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后，卢光特被调往重庆市委宣传部工作，并于1953年与14岁就参加革命的才女廖宣敏结为连理。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女儿。廖宣敏家在南川农村，从小就想读书。因家贫，而且那时没有女孩上学的传统，廖宣敏只能借着给哥哥送饭的机会，到学堂偷着听课。后来，她开始绝食，要求上学。她妈妈吓坏了，只好送她去读书。廖宣敏读书极刻苦，成绩也尤为突出，还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以至于她们中学老师想要培养她做“丁玲第二”。随着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廖宣敏毅然放弃学业，中断了文学青年梦，带着满腔的革命理想和激情，参加了革命。解放后，被安排到西南妇联工作。有一次，廖宣敏下乡调查，瞒着领导，不顾自己正怀有身孕，竟一个人爬过二郎山！后来领导知道了，哭笑不得。
看到整天都在忙工作、忙革命的妹妹带着三个孩子太难，廖宣敏的哥哥便把廖晓义接到他家里。从3岁到8岁，廖晓义每天都跟着外婆到菜地玩。外婆栽种着各种蔬菜，她就蹦跳着玩耍。广阔的田野、花草树木、涓涓细流，让她觉得大自然真美！
卢光特是那场生死较量中的幸存者。他1921年出生在川东巫溪县，初中毕业后便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8年，在川东起义中幸免于难，后来成为江姐的上级。按川东临委的指示，发动多次起义……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时，他乘坐第一艘江轮渡江，代表地下党与刘邓大军的前线指挥员接头，迎接解放军入城，从此结束了十多年的地下工作生涯。
该上学了，廖宣敏便把女儿从外婆家接回来。每天早上起来，廖宣敏照样阅读《资本论》；到了6点钟，就把三个孩子叫醒，喊着一二三四，做早操。对于孩子们的学习，廖宣敏一直严格要求，从不放松。
由于妈妈太忙，10岁的廖晓义就开始“当家”。她要洗衣服、买菜、做饭，同时还要照顾两个弟弟的学习。她姨妈、舅舅经常会送过来一些玉米糊糊、大米，还有地瓜，廖晓义早已知道关心别人：她自己少吃，让妈妈和弟弟多吃点。
“我就是这块土壤里边的一粒种子，最后我得回到这块土壤。”
1957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整风运动。由于中共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错误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等错划为“右派分子”，人数达55万，造成了严重后果。
演讲结束，廖晓义将她主编的《儿童环保行为规范》递给克林顿。美国总统饶有兴趣地翻阅了这本图文并茂的画册，大加赞赏，并欣然题词：“致北京‘地球村’，感谢你们为我们共同的家园做出的出色工作——比尔·克林顿”。
女儿生下后，廖宣敏给她取了个有些男孩儿味道的名字：廖晓义，希望女儿可以明晓革命道义。这个在娘胎里上了一次二郎山的女孩儿，从此就注定了要强的性格。刚刚懂事儿，就要看管两个弟弟，还要做家务，却从不抱怨。那时，爸爸天天不回家；妈妈呢，一旦回家，总要捧着一本厚厚的书读。
坐在前排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带头鼓起掌来，这是整个圆桌会议唯一的一次鼓掌。
那天，克林顿在七星岩的青山秀水间作完访华的最后一次讲演，大步走下讲坛，突然间大声呼喊廖晓义的英文名字：“雪瑞……雪瑞……”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雪瑞，再一次谢谢你。”过了一会儿，美方邀请廖晓义等7人与总统乘船同游漓江。事后，一名随团访华的美国记者风趣地写道：“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被一位东方女性的才华、学识和睿智倾倒了……”
30年间，她背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游历了世界五大洲之后，再次回到了生她养她的故乡。命运似乎用一种诡异的方式画了一个圈，但是一个信念让这个年过半百的瘦弱女子的命运，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在她的信念面前，所有的人都会被点燃。她把自己视为草根，她把信念称为公民社会。
廖晓义阐述第二点：“现在中国环境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环境法规少，而在于执法不力。执法不力的原因之一，是缺少以社区为基础的监督执法机制。”见克林顿点头，廖晓义三转话题：“美国对中国环保方面的经济支持远远落后于日本及一些欧洲国家，不久中国在环境方面将会有大的变革。如果美国不愿放弃这个包括政治、经济和环境的机会，你们现在就必须有所行动了。”
1998年7月2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访华。在广西桂林七星公园一座典型的中国式凉亭中，克林顿与中国7位环保人士座谈。最后发言的是“地球村”的创建者廖晓义，她的第一句话就让克林顿为之侧目：“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以消耗大量生态资源为代价的，中国不能重复你们的错误，比如说太多的私家车、空调、一次性制品。”她的话音刚落，克林顿下意识地拧开手中的笔，在证实手中的笔不是一次性产品后，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又伏案在笔记本上记下些什么。
卢光特是这55万人中的一员。作为重庆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他只因为写了一篇题为《市委书记与麻雀》的文章，遂被打成“右派”，流放到老家进行劳动改造。对丈夫出现的突发性事件，廖宣敏措手不及，内心充满了矛盾。最后，她心中的革命理想和政治热情占据上风，作出了和卢光特离婚的决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考就取消了。直到1971年，大学才开始重新招生。但这时招生办法不再是考试录取，而是进行推荐。报名者必须当过三年以上工人、农民或士兵，经过推荐后直接进入大学，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
廖晓义的童年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她家住在长安汽车厂厂区，那个地方属于城乡结合部，背后是一片山。她经常抱着弟弟，和小伙伴们到山里玩耍。那里有一大片菜地，地里种着茄子、辣椒，周围还有些树木，很安静。她无法想到，这样美好的日子是那么短暂，伴随着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而结束了！
廖晓义在云南一待就是3年。每天都接触泥土、阳光，接触工人、农民，接触一些最本真、最质朴的人，还负责给厂里职工讲授《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这一切都让廖晓义觉得满足。机会总是眷顾生活中的强者。1974年，在廖晓义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机会悄然到来了。
虽然此时的廖晓义仍然是“右派分子”的女儿，但由于在插队期间工作努力，表现突出，她被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u>htｔp://ｗｗw?９９ｌｉb?nｅｔ</u>入四川大学哲学系学习。作为一个“右派分子”的女儿能圆大学梦，在自由宽松的环境里学习、读书，廖晓义欣喜至极！那时，上课内容多样化：学农、学工、学军，丰富多彩。学农时，会拿着锄头，又背着赤脚医生的药箱在田坎上走；学军时，借来军装穿上，拿着枪，很神气。廖晓义还借来一个相机，到山野上照相。因为不考试，这给廖晓义很多自由阅读和玩的空间，让她浓郁的激情和革命理想得以完整保留，若干年后，这些珍贵的品质大放异彩。
廖晓义印象最深的是她8岁那年，廖宣敏让她写日记，写读书笔记。她咬着笔杆晃来晃去，始终没有头绪，于是就对着正在烧饭的妈妈说：“下次再写吧。”廖宣敏不让步，坚决要女儿写完日记。或许，廖晓义永远都不会想到，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她养成了写笔记、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直到今天都没放弃！她说，感谢妈妈让她养成这样一个好习惯，让她学会了观察和思考，并且保持着内心世界的充实。
克林顿即刻表态：“我同意。美国国会在这一方面没有给予充分援助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回国后，将把你所说的话传达给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