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七七事变和平津作战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彭玉龙田昭林 本章:第一章 七七事变和平津作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部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国全面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此开始。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成为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走上向外侵略的道路。虽然因海军和陆军的矛盾,产生了“南进”与“北进”的争论,但其基本战略,都是在侵占朝鲜的基础上,先占领中国的东北,以弥补其岛国国土狭小、资源缺乏的不足,作为“南进”或“北进”的战略基地,尔后再征服中国,争霸世界。

    1921年,日本内阁决议宣称:“满蒙与我领土接壤,与我国防及国民之经济生存有十分密切之关系。以此两大利益为出发点,在满蒙扶植我方势力是我对满蒙政策的基本点。”

    1927年6月,日本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在讨论对华政策的东方会议上,要求军方的战略与政府的战略一致:先占领中国的满、蒙,“使日本摆脱岛国境遇,成为大陆国家,以期充分伸张国势”,其实,日本军部在20年代即已制订了侵华战争的作战计划。据当时在参谋本部作战课任职、后为日本参谋副总长的河边虎四郎回忆,该计划主要内容是:为避免中苏联合对日作战,日军必须首先占领东北,将中国军队逐走;对华北,必要时在秦皇岛、塘沽、山东半岛登陆,占领要地;对华中,准备在上海附近登陆,并占领浙,闽及其以南沿海地区。甚至提出,日军分两路,一溯长江西进,一沿平汉路南下,合击武汉。为此,日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畑俊六,于1925年率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的一些作战参谋,乘军舰至上海、武汉勘察地形。据说,田中在东方会议后曾向天皇密奏会议内容:“欲先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中国完全可被我征服,其他加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族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是否真有此“田中奏折”,虽然尚有一些学者持怀疑态度,但从日本己发表的文件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侵略中国的事实,可以看出,其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了伪满洲国,完成了争霸战略的第一步,但遭到东北人民的英勇抵抗,同时,苏联红军也已发展得相当强大,日苏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因而日本暂时停止了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改取“蚕食”手段。

    1933年1月攻占山海关,3月占领热河。接着,又进人关内,强占遵化、迁安等冀东22县,制造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还积极进行分裂华北的阴谋活动。

    二二六事件后,以东条英机等为首的“统制派”确立了在军部内的统治权,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掌握了政权,加速了侵华的步伐。1936年8月,广田内阁在四相会议上制定的《帝国的外交方针》中的对华政策是:“首先使华北迅速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并且一面获取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备,一面使整个中国反对苏联,依靠日本。”1937年6月,近卫内阁上台的第五天,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就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提出“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的意见。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据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今井武夫说:事变前几天,“在东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当中,私下谈论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事变前一天,中国的冀北保安总司令石友三也知道卢沟桥即将发生事变。事变时,任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的桥本群说:“华北问题”是“日本为了向大陆发展迟早要解决的问题”,“卢沟桥事变也许可以避免,但是第二、第三个同类性质的事件,……大概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见,七七事变是日本法西斯分子为争霸世界而发动的侵华战争,决不是某些日本人所说的“偶发事件”。因而,七七事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

    为发动侵华战争,日本不断扩充军备,增加军队。以陆军常备兵力为例。

    1930年初为25万人、至1936年初,已达40万人,当年又制订了进一步扩军的计划,预计陆军扩充为50个师团,航空兵142个中队;海军扩充为主力战舰12艘、航空母舰12艘、巡洋舰28艘……航空兵65个中队。该计划尚未完成,即发动了侵华战争。七七事变时,日军总兵力为:陆军常备军有17个师团、4个独立混成旅团及若干独立炮兵旅团、独立步兵旅团,骑兵集团、战车联队、特种兵部队等,以及航空兵作战部队54个飞行队,作战飞机约900架,运输、教练等飞机数百架。海军有第1,第2,第3舰队和练习舰队,有主力战舰9艘、航空母舰5艘、练习战舰1艘、巡洋舰12艘、二级巡洋舰23艘、水上机母舰3艘、潜水母舰5艘、一级驱逐舰83艘、二级驱逐舰29艘,一级潜水舰35艘、二级潜水舰25艘及其他特务舰艇共296艘,总排水量为120.4132万吨。海军航空兵有陆基航空兵37个中队,各种作战飞机629架,舰载飞机182架,共811架(含预备机)。日本的兵工生产能力较高,飞机、军舰、战车、大炮均可以自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每年生产的军火,完全可以保障补充当年作战的消耗。

