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功利主义与自由竞争经济学

    法国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绝没有在英国流行开来。这时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愈加受到怀疑，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和之后。当时［不列颠］在努力减缓由于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迅速变革的影响，提倡激进传统〖SS〗在政治上走钢丝。在这种传统下，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基础则是不太极端的启蒙思想，并且赢和了新兴资本主义企业家的需要。激进并不意味着主张革命，而是主张变革现存制度，解除世袭贵族统治造成的束缚，使社会变得自由一些，这样，大多数人就可以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认为基于个人努力的人与人的相互作用可以产生最有效的社会和经济规则的信念，可以与自然神论的传统联系起来。按照自然神论的看法，造物主的法则确保了〖SS〗的平衡。自然奖励个人的努力，许多人认为，这种哲学是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基础。然而只是到了19世纪后期，进化论者对“生存斗争”的探讨才揭示出这种个人主义政策的负面作用，利益的和谐平衡也被解释为“最适者生存。”（关于19世纪的思想，见illey，1949，1956；Copleston，1963，1966；Mandelbaum，1971。）

    这种“激进哲学”关于人类本性的观点经过爱尔维修，来自洛克（ley，1749）强调了“思想联系”的原则（Oberg，1976）。一旦约瑟夫·普雷斯特里祛除了这一原则中的宗教成份，这个原则便变成了一种关于人的新科学的基础（ley，1775）。假如两种感觉经常明显地重复出现，思维就会自动地将二者联系起来，就像是条件反射一样。这将用于确定一个人的思维类型，从而确保具有令社会景仰的行为。在19世纪早期，杰里米·边沁通过倡导研究是思维确保了大多数人具有最大的幸福，建立了社会哲学的功利主义学派。人类的思维被还原成受法则约束、并可供合理研究和社会调控的实体，不过没有突兀的唯物论的危险。

    普雷斯特里提出，这种对人类本性新的理解为人类的未来进步开辟了道路，威廉·戈德温也这么看。激进的哲学家当然希望社会进步，但是一般来说，他们采用了一种不太热情的口径。他们的目的是要清除阻碍人与人相互自由影响的障碍；但是一旦实现了这种自由，他们便相信，通过自然力的作用就可以取得经济进步，而无需通过人的刻意引导。就这样，边沁将他的功利主义哲学与亚当·斯密创立的自由竞争经济学学派联系了起来。斯密在他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提出，财富的产生依赖于个人自发的活动，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无论采用多么好的方式，都会妨碍财富的产生。边沁打算利用惩罚罪犯的刑事系统来进行社会调控，但是他坚持认为，在经济上，自由的企业必定要获得优越的地位。

    功利主义哲学成了19世纪早期社会思想和生物学思想的“氛围”（Young，1969）。达尔文决定将生物学物种视为趋异的生物群体，而不是理想类型的复制品，这其中当然也反映出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学派的影响。边沁关心所有社会行为的功利（即它们是否对促进幸福有用），这和对年轻的达尔文有重要影响的自然神学相呼应。威廉·佩利（Paley，1802）将每一种生物结构对功能的适应解释证明神的仁慈——上帝试图使所有的生物都能享受到最大的幸福（Le Mahieu，1976）。达尔文的学说之所以引起争论，实质上就是源于事实上他汲取了他那个时代太多的和谐观，而且倡导了对和谐的自然而不是超自然的解释（Cannon ，1961a）。其实，这正是19世纪思潮的一项重大转变。达尔文通过提出是自然界的适应过程，而不是神的决定，从而将佩利的论据倒转过来。他采取的方式是假设在物种的个体当中存在着生存斗争，并提出多数适应都是自然选择的作用。经常有人提出，个体斗争是自由竞争社会理论的核心，而达尔文只不过是将资本主义的残酷风尚转换成自然原理。这种假设忽略了一个事实，对于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来说，自由竞争原则的目的是要使人类的相互作用达到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从而使所有人都获益。

    这时的政治经济学家并没有认为，个人主义就是允许有可能淘汰所有社会中最孱弱者的无限制竞争。虽然他们相信，通过清除所有对个人经济上相互作用的障碍就会导致进步，但是他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要清除最无能者，而是要鼓励每一个人都能竭尽全力。尽管他们接受社会是由自我追求的个人所组成的思想，但是他们还是相信自由竞争会促进每个人进步。假定“利益是天然一致的”，那么每一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他也就自动地在为整个社会做贡献。有些人的境况可能要比别人差一些，但是经济中微妙的天然平衡遭到破坏的话，他的处境会更糟。这种观点是对旧的、传统的神预先决定了自然平衡观点的回归，而不是达尔文主义的前兆。我们可以将整个观点视为是那些从中获益的人对自己的追求所作的辩护而不予重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辩护的逻辑是建立在试图协调个人主义与人是一种神的造物信念基础上。

