父是一位祖籍山东的照相馆商人任庆泰。1874年，他曾自费去日本学习照相业务，1892年回国在北京开设了首家由中国人创办的照相馆——丰泰照相馆。他以拍合影和戏装照闻名京师，尤以摄制出售戏曲名伶照片为重头经营项目，颇受老北京人的欢迎，他曾数次应召为王公贵族拍照，被慈禧赏赐四品顶戴。
1905年，适逢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谭鑫培60寿辰，任庆泰忽然有了拍摄中国人自己的电影的冲动，于是就有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与当时中国所有的影戏楼一样，他的大观楼放映的全是舶来品，任庆泰痛感“所映影片，尺寸甚短，除滑稽片外，仅有戏法与外洋风景”，便动了自己拍片的念头。之后，谭鑫培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电影演员，任庆泰则成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开山鼻祖。
张石川在电影行业的第一步与一家叫亚细亚的影视公司有关。这是中国第一家影片公司，由美籍俄人本杰明·布拉斯基创办于1909年。也是在这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失火。从此，中国电影的地域重心慢慢从天子威严的皇城根下转向了十里洋场的上海滩。
1912年，布拉斯基因经营不善，将公司转让给了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美国人依什尔。布拉斯基是第一个被允许拍摄紫禁城的西方人，他在香港投资的短片《偷烧鸭》被视为香港电影的开山之作，在回国前，他带走了黎民伟拍摄的《庄子试妻》等片，无形中完成了中国电影的首次出口。
依什尔总结了布拉斯基失败的原因，决定聘请中国人来当顾问。他首先找到了在美国洋行做事的经营三，经营三是张石川的另一个舅舅，于是经营三便推介外甥去了亚细亚影视公司。就这样，23岁的张石川成了亚细亚影视公司的顾问，专事电影拍摄事务。张石川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差不多连电影都没看过几场，就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下来，只是为了一点兴趣和好奇。”
1913年，中国首部电影故事片《难夫难妻》问世。之后，张石川与他的团队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诸多第一：创办第一家国人自主投资的电影公司幻仙影片公司（1916年）；与郑正秋、周剑云等“五虎将”合作创办中国第一家真正的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明星公司（1922年）；创办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表演人才的电影学校——明星影戏学校；导演中国第一部商业艺术故事片《孤儿救祖记》；导演中国第一部多集系列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18集）；导演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开创了中国有声电影时代。
期间，张石川的电影梦想几经被打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进口电影胶片断档，亚细亚公司关门歇业。无奈之下，张石川加入了小舅父经营三掌管的民鸣社，做起文明戏来。在摄制中国首部喜剧片《掷果缘》和揭露鸦片毒害的《黑籍冤魂》的过程中，因资金不足，幻仙公司停业。当时上海电影市场外国滑稽片走俏，美国笑星卓别林、罗克（即罗德·劳埃德）风靡银幕，张石川决定将仿拍滑稽短片作为明星公司创业片样式，但当他的得意之作在影戏院上映时，观众寥寥，最后连成本都没赚回来。
之后，他接受郑正秋的建议，破釜沉舟，改拍正剧长片《孤儿救祖记》。结果，这部正剧不仅救活了明星公司，也确立了张石川在中国电影导演界的地位。沿着这条正剧长片的路子，张石川在3年时间内接连导演了、《空谷兰》、《最后之良心》等17部影片。
为增强明星公司的实力，1928年张石川向社会招股增资20万元。这次，投资者不请自来，一举就将资金招足，张石川就注册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之后他以总经理兼导演的身份，主持业务达17年之久。在此过程中，张石川推出的演员签约制、电影明星制、演员试镜、投资与制作分离等举措，都因开创历史先河而被载入中国商业电影的史册。
张石川广纳贤才，特别是千方百计地将一些有名望、有实力的导演和演员罗致进明星公司，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创作班子。他平生最得意的两大“杰作”是挖来了红极一时的大明星张织云和银幕美人胡蝶。这两位演员后来都被观众戴上了“电影皇后”的桂冠，为明星公司赚取了巨额财富。张织云主演的明星公司影片《姐妹花》，票房收入高达20万元，超过《空谷兰》，创下当时中国电影票房之最。
张织云原是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主演。在将手伸向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同时，明星公司还给同是宁波人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以致命打击，它一方面挖走名演员胡蝶，一方面联合大中华百合、神州等5家电影公司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与发行商签订排他性的合同，如与六合公司签约，就绝对不准购买天一公司出品的影片。六合影业几乎占据中国电影市场60%的份额，财大气粗，无人敢惹，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商战，最后以天一公司创办人被迫出走海外而结束。
被逼走的电影人就是邵氏兄弟。邵氏兄弟的父亲邵玉轩是上海锦泰昌颜料公司的老板。当时，上海剧院“笑舞台”的老板因无力还债，只好把“笑舞台”折抵，邵玉轩就派当律师的长子邵仁杰接收该剧院。邵仁杰接手剧院后，走通俗路线，大演武侠戏，“笑舞台”一时颇受欢迎。
1925年，邵氏兄弟在上海成立天一影片公司。公司成立前，邵家已经趋于败落，所有家业中只剩下一幢房子和“笑舞台”一家剧院。邵氏有兄妹八人，当时邵逸夫还在上学，邵家四兄弟仁杰、仁棣、仁枚、仁楞（即邵逸夫）都没有继承父业，而是毅然卖掉房子，举家搬进“笑舞台”，挺进影视业。老大是制片兼导演，曾有买卖电影片子、放电影的从业经历，其妻子陈玉梅是领衔主演，老二擅长编剧，老三精于发行，老六邵逸夫也来帮忙，在摄影上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于是有了兄弟们通力合作摄制的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以及《女侠李飞飞》、《梁祝痛史》、《义妖白蛇传》、《孟姜女》等黄梅调古装戏。
在张石川明星公司的挤兑下，邵氏兄弟的破釜沉舟之举，最终换来的是远离上海、前往新加坡开拓电影市场的结局。
1930年，邵氏兄弟公司挂牌成立，这是邵氏兄弟走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大小乡镇，辛苦得来的回报。为专门放映天一公司的新影片，他们还出资收购了两家影院。此时恰值全球经济危机（1929～1933），为数不少的影院关门停业，这对邵氏兄弟来说也是一大考验。
当时国内及南洋的电影还是无声电影，邵氏兄弟决定寻找突破口，引进有声电影设备。1931年，张石川旗下的明星公司率先推出中国首部蜡盘发音的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由胡蝶领衔主演，引起了轰动。虽然邵氏兄弟拍摄的有声电影《白金龙》直到1933年才上市，但该影片在香港、广州、泰国等地巡演时，万人空巷，令邵氏兄弟大赚一笔。
到1937年，邵氏兄弟已经称雄东南亚电影市场，以110多家电影院和9家游乐场的拥有量，建立了覆盖东南亚的电影发行网络，但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邵氏兄弟苦心经营了20多年的产业。
邵逸夫熟悉电影制作的每一个环节，从剧本创作、摄影到导演、演员的选聘，从化妆、剪辑到影片推广发行、剧院管理，他样样在行。他工作勤勉，精力过人，年轻时曾创造了1天看9部片子、1年看700部片子的纪录。他说：“我晚上只睡1个小时，其余时间便是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盛年的邵逸夫雄心不减，决心重振邵氏家业。1957年，50岁的邵逸夫从新加坡来到香港，以实现他对电影事业的理想。两年后，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直到1987年5月宣布停止电影生产，转向电视业。
期间，阮玲玉、李丽华、林黛、凌波、李翰祥、邹文怀、张彻……都是邵氏门下，而由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在历届亚洲电影节中共获得包括金马奖、金像奖等大小奖项46项，创下中国电影史纪录。其中，《江山美人》、《貂蝉》、《倾国倾城》、、《大醉侠》、等影片都曾享誉海外，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反响。
张石川并没有比邵氏兄弟走得更远。身处国内的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并没有比邵氏兄弟少受磨难，先是新建的枫林桥总厂被日寇占领，后又因拒绝出山为日寇掌管电影厂，在马路对面眼睁睁看着公司被日寇烧掉。1942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上海租界，操纵汪伪政权，留在租界内的新华、国华等12家中国资本的电影公司被强行合并为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张石川被留用为分厂厂长、导演和制片部长，这为后来他与柳中浩、李丽花等一批留沪影人被指控汉奸罪埋下了伏笔。
