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干部与新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其实质就是一个同农民的关系问题，现在如此，将来还要加上一个同城市人民的关系问题。我们三番五次地讲这个问题，远的不说，就讲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提出的宗派主义倾向，就包括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这些问题在内。这两个问题是带历史性质、普遍性质的问，题，是历史的、普遍的问题，不是暂时的、个别的问题。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明白这个问题是从农业地区革命斗争中提出来的，因为我们长期活动在农业地区，因此是农业地区的长期的、普遍的问题，或者是历史的、普遍的问题。为什么是历史的问题呢?同志们想一想，内战时期苏区为什么垮台，路线问题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与这个问题也有关系的，就是对于当地人民总是不信任，外来人非常相信自己，因此使苏区垮台了。白区工作也是这样，“钦差大臣”一到哪个区域，那里的工作就跟着垮台。这个痛苦大不大?白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差不多全部光了；红军和苏区光了一大块，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剩下的太少了，但是质量更好，质量提高了。

    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在内战时期是有一个路线问题，那末在抗战时期总没有一个路线问题了吧，可是这个问题还是发生。华中、华北我没有去过，在边区我就亲自见过，我也亲手做了这样的事情，就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得不好。这个问题得出的教训深刻得很，因此值得提出来讲一下。一九三六年从窗户吹了一点风进来，有同志说:边区的人民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检查一下，原来我们搞错了，先是对待红二十六军，后头是对待红二十七军。中央派到各县的人自称英雄，说什么我是二万五千里，你是什么?你是土包子，吃不开，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这就引起本地人的不满。关于知识分子，我也讲一个例子。去年春节，杨家岭的秧歌队到安塞演出，正赶上安塞的劳动英雄开会，我们杨家岭的娃娃同志、青年同志和劳动英雄一起扭秧歌，这说明关系好了，我说从此天下太平了。从前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同志们!躲飞机这是要命的事，还分得这样清，不走一条路，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军队里面也是一样，总是说地方对不起军队提起这些事来，他们可以说出几十条。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服，但是很难说服，这个问题要怪我们自己，因为没有系统地分析和系统地解决问题。系统地解决问题才叫做科学，不是系统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确的也不是科学的。一九四二年冬的高干会议[22]我们系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就说服了同志们。高干会议以前，我们没有系统地说清楚这个问题，没有说服同志们，这个责任在我们。经济问题也是一样，也是一九四二年高干会议才系统地说明了。

    现在高干会议已开过两年多了，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军民关系是不是彻底好了呢?我看还没有。在座的有许多是边区的军队同志与地方同志，我想大家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做这样的结论是有害的。说有很大的进步，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还有很多地方不好，至少还需要一年到两年的努力才能解决。华北、华中、华南的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与地方的党和政府的关系，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也至少需要两三年的努力，并且要抓得很紧，才能解决。稍一抓得不紧就容易动摇，因为我们军队的同志两只耳朵经常听到的是地方对不起军队、老百姓对不起军队这些话。对这个问题，也要有系统的分析和系统的解决。在军队里头，有军事工作人员，有政治工作人员，有老干部，有新干部，有外来的，有本地的，都有一个同地方、同老百姓的关系问题。所以，军队的负责同志要下决心，首先是军分区的和军区的负责同志、团长以上各级负责同志要下决心，要看清楚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有一百万军队，将来要有几百万军队，我们能否胜利就看我们能否团结中国的三万万六千万农民，实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容易经常动摇的，决心是不容易下的’所以我们就要坚持这个原则，经常说服我们的同志，一次说服不了，二次再说，要经常讲。要告诉大家应当怎样去做，多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现在有许多事的确是地方也有不对的，如果不讲这一条，军队也不服气。但是，问题解决首先从哪里做起?首先应该从军队做起。军队又从哪里做起?首先从军区、军分区的主要负责人做起。要有坚定的原则，要多听地方同志的意见，因为地方同志的话你们很难听得到，他们也难得有机会讲。我就有这个经验，许多话就是从闲话中听到的。例如，说什么陕北人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为什么陕北红军不编一个师?说什么张国焘[23]学问好，毛泽东学问不好。说什么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些都是闲话，对这些话我怎么看呢?为什么有人希望雷公打死我呢?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是很吃惊的。说这个话的时间是一九四一年，地方是边区，那年边区公粮征收二十万石，还要运公盐六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这些事还不是毛泽东搞的?因为我也主张征收二十万石公粮，主张去运盐。当时不运盐也不行，但是运得久了就不好。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二年公粮减少了，一九四三年也减少了，这就解决了问题。为什么说张国焘的学问比我好呢?就是因为批判张国焘路线把人家整苦了，抗大派去的十八岁娃娃当指导员，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拿老百姓一个鸡蛋也是张国焘路线。三八五旅的旅部打电报给留守兵团司令部反映这些情况。我说再也不要整人家的张国焘路线了。那个张国焘路线好不好呢?我说当然不好。但三八五旅的同志他们从另一方面想，张国焘没有整他们的张国焘路线，毛泽东就整了他们的张国焘路线，所以张国焘的学问就好，毛泽东的学问就不好。我是不是也承认了这一条呢?我承认了这一条，必须要承认这一条。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是有原因的，说我的学问比张国焘差也是有原因的，要分析这些原因，要解决问题。

