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路军南下的战略和当年辽萧太后发起的袭击战基本一致，目标直指帝国的心脏开封，而不在乎沿途城塞的得失，所以在熟知河北等地军情的郭药师带领下进展神速。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金军南下保定、安肃，攻而不克后绕保定、安肃而过，进围中山。中山在守将詹度的率领下顽强抵抗，同样没有攻克，金军再度绕城而过，随即攻克庆源、信德府，进至邯郸，到达了黄河岸边。

    东京城内的君臣们，此刻正在忙些什么呢？

    最初女真人入侵的战报十万里加急送到东京时，赵佶正在行郊礼祭拜天地祖宗，大臣们为了不影响典礼进行，竟然将战报隐匿起来不报。随即金国人的使臣到了东京，向昔日友邦正式下达了两国开战宣言，白时中、李邦彦两大执宰才知道了宋金全面开战的军情。两位执宰商量下来，觉得这事太大，若给赵佶讲了，怕徽宗皇帝那脆弱的小心脏受不了，索性也不向皇帝通报，封了些红包给金国使臣后把他们打发走了。

    直到十二月十六日，童贯风尘仆仆地赶回东京，赵佶才知道了女真人全面入侵的消息。而这个时候，西路军已经到了太原城，东路军则到了赵佶的老家保定。

    震惊是正常的，反省是必然的，被当头棒喝的赵佶还是做了一件皇帝在国难当头时应该做的事。

    下罪己诏。

    草拟罪己诏的是殿堂大学士尚书右丞宇文虚中（此人南渡后主动出使金国，曾密谋劫回钦宗，被认为南宋第一巨谍），宇文大才子早对当朝这帮家伙不满，于是洋洋洒洒地把赵佶及其心腹骂了个体无完肤。

    赵佶听了宇文虚中替他拟的罪己诏后，那脆弱的神经确实无法承受帝国从天堂跌落至地狱的速度，他知道，臣子们骂他有多狠，就证明帝国遇到的危机就有多严重，从诏书中他听到的不是自责，而是恐慌。

    赵佶的这种恐慌，一百二十年前，当辽国的那位疯女人萧燕燕举国之兵，绕过帝国在边境设下的重重关塞，不顾一切朝东京扑来时，他远房的高祖父赵恒也和他一样经受过，那时，他那个高祖父想到的第一个办法也是逃。

    可是那时候他身边有寇准这样的文臣，不怕死也不怕事，死命拉着他去澶州，连打带哄逼退了萧老婆子，虽然花了点钱受了点惊，但总算是保住了国土，并换来了宋辽百年的和平。

    现在赵佶身边还有谁呢？蔡京，那位老得见了他跪都跪不下去的糟老头？还是蔡家那几兄弟？童贯吗？童大帅去掉了虎皮就是猫，现在还是只人人喊打的病猫。老帅哥王黼吗？还是白时中、李邦彦？

    看来看去都不靠谱，赵佶的心更慌，他觉得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要跑，当然得留人看家，太子当然是不二人选，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赵佶知道女真人入侵消息几天后，太子赵桓被任命为开封牧。

    开封牧可不是一般的官职，通常是太子临时或永久接掌政权前担任的官职，从这个任命可以看出，徽宗皇帝跑路的想法已经很明显。

    没有人拦轿子，没有人磕得头破血流求他留下，以前的几个跟班（童贯高俅之流）在悄悄收拾行李，准备跟东家走人。之前大搞宋金联盟，现在金国人打过来了，他们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趁现在大家的目光都放在女真人入侵上面还没来得及找他们秋后算账赶紧溜。

    但还是有人叫住了赵佶，说走可以，得把太子爷名分给定了，有名有分才好主持工作。

    带头闹事的是李纲及吴敏。

    宣和七年十二月，在李纲横空出世成为帝国的救世主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李纲的背景和身世。

    李纲字伯纪，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李夔虽是文人出身后来官至龙图阁待制，但却有长期在西边任职参与对抗西夏的军事经历。他在任鄜延帅幕僚时，西夏人数十万来侵延安，敌众我寡，守将准备弃城逃跑，李夔却坚持按兵不动积极备防，最终使西夏人望城退却。那时李纲正值少年，亲眼目睹了这场战事，对他日后的影响颇大。

    李纲祖籍是福建邵武，而其父亲在政见上也属于新党，这让李纲和同出于福建籍的蔡氏父子拉扯上了不少关系。不少野史也记载他和蔡攸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和他能在进士后五年（政和二年到政和八年）的时间里就能从小小的国子正跃升到副部级的太常寺少卿（正四品）有很大关系。