张石川听闻自己被指控汉奸罪这一消息时，心脏病和糖尿病发作。这时张石川的幼女张敏玉正和吴绍澎（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谈恋爱，经吴绍澎一番疏通，张石川汉奸的帽子才被摘掉。尽管如此，他的健康状况还是每况愈下。从1946年起，张石川便经常卧病在床。1953年，在辗转病榻3年后，张石川病逝于上海，终年64岁。
在上海沦陷前，张石川从总厂抢运出来了一批电影器材和底片，并以此作为资本，以制片和编导之身，加入了设在租界内的国华影业公司，而这家影业公司的执掌人同样是宁波人——柳中浩、柳中亮兄弟。
柳氏兄弟最早起家于南京，他们一开始并非电影界专业人士。面对上海影业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选择在南京试水影业也有降低风险的意味。与邵逸夫一样，柳中浩出生在上海，他的父亲曾是轮船招商局一名高级职员，可惜英年早逝，好在留给了3个儿子一笔遗产。
南京新街口世界大戏院的开创是柳氏兄弟介入电影业的开始，这是1929年的秋天，柳中浩刚刚19岁。当时最时髦的文艺消遣就是看电影，柳中浩的妻子是一位电影迷，这对柳中浩选择电影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4年2月后，柳氏兄弟登陆上海，先后创办金城、金都等大戏院。与世界大戏院主要放映外国电影不同，金城、金都大戏院以播放国产影片为主。1938年，电影《渔光曲》在柳氏兄弟的戏院首映，连映84天，创下了当时国产片上映时间最长的纪录。同年，柳氏兄弟成立国华影片公司，不到4年便拍摄了《风流冤魂》等40多部影片。
抗战期间，柳氏兄弟与日寇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关系。抗战胜利后，兄弟俩又办起了国泰影业公司，11年间拍摄了《无名氏》、《忆江南》等近40部影片。1948年，柳氏兄弟分家，柳中亮与儿子成立大同影片公司。1952年2月，在公私合营声中，国泰影业公司加入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
另一位宁波籍的影视大家袁仰安，于1947年旅居香港，接办了濒于倒闭的长城电影制片厂，从此介入电影产业。他导演的第一部作品获选参加英国爱丁堡电影节，其后他又导演了《阿Q正传》、《迷人的假期》、《渔光恋》等多部电影，其中《阿Q正传》荣获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帆奖。1960年年初，袁仰安退出电影界，改营玩具工业。
如果说宁波商人在近代轮船业的投资与后来出现包玉刚、董浩云两位宁波籍世界船王具有一脉相承性的话，我们很难说张石川当年在上海滩电影业方面独树一帜的盛况，没有对宁波籍影视巨人丘德根、邵氏兄弟、柳氏兄弟、袁仰安产生过影响。
家族转型：钱商集团九居其五
从晚清到民国，在上海滩九大钱庄家族集团中，甬商占据五家。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掌握上海乃至中国钱业、银行业者，不是江苏人就是浙江人。那个时代产生了一批风华正茂的青年金融才俊，譬如宋汉章（宁波人）、张公权（上海人）、陈光甫（镇江人）、李铭（绍兴人）、钱新之（湖州人）、周作民（淮安人）。但从介入的钱业及银行业数量、资本、经理人数乃至行业公会的领袖人物籍贯来说，宁波帮力压绍兴帮和江苏帮，傲视群雄。
在中国人的创富史上，山西外贸商人群体从单纯的外贸到外贸与票号并举的经营策略，是一种应时而变；唐廷枢等买办投身近代洋务工业，也是一种应时而变。晚清时期，宁波商人从沙船商到钱商、从丝布商到纱厂投资人、从钱商到银行家的转变，也是一种应时而变。
转型，是这一时期宁波商人不变的节奏，也是解读在上海的宁波商人的关键词。
广东买办的中外贸易与鸦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期起家于上海的宁波人则多数从事着与沙船有关的生意或工作。当近代航运业被洋务运动中的官商专利之时，从事沙船业等于步入了死胡同，毕竟漕运已经不足以支撑沙船业的未来。于是，近代宁波商人便进入五金、钱业、颜料等流通行业，进而成为近代工商业的翘楚和上海工商业的最主要的生力军。
早在乾隆（1736～1795）年间，上海钱业就已出资购置内园，辟做钱业总公所。就宁波人来说，镇海方氏家族在向钱业转型方面是捷足先登。方氏源出河南，自“方叔以后，以字为氏，望出河南”。在本书中，“望出河南”的客家人不在少数，将中国海商势力推到最顶峰的郑芝龙、十三行历史上的灵魂人物潘启、广东买办徐润，以及下面要提到的郑氏家族等，都是源出河南。
镇海方家的方健康，原是一介沙船商，在清朝嘉庆（1996～1820）年间开始涉足商业经营，譬如在镇海憇桥开设粮食、杂货之类的店铺，经过六七年时间，积累数百金，辗转到上海经营食糖买卖，这原来是福建商人比较强势的一个行当。他去世后，弟弟方介堂在上海开设了方义和糖行，并把侄子方润斋、方性斋也招来帮忙。除经营糖业外，方润斋开始扩大钱庄、生丝、土布、杂货等业务。
1830年，方润斋在南市开设履和钱庄，这是方家在上海开设的第一家钱庄，也是上海最早的较有规模的钱庄。鸦片战争后，方润斋看准形势，在上海开设方振记字号，专营生丝、茶叶和洋布生意。之后，以方性斋为代表的方氏家族在上海开了17家钱庄，在汉口、杭州、宁波开了7家钱庄。方建康的儿子方仰乔在上海开了8家钱庄，在杭州、宁波开了10家钱庄。其中，承裕钱庄信誉极好，存放款在100万两白银以上，在当时的各大钱庄中居于首位。1855年，四明公所被吴健彰一把火烧了之后，就是由方氏家族捐资发起重修，历时两年乃成。
1844年，镇海郑家村的郑氏家族后裔郑熙也来到上海开设钱庄，并在嘉兴、绍兴、湖州、汉口、广州等广设分号。郑氏家族是名门望族，这个家族数代所建的宅居，是目前国内已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明清民居建筑群。郑氏家族在南宋时从河南荥阳迁居于此，六世之后，世代业儒，代代封禄，并逐渐产生了一批商人。
郑氏家族商人形成于清初，郑世昌之父在康熙初年（1662年）经商，比同是宁波慈溪的中医乐显扬在北京开设同仁堂药室早6年。后来，郑世昌子承父命，在北京东四大街开设了四恒银号。四恒银号是我国开设最早、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广的钱铺。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当年京都钱庄，首推四恒。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当时也有说法说四恒银号是慈溪董家所设，或者是多家合资。无论如何，都是宁波人所设。
作为旧上海著名家族商业集团“小港李家”的创始人，李也亭的后代也先后开设了近十家钱庄。叶澄衷也一样，在上海、镇海、杭州、芜湖、湖州等地开办大庆元票号与升大、衍庆、大庆等钱庄，又与许春荣合股开办余大、瑞大、承大、志大等钱庄。这些票号、钱庄的资本至多不过白银5万两，少则2万两，但放账却多至百万两，数十倍于其资本。叶澄衷家族经营的钱庄，在鼎盛时期多达100余家，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
鄞县秦君安在19世纪70年代才起家于恒丰昌颜料号，后与贝润生等合伙开设瑞康颜料号，成为上海经销进口颜料的巨商。恒兴钱庄成立于1905年，为秦家所设的第一家钱庄，之后，秦君安先后与严康懋、柳笙源、徐庆云合资，在上海共办有8家钱庄，在宁波开设了晋恒、鼎恒、复恒、泰源等5家钱庄，盛时拥资1000万元。
镇海方家、李家、叶家以及慈溪的董家（董棣林）、鄞县秦家，都跻身进入了上海九大钱业资本家族。其他4家分别是湖州许家、洞庭山严家、万家和苏州程家。
上海早期的钱庄均开办在南市，开埠后，钱庄重心逐步北移至租界区内，这里聚集着外资所办的最早的保险公司和银行。在国内尚无银行之时，资金的融通全赖钱庄支撑及与外国银行的业务往来。
上海金融业的重塑者
1918年，应浙江省长吕公望、宁波省立四中校长励建侯的邀请，孙中山前去浙江考察。在省立四中，宁波各界举办了对孙中山的欢迎会。孙中山对宁波商人给予了高度评价，“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坚强之魄力”，并说“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通不在粤省之下，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也就是几年时间，财富的排序随着荏苒光阴而发生着残酷的变化。1918年，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盐业银行、中孚银行7家银行发起组建了上海银行公会，这时人们已经见不到晋商的影子了。同年10月19日，上海银行公会正式成立，首批会员银行还包括聚兴诚银行、四明银行、中华银行、金城银行等5家，占上海国内银行的半数以上，宋汉章当选为第一任会长。
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盐业银行是官办银行外，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孚银行、四明银行、新华储蓄银行等，都与宁波帮息息相关。
其实，上海滩最早的私营银行是成立于1906年的信成银行，它由两位无锡人周舜卿、沈缦云倡议开办。1909年，信成银行倡导筹办银行公会，但没有得到同行的响应。
辛亥革命前后，信成银行以商业银行为掩护，筹措大量经费支持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同盟会在上海的联络站和于右任主编的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的经费均由沈缦云资助。上海光复后，比朱葆三更早担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的便是沈缦云。由于沈缦云的革命财政输纳较多，造成银根紧缺，加上所发钞票上印有清政府官员头像而信用骤减，信成银行于1913年停业。
