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对毛泽东的深厚且复杂但始终不变的感情和敬仰之情，应该说最初是源于恩怨分明，知恩图报这一中国传统的最高道德。

    史无前例，艰苦卓绝的长征终于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六盘山下那座古老的小集镇会宁城的会师划上一个意义深远的句号。会宁会师也标志着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心的战略转移基本完成。

    于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又一次路线斗争开始激烈地进行。

    一直处于斗争漩涡之外的许世友，这次被卷入了漩涡中心。

    或者说，是他自己跳入了漩涡中心。

    路线斗争的对象，也就是毛泽东的对立面张国焘。

    路线斗争的实质，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清算张国焘为代表的“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错误路线。

    这是一场张国焘几乎无招架之力的路线斗争。

    其英明、正确已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尤其是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为全党全军所公认的毛泽东，决心清算张国焘的错误。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号召全党全军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

    这次批判，虽然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但仍难以摆脱中央苏区时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遗留阴影。

    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曾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为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短短几年，红四方面军由弱到强，最强大时发展到拥有八万人马的大军，打破了国民党川军大规模的六路围攻，一举解放十余座县城，川陕根据地发展到数百平方公里。

    实事求是地说，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最高决策者，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和壮大，川陕根据地的发展和扩大，这些胜利的取得，张国焘的主要功绩应不可没。

    同样，红四方面军所犯的主要失误，也就是张国焘的错误所造成，张国焘也应负重责，甚至可以说罪责难逃。

    张国焘的罪责，既有鄂豫皖根据地时“白雀园”的肃反扩大化，更有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另立中央。

    然而，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时，阴谋也笼罩在了红四方面军的将士头上。

    许世友是红四方面军中的一员主要战将，应该说得到了张国焘的赏识和重用，随着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和壮大，许世友也从1932年的红12师34团团长，升到1933年的红第9军副军长兼红25师长，再升至红4军军长……

    阴影当然也笼罩在许世友头上。

    此时，许世友已由红军第一支骑兵师师长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西安事变后，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就是在他在校学习期间，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展开。

    而且并没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批判张国焘的同时，肯定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的功劳和贡献，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区分开来。

    实事求是地分析，许世友对张国焘也曾是有感情的，而且不是一般的感情。

    直到1945年，他还在检讨这段历史：

    “在国焘路线时期，自己受了张国焘愚民政策的欺骗，他从来不提倡学习，加上自己也有只凭枪杆子打天下的思想，不愿学习理论，因此，在政治上，理论上是糊涂的，不能辨别方向，还由于他的错误干部政策，拍拍拉拉，自己是一心崇拜，感情超过组织，在反国焘路线中，自己受到刺激……”

    最初，他是在批判张国焘的大会上受到刺激。

    那是在延安的所有部队、机关、团体、学校全面开展批判张国焘活动中，抗大学员们召开的一次大规模“张国焘斗争会”。

    几乎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们全部到会。

    毛泽东亲自到会。

    张国焘也到会。

    抗大的所有在延安的学员全体到会。

    抗大校长林彪主持会议。

    毛泽东首先给“斗争会”定下原则：“要在大事大非问题上划清界限，分清是非……”

    当然，许世友也坐在台下，坐在抗大学员中。

    他很快就坐不住了。

    他怒目圆睁，面红耳赤，差点就暴跳而起。

    他看见，有人跳上台，根本不容张国焘申辩，就把张揪起座位，把张国焘的双手强扭向背后，再压住张国焘的头，要张认罪。

    他看见，有人冲上台脱下鞋子朝着张国焘的脸狠狠打去。

    张国焘的脸顿时红肿，连眼镜都被打落地上，镜片摔碎。

    他看见，要不是毛泽东及时制止，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还没被撤职的张国焘，完全有可能被打伤，被自己的部下打伤。

    他还注意到，毛泽东只是诙谐的说了一句，作了一个手势：“打人怎么行呢？君子动口不动手嘛，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脑袋……”就轻而易举的制止了打人。

    然而，对他刺激更大的是，有人竟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上挂下连在一起，全盘否定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功绩，要揪出红四方面军中的第二个张国焘，第三个张国焘……

    许世友终于暴怒了。

    他在会后的分队批判会上大嚷大叫：

    “你们不要弄偏了斗争方向，张国焘犯了错误，不等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犯了错误……”

