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病中策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关河五十州 本章:第六章 病中策

    可是新的一年更为艰辛。

    按照日本人一向不占大便宜吃大亏,不占小便宜吃小亏的为人宗旨,日本政府和关东军认为他们在黄郛手中吃了大亏。

    这个人不是国民党却胜似国民党,说的话,做的事,全是代表南京政府,绝不是那种能够任意操纵的木偶。同时其人手段高明,在具体策略上都能做到有进有退,但又有自己的必守准则,使你无缝可钻。

    世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找不到后悔药吃。停战协定签也签了,只是再也不能让这个黄郛在前面挡着路,否则如何捞本?

    此时29军也想在华北立足,一个地方,一个中央,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矛盾,前者甚至还有借日本人之力来排挤中央势力,赶走黄郛的意图和举动。

    内外夹攻之下,黄郛身体每况愈下,在心力和体力上都到了再也无法支撑的地步,而局面却仍然在一天天继续恶化下去。

    在又勉强支撑一年后,他向政府请了病假,回到阔别已久的莫干山,从此再未北返。

    在莫干山,物是,人却已非。

    翠绿依旧,炊烟依旧,山房依旧,可是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完全静下心来,很多个夜晚,常常会被北方燃起的烽火所惊醒。

    自黄郛南下后,留守华北的何应钦被日本人逼得几乎一步一退。

    先是遭遇“河北事件”,被两个日本武官又讹又诈,造成了“国民政府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日子”,接着又被迫将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撤出华北,这些东西都被写在一张纸上,此即外传的“何梅协定”,其实只是一张便条,上面既无签字也没盖章,并不是具有法律约束意义的协议,但是它标志着华北的两年坚持已走向尾声。

    当黄郛在莫干山听到这一消息传来时,犹如听到了一声晴天霹雳。他放弃静养,亲赴南京,向蒋介石当面提出建议,要求加快内部的抗战准备。

    黄郛现在连远路都走不了,再也不可能去华北“尝甘苦”了,但政整会还存在。

    黄郛建议赶紧解散,该用的用,该遣的遣,因为自己不在,已无法控制住这一充满着“日本通”和“皮条客”的临时机构,而我不用,敌必用,政整会很可能会走向反面。

    政整会随即被撤销,黄郛的话也果然得到应验,殷汝耕、王克敏、殷同、李择一等后来都陆陆续续做了汉奸。

    沈亦云越来越忧心。

    她忧心的是自己的丈夫。

    一天又一天,黄郛在日渐消瘦下去,连出门散步都做不到,有时胸部还会剧烈疼痛。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

    她在书上查到,当时有两种不治之症,一为吸血虫病,一为癌症,得了这两种病,患者都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而痛苦万分。

    吸血虫病不太可能,悄悄地向医生求教,得知无端消瘦正是癌症的表象之一。

    沈亦云又疑又惧,带黄郛出山一检查,果然,肝癌,晚期,医生判断只有数月的生命了。

    对沈亦云来说,这是真正的晴天霹雳。

    短暂相聚意味着的却是长久别离,人间事,没有比这更令人伤悲的了。

    数月,对于聚首来说太短,对于分离来说却太过漫长。他们一道共过崎岖,共过忧患,共过寂寞,20年相知相守,一人去,另一人犹可独生否?

    但是这一切,包括病情,她都不敢对黄郛据实相告,每天都是含笑入病房,一出来才愁肠百结。

    黄郛不问,可是隐隐约约中已经猜到了病情之严重。

    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得病,经过华北两年的苦熬苦斗,曾经自言:此番煎熬,至少减寿五年!

    他曾经希望以这五年的减寿,令大局稍安,可是大局却越来越显混沌,在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退出华北后,以前的种种努力眼看着已是前功尽弃。

    黄郛一向对生死看得很开,只有这一件,他无论如何难以释怀。

    当时的中国,手术台上的疑难杂症,一般都要请日本医生来操作。不需要他自己开口,日本大使馆几次主动上门推荐,说我们派最好的医生来帮你治。

    黄郛摇摇头,拒之门外。华北正陷危机,他永远不能够原谅这个不可理喻的霸道之国。

    有一天,一个人到医院里来看他。

    看到这个人,黄郛忽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以致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没有人知道一贯稳重的他为什么会如此失态。只有守候在身边的那个聪明女子懂得丈夫的心思。

    因为来访的是何应钦,此时又正值两广事变爆发。

    看到何应钦来访,想到的是北方:他们一起共事,在华北整整抵御日本两年,可是华北最后仍然陷入危机,而且至今仍是隐患重重。

    两广事变乍起,想到的又是南方:外患未止,内忧不断,仍然是四分五裂,仍然可能是一盘散沙,仍然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种局面不知何时才有尽头。

    难道我们曾经作出的所有努力都要付诸东流了吗?