    我们军队的同志，老干部是主要的骨干，这里强调“主要的”三个字。在将来，再过二三年，抗战初期入党的干部，有些就要参加到骨干中来了。现在有许多力量是抗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抗战以后的干部领导的，这是好事，但是主要的骨干还是老干部。现在北伐时期的干部不到一千人，内战时期的干部不到两万人，时间越长老干部就越少，新干部就越多，这是自然规律，后面的要接上来。军队是关系中国革命存亡的问题，我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已经讲到了这一点，“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这个问题上老干部即抗战以前的干部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六中全会[24]时我就讲过，老干部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这个估价是很高的，这个估价是反映了人民的意见，也是全党的估价。老布尔什维克是领导的骨干，严格地说，我讲是重要的领导骨干。

    所谓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就是我们的军队与农民的关系。忽略了这一点是不行的，就要犯错误，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原则，处理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军队每到一处地方，不管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对我们如何，地方党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对他们都要采取帮助的态度，他们有缺点错误我们要采取原谅的态度。对于我们自己的队伍，我们每一个军分区、每一个军区应该采取更严肃的态度。对自己要严格一些，这样才是对的，应该如此，也必须如此，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现在我们的很多部门、很多机关，距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我们是不是人民的军队呢?是，而且早已经是人民的军队了，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们还有许多缺点，还需要加倍努力。

    我们的军民关系，军队与地方的关系，首先是我们军队的负责同志应该说明这个问题。没有系统的说明，下面的干部战士就不信服，他觉得你说的总是老一套。所以，我今天要讲清楚这一条。少奇同志、总司令[25]已经讲了，要学会善于当骨干，就是说要善于当先生，要学会教授方法，这个教授方法要经常讲。要经常存一个心，就是总怕对不起地方，如果我们出了错误，就允许地方同志批评我们，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二十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于是，我们就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只有从这方面才能解决问题，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会打死我了。整风前延安出了，是王实味[26]写的。为什么出了这篇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吃的东西，营养不够打瞌睡，缺少维他命，因此他就有了资本。现在就没有了，不单是因为经过整风，而且因为物质条件也好了。我在西北局同高岗[27]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要答复王实味的，要从物质上来答复，用发展经济、丰衣足食来答复他。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28]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抓到机器、抓到工业以后怎么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学会的东西还多得很。