    “老子说了几句公道话，你竟敢骂老子是小张国焘，骂老子是托洛茨基，你他妈放狗屁，老子根本不懂托洛茨基是什么东西……”

    “日你娘的你竟敢骂我们红四方面军是土匪，竟敢喊打倒我许世友，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的时候，你还在你娘的肚子里，老子就是小张国焘，老子就是土匪，你们又敢拿我去杀头……”

    也就是在这次斗争会上，许世友怒火攻心，大口吐血不止。

    许世友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1953年，他在一次反省历史、总结思想时这样回顾往事：

    “……我非常生气，痛得吐了血到医院休养。我想，从前反陈独秀、李立三时，我们这些干部只是知道他们错了，至于到底怎样错，什么叫路线、方针错了，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也没参加过这么大的斗争会，这样的斗争会实在害怕。当时我想赶快打仗，我到前方与敌人拼死，也不愿开这个斗争会。加上下面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嘛？那时认为党中央在争权夺利，要把我们搞掉。我这个认识是大错了，所以基本上就动摇了，我的态度是非常不满，在病中苦闷到极点。”

    就在许世友苦闷到极点时，就在许世友的痛苦中，河西走廊传来噩耗，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组成红军西路军，在甘肃高台地区几乎全军覆没，二万多红军指战员，血洒戈壁沙滩。

    那是一个陕北高原刮着大黄风的三月早晨，一阵凄厉的号声在抗大校区响起：紧急集合，全体学员紧急集合。

    病中的许世友知道出了大事或者是紧急事情，强撑病体，随学员们一道聚集在大操场。

    林彪校长已站在台上。

    林彪消瘦的脸铁青，眼睛潮红，似乎还有泪痕。

    他们在等待，等待一遍遍翘首西望、默然许久的林校长开言。

    终于，林校长说话了，声音低沉而悲痛。

    林校长宣布的是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惨败消息。

    所有的人都低下了头。

    突然，爆发出号啕大哭。

    这位最先大哭的人，正是许世友。

    全场马上哭声一片，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更是哭得捶胸顿足，难以自持。

    许世友更是哭倒在地，被战友扶起，送回病床。

    他们简直无法相信这已是事实的噩耗，才短短四个来月，他们两万多来自鄂豫皖，来自川陕，英勇善战，情同手足的战友，就这么一去无回，战死黄沙。

    他们一遍遍地回忆所熟悉的战友的音容笑貌，呼唤战友的姓名。

    接着又是大哭。

    哭得林彪都无法控制全场秩序，只好宣布暂时散会。

    许世友是哭得肝胆俱碎，不能自持，根本无法行走，他是被战友们搀扶着回到许世友住处的。

    整整一天，水米不进，只是思念战友。

    思念中，更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

    许世友病更重。

    就在病体中，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继续扩大化，已波及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们甚至部份中级干部。

    这些饱受冤屈的战友们是带着满腹的冤屈去看望他的一贯信赖一贯依仗的许世友，倾吐冤屈，唯有哭。

    “我病体中，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这时，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一连这样三天，尤其是军级、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事，都感觉没有出路……”

    这是许世友后来对当时情景的回忆。

    战友们哭，许世友也哭，哭着哭着，许世友再也无法哭下去了。

    但开始痛定思痛，开始思考出路。

    也就是说，他已失望到了极点。

    那是在极度痛苦中的考虑再考虑，这毕竟是件天大的事。

    他想到了离开延安。

    离开延安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离开中央，离开毛泽东。

    许世友是再三苦思，方才作出决定：

    “我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他们来看我时，我对他们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一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要枪决。我们到四川去叫他们看着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他考虑得既仔细又周全，就象打一次战役般进行策划：

    “我们准备步行七天七夜通过陕北到四川汉中靠巴山会合刘子才部再说。一切计划都是我作的，路线也是我划的。还有给毛主席的信都在我身上，准备4月4日夜10时出发。”

    他和愿意一块走的红四方面军的20多个团级干部、两个营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商定，他们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一块走，因为他们吃不得苦，不能步行，而要骑马。