    相比较李纲进士后在政坛上的一帆风顺，李纲的进士之路却并不平坦，在二十九岁的时候才跨过了进士的门坎，这让他在当时帝国的最高学府太学滞留了七年之久（留级生）。

    不得不提及的是当时北宋帝国的太学。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最高国立学府，通常被视为中国古代的大学，起始于汉朝，东汉中后期兴盛，到了魏晋南北朝没落，而到了隋唐随着科举制度的崛起而重新复兴，并改传统意义上的太学为国子监。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唐中后期随着国力的衰退，国子监由盛转衰。

    北宋基本沿袭唐制，到了仁宗时期，范仲淹推行新政，重点之一是加强高级知识分子人才的培养，兴办太学，制订了太学令，在开封锡庆院兴办太学，最初规模约有两百人。神宗时代王安石变法，也把发展教育作为重点，扩大了太学的招生规模，招纳对象是从八品以下的官员子弟和平民优秀子弟，太学生名额扩大到两千多名，并制定了三舍法：新生入学在外舍学习，各项考试合格后升内舍生；内舍生两年一考，考试优异者纳入上舍生。三舍生，太学均提供免费伙食，内舍生和上舍生可以担任政府的一些闲职，领取一些补助。蔡京变法，教育同样是重点，他在继续推进三舍法的基础上增加外舍生的生源，在东京城南熏门外，建立“辟雍”，专门招收外舍生，达三千人；而城内的太学本部改为内舍生和上舍生的本部，有八百人（内舍生六百，上舍生二百）。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蔡京完成了王安石想做却没做到的事，以学校养士代替科举养士。宋徽宗下诏罢科举，太学成了知识分子进士的唯一途径。太学在蔡京的手中发展到了顶峰。

    徽宗时代的太学生们是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全国最优秀的年轻知识分子，是帝国未来的栋梁，他们年轻、热血、时尚，喜欢标新立异，喜欢抨击时政，关心国家大事的同时又藐视权贵（虽然他们明天就是权贵）。

    太学文体，太学馒头，太学装，在东京城，他们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而他们中的领军人物，则成为了东京城中的偶像级人物，李彪、陈朝老、陈东无一不是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话题，当然，李纲也曾经是这其中的一名。

    太学的气息和经历一直影响着走入政坛的李纲，李纲在经过进士后的一帆风顺后，很快遇受到打击。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东京水灾，李纲上题为《论水便宜六事奏状》的奏疏，把皇帝和执宰们都狠批了一通，并把矛头直指赵佶迷恋的花石纲。这下踩在了赵佶的痛脚上，赵佶把李纲交吏部贬为税监。随后又连贬两次，最后贬到李纲的老家福建一个叫南剑州沙县的地方当税监，一连降了好几级。

    在沙县呆了一年多后，随即其父逝世，他又回家守孝。守孝期满，朝廷重新启用他为秀州知州，随后于宣和七年重任太常寺少卿（正四品官员）。

    吴敏是另一个对赵佶的“内禅”起到重要作用的人。

    吴敏字元中，真州人，文采过人，在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的外舍生选拔中是佼佼者，并且得到了蔡京的常识。蔡京开始想把闺女嫁给吴敏，结果还是愣头青的小吴不给面子，当场拒绝，蔡太师很没面子，但这并没有影响蔡京对他的提拔，很快提升他为浙东学事司干官、秘书省校书郎，后来老蔡亲自出马推荐他入馆职。

    蔡京对吴敏的越级提拔遭到了中书侍郎刘正夫的反对，说吴敏未尝过省还没资格入馆。双方争论不休，而赵佶又没闲工夫处理这件事，于是蔡京请御笔（皇帝给某个大臣处理某个事务的全权委托书，在徽宗皇帝后期，使用频率很高）而出，平息了争议。

    以吴敏入馆事件成为一个开端，之后的执宰权臣们经常使用御笔，来对付谏官御史们的非难，北宋从太祖一朝开始即很发达的台谏制度至此荒废，为帝国后来的种种决策失误埋下了伏笔。