    在干部问题上我还要简单补充几句，就是所有干部一样的光荣。各个方面军，各个军团，各个军队，都一样的光荣。在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在解放区工作的同志，都一样的光荣。军事工作、政权工作、经济工作、党务工作、文化工作，从事这五大门工作的同志，也是一样的光荣。不能说某些部分特别光荣，另外一部分就不光荣。过去我们有盲目性，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一个长期的严重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要承认各个部分都是一样的光荣，对于各个部分都要加以照顾，不要有一点态度不好，欺负任何一个部分，看轻任何一个部分。在这方面，凡是过去搞得不对的都要承认错误。今天，当着大会代表们的面我再讲这样几句，就是凡是我们做的对不起人的事情，不论是我亲自做的还是别的同志做的，都应该承认错误，并且加以改正。军队的同志，地方的同志，凡是过去我们没有搞好的，估价不适当的，让你们怄了气的，我们都应该承认错误，修正错误。

    还有技术干部，上一次我讲的时候漏掉了，今天补充一下。有各种技术工作干部，例如做通讯方面和经济方面带有技术性工作的干部，对做各种技术工作的同志，不论是军队里面的、政府里面的、党组织里面的，我们都要尊重他们，承认他们有功劳，全党同志要看得起他们，过去在政治待遇上搞得不好，今后要搞好。

    (四)整风、审干、锄奸问题

    这次整风、审干、锄奸工作是有成绩的。有没有缺点错误?有。我是党校校长，整风在党校老一部得到的成绩相当大，但也有缺点与错误；第二部搞得比较好，进步了。以后整风要照第二部的方法，照这种进步的方法去办。

    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所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是与天下人共欢乐的。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为什么搞错了呢?应该是少而精，因为特务本来是少少的，方法应该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们搞的却是多而粗，错误就是在这个地方。当着潮流起来的时候，没有例外地觉得特务相当的多，进入甄别阶段以后又觉得很少。还有，被认为是特务的多数不是特务。对这个问题，过去不大了解，审干以后才知道的。所以关于特务，从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

    多年来，我们就搞过这项工作，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29]，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那末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更应该废止肉刑，封建主义才采取肉刑。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了这个决议，一九三○年一二月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

    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抗战时期，出了湖西肃反的错误[30]，在延安又来了这样一个“抢救运动”[31]。我看，延安犯的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因为延安是有全国影响的。犯了错误，也有好的方面，我现在就讲好的这个方面。在肃反问题上前前后后都犯过错误，打仗也打过许多败仗，这样的政策、那样的政策，也碰过许多钉子。凡是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这个犯错误的经验，抓到我们手里来，同样也非同小可。中央在这里，党校在这里，七大在这里开，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华民族就胜利了。所以犯了错误不可怕，要把错误抓到手里，变作经验，当作武器。对搞错了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

    现在还有没有宗派主义呢?我听见有一个同志说:没有宗派主义了。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看?我认为，主观上不要忙于否认有宗派主义，有没有宗派主义，要以客观事实来证明，要在将来工作中来证明，主观上否认，效果很小，不能解决问题。有人要求在党章上加一条:“保障党员的政治生命。”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它反映了在审查干部中有的同志受冤屈。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把这一条当作教训，当作武器，这样就有用处。

    在审干中间，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九条方针[32]并不是一开始就发明出来的，而是经过几个月情况的反映，逐渐积累才搞出来的。废止肉刑，不轻信口供，再加上九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乱子就出不来了。但是这九条方针没有完全贯彻下去，以致有很多人不知道。

    在目前，同志们还要警戒自由主义的危险，严肃性是必要的。在这次审干中有很大的成绩，不说清楚这一条，是不好的。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本书上说:被推翻了的阶级，一定要报复，搞复辟。这件事，将来会要证明的。过去我们没有经过那种危险，如果注意这一条，提高警惕性，警戒自由主义，危险就可能减少。不然，将来要吃大亏的。我们党内有两种情绪，一种是过火的情绪，潮流一来，就是急急忙忙地搞，搞逼、供、信，结果搞错了；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熟视无睹，这种情绪也是不对的，要克服的。

