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德·勒贝尔这个晚上过得很糟糕。夜里一点三十分,他刚要睡着,卡伦把他摇醒。
“头儿,很抱歉打扰您,但我忽然有个想法。这个家伙,那个豺狼,他拿的是丹麦护照,对吧?”
“继续说。”
“好的,他一定是从哪里搞来的。要么是伪造的,要么就是偷的。但他因为持有这本护照而改变了头发的颜色,据此推断,这本护照应该是偷来的。”
“有道理。说下去。”
“那好,除了他七月那次到巴黎的侦察之旅,他一直住在伦敦。所以他很可能是从这两个城市中的一个偷来的护照。那么那个丢失护照的丹麦人会做什么呢?他一定会去他的领事馆。”
勒贝尔挣扎着从行军床上爬起来。
“我亲爱的卢西恩,有时候我觉得你真是前程远大。先给我接托马斯警司的家,然后是驻巴黎丹麦总领事。按这个先后顺序来。”
他又花了一个小时打电话,说服那两个人从床上爬起来,回到他们各自的办公室。勒贝尔再回到自己的行军床上时已经差不多是凌晨三点了。四点的时候,巴黎警察局一个电话把他吵醒:夜里十二点和两点时,从巴黎各酒店收拢来的丹麦籍人士的酒店登记卡共有九百八十张,已经开始按“很可能”“可能”和“其他”三类进行分拣。
边境检查处的工程师打来电话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勒贝尔一直都没有睡,他正在喝咖啡。午夜的时候勒贝尔才向他们下达指令,现在他们就有了收获。勒贝尔乘车穿过清早的街道向边境检查处的总部驶去,卡伦在他旁边。在一间地下通讯分析室,他们听了一段录音。
录音的开头是“咔嗒”一声,很响,然后是一阵“呼呼”的呼吸声,好像有人拨了七个号码。然后是电话拨号的长音。接着又是一声“咔嗒”,有人接电话了。
一个嘶哑的声音说道:“喂?”
有个女人的声音说道:“我是雅克利娜。”
这个男人的声音回答:“我是瓦尔米。”
女人说得很快:“他们知道他是一个丹麦牧师。他们晚上在查所有巴黎酒店里的丹麦籍人士入住的登记卡,晚上十二点、两点、四点各收一次卡片。然后一个一个地排查。”
停了一会儿,那个男人的声音说道:“谢谢。”他挂断电话,女人也收了线。
勒贝尔盯着仍然在缓缓转动的带子。
“你知道她拨的号码吗?”勒贝尔问这个工程师。
“知道。我们能从拨号盘归零的延时长度测算出号码。号码是莫里托五九○一。”
“有地址吗?”
这个人递给他一张字条,勒贝尔扫了一眼。
“来吧,卢西恩。我们去探望一下瓦尔米先生。”
“那个姑娘怎么办?”
“哦,她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七点,中学教师正在煤气炉上煮早餐,有人敲门。他皱了一下眉,关了火,穿过起居室,打开门。面前出现四个男人。虽然他们没有表露身份,但他知道他们是谁。两个穿制服的看起来好像随时会向他扑过来,但那个相貌温和的矮个男子向他们做了个手势,让他们待在原地。
“我们监听了电话,”小个子男人平静地说,“你是瓦尔米。”
中学教师面无表情。他向后退去,让他们进了屋。
“我可以穿上衣服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
他连睡衣都没有脱,只用了几分钟便套好裤子和衬衣。两个穿制服的人站在他左右。穿便服的年轻人站在门口。年纪大一点的那个人在房间里四下转了转,翻了翻堆着的书和纸。
“要花很久才能把这些东西清出来,卢西恩。”他说道。
门口的那个人瓮声瓮气地说:“感谢上帝,幸好不是我们的部门。”
“你好了吗?”小个子问中学教师。
“好了。”
“带他下楼上车。”
其他四个人离开了,警长没走。他翻看着那些纸。显然中学教师之前整晚都在忙着弄这个。但这些都是被批阅过的普通的学校试卷。显然这个人在家里办公。他整天都待在房间里守着电话,以备豺狼打来。七点十分,电话响了。勒贝尔看了几秒钟,然后伸出手,把电话拿了起来。