    作为老蔡重点提拔的对象，吴敏自然全力为老蔡卖命。老蔡被郑居中搞下台后，吴敏就成为他在朝中的重点火力，频频向郑执宰开火，为其重新上台立了不少功。

    宣和七年的时候，吴敏为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讲，正四品官员。

    关于吴敏、李纲二人闹事，史料上记载得相当简单，过程大概如此：

    蔡攸知道了东家要跑路让位于太子的想法，就把消息透给了吴敏，而吴敏又把消息透露给了李纲，二人决定要做表率，积极响应东家激流勇退的想法，并决定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于是又通过蔡攸的路子受到了赵佶的接见。吴敏当着赵佶的面说了狠话，说你老人家走可以，但是东京是北宋帝国的枢纽核心，是祖宗的百年基业，绝不能丢，太子监国名不正言不顺，你得学人家唐玄宗把位置让出来，让太子名正言顺地领导这个国家，带领东京人民抗击侵略者。

    赵佶听到了吴敏的建议“眼前一亮”，说我老糊涂了怎么没想到这层，于是“内禅”的决定就更坚定了。吴敏看合了东家的心，又给他推荐了李纲，说李少卿有话要说。

    于是赵佶又召见了李纲，李少卿拿出了在太学时的愤青姿态，向赵佶上书了刺臂而写的血书，说太子监国是和平时期的做法，而现在兵临城下，太子不即位只监国，是无法号召天下抵抗金兵的，只有正式传位于太子才能解决当前的危机，你老人家也好安心地去南方考察旅游。

    最后李纲给了赵佶两个选择，说你老人家看着办，要么留下来和东京的军民一起抵抗金军，要么把位置留下，你老愿去哪儿就去哪儿，随你快活。

    吴李二人如此锐利的进言，换在任何一个正常时期，等待他们的都将是诛九族的谋逆大罪。但现在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一个混乱的失序的年代，一个文官具有特权的混乱的失序的年代。

    最后他们胜利了，赵佶迅速地在金兵到来之前完成了权力棒的交接，仓皇奔南，帝国的新领导人赵桓浮出水面。

    仔细去观察这段历史，就有一个很必然的困惑，国难当头，在帝国的领导人传承这件事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竟然是帝国的两位中层干部。而此时的帝国执宰们，那些一直以来在政治舞台中央活跃的面孔好像突然消失，人间蒸发了。

    当然不是，有些角力是必须在暗中操作的。

    此次事件的两大主角吴敏和李纲，他们都和一种势力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蔡氏父子。

    我们再来看看钦宗皇帝赵桓上台前的政治环境。

    徽宗皇帝赵佶避免了其兄哲宗赵煦无子的尴尬，他登上帝位的第三个月，东宫原配王皇后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赵桓。

    赵桓是幸运的，因为他是徽宗皇帝的嫡长子，按照中国千年的皇室传统，立嫡不立长，这使提前众兄弟诞生的他在皇位角逐的起跑线上成为领跑者。但是赵桓又是不幸的，一则他的父亲是一个多情博爱且生育能力强盛的皇帝，一口气为他增添了二十五名皇弟，这些都会成为他日后皇位的竞争者；二则他的母亲在生下他之后就失宠了，并在赵桓八岁的时候就逝世了，使赵桓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庇护伞。

    他那条看似辉煌而光明的路注定艰辛。

    随着这个儿子的长大，赵佶越来越不喜欢这个大儿子。赵佶本人是古往今来皇帝队伍中的第一才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赵桓却是声技音乐一无所好，连宫中的美女好像也无法勾起他眼中的激情。赵佶热衷于制礼作乐，赵桓却不拘小节；赵佶穷奢极欲搞丰亨豫大，赵桓作为太子却身体力行地搞起了简约主义，号称“恭俭之德，闻于天下”；赵佶搞崇道抑佛，赵桓却认为老君菩萨要一起拜。父子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三儿子赵楷才是赵佶的心中肉、掌中宝。

    赵楷生于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十一月，仅小赵桓一岁，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正月进封嘉王，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闰九月改封郓王，其母为赵佶比较宠爱的王贵妃。

    比较起兄长的木讷忠厚，赵楷是赵佶同志的另一个翻版，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才华非常出众，和赵佶的共同话题那就太多了，无论瘦金体还是小笔花鸟，小楷同学提起笔来那是有模有样，虽然水平略逊当爹的一层，但也是“父尧子舜，趣尚一同”了。特别在政和八年，赵楷同学化名参加了科考，结果一鸣惊人，唱名第一，高中省元（礼部试进士第一名），成为了历代以来唯一一个省元身份的皇子。