    真是凄凉心境,堪向谁诉。

    沈亦云走出门去,偷偷给蒋介石发了份电报,示意对方:你义兄心里还是放不下国事,你安慰安慰他吧。

    曾经有一段时间,这对兄弟之间的感情又开始微妙起来。黄郛对部下和同事宽厚,对自己位高权重的义弟却从来都是直言不讳,有什么说什么,这在如今说一不二的“蒋委员长”听来,自然很是不爽,私下里也不止一次发过怨言。

    直到华北再度出现危机,黄郛病入膏肓,蒋介石才更深刻地体会到那里的“火坑”有多么深,替他跳“火坑”的人又曾有多么艰难和不易。

    这个人的好,有一天你总会知晓。

    蒋介石后悔莫及,不仅将自己的私人医生派到上海给黄郛诊治,而且经常发电报来探问病情。

    在接到沈亦云的电报后,他立即复电一封,让沈亦云转告黄郛:两广那边的事我已经快要摆平了,你不要担心,还是安心养病,赶快恢复健康要紧。

    黄郛住院后不能看报,也看不到电文,但他对时局的发展却始终了然于心。

    在听妻子读完蒋介石的复电后,黄郛口述回电,授之以计:对内部的事,要坚持“忍”字当先,用政治,不用武力解决纠纷。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哪怕生命早已在倒计时,这位腹有韬略的政治家所想到的,仍是国之安危。

    在“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之所以登高一呼,就能汇集各路诸侯与倭决战,黄郛病中之策,实对其有莫大助益。

    等蒋介石从广州归来,又专程去上海看望黄郛。这是兄弟间最后一次见面,也是一次诀别,因为蒋介石已确知黄郛患的是绝症。

    时光不能够倒转,当年那个翩翩美少年,如今已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完全失去了模样。

    蒋介石感触于心,他低头告诉义兄:抗战准备已经过半,再等个几年就可以全部就绪了。你个人所受的那些委屈,到时国家都将得到回报。

    这也许只是对于病人的一种对症下药的安慰,然而黄郛听后极为振奋,一时精神大好。

    蒋介石一走,他就对沈亦云说:要真是这样,我纵然死也值了!

    黄郛于弥留之际,听到的最后一则好消息,是百灵庙大捷。

    当天他就陷入了昏迷,醒来之后让人把沈亦云叫到身边,后者以为他要嘱咐什么家事,未料听到的却是断断续续的几个字:第一路……第二路……进……退……

    黄郛早年从事军事,交卸军队从政后,便不再过问戎机,然而在这回光返照的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战场之上,纵马驰骋,杀敌御侮。

    1936年12月6日,一代政治家撒手西去。

    抗战胜利,蒋介石明令褒奖,称赞黄郛作为文臣,其功绩堪比战将(“樽俎折冲,功同疆场”)。

    自从黄郛南下不归之后,华北局面一日危似一日,连何应钦都因顶不住压力,跑回了南京,但这时有人代之而出,撑住了眼看就要倒下的擎天之柱。

    此人非同凡响,黄郛在华北苦撑两年之后,他又继续在那里独撑两年,然而同为政治家,两人从性格到作风又截然不同。

    黄郛是一个很真的人,这个人却真真假假,哭哭笑笑,一生演过的戏连他自己都数不清,黄郛有既定的深远策略,这个人擅长的却是变幻不定的纵横之术。

    他就是萧振瀛。

    黄、萧不同,很大程度上还缘于角色定位不同。

    黄郛为国之干臣,所思所虑均从国家大局出发,有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萧振瀛出自29军,他所要努力争取的,首先必须是“主公”宋哲元和29军这个团体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他当不成诸葛亮,最多只能做宋公明旁边那个拿纸扇的智多星吴用。

    长城抗战,29军能够一举成名,与萧振瀛的宣传技巧是分不开的——说得好听叫宣传,说得不好听其实就是吹。

    当时从古北口到南天门,战事比喜峰口要激烈得多。徐庭瑶不仅善筑工事,而且多次派兵夜袭日军,有的战果绝不比29军小,可是他吃亏就吃亏在不会吹。

    在前线坚守的几个月里,徐庭瑶一共就接受过一次采访,就这次采访记,也在报上被挤到了一个小角落,原因是读者不爱看。

    让人们爱听爱看,这是萧振瀛的长处。

    晚上出去摸营,你说几点到几点,枯燥得跟个流水账一样,谁要看?

