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算后记（或警告）
我第一次朗读那篇提名的短篇小说时，没有人昏倒。
那是一个礼拜二晚上，在我几个朋友和我从一九九一年起大家分享我们作品的作家工作坊里。每个礼拜，我会朗读一篇我准备收入提名《恶搞研习营》的长篇小说里的短篇故事。我的目的是利用很普通的事物：胡萝卜、蜡烛、游泳池、微波炉爆米花、保龄球……等等来制造恐怖。
没有人昏倒，事实上，我的朋友们都笑了。有时候，整个房间因为震惊和专注而寂静无声。没有人在他们那份复印稿的边上记些有用的笔记，也没有人伸手去拿酒杯。
这比前一个礼拜二好多了，那天我那篇叫《出亡》的故事害我一个朋友进了浴室。她锁上门在里面哭了一个晚上。后来，她的心理医生还来问我要了份稿子，帮她做心理治疗。
没错，这个礼拜，我那些作家朋友只大笑，而我告诉他们说这个三幕式的故事根据三件真实轶事所改编的，其中两件法正在我朋友身上，最后一件则是我为第四本小说做研究工作时，参加一个性爱成瘾的勒戒支援团体认识的一个人所出的事。那是三个很滑稽、也渐渐让人感到不对劲的真实故事，主题全是自慰方面的实验出了差错，错得可怕，简直像噩梦一样。
但是这些故事既滑稽又悲惨到多年来，我每次上飞机，都会默默祷告：“主啊，拜托，别让这架飞机摔下去，因为我是你的子民中唯一知道全部三个了不起故事的人……”我默默地商量：“只要让我做点什么，能留下所有三个……”
后来我写了，是二十几篇故事之一，和一些诗一集小说的各章交错穿插在一起，里面有几十个真实故事。全都多多少少……让人心里发毛。
在我为长篇小说巡回宣传的时候，我第一次公开朗读，那是在奥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一家人很多、店名叫“鲍威尔书城”的书店里。有一组荷兰来的电影工作人员在拍纪录片。店里大概挤有八百人，是消防安全规定下的最大容量。朗读得一气呵成，你没有多少时间抬起头来。不过我每次抬头，就看到前排听众的脸色有点发灰。然后有问答时间，签书会。结束。
一直到我签完最后一本书时，一位店员才告诉我说有两个客人昏倒了，是两个年轻男子，都是在听朗读时倒在水泥地上，不过现在都没事了，只是记不得在站着听朗读到醒来发现周围都是人脚之间，究竟怎么回事。
时序是九月，书店里又热又闷，应该没什么好担心的。
第二天晚上，在波尔德一家有冷气的书店里，另外一大群听的人里，又有两个人昏倒，一男一女。
再过一天在西雅图，午餐时间到一家高科技公司朗读给公司职员听，又有两个男人昏倒，两个大男人。在听那个故事的同一时刻，两个人都猛地倒下，使得铝制折椅也倒下来，在大厅中大魔光亮的硬木板上发出巨响。听到这个声音，全公司的人都站了起来，每个人都踮起脚来看是谁倒了下去，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没事。朗读暂停了一下，有人用纸杯装了水过来，昏倒的人也弄醒了，在他们同意之下，我念完了那个故事，可是现在我们好像有了固定模式。
第二天晚上，在旧金山——即使先有“不和谐协会”*来骚扰朗读活动，喷了我一身奶油，所有的会员都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摸样。即使有一名公关照着一个圣诞老人的脸上打了一拳，而我以五十美元贿赂他们再去喝一杯，在所有这些事情之后——又有三个人昏倒。（*Cacopy，一个由达达主义变化来而，并无严密组织的团体，常以活动干扰文化活动，有人视为文化恐怖分子。）
再过一晚，在柏克莱，一名由《出版家周刊》来的记者注视下，又有三个人昏倒。接下去的第二晚在圣塔克鲁兹，有两个人昏倒。
那个三次都在现场的公关人员说，那些人在我念到“玉米和花生”的时候倒下。是这样的细节让坐着的人软瘫下去。首先，他们的手从怀里滑落，肩膀松垮，头歪向一边，然后他们身体的重量让他们跌落在地上或隔壁那人的怀里。
根据我在意大利的翻译说，那些站着的人就这样往下一矮，消失在人群中，在波隆那，一名演员以意大利文朗诵，大群听众中出现好多空洞，都是有人昏倒躺在石板地上。“你可知道，”我的翻译说：“这个可怕的故事是在一间大教堂里朗读的吗？”
在洛杉矶比弗利山图书馆的大会堂里，一个坐在后面的女子不断尖叫着要找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哭得厉害到她的红色罩衫看起来像被血浸透。那只是她的眼泪。而她的丈夫则躺在地上抽搐。在男厕所里，另外一个停了一半逃出去的男人，在用冷水泼在自己脸上时昏了过去，在水槽边上撞破了头。
在堪萨斯城，也有个男人中途离席，逃到外面去吸点新鲜空气，结果昏倒，在人行道上摔破了嘴唇。在拉斯维加斯，郡立图书馆里的两个大厅里挤满了想听的人，有个男的在我朗读途中抽筋。另外一个看闭路电视的房间里，则有两个人昏倒。在芝加哥，市立图书馆有两个厅里坐满了听众，也有两个人在看电视转播的那个厅里昏倒。在长达三小时的签书会结束后，等着和我打招呼的人里，有一个人脸上还留着干了的血迹，因为他把自己的下唇咬成两半。在那场他永生难忘的朗读中，他发作了一次自己都不记得的癫痫。