    有子如此，文学艺术家赵佶那心中可是乐开了花，对赵楷的宠爱也是日盛一日，无以复加，每每出行宴席，总是带上老三，留老大一个独守东宫。而赵楷按规矩十八岁出宫入住郓王府后，赵佶特许他“出入禁省，不复限朝暮”，并且“于外第作飞桥复道，以通往来”（这个待遇只有李师师享受过），而郓王府也是赵佶喜欢去的地方，后来的高宗皇帝、九皇子赵构便曾跟随父亲一起去郓王府习射，展示自己挽弓至一石五斗的惊人臂力。

    政和七年，赵佶破例封赵楷太傅，这是太子都没有享受过的高位。同时还任命他为提举皇城司（主要职责为保卫皇城并侦察臣民动静），掌握了几千近卫军，成为拥有兵权的将军，也是北宋一朝唯一一位能拥有兵权的亲王皇子。

    不仅如此，后来的伐辽战役，本来赵佶还想让老三去前线为帅，扬威幽云，只不过后来因为北伐军的糟糕战绩赵佶才作罢，不让心爱的儿子去蹚这摊浑水。

    徽宗皇帝所作所为，傻子都明白他心头的想法，更何况整天围着皇帝转的那帮心腹，于是王黼、童贯、杨戬等人迅速地站到了郓王阵营。连道士林灵素都嗅到了这股风，在他的林神霄府中，将赵楷尊奉为“长生帝君”，仅次于赵佶的“长生大帝君”。童贯负责修建诸王邸宅，特意将郓王府修建得奢侈华丽，为诸王之最，并亲自为其赐名“蕃衍宅”，取《诗经·唐风·椒聊》“知其蕃衍盛大，子孙将有晋国焉”之意，巴结讨好之心昭然若揭。

    郓王党的主要攻击目标当然是太子赵桓。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十月，赵桓为赵佶添了嫡长皇孙赵谌。赵佶三十五岁就当上了爷爷，这是帝国几任帝王都没有遇到过的好事，赵佶当然很高兴，出生不久的皇长孙赵谌被封为崇国公、崇德军节度使。不料这一举动却遇到了宰相王黼的义愤，向皇帝进谏说家无二主国无二副，有适子无适孙，现在以皇子的礼节封皇孙，那不就意味着太子就是皇帝了吗？这让刚高兴了一头的赵佶很不爽。不仅如此，王黼还让太子赵桓的宫臣耿南仲去他的府邸（架子够大），让耿南仲给太子捎话，叫赵桓识相点最好主动把赵谌的官辞了，不然大家都有麻烦。

    徽宗皇帝后期大兴木土，赵桓一度看不下去了，向父亲谏言说现在财政经费紧张，各种工程恐怕还是少启动为好。

    儿子说的不无道理，赵佶只能说老大你说得不错，是该节约节约了。

    可赵桓转身刚走，太监杨戬就在赵佶前面打小报告了，说太子最近言行嚣张，那是因为他的太子家令（总管）杨冯在四处活动，准备让他提前登基。

    赵佶大怒，把杨冯抓了起来砍了头。赵桓那番苦口婆心白费不说，还搞得太子身边的人人人自危，支持者越来越少。

    宣和元年六月，开封发大水，道士林灵素公然向赵桓发难，到处宣扬说“水自太子而得”，嚣张到甚至“冲太子节，不避”，公然挑战太子的权威。

    林灵素如此作为没有受到赵佶的任何处罚，反而是同时上书，为太子鸣不平的李纲却受到严厉处罚，流放外地。

    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如果换成和平时期，帝国的政治格局没有发生巨变，徽宗朝太子的废黜是早晚的事。

    在郓王党一次次肆无忌惮的冲击下，赵桓的处境和压力都很大，但直到宣和七年，在君父失宠、权臣压逼的情况下，赵桓依然稳坐在太子的位置上，坚挺了十一年之久，确实算上一个小小的奇迹。

    奇迹的诞生主要缘于赵桓本身的性格。长期处于恶劣的环境让赵桓养成了谨小慎微百事能忍的性格，堂堂的太子帝国未来的接班人，对国事基本不过问，对郓王帮的挑衅也一忍再忍。赵桓平日里除了在书房里埋头读书，就是在花园里对着鱼池里的鱼儿傻看，典型的书呆子模样。

    太子表现如此，他的政敌们倒没什么招了，毕竟嫡长子任东宫是千百年来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太子没犯什么错之前，赵佶还真不能说让老大下课就下课。