“喂?”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稳,没有起伏。
“我是豺狼。”
勒贝尔感到怒火中烧。
“我是瓦尔米。”他说道。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勒贝尔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新消息吗?”那头的声音问道。
“没有。他们在克雷兹跟丢了。”
他的额头全是汗。让这个人在他现在待的地方多待几小时很关键。“咔嗒”一声,电话再没了声息。勒贝尔挂上电话,下楼冲向等在路边的汽车。
“回办公室。”他冲司机喊道。
在毗邻塞纳河岸的这家小酒店前厅的电话间里,豺狼向玻璃外面看着,有些疑惑。没有消息?肯定不会没有的。这个勒贝尔警长不是白痴。他们一定已经追踪到了那个伊格尔顿的出租车司机,从那里再找到沙隆尼尔庄园。他们一定发现了庄园里的尸体,还有失踪的雷诺车。他们肯定在图勒找到了雷诺车,询问了车站的工作人员。他们肯定已经……
他迈步走出电话间,穿过前厅。
“请稍等,”他对服务员说,“我五分钟后就下来结账。”
七点三十分,勒贝尔刚进办公室,托马斯警司的电话就到了。
“很抱歉这么久,”英国警探说道,“把丹麦领事馆人员弄醒,再让他们回办公室花了不少工夫。你想的没错。七月十四日,一名丹麦牧师报告丢失了护照。他怀疑是在伦敦西区的一家酒店客房里丢失的,不过他没有证据。为了让酒店的经理放心,他没有抱怨。这个牧师的名字叫佩尔·詹森,哥本哈根人。体貌特征为:六英尺高,蓝眼睛,灰头发。”
“就是这个,谢谢你,警司。”勒贝尔放下电话。“给我接巴黎警察局。”他对卡伦说道。
八点三十分,四辆黑色的玛利亚来到大奥古斯汀码头的一家酒店外。警察把三十七号房间翻了个底朝天,就像被龙卷风扫过了一样。
“我很抱歉,警长先生,”店主人对指挥这次突袭的头发凌乱的探长说,“一小时前,佩尔·詹森已经退房了。”
豺狼叫了一辆从街上路过的出租车,回到他前天晚上刚刚抵达的奥斯特列茨火车站。对他的搜捕肯定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了。他把装着枪、军大衣和那个虚构的法国人安德烈·马丁衣物的箱子存在了行李寄存处,只留下了装着美国学生马蒂·舒尔勃格衣服和证件的那只箱子和装着化装物品的手提箱。
他拎着行李,身上还穿着那身黑色套装,但把领圈用高圆领线衫遮住了。火车站旁边的拐角处有一家破旧的小旅馆,他要了一间房。这个服务员懒得按要求核对旅客的护照,让他自己填写了登记卡。所以连这张登记卡填的不是护照上佩尔·詹森的名字,他都不知道。
一进屋,豺狼就在脸和头发上忙开了。他用溶剂洗掉了头发上染的灰色,露出了本来的亚麻色。然后又染成了马蒂·舒尔勃格的栗色。蓝色隐形眼镜没有摘,金丝边眼镜则换成了那副高级的宽边美国眼镜。黑色便鞋、袜子、衬衫、围领和牧师服都被卷起来塞进了箱子,一起放进去的还有哥本哈根詹森牧师的护照。然后,他穿上了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来的美国大学生的跑鞋、袜子、牛仔裤、t恤和风衣。
晌午的时候,他已经弄好准备走了,美国护照放在胸前的口袋里,另外一个兜里放了一沓法国法郎。装着詹森牧师所有“遗物”的箱子被放进了衣柜,钥匙被冲进了马桶。他顺着防火梯爬下去,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家旅馆。几分钟后,他把手提箱存在奥斯特列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把第二次存箱子的存单塞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和第一次存箱子的存单放到了一起,然后离开。他搭了辆出租车来到左岸,在圣米歇尔大街和于歇特大街的拐角下了车,然后消失在聚居于巴黎拉丁区的学生和年轻人的海洋里。
