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后时代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关河五十州 本章:第十六章 后时代

    西安事变的结局,却让一直在旁观望的日本人大跌眼镜。

    中国不仅没有走向内乱,反而还在抗战的旗帜下高度聚合了人心,诸侯们纷纷从反蒋变成了拥蒋,就连以往不共戴天的国共两党也奇迹般地站到了一块儿。

    与此同时,由于绥远抗战的胜利,南京政府在对日政策上更趋强硬,连一贯低调的汪精卫都喊出了“恢复失地,还我河山”的口号。

    在绥远抗战结束之后,日本在内蒙古已经一败涂地,他们把所有精力和着眼点都集中到了华北。

    有句话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华北也像绥远那样,团结一心,励精图治,日本人的“华北工作”恐怕又得像“内蒙工作”那样无功而返了。

    可惜这时的29军高层已经进入了后萧振瀛时代,鸡蛋上不是无缝,而是缝很大,越来越大,这就让人家从中找到了空子。

    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缘于在29军内部,宋、张之争又再次爆发。

    长城抗战结束后,宋哲元和张自忠所热衷的,都不再是领兵打仗,而是所谓的战而优则仕。

    宋哲元公开场合几乎再也不穿军装,出场的标准装扮是瓜皮小帽配长袍马褂,常给人以不伦不类的印象。

    “主公”如此,昔日武将们亦群起仿效,纷纷扔下大刀,戴起小帽。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何为仕途,在仕途之上应该干些什么,都不甚了了,乃至“见识常若顽童”,而他们本能的想法也是前面打了天下流了血,后面得安享富贵做大官。

    当时一位在北平居住的日本医生感叹说,宋哲元的政委会一落地,华北就又进入了武人当政的北洋时代。

    古语有谓沐猴而冠,代不乏其人。

    宋哲元、张自忠这些人,若在战场之上,都是一把好手,搞政治,却没有一个够格的。

    不过两人还有区别。

    既要搞政治,免不了要招揽门客。宋哲元的门客,就是政委会里的那帮人,里面很多是跟日本人有扯不清理还乱关系的汉奸文人。

    早在萧振瀛在时,就为此制定了一个原则,即用人而不被人所用——利用他们去跟日本人打交道,并显示自己“亲日”的一面,实际上并不重用此辈。

    萧振瀛虽走,宋哲元仍是“萧规宋随”,张自忠却是糊里糊涂,常常被人用而不自知。

    要说张自忠以前也有过冲动之举,却还不至于如此糊涂,那是因为有萧振瀛在。

    张、萧关系原来就很好,要不然当年张自忠也不会听从萧的话,让位于宋哲元了。后来张自忠虽因利益之争,加入过驱萧阵营,但关键时候,后者的话他还听得进去:萧振瀛让他停止反宋,他也就偃旗息鼓,暂不作此想。

    可是在萧振瀛离开华北后,身边少了这么一个诤友,情形就完全变了。

    天津租界里面,失意的政客、落魄的幕僚,多得数不胜数。这些人蜂蜂蝶蝶,都是一心要通过做张自忠的门客,以便有朝一日求得富贵的主。

    萧振瀛在时,他们被压在下面一动不敢动,萧振瀛不在,这些想富贵想疯了的门客们便一拥而上,天天在张自忠面前聒噪个不停——宋哲元如今是重嫡系,轻杂牌。

    谁是宋的嫡系?

    当然是冯治安。

    你没见宋哲元把什么好处都送给他了吗。按道理,你是二头儿,头儿宋哲元排下来就轮到你了。如果他不在北平,军队事务应该由你来代理才对。

    结果,这好事却归了冯治安。人家现在是29军代理军长,宋哲元不在,29军的军务皆由姓冯的一手主持。

    还有呢,别看宋哲元让你做了天津市市长,可他还把自己的河北省主席一职让给了冯治安。与河北比起来,天津这才多大一点地面儿。

    可以说,冀察两省两市,就数河北的位置最显要,本来这地盘也应该是二头儿的!

    得出的结论就是,张自忠不仅早已沦为宋哲元的杂牌,而且连二头儿的排名位置都快保不住了。

    如果你服软,那就俯身称臣,乖乖地在天津码头求个平安符,但倘若你还算个爷们儿,你不仁我不义,为什么一定要给这个没什么本事的宋哲元当小弟呢?

