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 美方调停,刘伯承敲山震虎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林可行 本章:第04章 美方调停,刘伯承敲山震虎

    和谈阴谋

    蒋某人的邯郸梦就这样破灭了。

    一位国军将领的心里话:“败在刘伯承手下,值!我算服了。”

    有人将战争时期的生活,比喻成一首变奏曲:时而激昂高亢,时而婉转悠扬。时而如狂风骤雨,时而转日丽风和。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地就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打中有停,停中有打。不论是停是打,始终也没有平静过。

    这不,刘伯承正在总结平汉战役胜利经验的时候,又接到谈判的任务。出面调停的是美国人,跟蒋某人配合着演“双簧”。中国的事就这样,太急了不行,还得坐下来谈,没脾气。

    这天一早,刘伯承司令员带着谈判小组风尘仆仆来到河南安阳,准备前往新乡参加谈判。他们在招待所刚刚安置停当,门外就有人来通报:“美方交通小组组长考尔上校求见!”

    交际处长李新农得到消息后,马上进屋向司令员报告。刘伯承放下手中的书本,从容地说:“哦,来得好快啊。”转身问交际处长:“新农同志,你看考尔先生来意如何?”

    “对方说是礼节性拜访”,李处长一边思忖,一边回答道:“我看是来者不善,夜猫子进宅——没好事。美国人给老蒋撑腰,发动内战,在上党、邯郸吃了败仗,这回肯定是为平汉路交通而来。”

    “嗯,”刘伯承点点头,表示赞同地说:“日本人投降以后,美国人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看到,跟共产党来硬的行不通,又想来软的一套。考尔先生肯定是为交通问题来的,他们比蒋介石还着急哩。”

    李处长接茬说:“司令员说得很对。最近军调处三人小组(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移到新乡谈判,主要也是交通问题;现在考尔忽然来访,也是打铁路的主意。”

    刘伯承走到窗前,向远处眺望,颇有感慨地说:“现代战争,交通线就是生命线。抗战中,我军扼住各路交通,日本人就寸步难行。现在,从辉县到邢台以北的大段铁路,已被我军切割、分裂,铁轨被扒掉,火车头被卸开,成了一堆废铁。平汉线交通一断,就好比断了老蒋的血管、气管,美国老板当然着急啦。”

    “我们要粉碎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决不恢复交通。”李处长干脆地说,“是不是回绝考尔?”

    刘伯承摆摆手说:“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但在策略上要讲究斗争艺术。如今,蒋介石在高唱和平,美国人又装出调解的模样,所以我们在态度上要加以区别,言辞上加以注意。总之,不能让他们捞到什么油水。”讲到这里,刘伯承停顿了一下,说道:“你告诉考尔先生,一小时以后,我可以见见他。”

    考尔先生是一位思维敏捷、颇善言辞的军人。在美军服役期间,他靠着自己聪明的头脑和流利的口才,被擢升为上校并被派到中国。名义上是调停国共两党争端,实际他肩负军事、外交双重使命,为国民党政府出谋划策。此时,他得知刘伯承路过安阳前往新乡的消息,便急忙抓住这一机会,施展先发制人的外交手腕,企图率先敲开交通问题谈判的僵局。可他没有想到,自己先碰了个软钉子:等候一个小时。但考尔是个有耐性的使节,在六十分钟的冷板凳上,早就背熟了该用的外交辞令……

    刚一会面,风度翩翩的考尔就堆着满脸笑容,对刘伯承发出问候:“eemedGemeral!(尊敬的将军阁下,您好!)”