    在北宋帝国，后宫和太监基本无法干涉朝政，文官政治下的北宋一朝未发生过一起废皇储事件。皇储的地位超级稳定，赵桓得感谢他遇上了好时代。

    赵桓逆来顺受优柔寡断的性格，对于他的前半生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但对他的后半生来说，却是一种灾难。

    当然这更是帝国的灾难。

    奇迹诞生的另一个原因是虽然时局艰难，大部分人都投靠赵楷，还是有一些人选择了成为太子党，这部分人在关键时刻为太子保驾护航，立了不少功。

    如梁师成。作为徽宗时代最有权势的两大太监，如果说童贯走的是武生角色的话，梁师成走的却是文青路线。最初他只是翰林书艺局里的一个小太监，受到赵佶的赏识，一来是因为文化水平在墨水不多的太监队伍中显得鹤立鸡群，二来他还有一个很独特却极有争议的身份——苏东坡的私生子。

    至于梁太监是否苏东坡的儿子已经无从考证（死无对证），其时苏东坡正在倒霉，认这个爹捞不到什么好处，不过不管好坏，梁师成这个爹是认定了。蔡京上台施行新法，作为旧党人士，苏大胡子的诗文也成了毒草成了禁书。梁师成不服，跑到赵佶那儿申冤，说俺爹犯了啥罪，死后连文章也不准在世间流传，太不尊重文化人了。

    苏大胡子的文章能顺利地流传后世，他这个“私生子”立了很大的功劳。

    大概是为了证明他这个苏家的儿子名不虚传，梁师成同学做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作为太监，在政和年间，他竟然跑去参加了科考，结果考上了。

    后来的史料都对梁师成的进士资格持高度怀疑，不过长期在大才子赵佶身边工作，人又聪明，考上个进士确实没什么技术难度。据江湖传闻，梁太监后来专权，经常模仿徽宗皇帝的瘦金体发圣旨，竟然很少有人能辨别出来，就凭这一手，苏东坡“儿子”的这个进士大概货真价实。

    有知识有“身份”的梁太监很快得到赵佶的赏识提拔，领思殿文字外库，成为了赵佶的贴身秘书，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心。最后和童贯一样，官拜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任淮南节度使，成功地从太监集团突围。在徽宗时代中后期，无论是蔡京还是王黼，无不敬他三分，帅哥王黼甚至以父事之，东京人都称他和童贯为媪相。

    梁师成不仅认爹的眼光与众不同，选择未来的政治靠山也是专挑冷门。就在众人都觉得太子是扶不起的阿斗，都去舔郓王屁股的时候，他却成为了太子的忠实拥泵，为柔弱的太子赵桓在后宫撑起了一把遮风挡雨的伞。

    另一个站在太子党阵营的是李邦彦。

    李邦彦是大观二年的进士，长得很帅（没办法，赵佶喜欢小白脸），除了能舞文弄墨外，最大的特长和高俅一样，球技一流。此外歌喉不错，能创作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流行歌曲，在东京传唱度非常高，自号李浪子。后来李浪子成为帝国的执宰后，东京人就称他为浪子宰相。

    李邦彦表面看起来嬉皮笑脸，搞起政治斗争来却毫不手软，金军入侵前不久，他刚联合梁师成和蔡攸，搞掉了另一个帅哥宰相王黼。作为政治盟友，李邦彦也走向了太子党阵营。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蔡京。

    作为徽宗时代的政坛不倒翁，蔡京有着他独特的政治艺术。在他的儿子蔡攸曾经一度成为郓王赵楷的拥护者时，他却不经意地屡屡向赵桓递去秋波，曾经巴结地送给了太子一个非常珍贵的阿拉伯琉璃器，结果是赵桓不买他的账，让人砸了这个宝贝。老奸巨猾的蔡太师没有动怒，也没有急着转投怀抱，对赵桓这只潜力股并没有放弃投资。

    所以当帝国发生巨变之际，虽然蔡京已经坐在家里老眼昏花，但他还是敏捷地为自己的家族做出了最后一笔政治投资。

    经过蔡京的暗中发话以及蔡攸的引荐，帝国的两个中层干部吴敏、李纲上演了一出逼宫的好戏，一夜成名。

    徽宗的思绪还在混乱的时候，李邦彦火上浇油，把童贯从太原带回来的檄文上呈了赵佶，之前执宰们不敢拿出来，是因为怕刺激到火烧眉毛的老板赵佶。

    而李邦彦就想让皇帝受点刺激，好让他在走之前把该交的东西交出来——皇位。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决定帝国命运至关重要的一天，早朝的时候，童贯在李邦彦等人的逼迫下向赵佶上呈了金人的檄文，赵佶看了之后果然又羞又怒，涕泪俱下，说罢了，你们晚点再来商量大事。