    张自忠原来心里就有气,给门客们这么一渲染,果然憋不住了。

    真是欺人太甚。我张某顶天立地一汉子,岂可久居人下。

    我们中国人的血液里仿佛天生就缺乏合作这一细胞,所以上下五千年,内斗向为吾国之传统,而且它是可以由大大小小各种圈子组成的。大到国家,小到斗室,不排出个让自己心服口服的座次来绝不罢休。

    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胡适等人热衷的“民主宪政”从来都只能沦为书生之见,因为那玩意就需要大家坐在一张圆桌前搞合作。可是我们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不是圆桌,而是四方桌,谁居上首,谁陪末席,甚至连上桌子的资格都没有,这都是有讲究的,岂能允许你们随随便便,呼啦啦地聚一堆,成何体统?

    据说新桂系刚刚平定广西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雄”也是谁都不服谁,颇有自相火并之势。直到后来他们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广西金田。

    那是当初太平军发家之所在。想想这些被清廷称为“长毛”的猛人吧,本来势头多好啊,可是江山才打了一半,就自己熬不住,闹起了内讧,结果“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想到这里,他们就不敢再闹了:人家好歹还拿下了半个中国,我们才刚刚搞定一个广西,争来夺去确实没有太大意思。

    广西的“三雄”故事前鉴未远,华北的“双雄”暗斗却又要开始了。

    张自忠对宋哲元不服气,想争做头儿,可是由于萧振瀛离开华北前做了布置,不仅冯治安站在了宋的一边,即如其他几个师长,也大多倾向于拥宋,这使双方实力达到了新的均衡,仅靠张自忠一人,如何能够再推得动宋哲元这座大山?

    实力不济,那就得玩计谋。

    张自忠的门客们曾尝试引用北洋时代“曹吴配”的办法,来架空宋哲元。

    曹就是尽人皆知的“贿选总统”曹锟,吴就是吴佩孚。“曹总统”稀里糊涂,根本搞不清楚究竟该如何治国理政,平时诸事不问,所以“曹吴配”当家的实际是吴佩孚。

    以“曹吴配”来套用“宋张配”,就是希望宋哲元退到名义上的华北负责人,而由张自忠来主持一切,掌控实权。

    这事当然得宋哲元自己愿意才行。

    经过暗中联络,天津的“拥张派”便传话给北平政委会里的“拥宋派”,让后者找机会试探宋哲元。

    政委会里的那帮家伙,与其说他们是“拥宋派”,倒不如说他们是骑墙派更好。反正不管是拥宋、拥张,甚至拥日,无非是奔着名利二字去的,谁上来能给他们荣华富贵,就向谁山呼万岁。

    宋哲元本来就是一把手,从他身上捞不着太大的拥立之功,但如果能够使二头儿张自忠“黄袍加身”,意义就不同了,一旦成功,那就是“开国功臣”的待遇啊,所以,这些人的热情比“拥张派”还来得高。

    可是宋哲元并非曹三傻子(曹锟),他个人的自尊心很强,宋、张关系也完全不同于曹、吴,如何甘心充当傀儡一般的角色。

    “拥张派”碰了一鼻子灰,张自忠自己也有些束手无策。

    这时候他们就想到了萧振瀛在时曾使用过的那个策略:挟日自重。

    宋哲元谁都可以不怕,他能不怕日本人吗,所以只要能借到老虎皮,宋哲元就只能变成一只猫,在我们面前乖乖就范。

    张自忠没有想到,他这是在玩火!

    当初萧振瀛也是在29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才不得已使用这一下下策的,而倘若你不是萧振瀛那样的纵横高手,到最后几乎注定要引火烧身。

    萧振瀛离开华北后,日本人并没有放弃“以华制华”的策略,一直想在29军内部继续做文章。

    现在张自忠的门客主动接洽,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马上把张自忠给顺势托起来,拿一堆舞台灯光照着,捧其为华北的中心人物。

    1937年4月,日方放出诱饵,说要邀请宋哲元赴日考察。

    按照宋哲元自己的解释,他觉得自己理所当然不能去,但是又不能因此得罪日本人,两难择其中,便让张自忠访日。

    事情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张自忠接受宋哲元的命令,代其前往东瀛。

    然而真实的内幕并非如此,张自忠其实并非宋哲元所派,他是自己拿着邀请书去日本的!