此时能在国内银行业、钱庄呼风唤雨的，不是浙江人就是江苏人。上海银行公会第一任副会长是江苏镇江人陈光甫，第四届会长是镇江人倪远甫，第二、三、五届会长是宁波镇海人盛竹书，第二任副会长为湖州人钱新之。1931年10月，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成立，第二、三任主席为陈光甫。1943年6月，日伪期间改组的上海特别市银行业同业公会第一、二任理事长则是苏州人叶扶霄。
上海钱业也向来有帮派之分，从股东来说有九大家族资本集团；从经理来说，有宁帮、绍帮、洞庭山帮、苏（州）帮、镇江帮等；在地域上，又有南市和北市之分。地缘、乡缘、业缘和友情等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使得钱业股东之间、经理之间以及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微妙。
在1910年的上海金融风暴中，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席锡蕃（席嘏卿儿子）、茂和洋行买办陈逸清等持有大量股票，使洞庭山派钱业大受打击，一致倒闭，但苏帮程家在上海滩的地位仍很牢固。
1917年，上海南北两市钱行组成上海钱业公会，拟订章程及业规，朱五楼（湖州人）被选为会长，秦润卿（慈溪人）、魏福昌（余姚人）当选为副会长，一同主持工作。尽管都是浙江人，但从股东派别看，前三任会长朱五楼和秦润卿二人皆执业于苏州程家钱庄。朱五楼在第二任会长期间常因病出缺，提议委托秦润卿代理会长职务，朱五楼的嘱托得到上海钱业界的一致赞同，后来秦润卿的表现也充分证明了朱五楼的慧眼，同时也保证了苏州程家钱庄在上海钱业公会领导层中的稳固地位。
尽管当时的绍兴帮魏福昌、王鞠如先后担任过第一、二届副会长，但他们代表的是宁波镇海方家。镇海方家安裕庄，长期由绍兴王尧臣、王鞠如父子及徐长椿经营。
从经理的派别看，初期公会领导人主要是宁波帮和绍兴帮。其中，宁波帮占主导地位。尽管绍兴帮钱庄势力后来居上，但一直没有改变宁波帮长期掌握公会会长之职的状况。《上海钱庄史料》记载说：“1921年上海有钱庄69家，其中绍兴帮占38家，绍兴帮田祈原在第三、四届均当选为唯一的副会长，并于1924年当选为会长。”
1921年，田祈原卷入“信交风潮”，让绍兴帮声誉受到了一定影响。因卓越的领导才能和稳健的作风，秦润卿再次在钱业公会长期担任领导职务。1924～1935年的4届会长，均由秦润卿担任。期间，1929年，秦润卿与王伯元、李馥荪等接办天津中国垦业银行，将该行迁至上海，秦润卿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1年，钱业公会改组为上海市钱业同业公会，选举产生执行委员15人，秦润卿、胡熙生（余姚人）、俞佐庭（宁波镇海人）、裴云卿（上虞人）、严均安5人被选为常务委员。1933年任期届满进行改选，秦润卿虽辞去福源钱庄经理之职，但仍任公会主席。
1933年上海有钱庄72家，其中绍兴帮占37家。在1936年上海55家钱庄的经理中，来自绍兴帮的最多达27人，宁波帮16人，苏州洞庭帮7人，上海本地帮3人，镇江帮2人。之前一年的选举中，何衷筱（绍兴上虞人）任第十届主席，第十一届主席为邵燕山（绍兴诸暨人）。1946年2月，上海市钱业同业公会改组为上海市钱商业同业公会，此后两届的会长都由宁波镇海人沈日新担任。
1935年，上海再次发生银钱业风波。这次风波表明，钱庄不再拥有在上海开埠初期的优势，而处理善后事宜的“上海钱业监理委员会”的成立，更表明钱庄已不得不接受官僚资本的控制与监督。钱庄不再是商业贸易赖以进行资金划拨清算的所在。也就是在这时，绍兴帮取代宁波帮占据了钱业的头把交椅。
宁波人在钱业中的优势也在此前后逐渐转移至银行业中，而钱庄处于银行的从属地位。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的调查报告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上海的银行资本为2.421亿元，与宁波人有关的银行资本为1.968亿元，占上海的银行总资本的80%以上。同年，上海共有丝厂97家。在已知经营者籍贯的90家中，浙江人经营的达58家，占64.4%。
至1935年，中国国内共有147家民族银行。其中，由中央和地方当局开设的有47家。在剩下的100家商业银行中，11家由宁波人独资经营，13家为宁波人主经营，28家为参与经营，占据半壁江山。上海银行公会的会长、副会长，也长期由宋汉章和另一位宁波人盛竹书担任。1949年12月28日，上海市银行、钱庄、信托三业合并成立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各种钱业及银行公会随之结束。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宁波帮在经营形态和商帮性质上，已不同于以往的山西商帮或者徽州商帮，而转变为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集团，并成为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资本家的核心及中国第一大商人群体。
宁波帮称雄上海的一个重要象征是，他们掌握着上海总商会的实权，并通过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控制着上海工商界的各业公会。在上海总商会内部，尽管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的代表只占到商会会员总数的1/10，但他们居于关键性的地位，控制了作为上海金融和贸易基础的货币、信用及汇兑。
在20世纪30年代曾有人对当时的上海工商界名人作过一番统计，在所涉及的1836人中，宁波籍人士就多达453人，占据1/4，宁波人在上海已经树立了“王者地位”。
资料来源：吴景平、张徐乐，《上海解放初期的钱业公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宋汉章对北洋政府说不
宋汉章（1872～1968）是第一代银行从业者，也是宁波商人群体力量的延续。当他还是孩子时，上海南北市钱业公所就基本为宁波人所把控。1883年，钱业总公所董事、宁波慈溪人冯莲汀等，购置上海大东门外的土地，建立了南市钱业公所。1889年，北市钱庄业者陈笙郊（浙江绍兴人）、洪念祖（江苏江阴人）等，在上海北市筹设钱业会馆。到1903年，上海南北市钱庄共82家，其中宁波人开设的22家，占26.8%。
1897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跻身外滩。这一年，25岁的宋汉章成为中国通商银行的跑楼。宋汉章原名宋鲁，出生于福建建宁，老家却是浙江余姚。早年余姚归属绍兴府管辖，新中国成立后划归宁波。宋汉章曾就读于上海正中书院，毕业后进入上海电报局工作，曾参与通电拥护康梁维新，为清政府所通缉，因逃亡而离开上海，后改名汉章才得以返沪。
1906年，宋汉章出任大清银行附设之储蓄银行经理，次年出任上海大清银行经理，这时宋汉章才27岁，是那个时代风华正茂的青年金融才俊之一。
1907年11月，邮传部奏请设立交通银行，官商合办。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在清末最后几年里起着中央银行的作用。辛亥革命后，在广东南海人、海归派陈锦涛的操刀下，大清银行改称为中国银行。1912年2月，宋汉章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当时金融界出现一批名角：张公权、陈光甫、李铭、钱新之、周作民。这5人都是留学生，除陈光甫在美国留学外，其他4人都在日本留学。25岁时，张公权和李铭分别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和浙江银行总协理。29岁时，张公权升任中国银行副总裁，32岁时钱新之升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周作民则成为交通银行总行稽核课主任。1915年，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年方34岁。1917年5月，周作民创办金城银行时，才33岁。
当时，中国民间商业银行也悄然兴起。继中国通商银行之后，浙江兴业银行（1907年）、四明银行（1908年）和浙江实业银行（1910年）等，以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天津盐业银行（1915年）等，共同构成了当时中国银行业的主力，而多家银行都与宁波资本密不可分。其中，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被称为“南三行”，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江浙金融财团的初步形成及金融实力的日渐壮大。
1912～1914年，全国新设工厂115家，仅上海一地就有40家，占35%，洋货路阻，民族资本抬头，仅在1912年一年，就有14家私营银行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华外资银行在资金周转方面出现一些困难，甚至连一度控制中国金融市场、以实力雄厚著称的汇丰银行，此时也向中国同行求援通融。在中国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德华银行在中国的营业被迫停止。华俄道胜银行在“十月革命”后，更是如丧家之犬，成为“流亡银行”。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提到，战争显著地增大了世界对食品和原料的需求（如有色金属、植物油）。作为初级产品主要供应者的中国，正处于满足这一需要的有利地位。再者，西方列强增加了在中国和印度等采用银本位币制的国家的采购，这进一步刺激了自1913年墨西哥关闭银矿后就已经开始上升的国际银价。这样，中国的货币单位“两”变得坚挺，数年之内，它在西方市场上的购买力提高了3倍。
