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率领的得胜之师是第二年即建安十三年（208年）正月回到邺县的。在归师的队伍里人们没有看见北征军参谋长郭嘉的身影，因为几天前，郭嘉已逝于回师的途中，享年三十八岁。

    郭嘉追随曹操共十一年，仿佛眨眼之间就过去了。等到确信郭嘉已不在人世，曹操感到无比悲伤。

    此前，曹操在战场上失去过儿子和侄子，失去过典韦这样的心腹爱将，也失去过鲍信那样的战友，每一次他都很悲痛，但都没有这一次这么伤心。据《三国志郭嘉传》记载，曹操亲自参加了郭嘉的追悼会，心里特别难过（临其丧，哀甚）。

    荀攸当时也在场，曹操对荀攸说：“你们的年龄跟我差不多是一辈的（诸君年皆孤辈也），只有奉孝年纪最小。等天下平定了，本想把后事托付于他，不想却中年夭折，这难道是命运吗？”

    据《傅子》一书说，曹操在郭嘉的丧礼上连呼道：“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在身边的所有谋士里，曹操最喜欢和信赖就是郭嘉，说这个年轻人“通有算略，达于事情”，意思是说郭嘉精通深奥的知识，通晓各方面的事情。曹操曾对人说：“只有奉孝最知道和了解我的想法。”

    现在，这个被曹操寄予厚望的年轻人居然早早地离开了人世，曹操如何不悲伤？

    曹操上书献帝，追记郭嘉的功劳，其中说道：“已故军祭酒郭嘉，忠良渊淑，通晓事理，足智多谋。每次讨论国家大事，他都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最恰当的建议，他的计谋从来没有失算的（每有大议，发言盈庭，执中处理，动无遗策）。他在军中已有十多年的时间，我们出门就同骑乘，回来就共坐一张席子，东擒吕布，西取眭固，斩袁谭之首，平河朔之众，越过艰险，荡定乌桓，威震辽东，取袁尚之首，这些功绩，虽然凭借的是天子的神威，但具体到执行，都是郭嘉的功劳。正准备表彰他，他却短命而终。我现在上为朝廷失去良臣而悲伤，下为自己失去得力助手而难过，请求追加郭嘉的封地，加上以前的封地追加到一千户。”

    此前郭嘉被封为洧阳亭侯，食邑二百户，此次追加了八百户，爵位由郭嘉的儿子郭奕继承。据《魏书》、《世语》等书记载，郭奕字伯益，像他父亲郭嘉一样通达事理。郭奕的儿子叫郭敞，字泰中，有才识，在曹魏时期当过天子身边的顾（散骑常侍）。

    郭嘉是荀推荐来的，曹操给荀写了封信，怀念郭嘉的功劳，信中说：“奉孝不到四十岁就死了，我们一块共事十一年，艰难险阻都共同经历了，现在突然死了，真让人难过（猝尔失之，悲痛伤心）。天下相知的人本来就少，现在又失去了一个，该怎么办呢（奈何奈何）？”

    不久，曹操又给荀去了一封信，说的还是郭嘉，信中说：“追悼奉孝，所有的想法都不能从心里抹去。奉孝对时事、军事的见解，超过任何一个人（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

    还没有哪一个人的死能让曹操如此伤心，如此念念不忘，看来曹操动了真感情。如果论智谋、见识和兵法，能超过曹操的人本来就不多，曹操唯独对这个小他十多岁的年轻人赞赏有加，可见郭嘉确实能力超群。

    郭嘉料事如神的能力有时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时，孙策趁势来攻，大家都感到担心。但郭嘉却说孙策不足为虑，因为此人“轻而无备”，也就是干什么事拍板很快，喜欢激动，但准备工作却做得很差。郭嘉认为孙策即使有百万之众，也无异于一个人独行于中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如果说这些话是泛泛之论的话，那么下面的话则让人不可思议了。郭嘉接着说：“如果刺客出现，一个人就能把孙策搞定（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依我看，此人必死于匹夫之手。”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不久之后孙策即被许贡的门客刺杀。

    类似的事还有几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有时候会认为这是写史的人编出来的，只为突出郭嘉的判断力而已，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能未卜先知的人。

    但仔细想想，也许有另外的可能，郭嘉确实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只是这不是来自于他的特异功能，而是来自于另一项基本功：情报工作。

    《傅子》一书说，郭嘉自二十岁起就隐姓埋名，秘密结交天下英豪，不与俗人交往，以至于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他。这样的作风非同一般，只有干秘密工作的人才会把自己埋得那么深。

    有人甚至推断，郭嘉负责着曹军的情报部队，他得到的信息最多、最快，所以他的判断也最准。这当然是猜测，古代军队里有专门负责情报、侦察工作的士兵，叫做斥侯，但曹军中这些人员有没有独立成军不得而知，顶多是个猜测罢了。

    建安十三年（208年）春天，曹操率大军护送着郭嘉的灵柩，以及在白狼山上捕获的那头狮子回到了邺县。留守在邺县的人们听到了那声狮吼，看到了得胜之师远道归来。

    曹操不急着搞珍奇异兽展览，也不着急展示此次北征的战利品，而是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分析此战的得失。

    这已经成了曹操的一个习惯，战前充分讨论，战后认真总结。在这样的总结会上，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分析得失，为后面的作战积累经验。参加这次总结会的人都感到有些压力，因为当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北征，如今事实证明北征是正确的，蹋顿被斩首，二袁被消灭，乌桓各部顺服，公孙康明确表态服从朝廷领导，不仅北方四州，就连塞外不毛之地也成了势力范围，哪还有比这更好的结果？

    曹操似乎知道大家的心思，总结会一开始就问当初谁赞成北征，谁又反对北征，问得大家很紧张，以为曹操要处罚当初反对北征的人。

    谁知曹操却下令厚赏反对北征的人。曹操说：“这次北征是冒着生命危险侥幸取胜的，虽然成功了，但实在是老天的保佑，所以不能总这么干（故不可以为常）。诸君前面劝谏，是比较稳妥的建议，所以给予嘉奖，今后再遇到那种情况不要就此不敢多言了。”

    北征虽然获胜，但曹操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想想一路上历尽的艰辛，想想战场上瞬间就可能转胜为败的经历，他想必有点后怕，对于这次军事行动，他觉得确实冒险了。

    然而，即使不考虑军事冒险这个战术因素，从战略层面考虑此次北征似乎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表面来看，曹操率军前一年五月出发，次年正月即回到了邺县，用了大半年时间，取得如此丰硕的战果，应该不算是失策。

    但此战准备的时间很长，仅运河就修了上千里，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这是一场付出巨大代价的战争，这场战争把曹操的注意力和曹军主力长时间吸引在北方，从而无暇考虑南面的敌人。

    这给了刘表、孙权和刘璋等人一个发展自己的有利时机，尤其是孙权，趁势快速地壮大自己，积蓄了将来跟曹操过招的力量。如果从这一点上说，北征到底是利多还是弊大，也许还得再争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