    在当时,日本绕过宋哲元,而单独邀其部下,显然对宋哲元的声望和权威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甚至也是一种侮辱。宋哲元明知这一点,却也只能打碎牙和血吞,对外还要解释,说这是自己的权宜变通之计——张自忠使日,实乃吾之驱使。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日本人使的一个离间之计,为的就是打压宋哲元,抬高张自忠。

    聪明的,无论如何不能上他这个当。

    可是张自忠还是高高兴兴地去了东京。在那一刻,他肯定认为由于日本人的“破格器重”,自己的光环超过了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踏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

    除了离间,里面还隐藏着其他大大小小各种阴谋。

    在东京期间,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亲自宴请张自忠,并照相留念。吃完饭后,其他参观团成员打道回府,张自忠和旅长们则留下进行会谈。

    这是一次神秘的谈话,时间很长,一直谈到深夜才作罢。参观团的成员们只知道,返回的几个旅长神情紧张,问起来,只是说谈得不成功,却不肯透露一字半句。

    尽管外界不掌握谈话的具体内容,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讲求效率”的东条绝不会浪费时间,主客双方的话题也断不会只限于吟风弄月。很有可能,日方就是利用这一机会在试探张自忠等人,以便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张自忠此时虽有“挟日自重”的打算,可仅凭他一个人并不能决定如此大事——岂止张自忠,当时就连宋哲元,若想直接投日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萧振瀛曾经说过,29军是以抗日起家的。一支用大刀砍过鬼子脑袋的部队,精忠报国的思想早已深入骨髓,并非一两个首脑人物所能随意变更。

    显然,即使张自忠本人愿意,他也得顾及手下的旅长以及基层将士的情绪,断然不敢随意造次。

    然而素来精于计算的日本人并没有白忙乎。

    “参观”期间,日方着重于炫耀其军力国力。特别是在所谓的航空表演中,涂着膏药旗的日机从高空俯冲而下,几乎从众人的头顶一掠而过,气势十分逼人。

    回来后,张自忠问随同诸将:感觉如何?

    这几个旅长气得哇哇直叫:有什么感觉,小日本这么做,无非是要向我们示威。

    张自忠默然无语。

    人家的飞机能贴着我们头皮飞,我们却连块飞机皮都没有,若要言战,恐怕连公平较量的机会都得不到。

    除了暗藏玄机之外,此行还让张自忠得出一个结论,即日本军事力量太强,29军轻易触碰不得。

    张自忠此后在对日态度上,一直是29军中的“主和派”,不能不说这次的耳濡目染对他的个人判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内,张自忠离心离德,在外,由于缺少萧振瀛,宋哲元自己在对日交涉上也频频出现漏洞,终于他招架不住,不得不以回山东老家扫墓为名离开京城,以躲避日本人的纠缠。

    可是躲终究不是个事,因为你跑得了和尚却跑不了庙。

    1937年7月7日晚上,日军以演习为名向卢沟桥开枪。

    第二天早晨,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突然向宛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

    事发突然,宋哲元又不在北平坐镇,危急时刻,萧振瀛留下的居中布局显现作用:冯治安命令宛平守军就地还击。

    经过激战,宛平守将金振中血染征袍,以全歼日军一个中队的战绩,不仅守住宛平,还夺回了卢沟桥。

    那是卢沟桥战事最好的时候,让人恍然以为又回到了长城抗战,回到了喜峰口。

    正是由于战事看上去还比较乐观,“七七事变”本身也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可能,所以当宋哲元在山东老家得到报告时,并没有选择即刻“起驾回宫”。

    可是接下来的情况却越来越不对劲。

    冯治安在卢沟桥附近对抗步兵旅团,屡挫其锋,然而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后者不但不见少,反而还越打越多。

    问题就出在张自忠的防区:廊坊。

    宋哲元事先曾告诉张自忠,如果日军从此经过,一律不准放行。

    其实就算宋哲元不说,张自忠也不会不明白,华北“驻屯军”的大本营在天津,从天津向卢沟桥增兵,必须经过廊坊。

    这里是步兵旅团的生命补给线,假如能予以卡断,冯治安便可不战而胜。

    但廊坊守军从天津师部接到的命令,却是只能监视,不能拦截。

    什么叫监视,说穿了,就是眼巴巴地看着人家从这里大摇大摆通过。

    一段时间里,天津日军及其辎重就顺着廊坊,川流不息地往卢沟桥开去,而谁都知道,那就是过去打29军的。

    在这一过程中,日军曾有一辆辎重汽车陷到泥里。师部给廊坊守军的指令竟然是:责令你部帮助日军把汽车拖走!