    他们的计划很缜密也很机密，他们在不动声色中焦急地等待，作好一切准备，等待出发时间的到来。

    4月4日。

    许世友悄悄从医院回到抗大，派出吴世安和两名警卫员先行出发，到城外做好接应准备工作。

    干粮已准备好，行装也已准备好，只等太阳落山，黑夜降临。

    下午4时许，日已有点西斜。

    许世友正从窗口望日头，更细地盘算出走的每一个环节，以争取悄悄出城，和平出城，尽量不与卫兵发生冲突，尽量不伤人。

    这时，他发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周兴，气势汹汹带领一大批保卫人员，进入抗大，包围了学员队的宿舍和教室。

    保卫干部们一个个荷枪实弹，枪口，就直对着门和门内的人。

    他看见，保卫处长周兴在门外点名，叫出一个人来，就由保卫人员马上捆绑，然后押走。

    一连被点出的十几个人，全被五花大绑。

    豆大的冷汗突然从许世友的脑门冒出。

    他发现，被五花大绑的人全是今晚要出走的人。

    他完全明白了：计划败露。

    这时，他的宿舍也被包围。

    至少一个班的保卫人员堵住了房子的前后左右，手中的快慢机驳壳枪全张着大小机头，手指紧扣扳机。

    他头一晕，胸一挺，开门走出。

    两名保卫人员手提麻绳冲上，就想给许世友上绑。

    许世友左右一推，两名保卫人员连打几个趔趄被推开数尺外。

    “老子自己走……”许世友吼道，双手放在屁股上，向外走去。

    七八个保卫人员一拥上前，带队的用枪指住许世友的头，大叫：“不许动，再动就开枪了！我们奉上级的命令执行任务，谁也不准违抗，否则后果自负！”

    枪口下的许世友冷静下来，不再轻举妄动。

    许世友先是被绑，后又加上脚镣手铐。

    许世友被押走，边走边大骂，骂了很多大逆不道的话，很难听的话，其中有些话指名道姓骂毛泽东。

    后来，对于这次被带上脚镣手铐的抓捕，许世友是轻描淡写地回忆：“当天下午4时，党中央发觉我们要走，把我们叫去问，我就从头到尾的有什么说什么。”

    对那位当时他尚还不知道是谁的“叛徒”，他更是破口大骂，大有恨不得生啖其肉的愤怒与仇恨。

    后来，他才知道，他所骂的人是王建安。

    这次轰动一时的“延安暴动”事件，作为党内的重要机密一直未公开披露，因此更具神秘色彩，更具内幕色彩。

    数十年后，当时的抗大政治郭主任莫文骅所忆的《许世友在延安受审真相》，是真正的，实事求是的历史事实：

    4月3日(此处与许世友的回忆有出入)是星期日，天气晴朗，学校放假休息，教职员、学员们大多到延安城内，到清凉山和宝塔山等地去玩了。我因为有些事要做，没有外出。

    上午八点钟左右，校党总支书记邓富连(现名邓飞，曾任国家粮食部副部长)突然跑来找我，他神情紧张，上气不接下气，急急忙忙告诉了我一件意外的事情。

    原来，他刚接到第二队的党支部书记，校党总支委员谢富治的报告：在“抗大”学习的少数四方面军的军、师级学员，由于不满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受张国焘拒不承认错误的影响心怀不满，由许世友领头，王建安、洪学智、陈再道、朱崇德、刘世模、詹才芳等十多名军师级干部参与，密谋带领每人身边的武装警卫人员共二十多人，携抢逃跑。他们准备当晚午夜举事，杀死×××，然后从北门城边墙脚下的水沟爬出去(因为城门有哨兵)，到山中打游击。这是他们平时就侦察好的。水沟能同时爬出两人，可以避免被城门口和墙上的哨兵发现。

    王建安(军长)是参与者，后来他觉得这一行动太不应该，认识到党内矛盾可以在党内解决，何必用暴力？况且又要杀死某某，这不是叛变革命吗？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政治上没有前途，人身也不保险。所以他决定不走了。

    上午，当许世友问他准备情况时，他说有病不能走了。但他们逼他一定要走，否则采取强制措施。

    这样，王建安感到两头为难。走了不合适，不走又怕有意外危险。经过仔细考虑，不得不亲自问谢富治揭发了事变阴谋。

    当我听邓富连讲完这件事后，心情也非常紧张。自红军成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真是破天荒了……

    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冷静考虑一下，决定让邓富连同志留下，注意继续了解情况，观察动静。同时，我去找刘亚楼、傅钟等校领导。

