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蜀三十载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吉川英治 本章:后蜀三十载

    《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文中经常可见对孔明风采的这种描写:“身着鹤氅,头戴纶巾,手持白羽扇,端坐于四轮车上。”这种极富神韵的诗化文字说得直白些,便是“总是戴着麻布帽子,身穿白棉或白麻衣衫,坐在裸木制成的乘舆或四轮车上”。如此描述,不难使人窥见其生活简朴之一斑。

    他初时未得子嗣时,曾将其兄诸葛瑾的次子诸葛乔收为养子。诸葛瑾身为吴国重臣,将儿子送去蜀中过继给弟弟,自然事先获得了主君孙权的首肯。

    诸葛乔兼具叔父与父亲各自的优点,不孚众望,官至蜀国驸马都尉,亦曾随养父孔明出征,只可惜二十五岁时竟病死了。

    孔明家中从此又复归寂寥冷清,直至他四十五岁时,才得了嫡子诸葛瞻。晚年得子的孔明何等欢欣喜悦,当不难想见。

    诸葛瞻幼时便才气横溢,孔明于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致其兄诸葛瑾的信中曾写道:“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唯嫌其早成,恐日后不为重器。”即使对于年方八岁的儿子,他也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进行观察审视的。孔明于写此信的当年病殁于征魏疆场,其留下的遗墨中,亦有一封给诸葛瞻的《诫子书》。

    此后,诸葛瞻于十七岁时与皇妹结婚,被任为翰林中郎将。父亲生前的德行一直庇护着诸葛瞻,以至当时蜀廷但凡施行善政,国人便说乃诸葛瞻所为。然而,这种名声似对其过于溢美,孔明生前便对其下过定论:“此子恐日后不为重器。”其父此言一语道出了诸葛瞻的真实资质。蜀国灭亡时,诸葛瞻战死沙场,时年三十七岁。诸葛瞻之子诸葛尚当时年仅十六七岁,也长驱深入魏军阵中,奋战而亡。

    尽管孔明的儿孙皆未成为国家栋梁,但他们共殉国难,并未辱没先人的英名。

    相传诸葛尚的下面还有一个幼弟,但迄今未见此人的传记。又有一说孔明尚有母系亲属,但此说真伪难辨,今日已无从考证。

    孔明一族原本隐逸于草野庶民之中,到了三国鼎立时代,诸葛氏一门便出了三位将相,且分别仕于蜀、魏、吴三国朝廷,可谓一大奇观。

    除了孔明仕蜀、其兄诸葛瑾仕吴之外,尚有一位仕于魏国的堂弟诸葛诞,此人较少被人言及。《世说新语·品藻》中对其曾有记载:“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其中对诸葛诞的评语似过于苛刻,其实诸葛诞出身于诸葛氏另一分支,早已仕魏,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因为他与两个堂兄之间不如孔明与诸葛瑾那样亲近,故《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对他的着墨不多。只因其在司马氏夺取魏国天下代之以晋之后,曾起兵反叛,最终战败逃逸,故在晋人笔下遭此恶评。

    关于诸葛诞的事迹,其实值得一书的不少,只是因为过于偏离正题,本文不再详述。至于孔明死后蜀国的变迁,容笔者后文再行略说。值得一提的是,孔明死后三十余年间,蜀国之所以并未遭到别国的侵犯,笔者以为即使将此全部归功于孔明遗法余德的荫护,想必也不为过。

    赖山阳在其《题仲达观武侯营址图》一诗中写道:“公论莫如出自敌仇。”此语实为至理名言。据说司马懿曾站在蜀军撤走后的营地,赞叹孔明道:“此人真乃天下奇才。”赖山阳的诗自是对此有感而发,更不啻向世上专擅对孔明信口胡言之人下的封口令。

    然而,如能容笔者略陈管见的话,我则想说:司马懿赞叹孔明是天下奇才,我却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凡人。世上鲜有像他那样忠贞实在之人,他绝非孔孟般至圣至贤的完美之士,亦非特立独行的血性硬汉,只不过他的平凡与世俗的平凡有着天差地别。

    相传每当他移师驻防异地时,必于建筑营舍的同时,令人在附近空地上播撒芜菁(又名蔓菁)的种子。这种芜菁不拘春夏秋冬,四时皆能生长,且对土壤并无甚要求。其根、茎、叶均可生吃熟食,是取用方便的绝好副食品。

    对如此细小琐事考虑得如此周全,那些所谓豪放英武的大人物是绝对做不到的,只有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的人,才会想到这一点。远征营地通常缺少绿叶蔬菜的营养,种植芜菁无异于极大地增强了军队战斗力。而当人马向前推进时,舍弃田野中的芜菁不会令人惋惜,来到新营地后,也可再行种植采集。如此一来,蜀军在各地种植芜菁,以致其不断繁殖,成了地方百姓的日常食品。据说在今天蜀中的江陵一带,人们仍喜好食用芜菁,当地民众称其为“诸葛菜”。

    另一则有趣的故事,说的是蜀亡于魏之后,东晋桓温又入蜀中征讨成汉。来到成都后,他听说有一位年逾百岁的高龄老翁,熟知后主刘禅时代的世事,于是将老翁唤来问道:“听说你已百岁有余,既然如此高龄,想必知晓诸葛孔明生前之事。你可曾见过其人?”