    有人可能会提出，这种对自由竞争的乐观解释在1800年之前就已经偃息了。达尔文是通过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Malthus，1797，1959年再版）得出生存斗争概念的，这本书的确可以使人得出竞争残酷的想象。杨格（Young，1969，1985）认为，马尔萨斯原理是对自然神学的挑战，因此为达尔文主义的斗争解释铺平了道路（又见Vorzimmer，1969a）。《人口论》是对诸如孔多塞和戈德温等学者所宣称的只要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本性就能导致社会进步的观点的回答。马尔萨斯认为“两性之间的情感”，对人类来说太重要了，很难根除，因此一定会不断地生儿育女。这样人口的数量有可能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顶多只能按照算术级数增长。这样，人口的增长总是会超过食物的供给，所以饥饿会一直伴随着人类。贫穷是自然的，不能通过社会改革来根除，这种观点致使马尔萨斯遭到后来所有的社会改革者的憎恨。他倡导自由竞争的政策，反对国家扶持穷人，提出虽然这样在短时间会带来不幸，但是会限制穷人的数量，因此从长远看是有利的。

    乍一看这种观点似乎明显地预示了达尔文的斗争概念：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最无能为力的人就会因为饥饿而被淘汰。很显然，旧的自然平衡的乐观想法已经遭到了摧毁，我们这时看到，所有物种（包括人类）无时无刻都必须去斗争，以抵御因群体数量带来的食物供给的限制。但是这样看问题并不一定会认为群体的压力肯定会自动产生出达尔文式的斗争，即组成群体的个体之间的斗争（Bourri，1982）。

    这里我们看到，达尔文要超越马尔萨斯很远才能发展出自然选择学说。他看到，在动物中一定存在不断的生存斗争，而且趋势是淘汰不适者。19世纪后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只不过利用达尔文的理论来宣扬，只有在最出色的个体通过斗争达到顶峰，并牺牲了最无能者，进步才有可能发生。这代表着在社会斗争看法上的重大转变，从过去的相信相互之间的和谐，转变成注重残酷的斗争。是达尔文为这种态度铺垫了道路，他明确地表明自然并不是和谐平衡的系统，而是存在着一种通过奖励能者惩罚败者而确保进步的机制。但是并不是他〖SS〗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已经无意识地表现出对残酷斗争的认同（Gale ，1972）。达尔文可能借鉴了这种态度，并据此提出他的理论。然而这样做使他超越了在他年轻时活跃的那些社会思想家，他们仍然试图在旧观点的基础上为自由竞争的政策——即自由竞争有利于所有人——辩护。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社会进化的思想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人类学家在没有受到达尔文主义的启发下构想出来的（Burroocking，1968，1987）。功利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启蒙运动时期人们所持的人性具有普遍性的信念。这种信念认为只有一种社会形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是“完美的”，而其他所有社会形态都是扭曲的，在那些社会中，人们受着少数人的统治，他们是贵族或者僧侣，他们只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改革者要做的就是不断摧毁阻碍进步的旧障碍，这样社会就应该能自动走向繁荣。这时，正是由于帝国创建者的行为，欧洲文化得以与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交流。激进的人认识到这些社会的“落后”性质，但是却第一次倾向认为他们的问题同样应该以理性的、有组织的改革来解决。随着19世纪的进步，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改良者在教育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殖民地的人民却顽固地拒绝摆脱过去枷锁的束缚。将这种情况与人性的固定不变观协调起来的唯一方法就是采纳社会进化的观点。就是说，任何文化，无论多么原始，只要简单地教给他们政治经济学的真理，就可能很快转变成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一个社会要达到最高级的水平，就必须经过一系列中间阶段而自然地进步，每一个阶段都有其自己的组织形式。在欧洲被轻易清除的那些妨碍进步的障碍，是“低等”社会组织中的基本构成，只有经过长期的社会发展才能被清除。所以，人们承认每一种社会图景本质上是稳定的，而且将发展的框架融入到整个社会进步的图景中，并作为其中的一个进步阶段，通过各个进步阶段，整个社会就会发生进化。欧洲社会只不过比其他社会更加进步，而且率先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也许是因为欧洲具有世界上有利的气候条件。