    你得把场面弄得惊心动魄,犹如探险记或武侠小说,让人津津乐道,如身临其境才行。

    阵地之上,说起伤亡,大家都是一堆又一堆,而且喜峰口比南天门还丢失得早,这要照直说出去,多让人丧气。

    绝不能这么说,伤亡大是确实的,可是你得强调敌人伤亡还要多还要大,我们一个小伙子,拿大刀砍人家七八个乃至十几个绝不在话下,这样才能提神给力!

    反正又没有谁会去精确统计,吹多一点,吹大一些,没事的。

    萧振瀛最绝之处,就是把29军本来不得已才用上的弱项——大刀给编排成了自己的品牌logo,几乎就是天下第一神器。

    29军的英雄们大刀一举,砍瓜切菜,什么机枪呀,大炮呀,坦克呀,能砍的全给他砍掉。我们就只要带一口袋过去,回来时口袋里装的便全是黑压压的鬼子脑袋。然后往一被砍倒的装甲车旁边一站,拎一口大刀,不要太上照哦。

    在需要大侠的时候,大侠集体现身了。

    寄托在这个大侠梦上的,有若干年后的《大刀进行曲》,还有民众捐赠的礼物——到喜峰口慰问29军的女学生们特地带来99把大刀!

    萧振瀛到上海为29军募捐,到处受到欢迎,各方人士纷纷慕名来访。这里面,萧振瀛最重视结交报界大亨,并与《申报》老板史量才结成了莫逆之交。

    上海大报,以《大公报》和《申报》最为著名。《大公报》属于主流报纸,但它层次太高,离老百姓太远,《申报》看上去虽俗了那么一点,然而俗才好啊,老百姓爱看,这就是真理。

    史、萧二人荡舟于黄浦江上,一个引吭高歌,一个吹箫相和,搞得十分热络。萧振瀛负责为史老板提供有关于29军的独家猛料,史量才则在报上卖力鼓吹。一时之间,《申报》几乎成了29军的垄断报纸。

    渐渐地,在人们印象中,提到长城抗战,便只有29军,而大刀队的神人们,也渐渐可以与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相媲美了。

    29军由此大出风头,身价百倍,不仅翘然独出于杂牌军队之上,连中央军都望尘莫及。

    长城抗战结束,各诸侯都想在华北分一杯羹,宋哲元和29军也不能例外,为此奔走的当然还是萧振瀛,他的目标是为29军谋取北平。

    华北的名义主持人是黄郛,可是不管萧振瀛怎样施展手段,开尽后门,最后还是屡屡吃闭门羹,不得其门而入。

    一个强的遇到了另一个强的。萧振瀛的纵横术第一次遭到失败,而黄郛总揽全局,他也绝不会听任一支地方军队在华北形成气候,这就导致了黄、萧交恶的开始。

    归根结底,这两个政治家,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各为其主,各思其责,冲突实在是不可避免的。

    那个年头,谁有枪谁就横。宋哲元达不到目的,便和其他诸侯一起对黄郛来了个不合作,凡是黄郛在会议上提出的议案,他们都大唱反调,说黄郛在“卖国”。

    黄郛在华北寸步难行,加上日本人逼迫,不得已南返避入莫干山中。

    华北诸侯如此跋扈,让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感到十分棘手,便由南京行政院下达命令,准备将一些地方军队调出华北,其中也包括29军。

    29军这些将领,早在北平买田置地,没一个肯走,但不走就是抗命,这个罪名说有多大就有多大,弄得不好还得挨中央军的揍。

    正在彷徨无计之时,萧振瀛突然发现并抓住了一个机会。

    在“何梅协定”签订之后,中央军被迫撤出华北,北平城的防守因此变得十分空虚。

    日本人不便直接动手,但他们可以利用那些“失意的军阀政客”生事捣乱。于是,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撺掇和怂恿下,便发生了所谓“正义自治军”叛乱事件。