    老翁一听,颇为自豪地答道:“见过,当然见过。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吏,自然记得相当清楚。”

    “哦?我且问你,那孔明究竟是一何等样人?”

    “这个嘛……”

    老人被问得面露为难之色,桓温见状,遂历数从孔明当年直至今日之英杰伟人之名,接着又追问道:“孔明像谁?他与这些人中的何人较为相似?”

    老翁答道:“我记忆中的诸葛丞相,与旁人并无甚不同之处,亦不如您左右诸位大将那般英武。只是丞相辞世之后,我总觉得世上再无他那样的人了。”

    或许司马懿之言乃是对孔明的最佳褒奖,赖山阳的诗句更是至理名言,而我总觉得这位老翁的话才道出了真正的孔明形象。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后人歌颂孔明的诗作虽多,但最具代表性的当推杜甫的这首《蜀相》。相传沔阳诸葛武侯祠前的槲树为后主刘禅所植,直至唐代仍颇为繁茂。杜甫睹物思人,遂吟咏出这首感人的诗篇。

    以下简述孔明辞世后蜀国三十年的历史演绎。

    总体而言,在孔明辞世之前,即使说是他一人在独立承担蜀国的沉浮,也绝非言过其实。他的辞世,不能不说意味着蜀国将走向覆灭。

    孔明深知自己的死将会对蜀国今后带来何种影响,他自责无法恪尽全忠,暗地里一直为身后之事忧虑不已。

    因此,为了保证自己死后蜀国的稳定,他对所有想到的事宜,均一一交代于遗言之中。

    蜀国在孔明死后依然维持了三十年之久,不能不说完全是虽死犹生的孔明一直在庇护着它。

    先前蜀军从五丈原撤兵时,杨仪曾领兵诛杀野心家魏延于险峻栈道,孔明殁后翌年,即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他也被削去官职,流放汉嘉,最终于汉嘉自杀身亡。

    魏延原本便对杨仪视若仇敌,杨仪也从不对魏延正眼相看,早在孔明去世之前,此二人便已势如水火。孔明将二人的品格看在眼里,表面不露声色,只是巧妙地利用他们的长处。此二人其实当时各有自己的打算,都在为了孔明死后争当丞相而明争暗斗。

    吴国君主孙权曾问过蜀国使节孔明左右有何重臣,听到使节回答后,孙权不无同情地嗟叹道:“哎呀呀,孔明既以魏延与杨仪为左膀右臂,想必打起仗来至为艰难。”话语之中不乏对魏延与杨仪二人的讥评。

    而在蜀营之中,此二人也确实为孔明添过不少麻烦。孔明生前曾慨然自语:“延矜高,仪狷介。”因此未将后事托付与他们之中任何一人,而是将诸多事宜嘱托给了稳健实在的蒋琬与费祎。

    杨仪的削职流放,归根结底是自己的野心所致。他率领北征大军回到成都后,颇为自负,满以为朝廷必会对自己委以重任,不料受到重用的却是蒋琬,自己只不过被任为中军师。从此以后,他愤懑不已,怨言频发,更不时露出不轨的企图,因此蜀廷才先发制人,断然将其削去官职,放逐到汉嘉。

    这是孔明死后成都发生的最大事件。无论一个国家抑或一个家庭,支柱倒塌必会导致内争发生,这类事件蜀国自然也不例外。

    却说蒋琬回成都之后,先被任为尚书,负责处理一切国事。他兢兢业业,处事得当,人们评论他道:“此人虽然才不出众,但升官之后并不傲慢张狂,举止一如往常,实为难得。”

    看来孔明生前之所以举荐他,或许也是欣赏他这没有特色的特色吧。

    建兴十三年四月,蒋琬晋升为大将军、尚书令,其原职由费祎继任。蜀廷还任命吴懿为车骑将军,督统汉中军务。

    蜀国的北征人马虽已大部撤回,但汉中依然是重要的前卫基地,因此仍有大量兵力在此驻守。吴懿前去汉中,自然是为了整固这个前卫基地的防守。

    这个时期,本为同盟的吴国,出现了改变国策的迹象。随着孔明死讯的传来,吴国对蜀国的觊觎之心变得更为露骨。

    “如今若不及时援救蜀国,魏国势必会将蜀国一举吞并。”

    吴国打着道貌岸然的幌子,调动数万兵马,开到了蜀吴边境的巴丘。面对这支声势浩大的“援军”,蜀国一边立即派出大军,对其摆出对峙阵势,一边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感谢贵国好意相助,所幸敝国此地并无危险,贵军还是请回吧。”

