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十月)
一
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日本虽然是一个东方国家,但是过去它又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也欺侮别的东方国家,可是现在连日本都受欺侮了。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赖嘉文大使在中国已经几年了,一定懂得中国人民爱国的感情和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及其他东方国家人民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尼赫鲁总理不要以为中国已经完全独立,没有问题了,我们还有很大的问题,台湾就还在美国和蒋介石的手里。离开大陆几公里的地方,我们有三十多个岛屿,其中大的有三个。这些岛屿都被美蒋盘踞着,我们的船不能通过,外国船也不能通过。美国飞机飞到我们内地的上空,空投特务。这些特务以七人到十人为一组,带有电台。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几十组这样的特务空投到我们内地各省。在四川和靠近西藏的青海,美国飞机都曾空投过特务,并且空投武器给那里的土匪。这就说明,美国当局中的一小部分人,一有机会就要整我们的。
此外,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我读了尼赫鲁总理上月二十九日的演说,尼赫鲁总理所表示的情绪同我们的差不多。
我们两国人民对互访的两国领导人所表示的欢迎,说明他们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
应当把五项原则[1]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尼赫鲁总理在上月二十九日的演说中就说过,应当按五项原则来受约束,承担义务。如果一个国家说了不做,那末就有理由来指责它,它在人们眼中就输了理。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不知道它们有什么想法?据我知道,美国和英国也说,它们要求和平,不干涉他国内政。但是,如果我们要同它们根据五项原则发表声明,它们又不愿意干。
不能设想任何国家会开军队到美国去。至于说美国怕丧失它在世界各地占据的地方,可是我好像听说美国是反对英、法殖民主义的。美国的恐惧也实在太过分了。它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
美国做事是不管别人能不能受得了的。例如,搞东南亚条约[2],它就没有问问中国和印度。亚洲有许多国家,但是它只问了三个: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
尼赫鲁总理说东南亚条约是美国对日内瓦协议的一个反应,这很对。日内瓦会议[3]做了好事,美国就来破坏。
艾登曾经建议搞一个亚洲洛迦诺公约[4],但是后来又放弃了,反而接受东南亚条约。这样的大国,竟这样胆小。我们两国就不怕。美国邀请印度参加马尼拉会议,印度就有胆量不去。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问题上,印度也有胆量投票赞成。但是像英、法这样的大国却如此胆小。我们向它们建议,把它们的大国地位给我们,好不好?
英国常说是我们不承认英国;我们对英国说,是它不承认我们。我们劝英国学印度,果真如此,英国就能同我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北欧的一些国家,例如挪威,也敢于投票赞成恢复我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同挪威也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澳大利亚说怕我们,说共产党要去侵略它。可是我们连船都没有,怎样去法呢?澳大利亚参加马尼拉条约,说是为了防御。但是我们向它提出五项原则,同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它又不干。
我有两点怀疑:
第一,美国叫着反共的口号,它反对共产党倒是实在的事。但是,它是否真的害怕中国共产党呢?中国只有几枝烂枪,我们有的只是人、农业和手工业。我看美国不是真怕中国共产党,而是以此为题目,另有其他的目的。
第二,像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为什么要跟着美国走,而印度、印尼、缅甸和北欧的一些国家却不一定跟着美国走呢?我看这是因为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把它们的利益套在美国车子上,美国火车头下一个命令,它们不得不服从。印度、印尼、缅甸和北欧的一些国家没有把它们的利益套在美国车子上,或者套得不紧,因此没有必要跟着美国走。
(十月十九日)
二
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
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5]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
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
(十月二十一日)
三
我们不赞成过去希特勒[6]德国的说法,希特勒德国和日本过去曾说,它们是“无”的国家,要向“有”的国家取得东西。日本在过去,在十年前,倒的确是“黄祸”。
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毫无疑问,印度是赞成的,印尼和缅甸也是赞成的。
我想泰国也不会怀疑中国要大举进攻它。我们是想同它搞好关系的,但是泰国政府古怪得很,不理我们。
菲律宾说怕我们侵略,但是我们要同它搞好关系,它又不干。既然怕侵略,那末我们就交朋友吧,互不侵犯,并且像中印两国一样,发表一个声明。但是它又不干,它不愿意承认我们国家的存在。我们想不出这是为了什么,唯一的理由就是它听美国的话,同美国走在一条轨道上,美国说什么,它就做什么。
说到美国,我们上次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谈完,那就是战争问题。尼赫鲁总理说,美国想打仗,想用战争的办法得到更大的利益。关于战争是否有好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两次世界大战究竟对谁、对哪些国家有好处。可以说两次大战对三类国家有利,对其余的国家都是有害的。
第一类国家是美国帝国主义,它在两次大战中获得了利益,得到了发展。
第二类是在两次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由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
第三类是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像印度、印尼、缅甸、叙利亚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属于这一类。