豺狼坐在一家烟雾腾腾的小饭店里,吃着一份廉价的午餐,他开始想今天晚上该去哪儿。他毫不怀疑勒贝尔这会儿已经拆穿了佩尔·詹森牧师的把戏,而现在这个马蒂·舒尔勃格的身份他也顶多只能用二十四个小时。
“那个该死的勒贝尔。”他一边恨恨地想着,一边冲着女服务员微笑着说,“谢了,宝贝。”
上午十点,勒贝尔回到办公室给伦敦的托马斯打电话。他的请求让托马斯低声哼了几声,不过他还是十分有礼貌地回答说他会尽力。挂上了电话,托马斯立刻喊来了上周参与调查的那个高级督察。
“好吧,请坐。”他说,“法国佬又回来了。看来他们又把那个家伙弄丢了。现在他在巴黎市中心,他们怀疑他可能准备了另外的假身份。我们两个现在就去给伦敦的各个领事打电话,要他们将从七月一日起至今,外国游客丢失或被窃的护照开具一张清单。不用管黑人和亚洲人,只要白种人。我要知道每位当事人的身高。凡是在五英尺八英寸以上的都是怀疑对象。开始干吧。”
巴黎内政部的每日例会被提前到了下午两点。
勒贝尔依然用他一贯的和缓语气做了报告,而与会者的反应却极其冷淡。
“该死的家伙,”部长中间插嘴道,“他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不,部长先生,不是运气。至少不全是。他不断得到我们每一阶段的进展情报。这就是为什么他匆忙离开加普,为什么在沙隆尼尔庄园杀死了那个女人,然后在罗网收拢前离开的原因。我每天晚上都向与会的各位报告我的进展。我们有三次只差几个小时就抓到他了。今天早上,由于逮捕了瓦尔米而我又不能在电话里装扮成瓦尔米,所以导致他从藏身处逃走并又换成了其他身份。但前面两次,他是在我向会议做完汇报之后的凌晨得到消息的。”
桌子周围一片静寂,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我好像记得,队长,之前你就这样暗示过,”部长冷冷地说,“我希望你能说得更具体一些。”
作为回答,勒贝尔拿出一个小型便携式录音机放到了桌上,按下了“播放”键。在会议室的死寂中,磁带放出的电话录音听来像金属摩擦一样刺耳。放完之后,整个屋里的人都盯着桌上的这台机器。圣克莱尔上校面色灰白,双手轻轻哆嗦着把他的文件收到一起,放进他的文件夹。
“那是谁的声音?”部长最后问道。
勒贝尔仍然没出声。圣克莱尔慢慢站起身来,屋子里的目光都转向他。
“我很遗憾地告诉您,部长先生……这个声音是……我的一个朋友。她现在和我住在一起……请原谅。”
他离开会议室返回爱丽舍宫去写辞呈。屋子里的人都目不斜视,默不作声。
“很好,队长,”部长的声音很平静,“你可以继续了。”
勒贝尔接着汇报,说到了他请求伦敦的托马斯追查过去五十天里报失的护照。
“我希望,”他最后说,“今天晚上就能拿到一份简短的名单,符合我们已经知道的豺狼的体貌特征的人很可能至多只有两个。一旦获悉结果,我需要这些到伦敦旅游的人的所在国提供那些人的照片,我们可以肯定,豺狼现在看起来一定更像他的新身份,而不是凯斯洛普或者杜根或者詹森。幸运的话,我明天中午就能拿到这些照片。”
“从我这方面,”部长说,“我可以向各位报告关于我和戴高乐总统的谈话。他明白无误地拒绝了为躲避刺客而改变未来任何一项日程安排。坦率地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不过,我还是让总统做出了一个让步。这就是,至少现在关于禁止公开的禁令解除了。豺狼现在是一名普通的杀人犯。他在沙隆尼尔男爵夫人的房间里谋杀了她,入室盗窃她的珠宝。据信他已经逃至巴黎,躲了起来。对吧,先生们?