    晚间，赵佶召见了宇文虚中、吴敏等大臣，刚说了几句，赵佶突然气塞昏倒，太监们扶到保和殿东阁休息。赵佶一会儿醒过来，但已不能说话，太监等人拿来纸笔，写下了禅让书，由吴敏起草诏书，赵佶下课，以教主道君的身份退居龙德宫。赵桓即位，是为孝慈渊圣皇帝，也就是宋钦宗。

    而当晚，知大势不妙的郓王赵楷率兵闯宫，被步军都虞候何灌挡在了殿外。

    何灌是当时难得的非西北军名将，起家于河东，后来虽然在西边任过提举秦凤路弓箭手的官职，但是和童贯关系并不好，是当时除了种师道外敢于见童贯而不拜的将领。童贯北伐的时候，何灌曾任燕山路副都总管等职，后来再度和童贯不和，很快调回京管干步军司。在最关键的时候，执掌禁军步军司兵权的何灌坚定地站在太子赵桓一边，防止了郓王赵楷的武力篡位。

    赵楷并不甘心，对何灌说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谁？

    何灌说我认得，但手上的剑不认。

    双方僵持了一阵，何灌说大局已定，郓王你认输吧。

    赵楷一声叹息，放弃了动武的打算，这位北宋帝国史上文凭最高的皇子的皇帝梦最终破碎，退出了政治舞台，一年后成为了一个性懦体弱的废人；两年后，跟随父兄一起成为了女真人的俘虏。

    也就是这一天，完颜宗望（韩离不）的东路军打到了庆源府（今河北赵县），而之前，北宋帝国则完成了轰轰烈烈的政权变更和彻底的政治洗牌。

    性格比赵佶更为软弱的赵桓会比风流才子型皇帝更适合迎接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吗？帝国没有人考虑清楚这个问题。

    钦宗上台后，迅速调整领导班子，任命李邦彦为太宰，吴敏为中大夫守门下侍郎，李纲为兵部侍郎，耿南仲（原太子东宫太子詹事）为签书枢密院事，封种师道、何灌为都统副都统，统帅河北河东两路军马，应付危局。

    新的领导班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如何阻击迅速南下的金军东路军。

    黄河天险，守住黄河渡口，已经是开封的最后一个屏障。

    而在赵佶正式退位的前一天，已经派宦官梁方平（为什么又是太监）率七千禁军精锐赴浚州守黎阳津北岸；赵桓上台的第三天，又派刚在内禅事变中立下大功的何灌率兵二万赴浚州守南岸渡口。

    三万精锐加上黄河天险，应该能抵挡女真人一段时间吧。

    但帝国此时终于开始为百年来对武将的不公待遇埋单，事实证明，一个优秀的武将胜于任何天险强兵，而率七千精锐守险关的梁公公到了黎阳根本没想过如何布防迎敌，而是想着如何过春节，整日与部属饮酒为乐。金军杀到，梁太监吓得差点尿裤子，拔腿就跑，七千人大溃逃。

    在南岸驻守的何灌看见北岸溃逃，连忙烧了黄河浮桥。

    浮桥一烧，来不及过河的宋兵被金兵追赶射杀到河中的有几千人，场面惨烈。

    何灌转身，发现自己的部下开始逃跑——没办法，帝国除了西北军，这些年谁打过仗，从东京出征时，这些兵士好多连马都骑不稳，得两只手牢牢抓着马鞍，其战斗力之差可想而知，看着对岸如狼似虎的金军，他们腿都是软的，反应只能有一个——跑。

    何灌空有河东名将之称，在最关键的时候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部队溃逃，只好退到泗水关，放弃了在黄河南岸的坚守。

    东路金军没有遇到大的抵抗就来到了黄河边，他们千里奔袭，并没有准备好渡河船只，只是搜集到宋军残留的十余只小船后，花了近五天的时间才把六万大军从黄河北岸搬到黄河南岸。

    完颜宗望（韩离不）过河后，望着奔腾的黄河水不禁感叹，说南朝真的无人了，如此黄河天险，若在此有一两千精锐驻守，我们也跨不过去。

    东京开封，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就这样呈现在女真人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