    这一荒唐的指令令守军指挥官都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日军自己把车推出了泥潭,才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尴尬。

    就这样,廊坊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漏勺,步兵旅团缺什么,就可以从这里补到什么,缺兵补兵,缺粮补粮,缺弹补弹。

    冯治安所统之兵为第37师,廊坊守军为张自忠第38师,民间称之为:37师打,38师看。

    如果你不清楚29军的组成,没准还会以为这是不搭界的两家人哩,难怪前方的冯治安虽然一度占尽优势,却怎么也没法灭掉眼前的对手。

    冯治安眼看战事在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也有些急了,赶紧招来部将何基沣商议对策。

    何基沣亦是“八兄弟”之一。他向冯治安建议,要想把局面完全扳过来,光争一个桥是没有用的,即使今天拿下来,明天也可能再被敌人夺回去。

    那怎么办呢?

    依在下之计,不如把步兵旅团的老巢丰台一举端掉,这样可以一劳永逸。

    冯治安一拍大腿,眼前为之一亮。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冯治安暗中大范围调动兵力,将第37师的主力全部集中起来,准备由何基沣负责具体指挥,给丰台日军来个致命一击。

    丰台日军其时只有步兵旅团一个大队,不仅士气不高,兵力也相对薄弱,在何基沣从三面对其形成包围之后,几乎可以肯定会被连锅端掉的。

    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主和派”张自忠突然插进一脚。

    他从天津打电话给前线的何基沣,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大打出手,这很愚蠢。

    虽然同为“八兄弟”,但张自忠在军内无论资历还是官阶,都比何基沣要高得多,所以后者只有洗耳恭听的分儿。

    张自忠一板一眼地教训何基沣:真的打起来,你知道谁会高兴吗?

    何基沣不语。

    张自忠自问自答:国民党(指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都高兴,他们就希望让我们29军去打头阵,然后自生自灭才好。

    我知道何基沣你手痒痒,想痛痛快快地打一仗,可我们都是带兵的,还怕没有仗打吗,但我们打仗,说到底是为了29军这个团体,不是为了个人好表现。

    听到这里,何基沣终于忍不住了,不由得脱口而出: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去打日本人,而是他们日本人来打我们了!

    张自忠一时语塞。

    他实际上还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一些所谓的政术,都是门客们给他提供的,一旦遇到何基沣这样的问题,他也答不上来。

    军队当然还可以硬性命令,下级服从上级,可是张自忠毕竟不是何基沣的顶头上司,他没法对人家呼来喝去。

    知道冯治安也是“主战派”,张自忠便索性给宋哲元打去电话,让后者直接对何基沣下达停止进攻的命令。

    张自忠出面打这种招呼,不仅无礼,还有越权之嫌。

    要不要打丰台,从上到下,自有军长宋哲元做主,如果宋哲元一时难以决断,他还可以让副军长秦德纯给他参谋,哪里轮到你一个师长来说三道四。

    然而结果却是军长听师长的,而且言听计从,宋哲元立即以29军军部的名义,严令何基沣:“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在29军中,一直盛传着一个说法,即宋哲元最顾忌张自忠,就生怕一个不好惹对方不高兴,因此在张自忠私自出访日本等事情上都是百般袒护,张自忠每次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他也总是能照办的就照办,即使一时办不了,也竭力敷衍,反正从不给打回头票。

    莫非宋哲元胆小,不敢跟张自忠争?

    非也。这恰恰体现出,宋哲元虽然因见识所限,有其偏狭的一面,但在维护29军团体方面,是具备克己让人的大局观的。

    当年29军建军,在争执头把交椅应该属谁所有时,萧振瀛力挺宋哲元,理由就是宋“义高能得士”,像个做大哥的样子。

    能做到这一点,与宋哲元的宽厚个性以及善待下属不无关系。

    有人说,还宽厚呢,他不照样把首功之臣萧振瀛给一脚踢出去,还逼其出国了吗?