在1914～1919年，有两个行业的利润增加非常明显，一个是纺纱业，每支纱利润增加了70%；一个是钱庄，利润高达74%。上海金融风暴后，钱庄业迅速复生，一些灰色资本也纷纷进入这一行业。吴景平、邹晓昇在《上海钱业公会的成立及初期组织运作》中写道：民国初年，政府发起禁止吸食和贩卖鸦片运动，造成许多烟馆关门，一些人弃邪归正，将资金转投钱庄。1912年，具有鸦片土行股东资本的鸿胜钱庄开设，同年开设的还有由阜成、信和、源大、聚成4家土行开设的信成钱庄。1912～1916年，鸦片商投资设立的钱庄有15家，资本总额达白银45万两。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各地督军大多自立为王，不向中央纳税，北洋政府财政因此极为匮乏。作为官控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成为政府的提款机，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在1913年只有502万元，到1915年猛增到3844万元。交通银行也一样，仅隔一年，就由1914年的893万元增加到3729万元。为政府财政的垫款，中国银行达1000多万元，交通银行竟达4000万元。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交通银行总办、广东人梁士诒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谋划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合并，以集中现金，为政府所用。那时，北方人心浮动，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出现市民到中、交两行挤兑。眼看银行库存危急，北洋政府为稳住局势，于1916年5月10日突然下令中、交两行“停兑禁提”，一切存款止付。
出人意料的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和副经理、上海人张公权公开抵制这一指令。中国银行库存200多万两现银，恐难以应付危情，于是就与汇丰、德华等10家外国银行订立了200万元的透支契约。宋汉章还专程拜访南通张謇，决定成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由张謇出任会长，并且登报声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务全归商股股东联合会主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钞票可以随时兑现。
张公权在日记中说，第一天兑现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人数仍未减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来应该休息，银行为了应付兑现，仍然照常开门，来者不拒，并登报公告，人心才稍稍安定，兑现者人数减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而兑现者只有100多人了。到第十九天，再无挤兑者。
袁世凯试图集权中央，尚可让人理解，但复辟帝制使其大失人心，威信扫地。交通银行服从了北洋政府的命令，停止兑现钞票，造成老百姓怨声一片，而中国银行宋汉章和张公权经此一役，名声大振，引得中外报纸纷纷报道，并把两人称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是两个“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
刨除复辟帝制的因素，人们似乎并不愿意看到外界对羸弱的北洋政府的挑战，但就挑战这一事实本身所形成的平息挤兑的结果，却让各方皆大欢喜。1916年5月30日，44岁的宋汉章被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宋汉章后以公务繁忙为由未就，68岁的朱葆三被第二次选举为会长。7天后，袁世凯在郁愤中病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央政府财政困难，但受1920年新银行团协议的限制，又不能向外国贷款，这使得中国银行家们处于优势地位。《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写道：
中国的新式银行被外国银行截断了向对外贸易提供贷款的渠道，又被旧式的钱庄堵死了向国内贸易网提供资金的通路，于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国内借款所提供的机会获利……
北京银行家协会体现了当地金融界的团结和力量。它在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中的影响力可以和上海旗鼓相当。1920年12月6日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它警告政府，如果想得到资金，就必须缩减军费开支，调整内债，改革币制。用张嘉璈的话来说，银行家们的不妥协态度只不过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他们准备为任何有助于国家的公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这些新式的银行家与历届政府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关系，既不愿与历届政府走得太近，也不愿弃业做官。1927年，南京政府曾邀陈光甫出任财政部次长，以作为其积极合作的回报，但被陈光甫拒绝，张公权、徐新云等人也多次婉拒到政府中任职。他们社交广泛，注重扩展社会联系网络，包括结交达官显贵，但着眼点不在做官当政客，而是为发展金融业、经营银行业务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不仅如此，这些银行家还相互渗透，以保持他们在时政中的力量。到1931年，有6位上海银行家每人参加了5家以上的上海各银行的董事会，有15位银行家每人同时在3家以上的银行中兼任重要职务。到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后，其他商人家族的光环慢慢消退，中国经济逐步被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四大家族组成的新的垄断集团所控制。
这四大家族横跨三个区域商帮，蒋介石是宁波人，父亲继承祖业经营盐铺。陈氏兄弟出身于湖州丝商家庭，他们的叔叔是辛亥革命的元勋陈其美。陈其美与蒋介石是拜把兄弟，都是广东人孙中山的追随者，蒋介石就是由陈其美介绍给孙中山的。孔祥熙曾是壳牌火油的山西总经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把阳泉所产的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并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逐渐成为山西首富。之前，孔祥熙曾任由美国人拨款而在太谷建立的欧柏林大学分校（即铭贤学校）校长。
宋子文，广东文昌（今海南）人，他的父亲宋嘉树小时候投靠过一位在美国波士顿经营丝茶生意的远房舅舅，这一经历让这个家族之后与美国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宋子文曾在盛宣怀手下任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秘书，后应孙中山之邀出任广州大元帅府英文秘书兼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中央银行总裁。
在四大家族中，除陈果夫没有留洋经历外，其他人都曾留学海外。宋子文留学美国，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孔祥熙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先研习矿物学，后获理化硕士。这两人都当过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孔祥熙曾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此间结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子文的妹妹宋霭龄，并与之在日本横滨结婚。
与宋霭龄一样，她的妹妹宋庆龄、宋美龄都曾就教于美国教会办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宋霭龄之后介绍宋庆龄继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孙中山与宋庆龄在孔祥熙与宋霭龄结合一年后（1915年）在日本东京结婚。1927年，宋美龄在孔祥熙和宋霭龄的撮合下，嫁给了蒋介石（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则迎娶了盛宣怀的亲戚胡筠庄的女儿）。蒋介石曾留学日本，而陈立夫则取得了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学位。
回到传统中的政商选择
2010年9月，冯仑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总结了民营企业家的四大关键修炼：一是要坚持正确的价值观，追求理想，顺便赚钱，而不是追求金钱，顺便理想；二是要处理好政商关系；三是民营企业在坚持理想的同时如何处理和社会的关系；四是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
在他的演讲中，政商关系赫然在列。在中国民族资本家中，冯仑对虞洽卿比较感兴趣。早在1994年，在无望地游荡海南时，冯仑曾经集中阅读了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传记。“我发现了虞洽卿。”后来冯仑在接受《外滩画报》时说。
“这个人很有意思，出身贫苦，做过学徒、买办，后来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他还做过政府官员，和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密切和复杂。我很想知道，他当时是怎么处理政商关系的。”“如果可以穿越时空对话，我选择虞洽卿。”冯仑说。