“这是今天下午的报纸,至少是晚报要报道的内容。队长,只要你一确定豺狼的新身份,或者是两三个可能的,他目前正在假扮的身份,你被授权将这些人名公布给媒体。这样,那些早报就能用新标题报道事件的最新情况了。
“那些在伦敦不走运,丢失了护照的游客照片明天早上一到,你就可以把它向晚报、电台、电视台公布,作为追捕谋杀犯事件的信息更新。
“除此以外,我们一旦拿到名字,巴黎所有的警察和共和国卫队都要上街,拦住每个人,查看他们的护照。”
巴黎警察局局长、共和国卫队负责人、还有司法警察署的头儿都忙着在记录。部长接着说道:“中央档案局要协助边境检查处去检查所有已知的‘秘密军组织’的同情者。明白吗?”
边境检查处和中央档案局的头头都使劲点着头。
“司法警察署的所有探员,手上不论有什么事,都停下来,全力缉凶。”
司法警察署的马克思·费尔内点点头。
“至于爱丽舍宫方面,显然我需要一份从现在起,总统近期全部活动的完整清单。为了保护他,甚至不必就额外采取的预防措施向他汇报。这一次,为了保护他,即使他雷霆震怒也在所不惜。另外,当然,我要求总统警卫队空前加强对总统的保护。迪克雷队长,可以吗?”
作为戴高乐私人保镖的让·迪克雷点了点头。
“至于刑警大队,”部长盯着布维埃队长,“显然有很多黑社会眼线。我希望把每个人都动员起来,盯着这个人,向那些人提供豺狼的名字和体貌特征。好吗?”
莫里斯·布维埃生硬地点点头,心里很是焦虑。通缉凶手的事他见过,但这一次规模空前。不要说体貌特征,只要勒贝尔一给名字和护照号,从安全部门到黑社会就得有将近十万人在街道、酒店、酒吧和饭店寻找这个人。
“我有没有漏掉什么其他情报渠道?”部长问道。
罗兰上校很快地看了眼吉布将军,然后是布维埃队长。他咳嗽了一下。
“哪里都少不了科西嘉工会。”
吉布将军盯着自己的指甲。布维埃对罗兰怒目而视。其他人大多表情尴尬。科西嘉工会是科西嘉人的兄弟会,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法国最大的犯罪集团组织。他们已经控制了马赛和大多数的南部沿海地区。有些专家认为他们比黑手党更危险,历史也更悠久。他们不像黑手党那样张扬,闹得家喻户晓,所以也没有像黑手党那样不得不在本世纪初叶移居到美国。
戴高乐派和科西嘉工会曾经两度合作,两次都大有帮助,但也让他们很难堪。因为工会总要求回报,通常都是要求警方对他们的犯罪勾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九四四年八月,工会曾帮助盟军攻占法国南部,并从那以后拥有了马赛和土伦。后来,他们又于一九六一年四月辅助打击了阿尔及利亚殖民势力和“秘密军组织”,并据此把他们的触角大大伸入了北方和巴黎。
作为警察,莫里斯·布维埃痛恨这些人渣,但他知道罗兰的行动分局十分倚重科西嘉人。
“你觉得他们能帮上忙吗?”部长问道。
“如果豺狼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厉害,”罗兰上校回答道,“那么我认为,在巴黎如果有人能找到他的话,那就是工会的人。”
“他们在巴黎有多少人?”部长怀疑地问道。
“大概八万人。分布于警察、海关、共和国卫队、情报局,当然还有黑社会组织。而且他们是有组织的。”
“你自己看吧。”部长说道。
没有人再提议了。
“好,那就这样了。勒贝尔队长,现在我们想要从你那得到的就是一个名字、一个体貌特征和一张照片。得到这些之后,这个豺狼只有六小时的自由了。”
“事实上,我们还有三天。”勒贝尔凝视着窗外,说道。他的听众都惊呆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马克思·费尔内问道。
勒贝尔迅速地眨了眨眼。
“我必须道歉。我之前没有看出这一点来实在是很愚蠢。这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确信豺狼有一个计划,他自己选了个日子刺杀总统。当他离开加普,为什么没有立刻扮成詹森牧师呢?为什么没有立刻开到瓦朗斯跳上来巴黎的特快列车呢?为什么他到法国之后整整一周都在那儿打发时间?”
