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

    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国民党致力国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坏事，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错误。现在的决议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全国人民的。

    这个决议有两个问题: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错误。看趋势是要做，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使革命不受损失。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还是交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原来是准备交七大的，后来决定交七中全会。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

    内容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2]是否根本错了?现在弄清楚了，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

    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前年十二月以后治病太多，救人差一点，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年不许提路线[3]，一九四一年谈了路线[4]，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5]。他养病的时候，我们整了风，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6]，这是确实的，但“沛公”很多，连“项庄”自已也包括在内。发展的过程就是如此。到了现在，这个决议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王明同志写了这封信[7]，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其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都很好。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8]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9]。李立三[10]在大革命时代也有功劳。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

    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支票是要兑现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

    抗战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实味[11]、“轻骑队”[12]、“西北风”[13]占了统治地位，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生产运动也是这样，没有生产运动，党就要向后退，就要往下垮。这些都是学习来的，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是有些道理的。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着前进，现在也并不是什么都学会了，只是错误犯得少一些。

    防止敌人利用，这一点也要说一下。人家成立了一个“非常委员会”，我们的决议还没有做他们就利用，说什么四中全会是正确的，现在做了决议他们更要利用，更要挑拨，我们必须准备。团结——批评——团结，这是不怕挑拨的。但是小广播就不同，这需要搜集并加以分析。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有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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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2]四中全会，见本卷第76页注[12]。

    [3]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四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指出：十年内战后期的“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比立三路线还大，使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根据地损失不止十分之九。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会议讨论中，有同志不同意提十年内战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因此，毛泽东稍后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其中的政策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为《论政策》）中，只说在土地革命时期后期有“许多过左的政策”，这种过左政策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没有提是路线错误。

    [4]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通称九月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的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共三年多时间的党的路线，尚未作总结，现在要准备在党的七大作总结。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会议经过讨论，对十年内战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个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毛泽东为会议起草的结论草案中，指出：“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内，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

    [5]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认为十年内战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对四中全会的路线是否错误，认识不一致。陈绍禹（王明）在会上没有作自我批评。他在十月七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和在十月八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发言中，仍然拒不承认错误，反而说中央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有问题，提议要检查中央的路线。由于陈绍禹提出的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毛泽东在十月八日书记处会议上说要对他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从十月十二日起，陈绍禹称病不参加会议，讨论未能进行。

    [6]典出《史记·项羽本纪L项庄是项羽的武将，沛公即刘邦。公元前二○六年，刘邦攻占秦都咸阳后，派兵守函谷关。不久，项羽率军攻入，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准备消灭刘邦。经项羽叔父项伯调解，刘邦亲至鸿门会见项羽。宴会上，项羽谋士范增以“助兴”为名命项庄舞剑，欲乘机刺杀刘邦。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体掩护刘邦。此时，刘邦谋士张良至军门告诉刘邦参乘樊哙：“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于是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刘邦才能乘隙脱身。

    [7]指王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写给任弼时并转毛泽东及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各同志的信。他在信中表示赞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检讨了自已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

    [8]陈独秀，见本卷第101页注[8]。

    [9]普列汉诺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前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一八八三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一九0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

    [10]李立三，见本卷第101页注[9]。

    [11]王实味（一九○六——一九四七），河南潢川人。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员，他写的题为的一组杂文，分两次发表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和二十三日《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

    [12]“轻骑队”，是中共中央青委机关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办的墙报。

    [13]“西北风”，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办的墙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