    我告诉你,按照故国老传统,对于君王或诸侯而言,这就算是“仁义之举”了。

    读古史,我们在看到柳宗元、苏东坡这样的一代文豪被贬谪到天涯海角,乃至“万里投荒”时,都会为他们感到不值,忍不住还要痛骂皇帝老儿两句。其实“文字由来重李唐”,唐宋时候的皇帝实在都称得上是仁厚之君,你再怎么出言不逊,也罪不至死,那柳、苏被赶得再远,不还是地方官吗?他们照样可以倒背着手,在山水之间优哉游哉,写下漂亮的文字。

    可是到明清你试试,一言不合,不砍你脑袋,就是打烂屁股,充军流边,结果精神和肉体一道灰飞烟灭。

    宋哲元对可能威胁自己权力宝座的昔日兄弟,如萧振瀛、张自忠,也并没有举刀相向,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意思。

    须知,即在东北军中,素称仁厚的张学良也曾在登基不久之后,毫不留情地让“似有不轨之心”的杨宇霆人头落地。

    萧振瀛不掌军权,宋哲元就让对方暂时“乘桴游于海”,但张自忠与萧振瀛不同,这位实际的二头儿可是有实力的,宋哲元没有办法释其权,那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打,要么让。

    从骨子上说,宋哲元是个硬汉子,乃至29军也打上了他的烙印,属于宁折不弯的那种。他身边的那些“谋食门客”曾经也不比张自忠少,撺掇宋、张相争的“进谏”亦不绝于耳,都巴不得两人把刀子拔出来,朝对方胸口上互捅呢。

    但宋哲元和萧振瀛都明白,无论谁赢谁输,这种内斗的后果都是很可怕的,无非是好好的一个团体四分五裂,29军彻底玩完。

    所以宋哲元在大部分时间都选择了让,并竭力给外界造成一个印象,即宋、张是真正的兄弟手足,对外说话都是同一个声音,做事都是同一个步调。

    只是如此让来让去,把大好的作战方略都给“让”掉了。

    奇袭丰台的计划只得就此搁浅,29军失去了一个彻底扭转宛平战局,以解城桥之围的良机,纵使金振中冒死夺回卢沟桥,也难补其憾,惜哉。

    就是在这件事上,宋哲元看出张自忠无心于战,而这也大大动摇了其主动出击的信心,眉头开始锁成一堆。

    这时他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急电。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综合各方面的情报,认为此次事件不容小觑,日本人来者不善,须认真对待。

    先前的绥远抗战,不仅使傅作义声名大振,同时也鼓足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人之勇气——看来日本人也不是完全惹不起,通过以硬对硬的方式,一样可以吓退之。

    我可以和傅作义搭档,在绥远击退伪蒙军,为什么不能和宋哲元联袂,在华北挫败“驻屯军”呢?

    按照那个所谓的“何梅协定”,中央军是不能进入河北的,但事情紧急,蒋介石也顾不得这么多了,连调孙连仲等四个师的兵力开入河北保定,并指定由宋哲元赴保定亲自指挥。

    可是宋哲元接到电报后却十分犹豫。

    如今的老宋早已没有要“南蒋北宋”甚至于一统江湖的野心了,他只想坐定华北。这里是他的独立王国,谁也别想抢走,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蒋介石。

    华北形势不仅没有缓和,还更趋紧张,他也渐渐看出来了,但他仍然希望靠29军自己的力量来抵御日本人。

    当然这很难,看看张自忠的表现就知道了。

    一说到难,宋哲元不可能不想到那个被他驱出华北的人,在那个人面前,几乎就没有难字。

    若是他还在我身边,华北局面应该不致如此被动吧,我也用不着亲自到前台去“肉搏”。

    后悔是肯定会后悔,只是覆水难收。

    宋哲元这样的性格,是绝不可能当着面主动给人认错,或者低声下气求人的,你要他现在就发个电报,让萧振瀛回国辅佐,更是绝无可能的事。

    可是如何应付眼前呢?

    又想起了萧振瀛临别时留下的“锦囊”,上面说,一旦有事,要以张自忠为前锋,而以张自忠其时在29军高层中的地位而言,无论是战是和,若是绕过他,都断难执行。

    7月11日,宋哲元离开山东。不过他不是到保定,也不是到北平,而是去的天津。

    因为张自忠在那里。

    可事实上,张自忠并不在天津,而在北平,他着急的,也并不是如何摆阵御敌,而是和日本人进行“和谈”。

    这个时候的张自忠,俨然已经从“军事家”变身为“政治家”,而那次东京之行,则让他对日军军力产生了很深的畏惧之感,认为29军注定打不过对方,战不如和。

    “张政治家”到北平后,通过秦德纯出面,与日方草签了“秦松协定”。根据协定,宛平守军由保安队代替,步兵旅团则撤回原防,29军只需形式上向日军道个歉,就一切都解决了。

    签完协定,张自忠十分得意,以为自己出手非凡。已到达天津的宋哲元闻讯之后,也对日本人的承诺信以为真。

    这下好了,“七七事变”终于可以尘埃落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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