    刘伯承以礼还礼,温和地笑了笑,一面伸过手,一面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考尔,高个子,约莫40岁左右,淡黄的头发,蓝色的眼睛,眼神中透出狡黠。

    “我是中国人的朋友,当然也是贵军的朋友。”考尔彬彬有礼地献殷勤道:“久闻刘将军威名,今天特以朋友的身份前来拜访。”

    “欢迎。我们中国人是极重交情的,对真正的朋友都是以礼相待。”刘伯承温文尔雅,不卑不亢地说。

    考尔目睹刘伯承的大将风采,联想起上党、平汉两役国民党军被歼5万余人的战绩,和眼前这不冷不热的答问,心中不由得一阵发怵。因为,在华盛顿军方看来,曾经使日本人闻风丧胆的刘伯承,自上党、平汉交手之后,已被美蒋中人视为难以制服的“中原之虎”。然而,考尔毕竟是考尔。他一面打着手势,一面夸夸其谈,颂扬刘伯承是“抗日名将”、“闻名的军事家”等等。

    可惜,刘伯承对此反应冷淡,毫无兴趣。考尔一看自己的独角戏唱不起来,自知没趣,便狡猾地转换话题:“听说刘将军一路骑马到了安阳,旅途十分辛苦啊。”

    “嘿嘿,”刘伯承风趣地说:“骑半天马就到安阳,算啥子辛苦?我这二十多年差不多都是在马背上过日子。”

    考尔斜瞟了对方一眼,借题发挥道:“要是改坐火车,到安阳就方便多了”。说时,自信地掸了掸手中的烟灰,道:“现代文明与古代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交通。在我们美国,铁路是极普通的交通工具。如今,飞机和小汽车对我们更为方便。”

    刘伯承微笑着说:“考尔先生的话不无道理。现代交通确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可惜,近百年来,我国一直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交通十分落后。其中的原因,想必先生略知一二。”

    “当然当然,”考尔应诺道:“贵国与我们美国不同,贵国刚刚经历战争嘛。我衷心希望贵国交通发达,这样各地的物资可以交流,民众也便于往来呀。”

    “谢谢考尔先生对我们的关心。但是,要请先生注意一个现实:中国面临着战争!”刘伯承用手往上推了推眼镜,加重语气道。

    考尔自以为对方已为其花言巧语所打动,便继续说道:“对!对!中国需要和平。我就是为和平而来的。我们希望国共两党的朋友实现和平,恢复交通。想必刘将军会赞同我们的建议。”

    刘伯承严肃地回答说:“正是为了和平,我们才同国民党谈判的。当然,恢复交通与实现和平是联系在一起的……”

    “对极了!对极了!应该尽快恢复交通,修复平汉路。”考尔自以为得计地附和着。

    “可惜,考尔先生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刘伯承莞尔一笑,认真地指出:“目前,恢复交通的条件还不成熟。如果现在恢复交通,只能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痛苦。考尔先生想必明白,铁路固然可以很快地输送旅客、物资,但也可以用来运兵,运枪、炮、子弹!”

    “当然!当然!……”

    刘伯承逼视对方,一板一眼地说:“暂时截断交通,是人民要求和平的举动。如果现在恢复交通,有人就会加快运兵,运枪炮弹药,就会加快战争的到来!”

    考尔慌忙插嘴道:“不会,不会……”

    刘伯承用质问的语气问道:“考尔先生和美国政府能保证国民党不运兵进攻解放区吗?!要是这样,我肯定华北人民是会同意恢复交通的。考尔先生,你说呢?”

    “NO!NO!(不!不!)”考尔一面掏出手绢抹嘴,一面自我解嘲地说:“我的职责是调解交通问题,停战问题由新乡谈判小组负责……”

    刘伯承站起来,客气地笑了笑,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到新乡再会吧。”

    历史的经验

    的确,谈交通斗争,考尔先生还嫩了点。早在抗日时期刘伯承就对中国的交通斗争,有过深入的研究,因为交通战是中日双方相持阶段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自侵华以后,日军就把“宝”押在交通线上,狂妄地宣称:“只要交通有保证,灭亡中国绝对不成问题。”日军以平汉、正太等铁路作为大运兵线,以公路作为小运兵线,沿途修筑据点作为兵站,一步步“蚕食’华北,并进而深入腹地,妄图灭亡中国。