“嗯,为什么呢?”有人问道。
“因为他挑好了日子,”勒贝尔说,“他知道该在什么时间发动攻击。迪克雷队长,今天总统有离开爱丽舍宫外出的活动安排吗,或者明天,或者是星期六?”
迪克雷摇摇头。
“那星期天呢,八月二十五日?”勒贝尔问道。
桌子周围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就像风拂过玉米地一样。
“当然,”部长轻声说,“解放日。而且要命的是,在座的诸位,大多数人那天都要和他在一起。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日。”
“完全正确。”勒贝尔说道,“我们的豺狼有点像心理学家。他知道一年之中有那么一天,戴高乐将军哪里都不去,就在巴黎。那么,这一天就是他的大日子,也是这个刺客等待的日子。”
“既然如此,”部长兴奋地说,“我们就已经抓到他了。现在他的情报来源已经断了,巴黎哪一个角落他都无法躲藏。我想,在巴黎是不会有人收容他并把他保护起来的;即使是强迫他们,他们也不会干。我们抓到他了。勒贝尔队长,给我们那个人的名字。”
克劳德·勒贝尔站起来走向大门。其他人也都站起来准备离开去吃午餐。
“噢,还有一件事,”部长叫住勒贝尔,“你怎么知道要窃听圣克莱尔上校私人公寓的电话?”
勒贝尔在门口转过身,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他说,“所以昨天晚上我窃听了你们所有人的电话。日安,先生。”
下午五点,豺狼坐在音乐厅广场旁边的一家咖啡馆,喝着啤酒。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脸上也戴着一副黑色的墨镜,挡太阳。他看到两个男人从街上走过,忽然有了主意。他付清酒钱,起身离开。他顺着街道走了一百码,看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一家女性化妆品店。他走了进去,买了些东西。
六点,各家晚报都换了它们的头条新闻。最新的版本上,报纸顶部印着整行令人惊叹的标题:杀死男爵夫人的凶犯逃至巴黎。标题下面有一张沙隆尼尔男爵夫人的照片,那是五年前她在参加巴黎一个社交晚宴时拍的。一家图片社从档案里找到这张照片,所有报纸都用了同一张照片。六点三十分,罗兰上校胳膊下面夹了一张《法兰西晚报》,走进华盛顿街的一家小咖啡馆。皮肤黝黑,下颌突出的酒吧侍者仔细地看了他一眼,朝大厅后面的另一个人点点头。
第二个人走过来和罗兰打招呼。
“罗兰上校?”
行动分局的头头点点头。
“请随我来。”
他在前面带路,穿过咖啡馆的后门,上二楼来到一间小起居室——这很可能是店主的私人住所。他敲了敲门,里面有个声音说道:“进来。”
门在罗兰上校的身后关上了,一个男人从扶手椅里站起来,罗兰握住他伸出的手。
“罗兰上校?很高兴见到你。我是科西嘉工会的卡普。据说你要找一个人……”
八点,托马斯警司来电话了,声音听上去很疲惫。他今天过得可真不容易,有些领事很愿意配合,其他的却很不愿意帮忙,颇费了一番周折。
他说,在过去的五十天里,除了女人、黑人、亚洲人和矮个子,有八个外国男性游客在伦敦丢失了护照。他给这些人列了一个单子,有姓名、护照号和体貌特征,一目了然。
“现在我们来排除那些不可能的人吧,”他向勒贝尔建议,“豺狼化名杜根不在伦敦期间,有三个人丢失了护照。我们也向航空公司订票处核实了从七月一日以来的情况。看来七月十八日,他乘坐晚上的航班飞往哥本哈根。根据BEA公司的记录,他在布鲁塞尔的BEA柜台用现金买了票,然后八月六日晚上飞回英格兰。”
“是的,我们也查过,”勒贝尔说道,“我们发现,他不在伦敦的那个星期来了巴黎,时间是从七月二十二日到七月三十一日。”
“好的,”托马斯说道,声音从伦敦的电话线里传来,有些噪音,“他不在伦敦期间有三份护照丢失。我们可以把这三个排除了,对吧?”
