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下海,我还年轻”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任学安 本章:“40岁下海,我还年轻”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在大会上,邓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这次大会上,国家领导人承认,中国在许多方面落后于世界水平15~20年,同时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科学发展计划,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技研究的攻关重点,而其目的是“到20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这次的大会,让所有的人都听到了时代列车转换轨道的隆隆声响。

    这一年年底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意味着从此开始,“政治生活”已不再是中国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国开始重新回到世界,这个经历了百年激荡的东方国家从此将埋首于经济建设,走向更辉煌的明天。尽管在两年前,执行极左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直到两年后的这一天,中国才真正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年代。

    柳传志依然是科学院的一个普通技术人员。但,他已经感觉到要好好干活了。

    1978年,他知道中国要变了。他关心的是,到底怎么变,往哪个方向变。

    柳传志说:“打倒‘四人帮’的第一年还是把纪念周总理那些人定为‘反革命’,历史还没有翻过来,所以老百姓心里还是非常紧张。但是邓小平上台后,事情一步一步展开了。科学大会是一个信号,而且那一年恢复高考了,这是让人非常震动的。中国要变了,逐渐变成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当时还没有提出这个口号,但是已经给我们这种感觉。中国真的要向科学的现代化前进了,所以我们这些人的兴奋心情不言而喻。但家里的矛盾却因此变大了,为什么?我和我老婆都在计算所工作,晚上就该争时间了,但回家一堆家务事。给小孩洗尿布谁也不愿干,谁都愿意在办公室看书、学外语、钻研业务,风气一下就起来了。”

    1978年科学大会的最后一天,柳传志又听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颇具文学色彩的演讲:“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让我们展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科学的春天”由此成为了中关村新时代的关键词。

    1978年,计算所已经成立整整22年,规模已经扩展到1500人。从这座研究所走出去了很多人,他们在上海、西安、武汉、成都和沈阳建立了自己的计算机队伍。

    那时候,国外的学者逐渐开始来到中国,来到中国的计算所,不断有国外的先进技术讲座举办。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得以了解科技领域的最新动态。这一时期,学外语的风气大大高涨,大家都在争取出国做访问学者,开阔眼界,学术气氛迅速活跃了起来。

    柳传志记得,那时陈景润和他在一个办公楼,科学大会以后,陈景润作为典型被特别树立起来,他是在生活上极度不注意小节、全心全意做科研的人。榜样树立起来后,鼓舞起大家的士气,尤其是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身边人的状态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大家的精神都很饱满,白天工作,晚上回去看资料。计算所开始慢慢出新成果了,所谓新成果就是机械。柳传志所在的研究室是做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如磁记录器、输入输出设备之类,柳传志是做磁记录器电子线路部分的。

    计算所的主要研制任务仍然是“国家任务”,他们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想去过问大洋彼岸的“牛郎星8000”,大家都在大型机上铆足了劲儿。然而,他们不知道,正在着手的为期8年的“757工程”,已经是旧体制下以“国家任务”的名义下达的最后一台大型计算机研制计划了。

    工作有激情,但是现实却让计算所的人员陷入苦闷之中,摆在他们面前的严重问题是,一直依靠国家拨款的中国科学院,9万员工,每年3亿支出,而科研成果却很少能付诸实践,或者说转换成那时的人们还很陌生的“经济效益”。战争已经远离,军事工业还能继续存在吗?是生产线转向民用还是成为历史的弃儿?大家都在等待着答案。

    所长曾茂朝显然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计算所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1984年,全国都沉浸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中,可计算所却开始冷清。一个传言让曾茂朝寝食难安——中央政府就要颁布一个《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把计算机列为应用科学,其财政拨款将在下一年削减20%,还将在5年内全部取消。资金没了,不单意味着全所的员工无法开展正常的研究,更意味着大家可能连肚子都填不饱。

    柳传志属于敏感的人,他开始琢磨这些事。

    他记得当时社会上有个形象的说法,“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大伙儿聚在一起讨论说知识分子的待遇不好、生活条件差。柳传志想了想,觉得这句俗话说得好啊,操手术刀的大夫,还比我们有贡献呢,人家还能救人命呢,我们给国家创造什么了,技术不能变成实际的东西,成不了大气候。

    柳传志想调工作了。他回忆说:“不单单是上面说的原因,而且当时我看磁记录的研究方式,很难跟得上国外的先进水平,个人前途没出路。1984年,中关村已经有人开始办企业了,科学院又在号召,我当然就特别想做这件事。”

    是的,柳传志不是第一个创业者,更不是最后一个。先行者出现在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最年轻的研究员陈春先到美国加州的“硅谷”转了一圈。他第一次惊奇地发现,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创造几百亿元产值的新兴工业。相比之下的中关村,人才密度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但创造的价值却不值一提。陈春先觉得,中关村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被挖掘出来。

    1980年10月23日,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发展技术服务部开办。根据后来学者的考证,陈春先是中科院第一个辞职的研究员,他成了在科技大潮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家公司是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企业,7个年轻人,借债500万,加上一间旧车库——和硅谷学生创业之路如出一辙。

    “下海”成为当时的流行词。公司一个个出现在中关村大街上,“两通两海”——京海、科海、信通、四通,是当时最著名的四家,都由中科院研究所的工程师创办。他们当中走得最早的,比柳传志提前了至少12个月,而且走得更加义无反顾。

    去这三家公司的人多数属于中专生,还不是技术骨干,但待遇比所里的技术骨干好了很多。计算所的人开始议论纷纷。这时候科学院又明确地下达文件,说要在五年之内把应用型研究所的经费逐渐削减为零,让研究所靠市场的力量去生存。

    曾茂朝开始行动了。他召集大伙儿,想办一个公司闯闯看。当时柳传志已经调到科学院的领导干部处工作,听到这个消息,立马回来了。

    创业之前的柳传志,对资本、资本家完全没有概念。学工科出身的他,从小就喜欢看书,但他没有看过《资本论》,也从来没想过要进入经济领域,而且银行是干什么的好像他也完全不知道,即使他父亲在银行工作。

    40岁那年,柳传志下海了。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弄清了什么叫经济,什么叫资本。他开玩笑地说,或许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与DNA有关。

    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先生,育有儿女四人,老大叫传善,后改名传志。柳传志说,中国传统的严父慈母模式,在柳家也不例外。“我母亲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我父亲是个有块云就要下雨的人。我是老大,脾气秉性最像父亲。虽然我和父亲也有不同,但他的某些行事原则确实让我特别受用,比如说像诚信,说了话一定要做到。他是一个说了话一定要算数的人,这潜移默化地在我心中产生影响,就是把信誉看得特别重。”

    “现在有人觉得我40岁下海很老了,很多人不知道我父亲是63岁才下海,相比之下,我年轻多了。”柳传志提到了父子二人双双下海的事。

    “在研究所工作,是件很不错的差事,但我决意要闯荡了。我不甘心在那儿。父亲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们父子俩达成了共识。按理说,63岁该退休了,但国家的变化会影响到个人的生活,改革为我们两代人提供了共同的机会。在改革面前,我和父亲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只有一个想法,好好折腾一番。40岁下海,我还年轻。”

    从现在的文献资料可以查到,到1984年10月联想成立之时,中关村已经拥有40家科技企业,而且还拥有了“电子一条街”的名声。然而,在当时的改革浪潮中,这样的称谓并不是中性的,更不是完全褒义的,它有时意味着“骗子一条街”。人们这样描述一些企业,“一些不满于现状且具有冒险精神的书生投身商海,拿着形形色色的计算机零件哄骗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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