    七七事变时,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有陆军步兵182个师又46个旅,骑兵9个师又6个旅、炮兵2个旅又16个团。海军有第1、第2、第3舰队、练习舰队,广东江防舰队及巡防队、测量队等。新旧、大小舰艇约120余艘,实际作战舰艇约60余艘。总吨位约6.6万吨。空军有作战部队35个中队、各种作战飞机332架,连同运输机,教练机等,总计620架。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兵工工业极下发达,仅能生产少量步兵武器、小口径迫击炮、小型舰艇,大型武器装备如飞机、军舰、坦克、火炮及机动车辆等均不能制造,完全依赖由国外购买,战争中不可能及时补充。

    日军侵华部队的一个师团,编制为21945人、马匹5849匹、步骑枪9476支、轻重机枪645挺、各种火炮108门、掷弹筒576具、汽车262辆,中国军队已整编过的20个调整师,每师为10923人、步骑枪3831支、轻重机枪328挺、各种火炮42门。其余的师,实力更低,有的不足调整师的一半。由于缺乏车辆,机动及补充能力极为薄弱。

    1901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允许各国在中国驻屯少量军队,日本的清国驻屯军,位于北平、天津等地,1927年改为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在天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配属了一年轮换制的临时派遣队、步兵之个营和炮,工、通等分队,兵力已达1771人。

    1936年,日本法西斯分子掌权后,加速侵华行动。于6月间,将兵力增加至5774人,并且将每年的轮换制改为永驻制。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也向华东方面增兵,1937年7月初,日军驻华北部队兵力部署为: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率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之第2大队及步兵第2联队(欠第3中队及第3大队)、坦克、骑兵、炮兵、工兵、通信等分队驻天津,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司令部(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率步兵第1联队(欠第2大队)驻北京,所属第3大队驻丰台。通县、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各驻1个分遣队(兵力约1个中队),当时,驻守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为宋哲元之第29军。该军系原冯王祥西北军之一部,曾参加过1933年长城抗战,下辖4个步兵师、6个独立步兵旅、1个骑兵师又1个骑兵旅。并指挥冀北保安队,总计约9.5万人,各部队的驻地为:军部及特务旅(旅长孙王田)驻北平城内;第37师(师长冯治安)辖第109、第110、第111旅及配属之独立第25旅,驻北平西郊、卢沟桥、长辛店,一部驻清苑;第38师(师长张自忠)辖第112、第113、第114旅及配属之独立第26旅,驻塘沽、天津、廊房、沧县地区及律浦路平律段沿线,一部驻南苑;第132师(师长赵登禹)辖第1、第2旅及配属之独立第27、第28旅,驻任邱、河间、大名、南宫地区;第143师(师长刘汝明)辖保安第1、第2旅及配属之独立第29旅、骑兵第13旅,驻万全、宣化、怀柔、赤城、蔚县地区;骑兵第9师(师长郑大章),驻良乡、涿县地区,一部驻南苑;独立第39旅(旅长阮玄武),驻北平北郊;冀北保安队(司令石友三)驻北平城郊。以上各部均为平时按治安需要配置的,不是战斗部署。此外,保定至石家庄地区,驻有万福麟之第53军及冯占海之第91师。

    1937年7月7日晚,驻丰台日军第3大队之第8中队在宛平城北龙玉庙演习时,以失踪1名士兵为借口,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到驻军第37师第219团第3营的拒绝。日军声称失踪的士兵石山,因泻肚擅自离队,数十分钟后即己归队。但日军却在丰台及北平的两个中队援军到达后,于8日凌晨5时30分向宛平城发动进攻,第219团在团长吉星文指挥下,奋勇抗击,日军受阻。8日上午9时,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下达命令,主要内容为:1、确保永定河东岸地区;2、解除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武装。为此,派驻天津之步兵第1联队第2大队及战车1个中队、炮兵2个大队;工兵1个小队,增援进攻宛平城的日军。当日,日军再次进攻宛平城,又被守军击退。第219团乘势反击,夺回了日军占领的铁路桥和龙玉庙,并向八宝山、长辛店间的日军实施反击。9日,日本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参谋长久纳减一,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已令驻朝鲜的第19、第20师团,驻中国东北的独立混成第1旅团和独立第11旅团作好进军华北的战斗准备;分驻牡丹江、长春、公主岭的各2个飞行中队,也已转场至山海关、绥中、锦州机场。