冯仑在2007年出版的一书中，就提及虞洽卿。他认为虞洽卿是100年来政商关系做得最成功的几个人之一。1949年以前，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里面，在政治家跟“企业家”关系上最顺风顺水的应该说就是虞洽卿。一则他在荷兰银行做过，跟洋人关系不错；二则他跟蒋介石有层关系。
冯仑从虞洽卿的身上看出，当时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最佳的道路有两条：一是要择高处立，只有最高权力者才能成为庇护者；二是要“同心同德，予而不取”，“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辛亥革命时，上海革命党人原定于11月5日起义，但11月2日，虞洽卿忽然从宁绍公司汉口分公司发来的电讯中获知，清军已派了5艘军舰自汉口下驶，不日将抵上海吴淞口，准备装运江南制造局大批枪械弹药，以接济进攻汉阳的清军。
宁绍公司是由虞洽卿等宁波商人合资创办的轮船公司，虞洽卿就在第一时间将这一重大情报告知了陈其美，当时兼任上海道署总账房的宁波商人朱葆三也提供了两江总督关于镇压革命党人的密令，革命党人的起义就在11月3日提前爆发了。无论从物资还是情报方面，虞洽卿都是孙中山的支持者。
从孙中山到蒋介石，虞洽卿走的道路都是寻求最高处的庇护。1927年3月26日，北伐军挺进上海，当天，蒋介石同外资势力、江浙财阀和流氓头子等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议，他向外国资本家保证“解决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在上海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向资产阶级保证“劳资问题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他向租界当局和商人们保证要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这是给上海金融界和工商界的一服镇静剂。
自从北伐军占领湖北后，已有2000万到3000万银元流入上海，上海的银元储备高达1.3亿银元到1.4亿银元，上海的经济地位比任何时候都重要。1927年3月27日，由商界联合会派出吴蕴斋、穆藕初等9名代表前往会见蒋介石，众商人承诺向蒋介石认捐500万银元，蒋介石明确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
同日，宋子文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以财政部长之身到达上海，以控制上海与江浙一带的财政金融，阻止蒋介石的分裂、叛变行为。当时上海金融界信不过蒋介石，要求得到宋子文亲笔签名的偿还“贷款”保证，才肯放款，但宋子文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这种要求，蒋介石气急之下，查封了宋子文设在上海的办事处。宋子文性格软弱，彷徨中就想偷回武汉，并在一个美国记者的帮助下化名买好了回武汉的船票，但当他得知武汉的革命形势高涨之时，又打消了这一念头。张福兴在《中国1927：解密80年前中国政局的历史谜团》中提到宋子文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我不喜欢革命，也不相信革命。我想，如果劳工政策使所有的商人和工厂老板都吓得不敢生产和营业，我怎么能平衡预算和使货币正常流通呢？而且，我怎么知道回到武汉后不会被革命的劳工拖出财政部，然后被他们打死呢？没有他（蒋介石）的军队保护，我用什么方法制止货币贬值，怎么平息劳工闹起的风波呢？所以，我不能与他翻脸，更不要去武汉。
1927年3月，在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前夕，郭沫若发表反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认为“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
1927年3月31日，虞洽卿向上海各报投递了一份公然反共的公告，内称：“名曰共产，实则破产，甚至假借名义，隐图侵占……所举我蒋名司令烛照阴谋，立施乾断，妖雾既消，澄清可待。”4月9日，蒋介石成立戒严司令部，禁止罢工、集会和游行。上海总工会委员会书记汪寿华被青帮杜月笙等诱至杜宅，并被活埋。
蒋介石是在上海总工会武装起义占领上海后进入上海的，但此时的工商关系已经发生了不同于1919年“五四运动”的微妙变化。根据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资料显示，在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江浙财阀给予蒋介石一笔又一笔的巨额财政资助，仅为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之用，外国资本势力连同本国企业家、银行家、大商人等共出资1500万元。其中1200万归蒋介石，150万归白崇禧，100万归周凤歧，其余50万则用于雇用青红帮流氓。
驻上海的澳大利亚观察家温·李普曼在1828年出版的《中国的革命：1926～1927》一书中说，蒋介石凭借恐怖手段搜刮的钱财，估计达到5000万美元，“现代以前的政权从未在上海有过如此恐怖的统治”。
冯仑认为，商人与政治家的关系，要与基本的道义、制度方向相一致，这样才能赢得绝大多数政治家的支持，但这一尺度并不好把握。
因为虞洽卿跟蒋介石走的路一致，所以他不会像荣宗敬那样因不愿认摊税库券而遭侦缉，并被查封了无锡家产；他也不会像商人郭辅庭那样因拒绝认购公债，而以反革命罪被捕，直到交出一笔巨款才保住性命。其他如《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席正甫的孙子席鹿笙等人的下场则是被暗杀。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南浔“四象”家族之一的张石铭、荣宗敬等都被黄金荣、杜月笙等绑架过。在荣氏家族及其企业经理中，多人被绑架过，甚至连先施百货的经理欧炳光3岁的儿子也曾遭此毒手。
在虞洽卿得势的背后，还有一个站错队的人，那就是同是宁波人的傅筱庵。1926年7月8日，在孙传芳的干预下，傅筱庵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上海总商会会长。第二天，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他们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孙传芳。
作为投桃报李，傅筱庵征调船只为孙传芳运送军火和军队，阻挠北伐军的东进。一年中，招商局共有9艘轮船被征用，以致在1926～1927年亏损高达440万两白银。
吴佩孚败北后，孙传芳也在与北伐军的战斗中惨遭失败。为挽回败局，筹集军费，孙传芳发行了以关税作抵的1000万元库券，傅筱庵对此全力支持。傅筱庵以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召集上海银钱业摊认，但各业代表无人响应。无奈之下，他又利用职权，从中国通商银行的准备金中拨款200万元作为捐赠。
在蒋介石进入上海时，傅筱庵一方面遣人表示欢迎，一方面又在孙传芳逃离时亲往送别。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傅筱庵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通电“竭诚拥护”。是年，他以支持孙传芳罪遭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后逃至大连寻求日本人的庇护。
傅筱庵是一个脸谱化的人物，从人性上说，他是一个让人面目可憎的人物。既想做同伴的朋友，又想做敌人的朋友，这种通吃策略，看起来实用，却往往并不现实。在动荡年代，做商人最忌讳像傅筱庵这样，把立场摆得太明，做事不顾及尺度，谁上台就千方百计地想用金钱为己铺路。其商人的投机性，一览无遗。
傅筱庵有两个酒肉朋友，一个是杜月笙，一个是张啸林。虽然傅筱庵与虞洽卿有矛盾，但经杜月笙和张啸林拉拢，虞洽卿也就顺水推舟，改变了态度，再加之傅筱庵在各方的疏通，国民政府在1931年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同年，傅筱庵从大连回到上海后，董事会改组，选出傅筱庵、厉树雄、徐圣禅、朱耐寒、张啸林、杜月笙等成为中国通商银行董事。
此时的中国通商银行已经被呆账掏空。该行放款总额为2228万元，其中26个大户的呆滞放款就达1276万元，占放款总数的57%。其中，北洋军阀政府拖欠230多万元，长兴煤矿、招商局、汉冶萍煤铁公司拖欠500多万元，黄楚九的九移公司、上海日夜银行宣告破产，又吃进了一笔倒账。此外，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都向该行借用资金金额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为装潢门面，傅筱庵不顾实际情况，在1934年自建中国通商银行大厦。1935年春，大厦竣工。为吸揽存款，这年上半年的存款利息在7%～9%之间，个别甚至高达11%，最终因为银行亏空越来越大，经杜月笙牵线，大厦以150万元低价卖给了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行。
然后，傅筱庵另起炉灶，凭借他在上海的关系，先后担任了美商永安人寿保险公司买办、美商耶松船厂董事、上海华兴水火保险公司董事长、汉冶萍煤铁矿公司董事长、中国建设银行监察人等职，重新成为上海工商界的显赫人物，直到他在1940年10月10日被暗杀，时年69岁。