    (五)准备转变问题

    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某些方面也已经有了准备，有些同志让我解释一下将来如何转变，我想现在不用多讲，就是按实际情况去学习，去准备。比如，我们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个旅，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去打大城市，这也要有准备，具体的步骤交给中央军委去办。各位同志回去后要告诉各个地方，就是要开始准备，这个问题朱总司令已经讲了很多。到城市去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我们七大现在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要在精神上作准备。现在可以做的具体的工作，就是派人去或者调人来训练，或者再多派一点人去训练地下军。把日本赶走以后，我们如果占领了城市，首先要搞吃饭、穿衣的问题。在座的将军们，如果你们搞到北京，没有煤炭烧，搞到上海，没有饭吃，火车不能开，电车不能开，怎么行呢?因此，现在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工人运动的重要性，七大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于过去做过工人运动的同志，我们要很好地注意他们，培养他们。有了大城市，整个情况就会起大的变化，今天还没有这个变化，我们还觉不出来。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因此要加以注意。

    再就是东北的问题。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现在有没有基础呢?有基础，但是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六)关于政治路线

    我们大会给了我们一个检查全国工作的武器，有了这个武器，我们就可以检查全国的各种工作。

    关于政治路线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几句:在八年抗战中，就八年时间与全国范围来说，路线是正确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某些地方、某些时间、某些部门、某些同志来说，是有过错误的。我这里不讲错误的大、中、小，也不讲或者是路线的，或者是严重的原则的，或者是个别问题上的，所有这些错误都在内。第一、第二这两方面合起来就完全了，忽略了哪一方面都是不对的。

    (七)关于军事路线

    这个问题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也可以照上面的方法来讲，就是就八年时间与全国范围来说，路线是正确的，但在某些时间、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同志来说，是有错误的。这个“某些”究竟是指哪些，今天说不清楚，还要大家研究。

    (八)我们党能不能领导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这个问题我想要看情况来决定，或者能领导或者不能领导，有时候能领导，有时候不能领导。比如对德国的大资产阶级和希特勒就不能领导，又如对汪精卫就不能领导，他们要打倒我们，你还能去领导他们?对蒋介石来说也要按情况来决定，他在抗战初期有过进步，如果说是因为我们将了他的军，那也是对的。这是叫领导还是叫影响呢?我说这是叫影响，我们对于他有了影响。但是后来他就闹别扭，开了一个五中全会，要消灭我们，这就不能说是我们去领导他。所以，要看情况来决定。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曾经讲到，阿富汗的国王是维护封建制度的，但他为阿富汗的独立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也同样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我们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可以成为我们的同盟军，有些时候就在我们的领导下。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主要的不是对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而是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我们要把农民、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放在我们的领导之下。

    “共同领导”这个提法怎么样?我说不在于如何说，而在于如何做，比如现在的旧金山会议，哪个会出来说我领导你们，谁也不会讲这句话，还不是说五大国共同领导。克里米亚会议也是三大国共同领导。所以不在话怎样说，而是要看怎样做，领导者怎样领导。从前同孙中山合作时，我们说在孙中山领导之下，其实是共同领导。抗战初期，我们说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战到底，这个话错了没有呢?我说没有错。因为要打日本，就要有个头子，中国当时的头子就是蒋介石，他有那么多军队，外国也承认他。但是他后来要反共，这句话我们就少讲了，以至于不讲了，改为要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把他那个政府改组一下。如果说共同领导，那就是你领导你那一堆子，领导中央军；我们就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广大人民，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但是，过去所谓的“共同领导”，实际上只是国民党一党领导，问题就在这里。

    (九)国共两党谈判还有没有希望?

