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

    尽管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从1982年到1983年，也就是中共十二大前后，对于“商品经济”提法的批评声仍然很高。1982年上半年，刚刚创办的经济特区也受到了“搞资本主义”的严厉指责。尽管1980年中央文件明文规定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但有人却认为市场调节为主是想和计划经济脱节。

    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形势，又要求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进一步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为了促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邓小平等领导人坚强地顶住了反对和批评的声浪。

    1983年2月，邓小平视察苏州，当他看到苏州乡镇企业崛起的良好势头时，明确肯记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过程中，这个决定否定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打下了基础。

    但是，由于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坚持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对改革的进步发展已经产生了影响。因此，客观地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实际上是当时条件下政治和理论上折中调和的产物，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这个提法仍未摆脱姓“社”姓“资”的朿缚。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仍然需要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和突破。

    1985年10月23日，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格隆瓦尔德为团长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邓小平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大力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1987年10月至11月，中共十三大召开。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这样，在中共十二大的基础上，十三大确认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

    “吴市场”们获胜

    在十三大方针的指引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但1989年之后，关于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再次兴起，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又发生了曲折。

    一方面，邓小平坚决强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另一方面，在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思想理论界发生了激烈的论争。一些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和平演变”的名义下，对市场取向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会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

    据经济学家吴敬琏回忆，1990年7月5日，中央政治局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座谈，商讨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对策。在座谈会上，发生了计划取向与市场取向之间的激烈争论。主张计划取向的人认为，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的范围内发生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1988年的通货膨胀就是由于前些年颠倒了这种关系，采収了市场取向的错误路线的结果。主张市场収向的人则强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经济学家薛暮桥在座谈会发言之后，给中央主要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