与傅筱庵一样在国民党军统锄奸行动中被暗杀的还有顾馨一等汉奸。宁波人袁履登，也因成为汉奸，在抗战胜利后，被判处7年徒刑。他曾担任上海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兼任上海国民商业储蓄银行、恒安轮船公司和上海远东体育场的董事，并于1925年当选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会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尔后的中国历史成为很多近代名人名声的分水岭。朱葆三的例子则说明，离政治太近也并非好事。作为总商，他遇上了一个浮躁时代。
作为《中国学生月刊》的编辑，胡适写了一封《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保持“爱国的清醒头脑”。胡适说，作为学生，当时的任务“就是读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们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
梁漱溟则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学生事件》的文章，他说：“纵然曹（汝霖）章（宗祥）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
与此同时，平常只有下午才来授课的复旦大学教授、《民国日报》的主编邵力子，意外出现在学校，告诉学生们两天前在北京发生的事件，并呼吁学生们支持北京同学。江苏省教育会也聚集了一群大学和中学的校长，在副会长黄炎培的支持下开会，决议呼吁上海各社会团体参加次日的国民大会，上海的“五四运动”正式揭幕。
1919年5月8日，学生代表拜访了唐绍仪。此时唐绍仪正以南方政府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上海参加南北会谈，他向学生们说：“假如你们想成为全国人民的代表，你们必须把你们的团体扩大，全国之人除了学生之外，尚有工人和商人甚多。”
唐绍仪透露说，前一天的国民代表大会只有少数的商业团体参加，而且没有一个代表来自上海商会。要想达成这个目标，必须联合社会各个阶层，同时要有明确的计划和组织，有秩序地进行。
在唐绍仪说这番话的前一天，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已率先向北洋政府发去电报，要求严惩“二十一条”的当事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释放被捕学生。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由十几家各业同业公会和各地旅沪同乡会于1919年3月组成，其中有虞洽卿的身影，首任会长是宁波方氏家族的后代方椒伯。
但它终究只是一个新兴的商人团体，影响力不足以取代上海总商会的地位。上海总商会迟迟没有表态，直到1919年5月9日（佳日），才给北洋政府致电，要求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归还青岛的问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佳电”风波。
“佳电”发出后，上海总商会成为靶子，朱葆三被指责为“奸人逆贼”。在国人看来，收回青岛是我们自己的事，日本无资格与我协商。与日协商，等于承认日本对青岛拥有权利。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总务科主任陈公哲甚至将总商会的朱葆三、沈联芳两位会长看做继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之后的“第四、第五卖国贼”。
1919年6月4日当天，北京政府“大捕学生”的消息传至上海。第二天，上海罢市，从南市到法租界，从公共租界到南京路的店家，都加入了罢市。上海南北市钱业也决定，停止汇兑。“三罢”之初，上海总商会、广肇公所、宁波同乡会等团体，分别在报纸上呼吁“一切举动，务求文明”。罢市第三天，虞洽卿就担忧地说：“罢市三日，金融因之停滞，人心为之恐慌，危险已甚。若再相持，谁能保地方不糜。”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罢市乃表示商人爱国之心，既罢市三日，亦自应宣布开市，以谋社会之安宁并各个人之生活，此理至明。”
到1919年6月11日，《时报》公开发表时评，呼吁商界从速开市，希望商民将开市与政府准许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辞职分开处理，认为延长罢市并非抗议政府的唯一良法，开市与“爱国”亦不发生矛盾。《新闻报》亦有署名评论认为，罢市已使各地牺牲匪细，“苟因罢市而使工厂辍业交通断绝，则于公安秩序大受影响，一致爱国之结果适等于一致自杀”。
之后，上海总商会正式宣布反对罢市，但是商人们没有服从这个决定。据称，在1919年6月初上海为期7天的罢市中，商界损失高达2000万银元。6月12日清晨，虞洽卿、傅筱庵等陪同地方官员上街劝告开业，应者寥寥。同样的一幕曾在1905年时出现过一次，在这年的“大闹公堂案”中，朱葆三、虞洽卿和傅筱庵，与上海道台袁海观，就曾挨户劝告租界的中国商人开市。这时，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内部，因为开市和罢市问题而发生了公开的分裂。
在余下的岁月里，朱葆三再没有介入政治，也极少在商界露面。晚年，他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创办和投资了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济良所、广义善堂、仁济善堂、惠众善堂、四明公所、定海会馆、四明医院、吴淞防疫医院、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新普益堂、普益习艺所、妇孺救济会等25个慈善公益事业。同济医工学校、定海公学、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等也是由他创办的。对此，《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写道：
由于没有可能改变政府政策的方向，落魄商人中的一部分人只得独善其身，梦想在社会内部创造出一个安全与繁荣的孤岛。在仁爱传统的鼓舞下……张謇要把南通建成模范城市；朱葆三在上海郊区买了1000亩地，想在那里建设一个模范区。
朱葆三心中的块垒难消，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业已失落的东西以及尊严。或者，他在用一吨重的真诚来换取他丢失了的一两重的声誉。
古人王通曾说：“其名弥消，其德弥长；其身弥退，其道弥进。”这句话用在朱葆三身上，或许是恰当的。1926年9月2日朱葆三病故于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破例命名朱葆三创办的华安水火保险公司所在的马路为“朱葆三路”（现名溪口路）。
如果说在政治间摇摆的过程中，傅筱庵试图达到通吃的境界，荣宗敬则是硬朗的态度。
当孙传芳统治中国南方5省时，荣宗敬曾请孙传芳吃饭。当以虞洽卿、张公权、周光甫等为代表的江浙财团正在为推翻军阀混战统治而与国民党紧密接触时，作为上海纱厂联合会主席的荣宗敬，却对国民政府提出的整个上海华商纱厂认购50万元库券的要求，以“各厂营业不振，经济困难，实无力担负”为由予以拒绝。
荣德生劝说哥哥：权当火灾，烧了一家工厂，50万元相比之下不算多。但荣宗敬并不为所动，以致蒋介石心怀芥蒂，将荣家无锡工厂查封，直到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蔡元培等出面说话，方才了结。
不仅如此，抗战爆发后，为求自保，荣宗敬加入了带有伪政府性质的“上海市民协会”。这个协会的组织成员受到了设置炸弹的警示威胁，让荣宗敬承受了极大压力。1938年1月，荣宗敬在万分忧虑之下从上海前往香港，2月10日因脑出血症复发，病逝于香港，享年65岁。
同样是摇摆，张謇则显得更为灵活。同样是首鼠两端，傅筱庵所要达到的景况，在张謇身上出现了。张謇的灵活让其立于不败之地，这是生存智慧的体现，也闪现着远见的光芒。
在晚清江南立宪派中，张謇是负举国重望的领袖人物。他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创设的维新派组织强学会的成员。1906年12月，200多名江浙闽商绅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张謇由维新而立宪，并被推为副会长。之后，张謇受沪、汉、粤、津四地商会公推，由汉口取道京汉铁路北上进京推进立宪，与袁世凯形成了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呼吁立宪的局面，但革命的形势发展之快远超过张謇的预料。
1911年10月，张謇旗下的大生纱厂湖北分公司开业，10月10日晚，张謇参加完庆典准备返沪。在汉口登船时，他发现长江对岸火光冲天，两天后到达安庆时，才知发生了武昌起义。他旋即从安庆赶往江宁，要求驻防将军铁良派兵增援湖北，挽救清朝之危，被拒。
之后，张謇的两位立宪派友人——江苏巡抚程德全和浙江巡抚汤寿潜，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当时南方14个省和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均宣布独立。于是，张謇剪掉辫子，转向了共和。1911年12月，17省的代表齐聚上海，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组织内阁，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张謇成为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首任实业部总长，汤寿潜成为第一任浙江都督、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交通总长，程德全成为第一任江苏都督和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首任内务部总长，但都未到任。
