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

    一

    今天讲一讲敌我形势、统一战线、英美苏关系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敌我形势。关于国际形势，苏联的日丹诺夫、莫洛托夫[2]等已经说过了，比我们说得更全面。我现在着重讲一下国内形势。国内形势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区域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已经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以前，我们把转到外线作战称为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要叫进攻[3]。在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况到今年已经很严重了。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搞了土地改革，而蒋介石没有搞；另外我们的主力打出去以后，又减轻了解放区的负担。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已经走上了轨道。土地法大纲[4]的公布是一件大事。以前中间派曾劝我们发公债购买地主的土地，现在我们搞平分土地，他们也赞成了。土地会议[5]以前特别是以后，各解放区的土改和整党都普遍动起来了。晋冀鲁豫和东北在这方面工作做得最好，东北在短期内建立了很大的军队，主要是得力于土地改革。山东和西北的土地问题最严重。晋绥地区工作的方向是正确的，虽然可能有一些缺点和错误。贺龙、习仲勋[6]主持的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有必要。近来《晋绥日报》、《战斗报》和《边区群众报》[7]都办得很吸引人看了，这就是工作方向正确的一个表现。

    从现在起到明年一年内，国内形势还会有很大的变化，有利于我们的变化。中国革命已经进入高潮，将来还会更加高涨。以前我们曾希望在革命高潮中有城市暴动来配合，现在看来这是很难了，只能有像巴黎解放和北伐军占领上海[8]那样的里应外合。城市群众运动在蒋介石发布“总动员令”[9]后并没有低落，学生中的地主、富农子弟在土地改革以后并不是造我们的反，而是造蒋介石的反，现在三青团[10]完全灰溜溜了。在战争期间，革命高潮主要表现为军事的胜利，这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战争仍是长期的，蒋介石和美国帝国主义这样强大的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美国直接出兵帮蒋介石打内战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美国人只是怕苏联也出兵，否则对我们来个不宣而战他们是不在乎的。战争的时间还要准备四五年，也可能还要长一些。战争需要不断地进行，不让蒋介石得到休息、整训和补充的时间，但这一点不能说死，也可能有一年半年的间断，例如蒋介石下台，推出别人出面讲和，那时的和战问题就要根据大城市和南方的群众觉悟程度来决定。所以我们要争取战争不间断地进行下去，现在就要着手做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的工作。不靠外援(不是不要外援)，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正确的政策，依靠群众，来争取战争的胜利。