    为了保障铁路、公路的畅通,日军费尽心机,强迫民众修筑了一道又一道封锁线。单是平汉铁路边沿,就重重叠叠修筑了三道封锁线。在太行山与冀南平原之间,日寇沿铁路挖了四道至六道护路沟,又以积土筑成与沟平行的长城。在两路之间,还加设鹿寨与木栅,并筑平行公路。在铁路沿线每隔一二里至十里就构筑一堡,派日伪军守备。各碉堡之间,每隔近百米修筑一堡,强迫民众看守。一到夜间,便张挂马灯,并分段递呼联络口号和传递签名票单。如发现联络口号或票单中断及马灯熄灭,马上就派出装甲车巡逻检查。日寇还在沿路的电线杆上张挂明灯,在路旁修筑围沟、围墙、埋设地雷等。特别是在接近抗日区地境,筑成了百多里长的封锁墙沟。在占领区内日寇推行法西斯的“治安肃正”,把铁路、公路称为“治安”路,将公路扩张为“王”字形“田”字形,强迫群众为其修路、护路,企图将抗日军民困死在“囚笼”里。

    所以,抗日战争一开始,交通斗争就十分激烈、十分残酷。对于交通斗争的严重性和艰巨性,刘伯承有着直接的体会和深刻的见解。他指出:“敌我在相持阶段的交通斗争,是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所谓交通斗争,简单说来,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力量,以求畅通我之交通,斩断敌人交通。反之,在敌人方面,也是如此。”他强调:“抓住敌之背后补给线活动,破坏辎重与交通,使敌人军火无法补给,也无法继续‘扫荡’,实属有战役意义的。……锅中加水,不如炉内抽薪。要使每个抗战军人深刻了解,坚决到敌人背后交通要线上去破击,必须反对正面挡敌等待囚笼制身的现象。”

    对交通斗争问题,当时在抗日队伍内部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看不到日寇强化交通,残暴地推行殖民统治的严重性。有的虽然看到了日寇利用交通线扫荡抗日根据地,企图灭亡中国的局面,但又看不到游击队开展破击战的巨大作用,认为破路没有多大用处。有的则在严酷的斗争面前,犯了急躁情绪,采用正面“挡仗”的办法;专和优势装备的敌人硬拚、硬碰……。为了教育部队认识交通斗争的严重性,认清破坏敌人交通的战役意义,把开展交通斗争当作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刘伯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象而深刻地论述了日本侵略军对交通的依赖性,和我们开展交通斗争的急迫性。

    首先,从军事上看,开展交通斗争,就是斩断敌人的大运兵线、小运兵线和兵站,摧毁日寇的“扫荡”基地。

    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军队对于交通的依赖性是极大的。日寇的现代化大军就是靠着铁路、公路源源送往各根据地。展开扫荡,屠杀抗日军民的。到1940年9月,日军已侵占中国领土面积达166万平方公里,在纵的方面,从大青山到广西就有3000公里,在横的方面,从山海关到宜昌就有1500公里。日寇要维持和巩固它的占领区,以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一刻也离不开现代化交通条件。单就华北来说,日寇除了采用挖封锁墙、封锁沟等办法,还专门组织了它的“华北交通公司”,确实费尽了心机。刘伯承坦率地指出,日寇是以战略眼光来组织它的交通和它的“华北交通公司”的。因为这是它的整个侵华政策成败的关键所在,是它的生死攸关所在。

    刘伯承说话向来一针见血:“铁路是日寇活动的生命线,是它扫荡的基地”,“铁路乃是它的大运兵线,公路乃是它的小运兵线,据点乃是它的兵站”。“没有铁路便没有公路,没有铁路、公路便没有据点”。“敌寇倘使失去‘朝发夕至’的铁路、公路,凭着它的两只泥足行军作战,运输军实,其困难将不堪想象。”

    根据刘伯承的主张,抗日军民必须彻底地对敌展开全面的交通斗争,真正做到战斗力与劳动力很好地结合,不断与敌寇进行长期艰苦的交通斗争。一二九师及其所属部队正是遵循这一方针,一面摧毁敌之交通,一面畅通我之交通,自由自在地发扬游击战、运动战的特长,迫使日寇处于身体支离、血管破裂、接济断绝的被动地位。