    我们从来是主张要谈的，七大的文件上也规定了要谈，至于谈拢的希望是一丝一毫也没有。但现在我们还不向全国人民宣布，因为一宣布，下文必然就是要打倒蒋介石。我们说现在可能性总还有一点，这一点我们也不放弃，就是在没有破裂以前还要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蒋介石洗脸、改造，如果有一天他变成大花脸，发动内战，那时我们党就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现在我们还是极力阻止内战，在一定的条件下不拒绝跟他谈判，情况就是这样。

    成立联合政府有没有希望?我们要尽量争取。将来如果能成立解放区人民联合会，还是要打电报请他组织联合政府。我们总是请，但他总是不出来，就像新媳妇一样不肯上轿。那怎么办呢?你不出来我们就请，你还不出来我们就再请，在没有全面破裂以前我们还是要请，明天早晨破裂，今天晚上我们也还要请。

    (十)关于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

    我们的文件上说，要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33]，这个会议一开，就要搞一个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或者叫解放区人民联合会。中国要解放，所以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一个政权机关呢?我们已经打了电报告诉各地，这不是第二个中央政府，和内战时期我们成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不同，和那时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情形也不同。它的名称不叫政府，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有政权机关的性质?我们说他有发号施令的职权，是带有政权机关性质的，是为了联合各解放区而奋斗的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什么时候召集呢?大概在十一月份。

    这里还要讲一个党外合作的问题。全党要注意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并且要加强这个合作，使我们能联合更多的人，联合得更好。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我们党内有很多人还没有学会，很多人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我们要学会这一门科学。

    (十一)党性与个性问题

    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的问题，集体与个人关系的问题。在我们党内，在我们解放区，人民有了比较充分的自由，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没有人格、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性、没有个性的。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34]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财产所有权，他们使大批的人破产，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财产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己就有独立性、个性、自由，而广大人民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也就没有个性、独立性、自由，或者是削弱了。因此要恢复他们的个性，就要进行革命斗争，比如我们组织工会，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把工人组织起来，在解放区搞减租减息，建立人民的武装和政权，这就使人民有了个性、自由和人格。至于我们党，它本来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当然不会使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党员没有人格。人民有人格，我们党也就有，人民都没有，我们党哪里会有呢?我们要向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懂得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要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35]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会有好处的。

    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对我们党来说是如此，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创造性的个性是什么呢?比如模范工作者、特等射击手、发明家、能独立工作的干部，不但党外斗争有勇气，党内斗争也有勇气，盲目性少，不随声附和，搞清楚情况再举手，这就是创造性的个性，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统一的。另一种个性，是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谓标新立异。其实标新立异也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标新立异，比如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发明家，他们提出很多好的意见，比许多人工作更进步，这一种是创造性的革命性的标新立异。另一种是破坏性的标新立异，它越出了无产阶级轨道，同党性不一致，是小资产阶级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有些人所谓的发展个性就是说，我们拥护新民主主义，就必须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新民主主义，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主张打日本，就一定要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打日本，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反对汪精卫，就一定要有一批人拥护汪精卫，才算是发展个性。这种发展个性，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在党性与个性问题上，整风中有党性，也有个性；生产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军事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政府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任何一项凡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党性，也有个性。这种个性必须是与党性统一的。

    (十二)理论工作问题

    对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的经验，我们都要吸收，这个问题上次已经讲过。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36]、《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个方法可以在各个地方介绍一下，我们不搞多了，只搞五本试试。我们还应经常注意报纸上刊登的外国党的宣言、纲领一类文章，看他们做些什么事情。过去共产国际对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民有很大的帮助，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有过很大的功劳，共产国际解散时我们党的决定上说到了这一点。

    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许多人不重视理论工作，似乎这个工作不要紧。对理论工作看法的动摇是不对的。我们对搞翻译工作的、写理论文章的人要看得起，应多和他们谈谈。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译了一本书，也是有功劳的。别人不重视这个工作的思想，是不好的；做这个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个工作的认识也有动摇，这同样是不好的。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说做这个工作吃不开，要求做别的工作。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鲁迅全集》开卷第一页，有蔡元培[37]写的一篇序，其中有几句写得不错。他说鲁迅是一个既博览又很谦虚的人，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