    第二个问题，统一战线。我们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本来是不孤立的，后来因陈独秀[11]右倾而孤立了，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左”，先是表现在城市工作方面，不但把自己孤立了，而且到后来在城市简直立也立不住了，只好退到农村。到了农村，他们又有军事斗争方面的“左”和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方面的“左”。他们把赤白对立绝对化；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片面强调工人利益而把工商业很快搞垮了；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伤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当然，我们党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左”的政策的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抗战时期我们孤立了蒋介石(如果在抗战胜利以后再孤立他就来不及了)，我们对他采取的是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坚决同蒋介石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这是反右，但如果只斗争而不同他合作，不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改为减租减息，不实行“三三制”[12]等政策，群众就不能理解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实行这些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过去我们吸收一些开明绅士参加政府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将来占领西安、太原、上海等地以后也还是需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所规定的对蒋方人员的不同政策[13]也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以便划清界限，避免造成自己的孤立和失败。现在反右，第一是反对对敌人估计过高，不敢到国民党区域去作战，害怕美国。美国在中国搞得这样久，现在可以摸清楚它了，其实它并不可怕。刘邓等三路大军出兵国民党区域[14]，一个月就解决了棉衣问题，这证明到国民党区域去作战也不可怕。第二是反对对中间派的认识模糊不清，对他们的动摇性估计不足。对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在政治上的打击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不能混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曾混淆了这两点。现在，我们在对待中间派的问题上是既须反右又须反“左”。第三，在土改、整党工作中反对右的倾向，是反对一些干部对消灭封建阶级、驱除党内坏分子的斗争立场动摇，软弱无力。当然也要反对“左”的倾向，内战时期更容易犯“左”的错误。消灭封建阶级的斗争，同对美蒋的斗争一样，要求我们在全局问题上要大胆，在具体斗争上要谨慎。然而我们有些同志却相反，重视抽象之敌，小视具体之敌。在土地问题上反“左”主要是反对对中农的冒险政策，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作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在农村中按户数计算，地主、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这个阵线不能混乱，许多同志对此没有确定的观念。对地主、富农也要有些区别，《土地法大纲》已有规定，农民也会加以区别。对他们，在消灭封建剥削和平分土地问题上是没有区别的，但在处置财产问题上有区别(个别恶霸除外)。土地分配不能搞绝对平均。由于当地地主、富农太少就要同中农扯平，这也是不对的。对同中农有关系的事一定要征求中农的同意。在土地问题上一定要把中农问题处理好，在城市问题上一定要把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处理好。一定不要重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片面强调工人利益是错误的。在工厂劳资双方可以共同订生产计划，在商店可以共同订营业计划。劳资两利，公私两利，这就不“左”不右。对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政策上也不要犯“左”的错误，延安审干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在国民党区域，民主同盟等团体的反蒋斗争，对我们是有很大作用的，冯玉祥在美国反蒋[15]，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其他爱国分子”，是指开明绅士，例如地主阶级中的李鼎铭、刘少白[16]等人，他们同我们共过患难，在丝毫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对这些人分别情形加以照顾是必要的，个别人物还可以留在我们高级政府内。现在，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还是要提，但“三三制”就不必提了。关于杀不杀反动分子的问题，不可不杀，不可多杀，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反“左”反右。一个不杀，群众不赞成；不可多杀，也是从群众着想，不是从少数人着想。只要是不积极破坏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人都可以不杀，把他们当作劳动力保留下来。对于外国人，像华莱士[17]之类的，我们还是需要的，中央十月二十七日的指示在这一点上要作修改[18]。华莱士主张反对战争、联合苏联，同美国大资产阶级的联系很少，主要代表中小资产阶级，而且依靠工人。关于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共产党要实现领导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率领被领导者坚决同敌人作斗争，第二要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和政治教育。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现在要公开讲，不公开讲容易模糊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坏处多于好处。

    第三个问题，英、美同苏联的关系[19]。有两种提法，一种是他们之间或者妥协或者破裂，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正确的应该是第二种提法，而不是第一种提法。世界上的反动派是要搞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的危险是充分存在着，但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谓妥协当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的妥协，这是不可能的。美、苏迟早要妥协。将来，美国还要和苏联大做生意，这就需要进行妥协。这种妥协是民主的妥协，而不是机会主义的妥协。苏联是个大国，它的妥协可能会对中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人民的斗争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绝不是大国之间妥协了，其他各国人民也都要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的方针应当是按照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二