    跑了几处，都没找着，于是只得直接去找林彪校长。

    得知他在毛主席处开会，我即去找他。

    主席住在凤凰山脚下的石窑洞里，离学校不远，只过一条街，很快就到了。

    我向林彪详细报告了此事，他让我回校，不动声色，注意了解新的情况，并做好防备。待向毛主席和中央报告后，再回校处理。

    这样，我便急忙回校了。

    好在时间还有，只要消息没走漏出去，不至于立即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尽管如此，我还是向保卫科同志和身边同志密告了此事，并布置好一切，以防万一。

    不久，林彪回来了，马上召集刘亚楼、傅钟、我和邓富连及谢富治，还有保卫科同志等开会。宣布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立即将许世友一伙人逮捕，以防事变的爆发引起恶劣的后果。

    于是，学校于下午4时吹紧急集合号，召集学员在各队开会，高干的第一、二队学员也到各自教室开全体会议。第一队由党支部书记胡耀邦主持，第二队由队长倪志亮主持，由傅钟向一队，谢富治向二队宣布了许世友等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行和中央的逮捕决定。

    宣布前，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周兴，已派人把两个队的教室包围起来。各队把参与密谋的人一一点名叫了出去，由保卫人员捆绑起来押走了，一共抓了有十多人。

    与此同时，由邓富连带几个人到党员宿舍，收了所有的手枪。

    这场危险的未遂事变，就这样被平息了，使“抗大”以至党中央避免了一次灾难……

    林彪亲自问毛泽东汇报了抓捕许世友等的经过。

    毛泽东在久久沉思后说了一句：“问题想得简单了，搞急了一点。”

    毛泽东亲自指示：由德高望重，办事温和稳妥的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全权处理这一事件，担心再次过火。

    牢中的许世友开始时拒不认错，数次审讯都承揽全部责任，并直抒已见，毫不隐讳。

    许世友自知“事情太大”，只求速死。

    许世友当时也确实处于生死关头，主张枪毙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许世友的人不是个别。

    只要毛泽东一点头，许世友这条命就很难救。

    许世友是幸运的，他遇到了毛泽东这位伟人。

    如果此时他反的是张国焘，他可能早已没有命。

    毛泽东也许就在此时更全面，更深地了解了许世友；或者说是看中了许世友。

    毛泽东在所谓“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的定性问题和处理问题力排众议。

    认为反对“国焘路线”决不能扩大化，要纠正过火倾向。

    主张批判“国焘路线”决不能连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一起批。

    毛泽东还主张对一时认识不清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四方面军同志，尤其是许世友等同志，不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要硬把人逼上梁山，而主要是批评教育，正确引导。

    并坚决否决了“枪毙许世友”的请示报告。

    毛泽东救了许世友的命，挽救了四方面军大批干部、战士，毛泽东在路线斗争中的正确处理方法，对后来的中国革命所产生的历史性影响、历史性效果，以及历史性的意义，是深远而巨大的。

    1937年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公审“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一案”。

    由“反革命集团案”到“拖枪逃跑案”的定性的改变，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根据和尊重历史原因和历史事实而作出的。

    法庭宣布：判决许世友一年半有期徒刑；其余同案人被判一年、八个月或半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许世友仍不服气，许世友仍不承认有罪，也就是说，许世友并不因为被免一死，被从轻判决而改变态度。

    顽固不化的许世友，再次激起“公愤”，从重处罚的呼声又起。

    就在这时，在许世友坐牢服刑之时，后来影响他一生的几件事发生了。

    酷爱抽烟的许世友在牢中收到了毛泽东托人专门带给他的一条“哈德门”香烟。

    “哈德门”是当时的高级香烟，在根据地更为宝贵，极难弄到，就是毛泽东也很难抽到，毛泽东送给许世友的不是一包，而是一条。

    徐向前率西路军幸存将士刚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委托许世友的老首长徐向前，去牢中看望许世友。

    就在这时，许世友还是心不服，气不顺。

    当毛泽东走进许世友的囚室，许世友这才震惊、震撼。

    毛泽东竟亲自来看望许世友。

    这次看望，使心如死灰的许世友心头一热，但仍未被说服。

    毛泽东再次走进许世友的囚室。

    毛泽东一进许世友的囚室就给在炕上盘腿正坐的许世友脱帽致敬：

    “世友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够辛苦的了，我对你表示敬意……”

    毛泽东接着说：

    “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好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