然而张謇对孙中山的评价并不高，用他日记里的话说就是，“不知崖畔”，这是张謇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第一次会面之后所作的评价，这种倾向也成为张謇日后选择袁世凯的一大注脚。张謇主张实业救国，尽管孙中山非常重视振兴实业，但强调革命是“改造中国之第一步”。两个人都主张利用外资，且前提是不丧失主权，但孙中山主张利用外资的重点是发展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而张謇主张将外债、外资重点用于发展棉、铁业。
两人的分歧最鲜明地表现在汉冶萍事件上，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两个人决裂。临时政府成立，军政开支巨大，迫于无奈，孙中山、黄兴通过盛宣怀将汉冶萍公司合3000万元，向日本正金财团出让其50%的股权，与其合办，再由公司转借500万元给政府以应付财政急需。
张謇在上海得知消息后，立即致函孙中山加以劝阻，强调铁厂不可与他国更不可与日本合资，他认为日本别有用心，抵押借款或出让股权均有严重后果。孙中山命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向张謇作说明，但张謇不能曲谅此事，于1912年2月12日正式辞去临时政府实业部长的职务。
当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立宪派的梁启超、张謇等也摇身而变成拥袁派，张謇不仅替袁世凯写了清帝退位诏书，并就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上海总商会也见机站在了袁世凯的一边，1912年4月，上海敢死队领袖刘福标在公共租界被捕，谴责上海总商会的背叛。
张謇在这段历史中改弦更张的心路历程，相信是惊心动魄和复杂的。只不过，张謇的每次选择，从与清流为伍到高擎实业救国大旗，从立宪到共和，从孙中山到袁世凯，无论主动也好，被动也好，都曾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主流。当他发现自己眼光有误时，譬如他支持的袁世凯要复辟称帝时，他还坚决而及时地与之划清了界限。他不仅顺从政治，有虞洽卿择高处立之意，还顺应了阶段性的民意和趋势；既有对政治的迎合，又有名声的保留，这是张謇与虞洽卿境界不同之处。
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回到传统中去
袁世凯在初步稳住局面之后，所做的一切都围绕一件事情，那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他先后解散了国民党（1913年11月）、国会（1913年12月）及地方谘议局（1914年），以消灭革命的苗头。更为重要的是，袁世凯鼓励商人回到脱离政治的传统中去。
1905年上海爆发了一场空前的抵制美货运动，起因是美国虐待华工、迫害华侨和收回苏浙铁路利权。此时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通电全国，以抵制相抗争，得到上海70多个行业资本家的签字赞同。可以说，抵制美货运动是商会突破清政府禁令、首次发起和领导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当初，清政府为消除官商隔阂而鼓励商人成立商会，但商人的出格表现，显然与这一初衷相去甚远。
这场运动持续了半年，展示了本土商人的集体力量和社会使命感，这是近代商人首次以一个阶层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性事件。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企业界试图肩负起保障社会秩序的责任。工程局、消防队、体育会和商团等的组建就是这种倾向的体现。1905年10月，以上海商务总会为背景，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组成，负责承办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这是上海试行地方自治的开始。
1906年，朱葆三、虞恰卿、傅筱庵等人发起成立华商体操会，这是一个武装团体，有枪支弹药，以求自卫，主要成员是商人，经常在四明公所开会，而体育会是组建自卫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准军事组织。1911年年初，上海商团成为反清的主要武装力量。同年4月，在虞恰卿的支持下，全国商团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虞恰卿任名誉会长。辛亥革命爆发，大部分地区政权转移几乎兵不血刃，各地商会功不可没，原因就在于他们手上有枪。
1916年，北洋政府对团练组织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对此影响，《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写道：
面对这样一个虽然非其所求但也并不难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他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荫庇下努力去加强自己的地理和社会基础之上的自治。因此，他们要求在南京的英国领事将租界扩展到下关的码头和商业区，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上海，华界闸北的一些显要人物请求公共租界的巡捕进行干预。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和国民党实行合作，这一指示不仅在共产党内部大起风波，大批国民党元老也持反对意见，商人也不能容忍他们成为“共产”主张的拥护者。在联俄联共政策背景下，商人与孙中山分道扬镳。
1924年2月，各军催饷，孙中山无计可施，竟打起广州善堂的主意，以善产为担保，发行50万元“军用手票”，引起商人全市罢市。5月，广东商团设立全省联防总机关。由广东商团总团长陈廉伯担任全省商团联防总长，佛山商团团长陈恭绶为副长。商团和政府的冲突，最终由购买军火问题而引爆。
孙中山以商团叛形既露，命令由李福林宣布罪状，令各地民团“协助防乱，毋为所惑”，政府中的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都坚决支持镇压，就这样，商团叛乱被镇压。之后，国民党内部将商人区分为代表大资本家、大买办等利益的上海总商会和代表中小商人利益的商民协会两派。
1924年，时为国民革命中心的广州市成立了商民协会，这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小商人团体，目的是动员商民参加革命，改变以前商民“在商言商”的心理，动员商民参加政治与国民革命，形成革命化的商民。蒋介石进入上海后，上海商民协会延续了广州的动员，鼓励商人成为革命商民中的一员，打倒以上海总商会为代表的旧商会。
到1927年前后，商人更被国民党人分成“革命”与“不革命”的两派，被给予完全不同的政治待遇。冯筱才在《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法学理论》中认为：
在晚清至民初期间，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呈“M”型，商人们在19世纪60年代后政治上日趋活跃，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达到第一个高峰，后来由于反对“二次革命”，政治上出现倒退。1915年后，政局日益混乱，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又呈上升势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个高峰，但在国民党上台后，受到压榨，最终丧失了“政治自主性”。
商民协会成立后，原有的商会并未废除，故各地普遍呈现商民协会与商会并存的局面。商民协会与商会在废除苛捐杂税、调解工商纠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等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和要求，因此商民协会成立之初，与商会组织互相渗透，二者团结合作，和平共处。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商民协会与商会的矛盾冲突产生，进而激化。
1928年10月，国民党制定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六条原则，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训政体制，意味着商人被再次退回到传统中去。1930年6月，上海市会馆、公所、行会、同业协会以及同业联合会等改组成立170个同业公会，上海市新商会因此成立，会员组成也吸取了商民协会的成分，商会与协会之间的纷争终于有了彻底了断。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学者高超群看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党政与政府意志并不完全一致。国民党的控制力量并不那么强大，政府还有自己独立的系统和意志，他们更在意建立规矩和秩序，如何缓解财政的压力，以及如何发展经济。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魏文享认为，商会与协会的争斗背后隐藏的是国民党争夺对民众运动的组织控制权的目的，尽管两者相争最终以取消商民协会告终，但国民政府并未放弃对商人团体重新进行政治建构的意图。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共有望实现和谈。上海市200余工商团体于1946年1月14日举行时局座谈会，并致电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盼望政治协商会议“结束纷争不安之局面，奠定和平建国的方案”。1946年10月10日，国共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很快蒋介石就用战争背离了双方约定。魏文享在《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1927～1947）》中这样写道：