    提出这种社会进化理论的人类学家的态度可能显得道貌岸然，但是这种理论却不一定要建立在其他种族在生物学上是劣等信念基础上。利用生物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种族的排列，本质上是19世纪后期的产物，这种观点最早的先驱是赫伯特·斯宾塞（Greene，1959a；Pee l，1971）。斯宾塞是在工业革命的激烈竞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积极推崇自由竞争。虽然他并不是真正的达尔文主义者，却正是他发明了指称自然选择的词——“适者生存”。在19世纪50年代，在达尔文的学说被人们普遍熟知之前，他已经接受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思想和生物进化的思想。在斯宾塞看来，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社会发展的动态动因，可以不断地促进社会的经济进步，以便摆脱资源限制的压力。同时，他接受了拉马克的进化论点，并且认识到有可能根据同样的法则，统一自然进化和人类进化的所有方面，建立一种“综合哲学”。

    在达尔文的学说问世之前，斯宾塞已经开始在推广他的宇宙实质上是进步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社会发展是生物学过程的必然延续，而通过生物学过程，实际上人类已经从低等动物中产生出来。根据这个体系，有可能提出白种人的技术和社会成就不仅是更加发达的文化进化产物，而且是一种人类“高级”种族发展更高生物阶段的特征。社会进步实际上在改善着人类的本性，因此那些被欧洲人的进步甩下很远的其他种族已经成为活化石，注定是要灭绝的。斯宾塞相信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是最高级的社会形态，因为它让每一个人都尽其所能为集体做贡献。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是由于人类的本性没能赶上社会的进化，而且竞争的压力要求每个人都要尽可能快地适应新的形势。有望对于自由竞争进行有利支持的方式是鼓励自我帮助，而不是淘汰不适者，但是，斯宾塞提出的导致产生出种族和社会等级的进化观将成为19世纪后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

    德意志：浪漫主义与唯心主义

    如果说功利主义是18世纪思想的延续，那么也存在其他强烈地反对启蒙运动精神的哲学。约翰·斯图尔特·穆勒（Mill，1950年再版）把杰米里·边沁和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看成是造成不同影响的主要代表人物：边沁是功利主义者，而柯勒律治在他的诗歌中明确表达了对浪漫主义的支持。然而浪漫主义的真正故乡却是德意志，在那里，J··冯·歌德及其追随者对于启蒙运动时期霍尔巴赫等人所表达冷酷无情的唯物主义很反感。浪漫主义者希望将〖SS〗看作一种作用力，可以影响自然产生出规则和目的。这种成份在德国思想中存在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可以追溯到炼金术时代和17世纪雅各·伯麦的神秘主义著作中（Boeon，1963；Jordan，1967；Mandelbaum，1971）。

    歌德通过他的小说，开始更加强调从精神的角度理解人类反对身上所缚的枷锁；但是通过唯心主义运动，在正式的哲学中也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观点。戴维·休谟指出过感觉论者的困境：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感觉，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关于感觉原因的绝对知识。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感觉是有规则的，并将其称作自然法则，但是我们不能确保总能获得这种规则性。伊曼努尔·康德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思维具有主动性。他提出，我们不仅只是接受感觉；我们的思维还能将感觉组织起来，使之成为综合性的。在对道德的看法上，康德也像卢梭一样，反对启蒙运动时期的功利主义，并且提出，道德感或道德意识使得人们无需知道欢乐还是痛苦，就能清楚我们的责任（Cassirer，1945）。一些唯心主义者，如J·G·费希特和F··J·冯·谢林接受了这种观点，并且坚持认为，最真实的情况是，感觉创造了感觉到的世界。在谢林的著作中，个人被解释成为普遍的意愿，努力在现象世界中表现自己。对于G··F·黑格尔来说，这种普遍意愿，即绝对，成了宇宙的驱动力，推动着我们人类的历史一直走向最终的目的地。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hegel，英译本，1953）证明唯心主义思想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展来的。按照唯物主义者的看法，进步只不过是自然作用的产物，因为控制事物行为的法则总是一样的。随着关于人类和世界知识的积累，社会就会发生进步。相反，唯心主义者却认为，在个人所无法控制的普遍精神力量的驱动下，历史的发展经历了一些具有明确阶段的必然顺序。J·G·赫德尔在他1784年至1791年出版的关于普遍历史的论述中，已经预见了这种看法（英译本，1968）。赫德尔从进步思想的角度统一了自然和人类，他提出暂时性的存在链条揭示出神的直至人类的特创计划（Lovejoy，1959b）。此外，他把人类的历史看作是进步的过程，但是他认为，每一个阶段的社会类型都有独特的结构，比较能够为人民提供良好的环境。黑格尔接受了这种历史经历了一系列不同阶段的观点，并且根据新的辩证法逻辑对此进行了解释（Jordan，1967）。自然或社会中的力量倾向于产生其对立面，通过解决这种张力，在某一时刻，就会转变成一个全新的世界。对立的力量被视为是绝对在世界中努力表现自己的必然结果，对此不能通过还原的方式来解释，也不能从个人活动的角度来解释。