    许世友的热泪一下子就滚下来了，他跳下炕，竟跪倒毛泽东面前：请罪！

    毛泽东与许世友促膝谈心通宵达旦。

    许世友对毛泽东的感激、感恩，对毛泽东的崇敬、崇拜、忠诚，应该是从此夜开始，终身不渝。

    许世友心悦诚服。

    襟怀坦荡的许世友多次检查反省他人生所犯的最大一次政治错误。

    1945年他这样说道：

    “在国焘路线时期，自己受了张国焘愚民政策的欺骗，他从来不提倡学习，加上自己也有只凭枪杆子打天下的思想，不愿意学习理论，因此，在政治上、理论上是糊涂的，不能辨别方向，还由于他的错误的干部政策，拍拍拉拉，自己是一心崇拜，感情超过组织。在反国焘路线中，自己受到刺激。别的同志痛哭流涕，使自己英雄感情受到冲动，犯了严重错误还不知道。”

    1953年，他再次在思想总结中说道：

    “在反国焘错误路线上是模糊盲目的。对党内这样重大的两条路线斗争，未能站在正确的方面。由于缺乏对政治原则性的嗅觉，没能认识到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而认为是宗派斗争，这派搞那派的人事问题。因而思想上存有想躲避斗争，犯了要离开陕北回四川，脱离党中央的严重错误。”

    1978年，毛泽东逝世两周年纪念，许世友满怀深情回忆当年：

    “毛主席这几句话，一下子解开了我的思想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毛主席多么了解我们这些工农干部啊！我郁结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给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空。”

    他再写文章，写到他和红四方面军战友们在思想认识上的根本转变过程：

    “在抗大多次聆听毛泽东讲哲学，讲政治，讲军事，讲形势，得益匪浅，更加感受到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我军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从此，我对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疑，对毛泽东同志深为敬佩。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经过自身痛苦的经验，也从思想上、行动上团结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

    这完全是许世友的肺腑之言，由衷之言。

    毛泽东把许世友送回抗大，任命他为抗大校务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亲自点将，先任命许世友为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随刘伯承、邓小平进军冀南。

    河北威县香城固一战，许世友打出威风，诱伏毙敌达200多，还生俘8人，缴获该部日军全部装备。

    陈赓旅长更是欣然称赞：

    “诸葛亮初出茅庐是火烧新野，许世友初战冀南是伏敌汽车，同样打得敌落花流水，死伤惨重……”

    毛泽东再把许世友派到山东，开辟山东抗战新局面。

    许世友先被任为山东纵队5旅旅长，再被任命为胶东军区司令员，从此，许世友开始了他在山东16年的人生历程，他的战争生涯，在山东掀起了一个新的辉煌。

    他将完全按毛泽东的指示去打济南战役：

    第一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也就是曲阜孔林会议的决定执行。

    第二步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也就是肯定了他的建议。

    已是月上中天之时。

    还有六天，就是1948年的中秋佳节。

    举头望明月。

    这山东腹地泰岱山麓唐家沟上空的明月，跟家乡大别山麓许家合水的明月还是有点区别。

    这区别就是这唐家沟的月比许家合水的月冷清些。

    在家乡看月，在母亲身边看月，月暖润得多。

    又起浓浓乡思。

    有多少年没跟母亲一块看月了？

    母亲还在不在人世？

    家乡怎样了？

    他不知……

    浓浓的乡思被军情打断。

    粟裕电又到。

    粟裕电照例是报中央、毛泽东，同时送许、谭、王。

    粟电说：

    据各方情报判断，敌83师似有增援济南之较大可能。

    如敌83师之一个旅确定增济，则济市有敌9个正规旅，连同地方保安团队军警后勤及党政机关约有13万人之多，以此攻济方案，须重新研究。

    粟电根据敌情变化提出三个应变方案：

    甲、仍按原计划，集中攻坚集团之两个兵团之大部向飞机场攻击，迅速攻占与巩固之，并尽量向纵深发展，查明敌情与守备能力与工事程度，以便决定下一步行动，或继续攻击，或移兵打援。对济南其他方向，则仅以渤、鲁两纵作辅助攻击。

    乙、将攻坚集团就现态势继续作攻坚之充分准备，而以打援集团之一个兵团向徐州东南郊攻歼外围，配合江淮，豫皖苏部队及一、八纵对徐海、徐蚌及商兰段之破击，造成攻徐州之势，以吸引敌人注意了徐州，尔后适时发起对济南之真面目攻击。