    当时平叛的是城外的东北军,可是东北军实力有限,军纪也不好,这让人始终放心不下。

    萧振瀛见此,急忙提出建议,表示29军愿意调兵防守北平。

    当时何应钦已去南京,负责留守的人一听喜上眉梢。长城抗战,29军一战成名,绝对是一支声誉极佳的劲旅,正求之而不得啊。

    得到对方的同意后,萧振瀛立即打电话,星夜调兵入卫北平。

    总算插进了一只脚,可撤军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仍不断地催促第29军南下。

    看来汪精卫跟我们不是一边儿的,也只会跟黄郛一样“卖国”。萧振瀛转而找蒋介石,以“拱卫华北”为名请求让第29军继续留驻。

    没有想到,从华北撤出第29军,原本就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共同之策。除了拿空话敷衍,萧振瀛什么也没能得到。

    以前屡试不爽的纵横术再次遭到挫折,生意做不下去了,一贯自信的萧振瀛开始变得绝望无比。

    按照行政院命令,29军在撤出华北之后,必须参加南下“剿匪”,并且很有可能会在“剿”的过程中拼得一干二净,一想到这里,萧振瀛就感到不寒而栗。

    此时有客来访。

    这也是个到处混事的主,他问萧振瀛:你们29军想不想在华北继续待下去?

    当然想啊,傻瓜才会不想。

    那么附耳过来。

    听罢,萧振瀛的脸色变了。

    来人说:为今之计,只有搭上日本人这条线,29军才能留在华北,并把位子坐稳当。

    眼前可能是杯藏了毒的酒,但为了让29军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不喝看来也是不行了。

    萧振瀛一咬牙,一跺脚:那我就去见他一见。

    见到的人是土肥原,作为“土匪的源头”,他一直在华北播撒祸患的种子。

    起先气氛尴尬,因为大家都知道,29军在喜峰口砍过日军的脑袋。

    萧振瀛在国人之间纵横惯了,但纵横日本人还是头一回。

    他侃侃而谈:29军虽然跟你们打过仗,但是各为其国,我们之间并无私仇。现在签了停战协定,就应该化敌为友。

    你们先前找黄郛谈判,那是找错对象了。黄郛,一光杆政客耳,他能做什么主呢,就是他答应了,我们军人不答应,原来答应的还是无效。

    土肥原承认萧振瀛说得没错。

    虽然赶走黄郛,但“失意的军阀政客”里面又挑不出中用的,好不容易搞次叛乱,还被一下摆平了,所以他也很是着急。

    萧振瀛说:你们要谈判,找我们啊!

    我们手上有枪,我们答应了,就能算数。

    土肥原眼前一亮,那行,只要你们不反对日本,就可长驻华北,而且我们日本会支持宋哲元。

    土肥原代表的是日本军部,有了这条线,宋哲元变得有恃无恐,蒋介石毫无办法,只得解除了调29军南下的命令。

    1935年8月28日,宋哲元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接替张学良成为华北第一诸侯。

    蒋介石在看到第29军欲挟日以自重后,迅速指示外交部与日本驻华大使接触,想夺回华北问题的对日谈判权。

    第29军所恃者,就是能够与日本人谈判。土肥原们都是很现实的,他们能逐黄郛而交29军,难道就不会在获利之后,再次抛弃29军?

    纵横大师萧振瀛再施纵横术,他跑去当着面问土肥原:你们日本是军人做主,还是外交做主?

    土肥原听说外务省横插一杠子,果然大为气恼。妈的,华北是我们军人流血流汗打下的,玩嘴皮子的却想来抢功,做梦!

    立即报告军部,后者也马上向外务省施加压力,军部发了火,外务省连个屁都不敢放,结果日驻华大使被召回国,南京外交部连谈判的人都找不到了。

    事已至此,蒋介石只得派特使去北平和宋哲元摊牌。

    宋哲元托病不出,萧振瀛出面谈判。

    特使问:华北处境很是困难,今后对日外交由谁负责?

    萧振瀛回答:只要29军在华北一天,我敢负责!

    黄郛有一个已经撤销的政整会,宋哲元要做华北的No.1,就必须成立新的机构,这就是政委会。

    政委会实际上是个半独立政权。风声一经传出,遭到了华北各界舆论的强烈反对,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一个星期之后,北平又经历了同样规模的示威游行,使得政委会的“开张之喜”不得不一再延期。

    1935年12月18日,政委会正式宣告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从此,华北又恢复到了以前地方派系拥兵自守的局面,只是姓张的换成了姓宋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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