    在黑格尔看来，终极的人类存在是国家，而不是个体。国家表达了社会的形态或精神，而社会的形态或精神又是通过一些伟大的领袖作为象征的，这些领袖会自然地赢得人们的忠诚。这简直就是20世纪极权主义的种子，按照这种思想，个人应当服从国家，而且个人只有支持他作为其中一部分的集体，而不是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才有望发现他的生活的意义（Popper，1962）。在黑格尔看来，这种个人对集体的服从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样会使人类向着精神的目标发展，而这种目标正是绝对的最终目的。

    有可能将唯心主义哲学的某些方面应用到生物学中。比如，黑格尔的政治理论认为个人应该服从国家，如果把这种理论应用到博物学中，那么就可以认为生物个体要服从物种。物种是真正的实在，在物质世界中，比起物种中类型不完美的表现来，物种本身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因此唯心论反对任何形式的进化论，因为进化会消除特定类型之间的固定区别。反过来，对于所有物种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个物种成为连贯的自然图景中的组成部分或单位的观点，唯心主义者却接受了。生物学分类工作所要探讨的就是生物这种正式、和谐的相互关系图景。为此，唯心论者援引了“原型”或基本类型的观点，认为某一特定类群中的所有成员所表现出的不过是原型的表面现象。歌德探讨过原型植物的类型，而洛伦兹·奥肯假设以一种脊椎动物的原型来代表所有具有脊柱动物的根本统一。这样探讨生物的相互关系并非没有某些科学价值，因为其中有某些情况可以解释为符合达尔文主义所要求的那种历史联系。但是唯心论者提出的决定了所有自然物本质的先验实在的和谐相互关系的形式上的图景在实质上是与达尔文主义作对的。

    或许唯心论哲学对生物学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它提出的世界向着既定目的前进的发展图景。这种图景不能直接产生出生物进化论，例如，黑格尔就不曾相信在宇宙发展图景中的最早阶段展示的是一种暂时性的顺序。歌德就认为，地球的历史进程可能揭示出这样的顺序（ells，1967），在19世纪早期，这种思想在德国变得愈加流行开来。导致这种思想流行的原因是成功地运用唯心论探讨了生物发育领域中非常专业和非常突出的问题：胚胎的成长。在唯心论的影响下，一代德国胚胎学家，从C·F·沃尔弗到K·E·冯·贝尔，驳倒了预成论，奠定了现代胚胎科学的基础（Adelmann，1966；Oppenemkin，1950；Roe，1981）。谢林和奥肯认为，可以通过这些发展的广泛运用，认识到它们奠定了一种普通〖SS〗的基础（Oken，1847；Gode von Aesch，1941；Lenoir，1978）。这时，个体的成长被视为地球历史进程中生命进化的一种模式，这就是所谓的重演论（Russell，1916；M eyer，1935；，1939；Gould，1977b）。人类胚胎的进步式成长只不过是以微缩的形式重演了生命遵循创世普遍计划的宏大进步路径。一些德国博物学家甚至准备相信后面的更高级阶段是由前面的低级阶段实际转变成的。这种进步式的、具有方向性的进化概念，与达尔文主义根本不相符，但是，甚至直到19世纪后期，也很难剔除这种思想。

    当我们转而看一下卡尔·马克思的影响时，依然要认识到达尔文的逐渐、不规则进化论与进步式的、一步接一步向着预定目标上升的进化论之间的区别。虽然马克思在提出历史发展的真正源泉是经济力量而不是精神力量时，头脑中摆脱了黑格尔唯心论的影响，但是他的唯物主义保持着黑格尔思想中的辩证法结构，因此仍然强调进步过程的非连续性（Jordan ，1967）。马克思之所以欢迎达尔文的学说，是因为这个学说从根本上摧毁了宗教，但是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无法接受达尔文的根据斗争和个体变异的变化机制。他也属于最早认识到可以将自然选择视为资本主义个人竞争思潮在生命界利用的人。相反，马克思则强调，在为社会进步而进行的斗争中，个人作为一个基本单位服从他所属的阶级。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共产主义革命，既是令人向往的，又是可以预见的。出于这些原因，对于马克思主义与进化论，特别是与达尔文进化论之间的关系，由于它们分别来源与19世纪思潮中两个对立的分支，因此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