    (十三)实事求是问题

    第一，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二十四年的经验证明:想一手抓一个天下是抓不到的，土地是一寸一寸地争来的，叫作“寸土必争”。我们的敌手，日本人和蒋介石，对我们也是寸土必争。我们的枪是一支一支地增加，地方是一小点一小点地扩大，然后合起来就壮大了，就可以夺取天下。我们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当然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斯大林告诉我们，要学习美国人的实际精神，还要有俄国人的革命气概，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

    第二，我们这次大会强调团结精神，就是要在一个原则下团结起来，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是头脑清醒的团结，不是盲目的团结。同志们!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38]，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山挖掉!

    中国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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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黄埔军校驻省（指广东省会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立刻谣言蜂起。三月二十日，蒋介石谎称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要暴动，宣布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所谓中山舰事件。

    [2]汪精卫，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主席。初期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其限制工农运动、反对共产党的面目逐渐暴露。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作出“分共”决定，公开宣布同共产党决裂。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

    [3]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所作的理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朱德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和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4]旧金山会议，见本卷第352页注[12]。

    [5]克里米亚会议，见本卷第268页注[2]。

    [6]莫洛托夫（一八九○——一九八六），当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是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苏联代表。

    [7]见列宁《〈论粮食税〉的几个提纲》新的译文是：“只要在10－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日益发展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20－40年白卫恐怖的苦难。”（《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8页）。

    [8]斯大林格勒，即今伏尔加格勒。

    [9]丘吉尔，当时任英国内阁首相。

    [10]张伯伦（一八六九——一九四○），英国保守党领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任英国内阁首相。他推行纵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主张迁就德、意、日法西斯入侵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既成事实”，实行妥协。

    [11]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解放日报》分别发表新华社评论《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该报社论《评国民党大会各文件》。

    [12]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长期统治山西的地方军阀。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13]斯科比，见本卷第353页注[19]。

    [14]城濮在今山东鄄城县西南。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楚两国大战于此。战争开始，楚军占优势。晋文公令晋军退却九十里，到达城濮一带，先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右翼，给以严重打击，再集中优势兵力，击溃楚军的左翼，楚军终于大败而退。

    [15]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

    [16]语义出自宋代张载《西铭》：“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17]何应钦（一八九○——一九八七），贵州兴义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

    [18]见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L原文是：“掌着舵，睁着眼，但是当某种灾难临头之前，竟什么也看不到，——这不能算是领导。布尔什维主义不是这样理解领导的。要领导就应当有预见。而预见，同志们，不是什么时候都容易做到的。”（《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2页）

    [19]陈独秀，见本卷第101页注[8]。

    [20]见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新中华报》。

    [21]见《孟子·告子上》。

    [22]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23]张国焘，见本卷第101页注[7]。

    [24]六中全会，见本卷第143页注[4]

    [25]指朱德。

    [26]王实味，见本卷第286页注[11]。

    [27]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28]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委员、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29]AB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0年五月起，赣西南根据地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30]湖西地区即微山湖以西江苏、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又称苏鲁豫边区。一九三九年八月至十一月间，边区内错误地开展肃托斗争，许多党、政、军干部被诬为“托派分子”，先后被逮捕，受审查，有的被错杀，整个边区的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这是一起重大历史冤案，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曾先后作过多次处理。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

    [31]“抢救运动”，见本卷第157页注[10]。

    [32]九条方针，见本卷第35页。

    [33]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见本卷第354页注[31]。

    [34]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页）。

    [35]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朝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两句诗，见龚自珍《已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

    [36]今译名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37]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浙江绍兴人，中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一九一六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二八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同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曾为复社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作《鲁迅先生全集序》。

    [38]见《列子·汤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