    这是一次很令人高兴的会议，和洛川会议[20]相似，都是在时局开展中召开的。日本投降对于我们是个喜事，同时又有了新的担心。因为日本人走了，又来了一个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我们同蒋介石的力量对比问题直到今年中央发出“二一”指示[21]时还没有解决，还准备退出延安，并且后来确实退出了，直到现在这个问题才解决了。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这不但领导者看得出，而且人民群众都能看出来。在北伐时期，革命斗争曾有短期开展的局面，随后国民党的压迫就来了。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都是受压迫的，生存的地方很小，党内纠纷很多。长征以后情况更困难。我在日本投降以后一段时间内没有写过文章，是因为兢兢业业，对形势只能作估计而不能作结论。现在国际国内形势都很明朗了，人民解放战争正在不断取得胜利，蒋介石被孤立了，土改、整党等工作都走上了轨道。在这次会议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负责同志讲话讲得很好，很令人满意，说明他们政治上已经成熟了。晋西北的路线，贺龙同志、李井泉[22]同志、习仲勋同志是正确的，晋绥告农民书[23]总的是正确的。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作了很大的努力，由防御转入进攻，完成了重大的任务，因此我们这次开会比今年七月在小河开会时就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篇文章[24]，这篇文章在今后打倒蒋介石时期是起纲领作用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打倒封建主义，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这三大敌人，这个方针也是正确的。这篇文章看起来似乎没讲什么新的问题，其中所说革命战争的转折点，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追述同蒋介石斗争的历史，这更不是新的；十大军事原则，也不是新的，仅仅把它概括出来是新的；土地问题，在土地会议上已经解决了，其中中农问题也是早已解决了的，这次只是特别强调一下；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也是早已解决了的，但在今天有特别意义。因为反对右的偏向问题在土地会议、晋西北会议、义合镇会议[25]上已经解决了，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的新的问题，是在中农、中小资产阶级和党外人士问题上新出现的“左”的偏向。中农问题之所以再提出来，是因为晋西北在划分成分时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强调不团结中农的偏向。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也是出现了偏向:我们有些同志在经济工作中对团结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发生了怀疑、动摇。义合镇会议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有八个是好的，但是没有解决好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发生了偏向，那末这两个浪头就是不好的。当“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个潮流，如同在抗日时期反对投降倾向的潮流一样。关于党外人士问题，过去中央没有解决，今天解决了。地主作为整个阶级来说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还要分别情况不同对待。在土改中，对地主阶级中赞成土地法的，或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的上层人士，可以采取或分而不斗的办法，除个别人物犯了死罪的要出布告枪毙外，对一般的人采取上述办法比较恰当。

    关于打人问题，共产党在原则上主张废止肉刑，这个原则曾经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封建的口号，无产阶级应该接受这份遗产。一九二九年，我在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就已提出废止肉刑[26]，但以后还发生过使用肉刑的现象。到了延安，还是没有完全废止肉刑，这表示共产党没有本领，只能依靠封建的办法。现在必须重申，共产党绝不要提倡打人，绝不要组织打人，这是一条原则。

    今年晋绥地区财政困难，陕甘宁边区出现灾荒，都是严重的问题，必须用大力解决，我相信这两个区域的同志是可以解决的。

    关于宪法，近期内不会颁布，过早颁布也是不利的，但目前应该着手研究。关于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现在暂不考虑，要等到蒋介石更困难，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时候，至少在平绥路打通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本篇一）和结论（本篇二）。

    [2]日丹诺夫（一八九六——一九四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莫洛托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3]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陈毅传达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军事上，今年（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转入进攻以来，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于是军事上完全改观。十年二十年来我们长期处于防御、被‘围剿’地位，没有进剿敌人，进攻敌人。抗战时期，我们也还是处于分散防御地位。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这是革命的进攻，不要说‘反攻’，反攻带着防御意味，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内容。战争在初期是自卫性质，我们那时的方针是迟滞内战。现在要消灭蒋介石，已不是自卫性质。”

    [4]即《中国土地法大纲》，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上通过，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

    [5]指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建屏县（一九五八年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党的全国土地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下达以后土地改革的经验，纠正了土地改革中右的倾向，确定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起草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决定结合土地改革整顿党的组织。

    [6]贺龙，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

    [7]《晋绥日报》，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原名《抗战日报》，一九四○年九月十八日在山西兴县创刊，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改为本名。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该报曾开展反“客里空”运动，连续发表读者的反映和报社有关调查材料，公开检查土地改革前期宣传中的失实报道，使报纸工作得到改进。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终刊。《战斗报》，是晋绥军区政治部机关报。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湘鄂黔根据地创刊，一九四五年八月暂时停刊，后又继续出版。一九四九年四月改由西北军区出版，一九五○年终刊。《边区群众报》，是陕甘宁边区的以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通俗报纸。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延安创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以后，报社随中共中央西北局转战陕北，坚持继续出报。该报通俗易懂，形式多样，活泼有趣，为群众喜闻乐见。