    丙、仍按原计划发起对济南之攻击，吸引敌人北援，尔后将打援集团分由徐州西北、东北西方进迫徐州，调动援济之敌回援徐州，而于运动中求歼其回徐部队。我攻济集团则视机以一部阻援或乘敌援徐之际而继续向济南攻击……

    速回住处，对照地图，再阅电报。

    已得情报，而且很确实，敌是从9月1日起，从徐州空运敌整编83师至济南。

    这是蒋系的主力师之一，装备美械，作战能力较强。

    这个师的师长周志道，与王耀武关系亲密，到济南，会与王耀武一心死守。

    粟司令员的担心与考虑，完全有道理，也很有必要。这是战略考虑。

    但许世友注意到，不知为何，从9月1日起的频繁空运，只进行了四五天，就突然停止了。

    虽然敌飞机在徐州至济南间仍繁忙穿梭飞行，但情报人员报告，运抵机场的已不是83师官兵，而只是铁丝网、弹药、通讯器材及粮秣被服。

    直到粟电到之当日，敌空运部队仍没大批进行。

    情报人员估计，五天的空运，根据敌军的空运能力看，运抵济南的敌83师官兵不会超过一个建制旅的兵力。

    我军还有五天，就要发起对济南的攻击。

    攻击的首要目标是敌机场。

    在我攻击下的机场将很难再进行大规模的兵力空运。

    也就是说，敌83师空运济南的时机实际上已近失去。

    没有情报证实，精明且善用兵的王耀武，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失去这个重要的时机。

    (王耀武：《济南战役的回忆》)：

    我为了守住济南，仍坚决要求蒋介石增加部队。蒋于8月27日分电刘峙(时任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及我说，着整编83师周志道部立即集结徐州机场附近，由9月1日开始空运济南，限10日内全部到达。

    我接到这个电报很高兴。

    当时我认为济南筑有星罗棋布的堡垒群之事，既纵深又坚固，比潍县、衮州好得多；又可以依靠黄河及千佛山的险要地形，将五柳闸修好后，必要时还可以放开水闸，把城北地方变成泛滥区，现在再把83师调来，守20天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刘峙唯恐83师调来，将减少徐州一带的兵力，于他不利。因此，他以往济南运送弹药、通讯器材、铁丝网等为借口，向蒋介石要求暂缓运83师去济南，得蒋同意后，即停止空运。

    因此，只运了该师的19旅一个旅到济南……

    许世友笑骂，王耀武运一个旅到济南顶个屁用。

    如果是一个师，我军就必须改变作战部署，但如果真仅是一个旅或一个多旅，对我攻济并无实质上的影响。

    还是不改变已定的作战部署为好。

    他立即去电宁阳大柏集华野前线指挥部，去电粟裕，还是直陈意见。

    等待回电。

    临大战，不可不喝酒，这已在许世友军旅生涯中形成习惯。

    应该说，对于许世友，这不是个坏习惯，而是个好习惯。

    正如毛泽东最喜欢在深夜至黎明时分工作，许世友最喜欢在大战前好好喝上一次酒，喝得尽兴。

    喝了酒后再工作的许世友与深夜至黎明时分工作的毛泽东一样，头脑最敏锐，最清晰，也最睿智。

    许多心胸中谋划多时仍思谋未决的决策，往往就在酒后成熟，脱颖而出。

    许世友就在等待粟裕回电之时喝酒。

    与他对酌的没有别人，只有他的副手，攻城集团副司令员王建安。

    是许世友邀请王建安喝酒。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喝酒，这本来就是一次许世友报有用心有深意的相邀。

    这次喝酒，被写入史书，名曰：“许世友杯酒释前嫌”。

    准确点说，不是“杯酒”，而是“瓶酒”释前嫌。

    这个嫌，结下已有10年出头。

    这个嫌，是在延安结下。

    在此之前，许世友与王建安是情同手足。

    王建安，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7年加入中共，同年参加著名的黄麻起义。

    在红四方面军中，从排长历任升至红4军政委，也就是许世友的政委。

    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山东纵队副司令员兼第1旅旅长、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鲁中军区司令员等职。

    解放战争，任华野8纵司令员兼政委、再任东线兵团副司令员、济南攻城集团副司令员、三野7兵团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司令员)。

    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8兵团司令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80年7月25日在京逝世，享年73岁。