    10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参照朝鲜军和关东军的出兵意见,提出华北作战的用兵计划:1、从关东军派出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航空兵6个中队。2、从朝鲜军派出第20师团,航空兵3个中队。3、从国内派出3个师团,航空兵18个中队及其他战车、炮兵等部队,参谋副总长认为不必如此之多的部队,同意先由朝鲜军及关东军出兵,11日,日本天皇批准出兵,并派香月清司中将接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得知卢沟桥事变后,9日电令第26路军孙连仲部2个师开保定集中,第40军庞炳勋部1个师开石家庄集中,第53军万福麟部3个师配属第91师开保定集中,第84师高桂滋部开大同,准备支援第29军抗战,上述部队均归来哲元指挥,指挥部设在保定。由于当天接北平报告,说“形势稍转缓和”,“卢事在对峙中”,双方正接触商谈解决办法,因而,蒋介石于10日致电宋哲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伎,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

    因日军所调主力尚未到达,为争取时间,中国驻屯军佯示愿意进行“和平谈判”,日军参谋总长也向华北日军发出防止事态扩大的虚伪命令,中国统帅部及华北军事当局,一方面确图进行全面抗战,一方面又希望能和平解决,所以决心不强。在往返接触之时,日军加紧运送部队,进行战斗部署;第29军则缺乏有效的应变措施和应有的战斗部署。

    蒋介石于17日在庐山训练团发表声明,主要内容为:“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倾上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同时还声明:“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19日,宋哲元在天津应允日军的要求,同意第37师撤出北平城郊及卢沟桥,并开始在平津查禁抗日文字,取缔抗日组织,但日军于19日猛攻宛平城,并炮击长辛店。吉星文负伤力战,再一次击退日军进攻。宋哲元至此方感到和平解决前景暗淡,当日返回北平,作应战准备。

    当宋哲元在天津与日军司令官进行谈判和平解决的条件之时,日军已于7月15日制定了作战计划,规定作战分为两期,第一期进攻北平地区的第29军;第二期占领保定、任丘一线,如第二批增援部队到达,则占领德州、石家庄一线,预定第一期作战,在航空兵的支援下,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由北平西北及西方进攻西郊的第29军;中国驻屯旅团,集结丰台附近,准备向八宝山进攻,以配合混成旅团作战。第20师团由北平南方向南郊的第29军进攻,并进出永定河西岸,切断第29军的退路。至20日,第一批侵华日军均己到达预定的集结地域:独立混成第1旅团在怀柔;独立混成第11旅团在高丽营及顺义;中国驻屯旅团在丰台;第20师团一部在天津,主力在唐山,山海关;由关东军航空兵6个中队编成之飞行团和由朝鲜军及国内航空兵18个中队编成之航空兵团,共222架作战飞机,分别在天津、承德及山海关机场。

    7月24日,宋哲元又作了一次和谈的努力,命第38师师长、天津市长张自忠访问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拟作最后的谈判。香月拒绝会见。宋哲元遂于当天召开将领会议,决定对日军的进攻实施反击。计划以第132师一部守北平,其主力与第37师进攻丰台、通县日军;第38师进攻天津海光寺等日军驻地;第143师自南口出击昌平、密云、高丽营,切断占北口至北平的道路,同时,令潜藏于通县伪冀东保安队中之原于学忠部第51军的两个团反正,袭击日军后方;令冀北保安队在西苑布防。

    正当双方紧张进行作战准备之际,7月25日发生廊房事件。日军第20师团步兵第77联队第11中队,以修复通讯线路为借口,强行进入中国军队守备区,驻守该地第38师第226团功阻无效,于是发生武装冲突。日军第77联队当即向廊房进攻,同时,中国驻屯旅团由天津派一个大队,强行由广安门进入北平。在日航空兵轰炸下,廊房守军寡不敌众,于26日中午退向通县。进入广安门之日军,被驻守该地之独立第25旅第679团拦腰隔断、包围。后经双方交涉,准许已人城的部分日军进入使馆区,隔于城外的日军返回丰台。以廊房事件和广安门事件为借口,26日晚,日军司令官香月向第29军军长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定第37师在48小时内撤出北平,否则即将攻城。同时下达了于27日开始全面进攻的命令,内容与预定计划基本相同。27日,日军因北平城内日侨尚未撤光,将开始进攻时间推迟至28日。当天,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再向华北增派3个师团。