    [8]巴黎解放，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巴黎人民为策应盟军进攻巴黎举行的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一九四四年六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巴黎人民抵抗运动进入高潮。八月十九日，在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巴黎全市举行了反对法西斯德国统治的武装起义。二十四日，起义者占领了德军在城市的大部分据点。当天傍晚，盟军坦克部队进抵业已基本解放的巴黎城。二十五日，巴黎解放。北伐军占领上海，这里指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统治而举行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北伐军东路军占领上海附近的龙华，二十一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经过三十个小时的战斗，于二十二日取得胜利。

    [9]“总动员令”，指国民党政府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发布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

    [10]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正式成立，是国民党控制青年的工具。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三青团并入国民党。

    [11]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2]“三三制”，见本卷第225页注[13]。

    [13]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规定：“本军对于蒋方人员，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这就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于罪大恶极的内战祸首蒋介石和一切坚决助蒋为恶、残害人民、而为广大人民所公认的战争罪犯，本军必将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本军警告一切蒋军官兵，蒋政府官员，蒋党党员，凡是尚未沾染无辜人民鲜血的人们，切勿跟那些罪犯们同流合污。凡是已经做过坏事的人们，赶快停止作恶，悔过自新，脱离蒋介石，准其将功赎罪。本军对于放下武器的蒋方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对于起义加入本军的蒋军部队和公开或秘密为本军工作的人们，则给予奖励。”（《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8—1239页）

    [14]指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陈赓、谢富治率领的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和太岳军区第二十二旅所组成的作战集团，以及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挺进中原的军事行动。

    [15]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县人。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一九四六年九月以考察水利专使名义出访美国。在美期间，积极从事和支援祖国人民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旧金山《世界日报》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主张国共停战议和，成立联合政府。十一月上旬，在纽约组织成立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十一月十五日，在美国《民族报》上发表《我为什么与蒋决裂？》一文。十二月七日，出席美国“民主远东政策促进会”为纪念珍珠港事件六周年大会，并发表演说，以确凿的事实说明“美国政府援蒋是走的一条错路，是破坏中美友谊之路，是最不聪明的办法”。

    [16]李鼎铭（一八八一——一九四七），陕西米脂人，开明绅士，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刘少白（一八八三——一九六八），山西兴县人，当时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主动将自家土地和多余住房交给人民政府处理。

    [17]华莱士（一八八八——一九六五），美国政治活动家、农业专家。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国副总统期间，主张国际合作，支持中国抗日，反对姑息日本法西斯。一九四四年六月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委派来中国，劝说蒋介石保持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并加强中苏关系。一九四六年九月因不同意杜鲁门的遏制苏联政策而辞去美国商业部长的职务。

    [18]本文说到“要作修改”的地方，是指中共中央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关于对待自由资产阶级须防止过左倾向的指示中所说的“今天要孤立一切对美蒋尚有幻想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到明天就连反对杜鲁门之美亲华莱士之美、反对蒋介石之国亲李济深之国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也要将他们孤立起来”。

    [19]关于英、美同苏联的关系问题，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泽东针对当时对于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但没有发表，只在中共中央一部分领导同志中间传阅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印发了这个文件，到会同志一致同意这个文件的内容。后来全文收入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一月发出的《关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决议事项的通知》中，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20]洛川会议，指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后的形势下召开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了结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21]指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1217页）。

    [22]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23]指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发表的《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告农民书》共分三部分：第一，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第二，要彻底平分土地和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第三，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

    [24]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1261页）。

    [25]晋西北会议，可能指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在山西临县郝家坡召开的讨论土地改革问题的地委书记会议。义合镇会议，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在陕西绥德义合镇召开的贯彻土地法大纲的会议。

    [26]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107—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