    王建安将军也是一位赫赫有名，战功赫赫的虎将、猛将。

    许、王的结嫌，就是因为致使许被捕、入狱的“叛逃事件”。

    是毛泽东亲自任命许世友为攻城集团司令员。

    王建安的攻城集团副司令员也是由毛泽东亲自任命的。

    毛泽东更有深意。

    特意这样安排的毛泽东在安排好之后又放出话来：对许、王之间能否协力指挥作战还有点点顾虑。

    这话又传到了许、王耳里。

    这就是许请王、王应邀战前喝酒的历史背景。

    当然，更有现实意义。

    渴酒时情形如何？

    有记：

    “两瓶高梁酒，开了瓶塞，一人面前摆一瓶。”

    “许世友对王建安说：‘自从延安分手，我俩这是第一次喝酒，酒到心意到，过去的都过去了，谁也不再提。我先干了！’”

    “说罢，便仰脖把一瓶酒全部喝下去。”

    “王建安被他的真诚和豪爽所感动，也一口气把瓶中酒喝得一滴不剩……”

    9月13日，毛泽东电到：

    粟裕同志，并告你谭王，华东局、中原局：

    真酉电悉。我用一个兵团攻徐东南效外之敌，另以几部兵力发动向徐海、徐蚌、商兰之破离，造成攻击徐州之势，以求牵制徐敌不敢北援。

    因刘峙有三个有力兵团分驻商丘、新安、蚌埠之处，随时可集中徐州附近，除给我分散各部以反击外，尚有充分兵力(10个旅以上)组成一个集团北上援济，此时我分散各部，势必被迫调回，兵力疲劳处于被动，恐已难达打援目的，因此，乙项方案不宜采用。

    甲、丙两项方案是按照原计划作战的两项打援方法，这是可以依据敌援情况临时选择的。

    因此，只要你们在83师加到济南后，仍有把握夺取飞机场及在济市外围歼敌一部，你们仍以按照原计划发动攻济并在徐、济间准备打援为适宜，只要你们能在飞机场及其附近歼敌两个旅左右，则济市之敌等于没有增加。

    除非你们对夺取飞机场及在济市外围歼敌两个旅左右是已完全无把握，那就只好根本放弃攻济计划，而另作其他计划。

    但即使如此，亦不妨试攻一次两次，假如试攻无效，对我亦无大损失……

    就在毛泽东电到数小时后，粟裕的急电飞到许世友手上：

    命令：

    “按原计划于铣(16日)晚开始对济南攻击，3、10、两广纵队及特纵均已按计划开进，可如期发起战斗，尔后请你们直接指挥他们……”

    许世友一拳砸在桌上，只吼了一声，震得窗纸籁籁响：“好……”

    “牛刀子战术”已不是形象化的抽象，而已是具体战法。

    形成文字，下发各部队：

    根据敌外围防御地带支撑点虽多，但纵深长，空隙大的特点，不作正面推进，而采用穿插迂回，大胆楔入。打开口子，突入纵深纵，分割围歼战术，支解防御体系，打垮敌要害阵地，制敌于死地。

    钻进屋中，再细看地图。

    烟头已遍布在地图前的地面。

    看两广纵队正向济南西南屏障长清迫近。

    看10纵沿黄河东岸之平坦开阔河滩冲积地带，急驰济南西南方向的战略要点古城。

    看了纵正与华野司令部警卫团，与10纵齐头并进，进逼琵琶山，已作好攻击准备。

    看冀鲁豫军区部队准备向济南西北的黄河对岸之齐河敌军发起攻击。

    看渤海军区部向济南正北的黄河大铁桥和鹊山要点扑去。

    看渤海纵队围向济南之东北屏障王合人庄。

    看鲁中南纵队插入济南之南的双头山一带，待命进攻。

    看13纵的全部人马已在济南之南侧集结完毕，预备行动。

    最后，目光落定在他的9纵。

    他太了解他的老部队9纵，了解9纵的官兵，尤其了解9纵的司令员，他的老部下聂凤智。

    攻击济南城的主攻任务被宋时轮的10纵争去，9纵、9纵司令员聂凤智怎么会服气？

    这他早就料到。

    但这是华野的决定，也是军委和毛泽东的决定，这决不可能再改变。

    已不可能把聂凤智从“助攻”地位换到“主攻”地位。

    许世友从心里为这支敢打敢拼敢胜利的他的老部队感到惋惜。

    他一直在考虑，如何去更好地发挥9纵这把锋利的“牛刀子”，在捅刺敌要害中所能起到的最有力最有效的作用。

    也就在这时，他得到报告。

    聂凤智在下达给9纵所属部队的作战命令中，竟将“助攻”，改成了“主攻”。

    下属部队接到命令后纷纷打电话询问纵队司令部，是不是作战命令写错了一个字。

    聂凤智斩钉截铁回答：“没错！”