在那次巡回活动之前，我只听到谣传有人因为听故事而昏倒。大部分发生在狄更斯朗读《孤雏泪》里的谋杀场景时。那段扼杀的场面使得穿了紧身马甲的维多利亚时代女子昏倒在地。最近的例子，则是约翰·厄文在朗读他长篇小说《心尘往事》中在厨房桌子上坠胎那一段时，有女性听众昏倒。（John Irving，美国小说家和编剧家，著名作品有《新罕普夏旅馆》，《盖普眼中的世界》等，而《心尘往事》一书经紫星改编为电影剧本，与一九九九年获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金像奖。）
等我巡回到纽约市时，昏倒的人里男女数目几近相等，全都很年轻，约十八岁到三十岁之间。通常在昏倒的听众不支倒地的前一页时，有人就会大冒冷汗。有几次，在念到第七页时，我投看一看，会看到一群群半裸的听众脱掉汗湿的贸易，再脱掉湿透的衬衫。
《花花公子》原先拒绝刊用那篇小说，有些编辑认为那太极端了。可是他们负责小说的主编克里斯·纳波里塔诺到了纽约邦诺书店联合广场店举行的朗读会上，看到好几个半裸的人昏倒——当天晚上，他和我的经纪人过街道大饭店的酒吧里签下了合约。
《出版家周刊》的记者写了一篇特稿，标题是：“《斗阵俱乐部》作者不必出拳就将他们击倒。”
第二天，在哥伦比亚大学，两名学生昏倒。第二个正坐在我的编辑和他太太的后面，那个年轻人倒在地上，发出野兽般的叫声，而现场的急救医护人员忙着不让他被自己呕吐出来的秽物呛到。
救护车以花五百大洋的路程将他送往医院的时候，我的编辑走到舞台边上，招手叫我过去，然后说道：“我想你这篇故事造成的损害已经够大了。不用念完，直接跳到问答部分吧……”
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在匹兹堡和兰辛，麦迪逊和安亚伯，博士多和迈阿密以及斯波坎，我常在救护车鸣笛来到门外时完成朗读那则故事。如果那家书店有大型橱窗的话，那时就会有救护车的红灯扫过我的脸上。若是那家书店里有尖角锐边的硬木书架——即使我警告过听众这个故事可能有的影响——有些夜晚最后还是会由店员清洗有人撞破头而留下的一滩血迹。
在英国，到里德朗读时有人昏倒。在伦敦，洗手间里挤满了衣着光鲜的人，他们中途逃离现场，躺在冰凉的瓷砖地上，以求从他们听到的那点东西里恢复过来。
在剑桥，有个男人发出那样的呻吟，由椅子上滚落，一位医生解释说这种卡在喉咙里的声音总是在昏倒前一瞬间发生。那位医生说，在你昏倒的时候，你的脖子会软下来，头向下落，气管就憋住而无法呼吸。为了救你的命，你的身体自动地使你的头部向前伸，来打开你的喉咙。他用了很多很花俏的名词，比如“软腭”。这种抽动使你头部向前而恢复呼吸的动作，会使得你沉重得如同一大块肉似的身体跌落到地上。
他说，如果你一直坐着的话，就会窒息。
在意大利，一位名叫马西莫的演员，以他训练有素的宏亮嗓音朗读译成意大利文的那则故事，听众如同遭到枪击般倒下。数量多到好像是在游乐场里的气枪射击摊位的标靶。
在米兰，有个男人醒来，发现周遭都是男人的脚。他站了起来，挥舞着拳头大声叫道：“你为什么要念这个故事。”
他仍然面色灰白，全身汗湿，要想知道：我的目的只是要当众羞辱他吗？让他在那么多人面前昏倒……？
总共加起来，有七十三个人在我朗读的时候昏倒。我由网际网路上听说还有别人大声朗读这篇故事，也让他们的同僚昏倒，所以人数还在增加中。
以一个长达九页的故事来说，有些晚上是要花上三十分钟朗读。前半段，常会因为听众哄堂大笑而不得不暂停下来。到了后半段，你会停下来则是因为听众昏倒了。
很多演员都喜欢在试演时用这个故事来演独脚戏。
可是我第一次朗读的时候，并没有人昏倒，我的目的只是要写一些新形式的恐怖小说，一些发生在普通生活中的事，没有超自然的怪物或魔法。这会是一本你不会想放在床头的书，是一本好像一扇暗门的书，让你向下通过某个黑暗的地方。一个当你打开这本书之后，只有你一个人能去的的地方。
因为只有书本才有那样的力量。
电影，或是音乐，或是电视，都必须有某种节制才能播放给广大的观众和听众。其余的大众传播形式制作成本又太高得不能冒险只提供给有限的对象，只有一个人。但是书本……一本书印刷和装订都很便宜，一本书就像性爱一样私密而你情我愿，书本需要花时间和力气去吸取——也给读者各种中途罢手的机会。事实上，因为肯花心力去看书的读者，少到很难把书本称为“大众传播媒体”的地步，没有人真正在乎书本里说什么。几十年来，也没人会想到禁掉哪本书。
可是在忽视中带来的是只有书本才有的自由。如果一个说故事的人决定写一本小说而不是电影剧本的话，那你就要好好开发那种自由。否则，不如去写电影剧本，去写电视剧本，那些才能赚大钱。
可是如果你希望能有去到各种地方，谈论任何事情的自由，那就写书吧。所以我才会写，只不过是一篇根据真实生活轶事写成的三段式短篇小说。
有人发表文章，说这篇小说使他们所听过最好笑的一篇。
有人写文章说那是他们所听过最悲惨的小说。
而绝不是《恶搞研习营》这本长篇小说中最阴暗或最滑稽或最让人心里发毛的一篇。还有些我根本不敢当众朗读呢。
有些地方是只有书本才能到的。
这是书本还有的优势，所以我才写作。
谢谢你看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