要搞战争的话,就要动员人民,就要使人民处于紧张状态,并且使他们学会打仗。但是,人民结合起来以后,势必会产生革命。例如,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印度的革命也是这样。我们两国的独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没有第二次大战,很难取得独立。
另外一些国家被战争削弱了,例如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是也削弱了。在中国,由于日本和蒋介石削弱了,我们就起来了。由于英国削弱了,印度、缅甸和埃及起来了。由于法国削弱了,越南、叙利亚起来了。由于荷兰削弱了,印尼起来了。
如果再要打仗的话,不知道美国军事集团是怎样的想法。他们过去的经验是在两次大战中得到利益和发展,他们希望通过再一次战争得到更大的利益和发展。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这样想的,但是,这只是一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两次大战以后还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和爱国党派领导的国家。如果再打大战,我看美国不一定得利,而且美国本身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再打大战,西亚和非洲的大部或全部、整个拉丁美洲都会脱离帝国主义。
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得到机会才能起来的。布尔什维克[7]如果没有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那末十月革命就会有困难。我们在中国打了二十二年仗,但是胜利还是在最后几年取得的。第二次大战以后,我们得到了机会才起来的。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方面。
爱国党派领导的国家方面,我们在东南亚和西亚也可以看到一些例证。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是我看,再打大战,对美国来说是划不来的,整个世界或世界的绝大部分将处于革命状态。我这样说,并不是故意危言耸听,而是根据两次大战的实际情况。如果再打大战,我看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只能使它的统治范围缩小。
在武器方面,美国以为它有原子弹和大炮,以为它的海、空军强大,因此它依靠这些东西。我想武器虽然有变化,但是除了杀伤的人数增多以外,没有根本的不同。古代使用的是冷兵器,例如刀、枪等。后来使用热兵器,例如步枪、机关枪、大炮等。现在又加上原子弹。但是基本的差别就是,冷兵器杀伤的人较少,热兵器杀伤的人多一些,原子弹杀伤的人更多。除了死伤的人数以外,没有什么差别。过去,冷兵器和热兵器双方都有,现在苏联和美国也都有原子弹。因此随着武器的变化,无非是死伤的人数更多而已。
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末死伤的人数恐怕就不是以千万计,而是要以亿万计。中国现在没有原子弹,不知道印度有没有。我们正在开始研究,原子弹是要花本钱的,我们一下子还搞不起来。
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末这一方有死伤,另一方也有死伤,因此就平衡了。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看谁拿着武器,看掌握着武器的战士们认为什么对他们最有利,看谁会打仗,而主要的还是前二者。至于说武器的多少,印度国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没有武器的,现在我们都有了武器。
此外,还有一条经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防御者胜利,进攻者失败。第一次大战中,德国军队在西边打到巴黎,在东边几乎打到彼得格勒,但是结果进攻者还是失败了。第二次大战中的进攻者,德国、意大利、日本也都失败了。而防御的一方取得了胜利,虽然在防御这一方面的一些国家被战争削弱了,例如英国、法国。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再打大战的结果,是对侵略者不利的。
我们双方的分析虽然有些地方相同,有些地方不同,但是结论是相同的。尼赫鲁总理在对美国进行分析时说,一方面美国从战争中得利,另一方面又遇到了困难。这种分析是很好的。至于战争工具,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弓箭、大炮和原子弹。尼赫鲁总理说有性质上的不同,这是对的。我刚才谈武器时,只是就战争的结果而言。
不管用什么武器,不管是哪一个时代进行的战争,不管战争的规模是地方性的或是世界性的,结果多是一方摧毁另一方。固然,战争也有不分胜负而讲和的,例如三八线战争[8]和十七度线的战争[9]。在这种战争中,没有任何一方根本打败另一方。但是在大多数的战争中,总是一胜一败,败者的力量被摧毁得更多些。所谓力量,不仅包括有生命的力量,而且包括物质力量。因此归根结底,还是看力量损毁的范围和大小来决定胜负。
当然,我是指战争的最后结果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德国的军队被全部毁灭,而苏联的军队不但没有毁灭,而且还打到柏林。德国、意大利、日本的军队都被解除了武装。尼赫鲁总理推想,第三次大战会使全世界处于混乱时期,这种推想是可能的。原子弹不仅会毁灭人,而且会毁灭物质,但是,是否许多国家就会没有政府呢?不会的。只要有人存在,总是会有政府的。一个政府被摧毁了,另一个政府又会起来。人类总是要找出路的,剩下来的人也是会求生的。还应该估计到,现在的人比过去的人有很大的变化,他们要求解放和独立的觉悟已经大大提高,这在无论哪个国家都是如此,包括美国在内。
归根一句话,不打仗最好。如果我们能替艾森豪威尔[10]当个参谋长,那末他就可以听我们的话,而不受他的顾问的包围了。尼赫鲁总理做这件工作会比我们顺利些。如果我们去做这个工作,他就会说我们以革命来恐吓他,并且说他不怕革命。我想,不仅战争,就是紧张局势也使制造紧张局势的人一方面得利,另一方面又受到损害。我想问问,究竟是使人民感到安全有利呢,还是使人民每天处于紧张有利?紧张局势会促进人民觉悟,使他们做好准备,抵抗压力。这是有助于革命的。
很明显,中印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互相之间也不进行神经战,也不每天戒备着,像我们同美国之间以及苏联同美国之间那样。
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已经有几天了,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印度也是这样。几千万年前有一种大动物叫恐龙,它在冰河时期就消灭了。但是后来又出现了别的动物,最后出现了人类。现在在中国还可以看到冰河的遗迹。
总之,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十月二十三日)
四
大约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个诗人屈原曾有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11]我曾经在一次宴会上对尼赫鲁总理谈起我们对印度的感觉,我说我们同印度不需要互相防备着。我们没有感觉到印度要损害我们。