    28日,中日双方军队,先后均发动进攻,8时,日军第20师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东南、正南、西南三个方向向南苑进攻。第29军利用营房及附近村庄进行防御。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均重。13时,日军突破防线。第29军部队向北平方向转移,至大红门附近,遭中国驻屯旅团截击。第29军伤亡甚重,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皆在战斗中牺牲。此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己攻占清河镇,第1旅团攻占沙河镇。

    当日军进攻南苑时,第29军一部进攻丰白,占领火车站,缴获大批军需物资。中国驻屯旅团急由大红门回援。第29军将无法运走的物资焚毁后,于15时撤出丰台。

    天津地区的第29军第38师第114旅及天津保安队,亦于进攻丰台的同时,向天津总站、飞机场、日租界及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等处日军进攻。当时,天津日军仅有第20师团第79联队。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巷战。中国军队一度攻进日军航空兵团司令部等机关,缴获大批机密文件。塘沽地区的第29军第38师第112旅,于28日晚向港口日军进攻,并破坏日军在码头、车站、仓库之军用物资。日军司令部急调山海关及唐山地区日军援津。29日,通县伪冀东保安队的5个大队,在第1总队长张庆余,第2总队长张砚田率领下,突然反正,逮捕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后逃走),歼灭了日本驻通县特务机关及一部日军。第29军的反击作战,使日军遭受一定的损失。为解除后方的威胁,香月清司急令第20师团第39旅团回援天津,同时向关东军求援。关东军立即组成兵力约1个大队的先遣队赶赴天津,随后,又以第1师团第2旅团为基干,组成第2混成旅团,增援天津。

    北平方面第29军主力于28日夜撤向涿县、固安、永清以南地区。29日,北平被日军占领。

    天津方面第29军的部队于30日撤向静海以南地区,当天日军占领天津。

    日军占领平津后,暂停进攻,拟俟第二批侵华日军的3个师团到达后,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平律作战,第29军广大官兵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出现许多感人事迹。如第219团团长吉星文,多次以肉搏击退日军的猛烈进攻,负伤不下火线,坚持指挥战斗。但第29军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一天即遭重创,牺牲高级指挥官2名,伤亡官兵5000余人,被迫放弃北平,而歼灭日军甚少。据日军统计,仅死伤511人。日军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地空协同作战,火力异常猛烈,固然是第29军作战失利的重要原因,但第29军最高领导当局判断情况失误,既未认清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又了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及亿万军民强烈要求抗战的意愿,决心犹豫、委屈求和,以致丧失了宝贵的时间,未能及时、认真地进行充分,有力的战备和应有的作战部署,则是主要原因。大部分伤亡官兵是在南苑营房内及溃退途中受伤或牺牲的。七七事变发生时,宋哲元正在山东乐陵家乡。得知后,并未返回部队。当中央统帅部已派出第26路军等北上支援其作战,并于7月9日,10日两次电催后,才于11日离开家乡,但是,作为华北最高军政长官的宋哲元,并未返回华北军政中心的北平去指挥部队、筹划战备,却去天津与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进行求和的接触、谈判。

    7月15日,何应钦致电宋哲元:“顷接确报,丰台之日军现正集中包围南苑一带,首先消灭南苑一万两千之我军,将为日军机动之第一目标……查日人效‘一二八’之故事,先行缓兵,俟援兵到达即不顾信义,希图将我29军一网打尽。形势显然,最为可虑,望即切实注意计划,应付为祷,”宋哲元接电后,无动于衷,直至接受并开始执行香月的无理要求,将第37师撤出北平,禁止中国人反抗日军侵略,而日军仍向宛平第29军进攻时,方匆匆返回北平,但仍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战备措施。24日,张自忠在天津求和碰壁后,宋哲元才召开将领会议,研究对策,在多数将领强烈要求下,作出反击日军的计划,开始部署军队。当日军发动进攻时,南苑的第29军部队,仍在营房内处于集结状态,仓促应战,损失焉能不大。

    7月29日,第26路军总司令孙连仲在向蒋介石报告第29军战况的电报中认为,天津“连同北平南苑、通州各役,均属无计划的失败”。蒋介石的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于8月初视字平津前线后说,前方军队的“士兵奋勇而高级军官恐惧,各部队之士气皆较旺盛……我军如在一星期前采取攻势,必可将平津之敌歼灭”。他的这一判断虽未必完全符合实际,但认为第29军未能在日军第一批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发动攻势,致失战机,则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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