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重开国民大会，实际上为国民党一手包办。不仅商会、同业公会代表，除国民党外的其他政党也难有真正的发言权。国民政府按照训政原则对同业公会及整个民众团体体系进行重构和改组，复以改组后的民众团体作为民意代表来宣示训政的合法性，其循环自证的政治设计相当完美，商人团体和其他职业团体也可能由此获得一条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途径，只不过国民会议及国民大会本身并非真正的民意表达机构，其内在的政治空间也就很有限了。
那个时代很多人具有双重自我，非商界的张君劢是一个典型代表。他是银行家张公权的二哥，他的一生充满矛盾：他从小进的是新式学堂，留学过日本和德国，却拥有秀才和翰林的功名；他精通三门外语，用德语和英语写有著作，却拒绝使用白话文，发表和出版的中文论著用的都是文言文；他既热情宣传介绍过十月革命，又对十月革命进行过肆意攻击；他既提倡过妇女解放，抨击封建家庭对妇女的压迫，却顽固反对妹妹张幼仪在与徐志摩离婚后改嫁，自己则毫不犹豫地与一字不识的发妻离了婚，重娶了一位知识女性。
作为民国宪法之父，他一生徘徊于国共以及学术与政治之间。他既被国民党绑架和软禁过两年，著作多次遭到国民党的查禁，同时又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支持过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他既与共产党有过不错的关系，59岁生日时周恩来还送过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又与共产党人势不两立，1949年被毛泽东宣布为“战犯”而遭通缉。
在商界，双重自我更多时候表现在：一个是对外的脸谱化自我，以寻求对环境妥协的理性；一个是深藏不露的自我，以寻求两条腿走路的保全。这两个自我，有的全放在明处，有的则一明一暗。中国电影先驱柳氏兄弟是前者，宁波商人刘鸿生是后者。
柳中浩的儿子柳和纲曾说过，对于与社会各方关系的处理，当时父亲与左中右、党政军、地痞流氓都得结交。所以，在柳氏兄弟的团队里，既邀请了国民党要人张道藩、潘公展出任国泰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又聘请了进步剧作家田汉、洪深、于伶等担任特约编辑，采取的是左右讨好的策略，因此出品内容混杂，既有《忆江南》、《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和《无名氏》，又有《粉红色的炸弹》、《月黑风高》和《假面女郎》等。
国民党在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曾邀请柳氏家族前往，但被柳家拒绝。对此，2009年8月《新民周刊》以《柳氏六十年：惯看秋月春风》为题这样写道：
蒋经国的建议让柳中浩与儿子柳和纲、侄子柳和清彻夜难眠，“是走是留”难以决断。“我父亲素来是无党派人士，怕的就是两碗水端不平。老人家信的只有一样：‘佛’。”那一夜辗转反侧的情景柳和纲老人直到60年后依然历历在目，“父亲后来想想，‘国泰’的根已深植于大上海这块土壤，日本人时代都熬过来了，还怕别的吗？国民党、共产党不都是中国人吗？共产党我又不是没碰到过，都是好说话的。于是便决定留在上海，不去台湾”。
但为表示对蒋经国的一片谢意，柳氏兄弟特地组织了一个摄影组赴台拍摄故事片《阿里山风云》，这部电影正是流传至今的歌曲《阿里山的姑娘》的出处。为此，“文革”中，柳氏家族多人被抄家、批斗、插队、进牛棚，但这个家族保持了淡然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多人长寿，柳中浩在1990年80大寿后去世。那时，强加于他头上的各种罪名早已被推翻。
有人的选择着眼于今朝，有人还试图给自我留下一个未来。刘鸿生既出世又入世，他周旋于蒋宋孔陈等民国要人之间，同时洞察事理，秘密资助六子刘公诚5000元，筹建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为自己的晚年留下了一条后路。
刘公诚是带着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给周恩来的介绍信而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刘鸿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和伤兵救护委员会会长，组织民众在前线救护抗日将士，日伪组织数次派人胁迫他担任伪商会会长，遭到拒绝。后来，刘公诚从延安辗转香港来到上海，在一天深夜，帮助父亲化装成危重病人，离开上海前往香港，脱离险境。
而刘家在沪的所有产业，却被日军接管，财产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身在香港的刘鸿生决心“实业救国”，积极部署在港、渝、川东创办火柴厂、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1939年，刘鸿生由香港飞往陪都重庆，受到蒋介石的宴请，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你能提供机器设备、各种技术人才，你要钱，我就给你钱！要原料，我就给你原料！你要人，我就给你人！”当刘家费尽周折将机器转运到大西南时，在最关键的时候，蒋介石并没有兑现其承诺。
1947年，刘公诚回到上海，在父亲创办的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龙华工厂担任厂长，以资本家的身份组织水泥生产，又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开展革命工作，掩护了不少上海中共地下工作者脱险。1948年秋，蒋经国以特派员身份到上海“打虎”，借此推行金圆券。一次，他把沪上著名实业家召到南京路汇中饭店，当着众人面对刘鸿生说：“请老伯带个头，交出全部黄金、美钞、外汇，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拜托！”接着杀气腾腾动起了真格：囤积居奇的商人王春哲被枪毙，申新大老板荣鸿元等数十人被捕入狱。刘氏四家企业（水泥、码头、毛纺、煤矿）被迫交出金条800根、美元230万元、银元数千枚，而换来的却是几卡车形同废纸的金圆券。
随着内战加剧，荣氏家族在上海的大部分成员都走了。中国银行界的陈光甫、宋汉章、周作民、钱新之、李铭等及实业界的卢作孚、吴蕴初、刘鸿生等，也都离开了大陆。由于长子、三子和六子均已去世，除了已走的孩子，荣德生此时可以依靠的就只剩下四子荣毅仁。荣德生坚决不离开故土，他说：“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还坏。”于是，荣毅仁与父亲一起留在了大陆。
尽管在“文革”中，荣毅仁受到了批判，但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之下，他熬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出头之日。1999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公布，荣毅仁及其家族被排在中国50位富豪之首。
1950年，宋汉章、张嘉璈、陈光甫、周作民（于1917年5月创办天津金城银行，1936年该银行总行迁往上海）、卢作孚、刘鸿生、吴蕴初等金融及实业界人士，都被邀请到北京参加会议。作家邢建榕认为，他们虽不能说洁白无瑕，但大体上总算是白的。在他看来，灰色是最好的保护色。最终，周作民、卢作孚、刘鸿生、吴蕴初等回到了大陆。其他在外者，有些过得还算可以，有些晚年境遇不佳。无论如何，没有哪家能比得过荣家。
1952年年底，荣德生在无锡谢世。墓地是他亲选的，周围种满了他喜爱的梅花。同年2月，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家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终年59岁。1955年，周作民到上海视察行务，突发心脏病，于3月8日去世，享年72岁。
新中国成立前，技术型商人陈调甫是在家中的实验室里迎来新中国诞生的。因拒绝与日军合作，他于1929年创办的永明油漆厂被迫停产。因不愿走孔祥熙的门路，他在家里潜心研究制漆。1953年1月，永明油漆厂成为全国油漆行业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1961年12月25日凌晨，他在编著《油漆词典》时，心脏病复发，在案台猝然离世，享年73岁。
晚年，刘鸿生说出了他拥护共产党的原因，“在过去几十年中，从杨树浦到南码头，沿着黄浦江一带是各国的码头，一长串的外国兵舰插着各式各样的国旗。人们走过这里，会不知道这儿究竟是哪国的土地？我自己是搞码头企业的，往往站在码头上摇摇头。如今呢，这一带地方每个码头都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你想想看，一个看过上海50年变迁的中国人，他心中会不高兴吗？”
1956年年初，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刘家价值2000多万元的企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同年10月1日，刘鸿生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69岁。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胡厥文，在追悼会上给他写下铭文：
明察秋毫，恢恢大度。
创业维新，不封故步。
细大不捐，勤攻所务。
爱国心长，义无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