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改革不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更涉及其他层面的问题，以及法律层面的问题。我想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谈一点我的看法。中国改革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是没有重大的改革。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风险——影子银行也好，地方债务也好，房地产泡沫也好——都是不改革的产物。这些风险都需要通过改革进行克服。现在，中央层面都在呼吁改革，如果缺了地方、企业、社会的参与，大家对改革还是无动于衷。我最近调研了很多地方的改革执行的问题。原来改革的顶层设计下面就是执行。为什么担心中国下一步风险还是来自不改革的局面呢？这不是理论问题，是基于我的实际观察。这里面有几个矛盾：

    第一，权力集中与改革之间的矛盾。现在的改革需要权力集中，既得利益很大，如果权力不集中，很难克服它的既得利益。但是权力集中也会对改革产生负面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都是通过分权进行的，现在一集权，权力集中，改革就产生矛盾了。我发现很多地方的领导干部会说：权力都在你的手里面，你去做事情吧，我等着。从分权的改革，转向集权的改革，需要领导干部做一些调整。正像李克强总理说的，对大部分的官员，它还是需要。

    第二，反腐败与改革之间的矛盾。中国腐败很严重，如果腐败继续严重下去，就会影响政府的合法性，影响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如果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再好的改革也没用。政府现在推出的很多改革方案都很好，但是缺少社会的信任，大家都觉得很麻烦。现在，因为某些客观原因，我发现各个地方，尤其是一些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整天都很担心。改革涉及很多人的相关利益，你要去改革，很多人会找你碴，挖你老底。甚至有个别省份为了反腐败、搞清廉，开始搞负面清单，规定领导干部不能做什么事情。

    但是改革是要干活的，负面清单太长了，个别省份甚至规定，省委书记、省长等主要领导干部不能管人事、不要管财政、不要管重大的项目。廉政当然很重要，但是作为国家行政人员，就要履行职责，你不干活，保持清廉，这不算你的本事。站在好的位置又不履行职责，保持名义上的清廉，这是另外一种变相的腐败。

    改革需要人来推动。

    第三，我们的改革主体还不是很明确。中央政府是顶层设计的主体，也是改革主体，中央层面在很多方面比如说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需要做很多事情；但在其他的很多方面，中央政府不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主体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社会？现在，我们说改革要宣传，纵观中国历史，通过宣讲成功改革的可能不多。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度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90年代的民营化的改革，根本不需要宣讲，中央没动起来，地方已经动起来了，这样的改革才是有效的。我们强调改革顶层设计，一定要把地方、企业和社会改革的主体的动力结合起来。

    最后一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改革跟社会几代之间的矛盾。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几百条事项要改革，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中国社会对改革——尤其是结构性的改革，已经越来越没耐心。以前的分权改革，不知道谁负责任；现在集权改革，大家都知道谁要负责任。如果中国改革两三年内不出成果，中国的社会压力会很大。现在，进行改革的国际环境并不好，比如乌克兰，各个方面都在激进化。改革必须要找到突破口，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几百点一起推进。同时，突破口要考虑经济的增长，更需要老百姓得到确确实实的好处，如果老百姓得不到好处，越激进、越改革，这个社会越不稳定。社会改革还是比经济改革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