“没错。”勒贝尔说道。
“剩下的五个人里,一个太高了,足足有六英尺六英寸。用你们的算法,已经超过两米了。而且,他是个意大利人,这就是说他的护照扉页上是用米和厘米来标注身高的。差异太大,法国海关官员会立刻发现的。除非豺狼踩着高跷。”
“我同意,这个人肯定是个巨人,他可以排除了。另外四个人是什么情况?”勒贝尔问道。
“好的。一个太胖了,有二百四十磅,或者说有一百多公斤。这个要是豺狼的话,那他都胖得走不动路了。”
“他也可以排除了,”勒贝尔说道,“还有谁?”
“另外一个太老了。他身高合适,但是已经七十多岁了。除非那种真正的戏剧化妆高手在他脸上操持,否则他不可能扮得那么老。”
“这个也不算,”勒贝尔说道,“最后两个怎么样?”
“一个是挪威人,另一个是美国人,”托马斯说道,“两个人都符合标准。高个子,宽肩膀,二十到五十岁之间。这个挪威人有两件事使他不太可能是你要找的人。第一,他的头发是亚麻色的。我不认为这个豺狼在杜根暴露后会变回他自己的头发颜色,对吧?那样他就会更像杜根了。另外一件是,这个挪威人向领事报告时说,他和女友划船时不慎落水,护照就是这时才从口袋里滑落的。他发誓说他落水之前,护照还在他胸前的口袋里,等他爬上岸十五分钟后就发现护照不见了。另一个美国人则对伦敦机场的警察发誓说,他在机场大楼的候机大厅向别处张望的时候,装有他护照的手提箱就不见了。你怎么看?”
“请发给我,”勒贝尔说道,“有关这个美国人马蒂·舒尔勃格的所有详细情况。我要向华盛顿护照办公室要他的照片。再次感谢你,谢谢你的所有努力。”
当晚,内政部又开了第二次会,是目前为止最短的一个。会议前一个小时,国家安全机构的每个部门都收到了马蒂·舒尔勃格详细材料的油印件,此人是被通缉的杀人犯。第二天早上有望能得到他的照片,恰好来得及刊登在上午十点钟街上出售的报纸上。
部长站了起来。
“先生们,我们头一次开会的时候,都同意布维埃队长的建议——甄别杀手豺狼的身份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项纯粹的侦探工作。可是通过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不再同意这个论断。在过去的十天里,我们很幸运,有勒贝尔队长为此事操劳。尽管刺客换了三次身份,从凯斯洛普到杜根,从杜根到詹森,又从詹森到舒尔勃格,尽管这间屋子里不断有情报泄露出去,他仍然成功地甄别出了刺客的身份,并且在这个城市里追踪到了这个人。我们欠他一份感谢。”
部长朝勒贝尔低头致意,后者看起来有些窘迫。
“不过,从现在开始,这项任务就要转移到我们身上了。我们有了刺客的名字、体貌特征、护照号码和国籍。几个小时之内,我们还会有他的照片。我很有信心,在你们各自部队的努力下,几个小时之内,我们就能抓获他。巴黎的每一个警察,每一个共和国卫队的警察,每一个警探,都已经收到了这个人的简要情况。明天早上之前,或者,最迟到明天中午,这个人就再也无处藏身了。
“现在,让我们再次祝贺你,勒贝尔队长,并且从你的肩膀上把这次调查的压力和重担卸下。在即将到来的几个小时里,你将不必再为此事操劳了。你的任务完成了,干得漂亮。谢谢你。”
勒贝尔耐心地听他说完,之后飞快地眨了几下眼,从座位上站起来,向这群最有权势的人点点头。他们指挥着成千上万的士兵,控制着数百万的法郎,而此时,他们向他报以微笑。勒贝尔转身离开会议室。
十天来,克劳德·勒贝尔队长第一次回家睡觉。当他把钥匙插进锁孔里转动的时候,他听到了妻子厉声的责难。子夜的钟声响起,八月二十三日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