    许世友大怒，大骂聂凤智竟敢胆大包天，在战场上明目张胆篡改可以说是最高统帅部下达的军令，尤其在这大战前夕，这属于严重违反战场纪律行为，是犯罪，弄不好会被处以战场纪律，军法从事。

    许世友怒罢细想，又感叹不已，这聂凤智真是胆识过人，真不愧为一员智勇双全之将才。

    但好胜心又太强，仗仗想当“主角”，想争第一。

    他看出了聂凤智这一字之差的妙处。

    他哈哈大笑：“一把牛刀子变成了两把牛刀子，捅向两处要害，肯定死得更快……”

    笑罢又怒：“聂凤智私改作战命令，而且居然敢先斩还不立即后奏……”

    正怒之时，聂凤智电话到。

    聂凤智一番话，把许世友说得怒气全消，大声叫好。

    40多年后，聂凤智把他当年在电话中对许世友说的那番话，整理后写进了他的回忆录：《战场——将军的摇篮》：

    助攻不是佯攻，是真攻而不是假打。主攻也罢，助攻也罢，关键都要攻。如果助攻部队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不敢放开去打，怎么能有助于兄弟部队的主攻呢？相反，助攻部队和主攻部队一道，全力以赴，整个战役胜利的把握就更大。实践多次证明：同样一支部队，同样的兵力、火力，精神状态不同，打起来大不一样。“助攻”当成主攻，一不要增人，二不要添枪。这些都不变，要变的只是精神状态。你把“助攻”改成“主攻”去打，在东面攻得紧，反而减轻主攻部队的压力，更有利于西线集团夺取飞机场，同时可以加强吴化文和王耀武的矛盾。说到底，你助攻部队能最先攻进洛南，岂不更好？而且战斗情况，说变就变，不可能按一个死框框打到底……

    许世友当场肯定：“就这样打！西面一把刀子，东面一把刀子，两把刀子朝黑戳，戳烂它的五脏六腑！”

    后来，许世友也把这“助”改“主”之机动灵活所取得的效果写进了他的回忆录：

    9纵在下达作战任务时，把“助攻”改为“主功”，要求所属部队发挥主动积极的战斗精神，全力以赴协同西线集团作战。这样，我攻城兵团东、西对攻，钳形合击，恰能一举打破敌人的部署，击破敌人的顽抗，把王耀武11万人马全歼于济南……

    目光落定在9纵，久久不能移开。

    许世友欣慰的笑意在脸上浓浓漾开。

    对着正向济南东线急进的9纵，对着已分兵围逼济南东大门战略要点茂岭山、砍池山、燕翅山、马武寨……的9纵，对着已把“助攻”当成“主攻”士气斗志高昂的9纵，许世友真想把他在9纵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再对着地图上的9纵再说一遍：

    “我相信你们的铁拳一定会把‘固若金汤’的济南城防工事砸得稀巴烂，一定能活捉我们的老冤家王耀武。同志们，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1948年9月16日。

    这是一个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也写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更写进了济南市志的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

    建国后，济南人在当年两军的血战之地建起了一座雄伟的解放阁。

    “解放阁”三字匾额，为陈毅亲笔所书。《解放阁修建碑记》镌刻在入阁迎面墙上：

    公元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前夕。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举行了著名的济南战役。济南南依岱岳，北临黄河，雄踞齐鲁，襟连京沪，素为历史文化名城、军事战略要地。时国民党以第二绥靖区11万重兵凭藉易守难攻之地势与高14米厚10米之城垣，构成纵深20华里之防御体系，固守济南并陈兵17万于徐海以待北援。我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等，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攻济打援之战略部署，在中共地方党组织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支援下，以18万兵力阻援打援，以14万的兵力攻取济南。9月16日午夜12时，攻城部队在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等指挥下，分东西路同时向济南发起猛烈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