    吴国眼见趁火打劫无法得手,不久也只能怏怏然将人马自国境撤了回去。

    建兴十五年(公元237年),蜀国改元为延熙元年。

    这一年,蒋琬发动讨魏大军,首先来到汉中,暗中窥测魏军动向。

    虽然孔明已经亡故,但蜀汉的诸多老臣,仍未忘记当年跟随刘玄德立下的“振兴汉室”誓言。

    蒋琬因深知当年粮道不畅给孔明带来的困扰,故建议此次改由水路发兵攻魏。但蜀廷之上有人反对说:“利用北流之水发兵,进攻固然便捷,然而一旦到了撤兵时,必会遭遇逆流而上的艰难。”

    蒋琬的提议终于未被采纳。此次廷议不仅否决了他的作战计划,也显现出朝中百官已不愿再进行远征。

    “应该坚持防守?抑或主动进攻?”几年之间,蜀国朝臣们一直在这二者之间犹豫不决。

    转眼到了延熙七年(公元244年)三月,魏国认定蜀国此时已经不堪一击,遂命曹爽为统帅,引领数十万人马离开长安,期望经骆口(今陕西省周至县)一举突入觊觎已久的汉中。

    然而,蜀军并未如他们预料的那样一触即溃,反而在途中主动伏击,使魏军顿时陷入了被动苦战之中。

    由于费祎的援军及时赶到,加之涪州(今四川涪陵县)地区兵力充沛,蜀军不久便在各处利用险峻地势痛击来敌,将魏军打得狼狈不堪。

    “不好!看来蜀军还能按照孔明的策略作战。”

    曹爽无法破敌,只得领兵退回了长安。

    翌年,蜀国大司马蒋琬亡故。

    犹如转瞬即逝的拂晓晨星一般,蜀国的良将就这样一个个悄然而去,仿佛茫茫苍穹之中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每每使得蜀国流年不利。

    蒋琬虽然最终未能成为蜀国丞相,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恪守孔明遗嘱的忠贞之士。

    同年十二月,尚书令董允也故去了。董允是仅次于蒋琬的重臣,以刚直不阿著称,他的离去,比蒋琬更令人惋惜。

    随着这二人的死去,另一股势力活跃起来,那就是以宦官黄皓为首的一帮谗佞奸臣,他们满心以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时机已经来临。黄皓一贯仗着蜀帝宠幸趾高气扬,此时更乘机开始干政。正直廉明的忠臣相继辞世,这类谗佞小人纷纷取而代之,把持了内政外交的重要职位。蜀国政局发展到这等地步,此后的运势也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在佞臣横行的蜀廷之上,为国图强的正气并未完全湮灭,那就是仍然健在的费祎与姜维二人。他们在后来的岁月里锐意改革,励精图治,苦苦支撑逐渐衰败的蜀国,为达成孔明的遗志尽心尽力,其精神不能不令人为之感动。

    虽然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但不能不说的是,姜维因其自身错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他明知自己并不具备孔明的雄才大略,亦不及孔明足智多谋,却未能量力而行,而是勉为其难,急于求成,以致最终心余力绌,反而加速了蜀国的崩溃。

    然而,退一步讲,作为一名武将,作为孔明嫡授兵法的唯一传人,当胜利与玉碎两种可能并存之时,姜维也只有义无反顾地拼命一搏,方能显出生命的价值。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他制订了大胆进攻魏军的计划。长期以来,他一直对凉州地区的羌族采取怀柔政策,此次他决意借用羌族的兵力,来实施对魏军的进攻。

    延熙十年(公元247年)秋,姜维的这一计划得以实现,他率领蜀军攻占了雍州。

    魏将郭淮、陈泰率魏军迎战姜维,两军在各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蜀军虽然攻破了魏国几座城池,最终却因被魏军断了后路,加之众多士兵脱逃,而不得不停止进攻,撤回了蜀中。

    恰在此时,蜀国又失去了一员良将——大将军费祎不幸身亡。

    在蜀国朝野的心目中,费祎乃是继承孔明衣钵的不二人选,正因为如此,骤然听到他的死讯,蜀中上下无不为之震惊哀叹。

    起初朝廷对他的死因秘而不宣,很久以后人们才逐渐知道了他死去的经过。费祎那天夜晚在宴席上正与诸将欢谈,冷不防遭到魏国降将郭循刺杀,不幸当场身亡。

    费祎死后,蜀国的命运终于落在了姜维一人的肩上。

    延熙十八年(公元255年)八月,姜维与魏将王经战于洮西(今甘肃临洮县一带),获得了暌违已久的重大胜利,一举斩杀万余魏兵,据说当时洮西的山河尽被染成了红色。后主因此将其晋升为大将军。

    然而,紧接着与魏军名将邓艾的一场大战,蜀军却一败涂地。

    姜维虽然年轻时便跟随孔明,然而他对孔明只是模仿,并未参得孔明真髓,他与孔明在人格、能力以及先天资质上的差距,每逢战阵便鲜明地显现出来。

    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姜维挥师攻入秦川(泛指今陕西、甘肃的秦岭以北的平原地带)。他是探得魏军从秦川向关中调走人马,因此才来乘虚而入。

    魏军邓艾、司马望所部避开他的锋芒,并不与其接战。姜维无论如何叫阵诱敌,魏军只是置之不理,任其空耗精力。姜维无计可施,最后只能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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