我曾经问,我们两国总理兼外长在谈话中如果说错了话,能不能改?我想是能改的。但这是在我们两国之间如此,在别的一些国家可能是会抓住我们说错的话的,我们也会抓住别的一些国家说错的话。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抓辫子”。但是我们同印度是不互相抓辫子的,我们并不互相防备,说错了话也不要紧。
印度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听袁仲贤[12]大使说,印度南部的人民在农业方面精耕细作,把一切可利用的土地都利用了,这有点像我们成都附近的情况。印度的每一个好消息都使我们高兴。印度好了,对世界是有利的。
我很高兴能有这几次会谈,使我们相互交换了意见。同时尼赫鲁总理又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我们两国的外交是很容易办的,不需要吵架。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13]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
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这是尼赫鲁总理可以感觉到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这一点可以从我们这几次会谈,从过去几年我们的合作,从周总理访问印度时受到的欢迎和进行的恳谈看得出来。
尼赫鲁总理主张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并且表示希望赞成和平的国家日益增多。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14],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如果华侨保持侨民身份,他们就不应该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如果取得了所在国的国籍,那末就应该按该国的法律办事。华侨也应该遵守所在国的法律。
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不论是朋友之间、国与国之间或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合作,都是如此。合作一定要有利,否则谁还干呢?
(十月二十六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原题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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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见本卷第336页注[5]。
[2]东南亚条约,见本卷第342页注[4]。
[3]日内瓦会议,见本卷第336页注[6]。
[4]洛迦诺公约,全称《洛迦诺保证条约》,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英、法、德、意、比、波、捷(捷克斯洛伐克)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会议上通过,同年十二月一日在英国伦敦正式签字。公约包括一个议定书和七个条约,其中最重要的《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相互保证条约》(又称《莱茵保安公约》)规定,签约国相互保证德法、德比边界不受侵犯;遵守《凡尔赛和约》中关于德国莱茵区非军事化的协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一切争端。一九三六年三月德国法西斯政府毁约进军莱茵区,一九三九年四月宣布废止洛迦诺公约。五十年代初,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曾主张在东南亚地区搞一个类似洛迦诺公约的集体安全体系,后因美国的反对未能实现。
[5]见《孟子·滕文公上》。
[6]希特勒,见本卷第94页注[3]。
[7]布尔什维克,指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一九一二年正式建立。
[8]三八线战争,指朝鲜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国和苏联商定在朝鲜国土上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作为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临时分界线,这条界线通称“三八线”。一九五○年六月,朝鲜半岛三八线北南两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韩国)发生战争。随后,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出兵干涉,并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大举进犯,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沉重打击了美国的侵略,迫使它于一九五三年七月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9]指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四年越南人民抗击法国侵略的战争。一九四五年九月,越南宣布独立,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国为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统治,随即入侵越南。越南人民为保卫民族独立进行了长达八年多的抗法战争。一九五四年五月,越南人民经奠边府战役取得抗法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七月,根据日内瓦协议,越南人民军和法军以北纬十七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实行停火;法国承认越南独立并撤出印度支那。
[10]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11]见屈原《九歌·少司命》。
[12]袁仲贤,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
[13]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14]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明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并以此确定了促进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贸易及便利两国人民互相朝圣往来的各项具体办法。主要内容是:双方互设商务代理处;双方商人、香客在指定地点进行贸易和按惯例朝圣,并经一定山口、道路往来;关于两国外交、公务人员及国民过境事宜的规定等。协定一九五四年六月三日生效,有效期八年,一九六二年六月期满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