    从文化思想方面看,开展交通斗争,就是斩断大小“毒水管”、“放毒器”,清除日寇的奴化教育。随着军事侵略的深入,必然是更为疯狂的文化侵略。当日寇侵入华北以后,便在占领区大肆推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宣传什么“王道”、“共荣圈”、“共存共荣”等货色,强制灌输日本军国主义的腐朽思想和文化毒品,这都是通过交通线贩运来的。刘伯承比喻说:“铁路好比大毒水管,公路好比小毒水管,据点好比放水口,各种毒水都从那里放出。倘使我们斩断了敌人的交通,便是斩断了它的放毒器。这样,便可以根本断绝一切妖氛毒气的来路,使我们得以自由自在地发扬中华民族抗日民主的文化教育,这又是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当时,日寇极力维护交通、强化交通,而我军则大力破坏敌方铁路、公路。敌人修得快,我们破得更快。例如正太路,当初修的时候,费了5年时间,但在1940年的正太战役中,只消半个月功夫便被八路军一二九师摧毁大半。整个正太路全长249公里,被八路军彻底破坏者,占三分之二以上。在长期的交通斗争中,刘伯承创造性地运用破击战法把主动、积极和经常的实施与隐蔽、周密地组织和准备相结合;把游击队进行的局部破击与全区域性的全民破击相结合;把破坏敌人原有交通与破坏敌人新建交通计划相结合;把破坏交通与阻止敌人修复交通和改造地形相结合;把经常研究敌人强化交通措施和我之对策与对部队和群众进行政治、专业教育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革命军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读者只要概略了解一下刘伯承的交通斗争见解,就会明白美国人和蒋某人搞的那点“交通把戏”,是不够刘伯承“玩”的。

    当然,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决不会沉湎在对既往战史的回味上。因为,勋章和战功只能记录将军的过去,而不能保证未来。

    敲山震虎“战术”

    兵法云“攻心为上”。“敲山震虎”战术的基本涵义是“军事仗和政治仗放在一起打”,通过军事行动来配合政治心理攻势,以打促降攻心制敌,最终谋求“小战而屈人之兵”的高效益。之所以通过“敲山”来“震虎”,而不是上山打虎和调虎离山,是出于以下战术考虑:一是虎踞深山,占地势之利,上山打虎则代价沉重且后果难料,很可能打虎不成反被虎伤;二是不宜调虎离山,因为虎在逃离的过程中会继续伤人,不利于战略全局利益;三是虎成困兽,存在着被降伏和生擒的可能。

    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是我军成功运用“敲山震虎”战术的较早战例。1945年10月,高树勋新8军和马法五两个军沿平汉路北进,夹击华北重镇邯郸。由于事关战略全局,中央军委电令刘邓亲临前线指挥。刘邓分析形势后认为,敌人内部存在矛盾,最高明的战术是进行政治攻势,促成高树勋部起义,从而达到瓦解敌军的目的。于是刘邓运筹帷幄,一边派人攻心,一边以迅猛的军事行动歼灭高部友邻,震慑高部心理,终于在决战前夜促成了高树勋率部起义。毛泽东同志闻讯后大悦,号召在全军掀起一场“树勋运动”。邓小平同志回顾平汉战役时指出:“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

    运用“敲山震虎”战术,要诀有:一是找准目标,即攻心对象既要存在着放弃抵抗的可能,又要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否则会白费心机或大计小用。二是军事行动要狠,确实对“虎”起到震慑作用。三是软硬兼施,进行积极的游说,以打促降。

    战争是最不拒绝创新的领域。每一次军事技术的变革都冲破思维的桎梏,把原有的战术理论推向一个新的境界。当资讯技术驱动战争形态的车轮由机械化时代驶向资讯化纪元时,“敲山震虎”战术的思想内涵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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