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提出他苦思甚久的计划，假冒扶苏及项燕之名，向全国各地发出檄文，要求联合共同反抗秦政。……胡亥即位一年不到，叛军已遍布全国各地了。

    力不从心，统一前后判若两人

    秦始皇13岁时即位为秦王，由于年纪太鞋由吕不韦摄政，一直到即位第9年、22岁时，才以嫪毐事件发动政变，掌握实权他在执政门年后完成统一大业，到50岁时去世，一共作了11年的皇帝但由史料记载观察，统一前后的秦始皇可以说是判若两人。统一前的秦王政，勇武过人，做事积极又冷静。但统一后的最后10年间，他变得暴躁、情绪化，并显然地倾向神秘主义，对自己的身体失掉信心。太大的工作压力，已使秦始皇有力不从心的无力感。

    统一后的第一年，秦始皇在廷议时，对皇帝名称及政治制度的决策，仍充分显现敏锐的思辨及创意。

    第二年，工作的重点仍放在咸阳，最大的工程是着手规划并兴建全国的驰道大兴驰道的目的，便是为了有效推动中央集权的政务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年度，秦始皇和李斯是如何积极展开行政、经济，以及文化的统一工作。

    不过这一年却也是秦始皇一生的转折点。幼年期痛苦的环境，使秦始皇个性中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更加深了他极端的自尊心，使他在政策的推动上倾向完美主义，经常过分强制属下在执行政令时的彻底。但是统一政策的推行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使秦始皇尝到执政以来最大的心理挫折。

    始皇28年，政策的推行问题重重，特别是齐、楚两地一直未能稳定下来，逼得秦始皇不得不展开宣示皇威的天下大巡幸他由咸阳直至东方的齐地，走到海边，便转南向楚国的江苏，再往西向湖南、湖北，然后回到咸阳，几乎绕了大半个中国其间最引人注目的是泰山封禅及派徐市（福）东海求仙两件事。

    齐国原本便是文明发展最早的地方，神秘主义盛行，祭祀的仪式最为完备。秦国的祖先早年便来自齐地，因此泰山封禅对皇权的宣导颇有意义。

    但派徐市东海求仙，则显然和秦始皇早年的纯理性思考不合，或许是因为重大的成功让他冲昏了头。但求仙是为寻找不死之仙丹，一个健康的人，脑中是不容易装进“死亡”概念的，这显示秦始皇对自己的身体已丧失了信心。或许太多的工作要做，样样推动又不那么顺利，使他在身心上遭受太大压力，健康上也严重遭到损害。

    一句谎言，兴建万里长城

    始皇32年，面对国内外重重问题，秦始皇不但失掉了信心，也逐渐失去了耐心，或许健康恶化也已经日益严重了虽然先前有徐市求仙一去不回的先例，但在这年的东巡中，他再度派出燕人卢生前往海上求仙人指点，以了解他个人和国家的未来，结果自然得到的是一篇冠冕堂皇的颂扬和安慰的隐辞秦始皇虽稍感安心，但仍无法满足他想追寻的答案，于是他要求卢生再入海求鬼神指示，卢生被逼不过，便取回了一句“亡秦者胡的警语。”

    依照当时的常理，秦皇朝既已统一天下，国内任何势力自然不可能有所威胁了，因此卢生很巧妙地把可能的危机推给北方的异族胡人。对自己统治已丧失信心及耐心的秦始皇，立刻情绪地想扑灭北方的敌人，他不但立刻派遣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征匈奴，并下令修筑中国史上最大的工程——万里长城。

    自春秋时代以来长期威胁华夏文明的戎人和狄人，力量虽然逐渐衰竭，但不久北方又有一个游牧民族兴起他们擅长骑射，机动性极强，更收编了戎狄的残余部落，组成了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的联合阵线这便是所谓的胡人，也是日后大汉帝国的宿敌——匈奴。

    早从战国初期起，北方的燕、赵便常受到胡人的侵扰。由于游牧民族神山鬼没，驻军防守根本没有用，为了不必分出太多兵力影响中原争霸，两国便采用筑城墙防守的方式。到了秦昭襄王时，胡人也多次威胁秦国北方，为了不分散东战线的兵力，秦国也开始沿山建筑防守用的长城墙。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胡人也常内侵，但规模都不大，忙于推动统一政务的秦始皇，自然没有兴趣关注这件事，因此双方大致还能相安无事但为了卢生这句搪塞责任的“亡秦者胡，使秦始皇一口气动用30万大军北征，并以70余万的劳力来修筑万里长城。”

    蒙恬的北伐军事行动历时两年，第一年攻略了河南地，第二年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34县城”。

    30万大军在人数上虽有绝对优势，但胡人机动性极高，长征军补给困难，蒙恬不敢采持久战，只好也选择险要的地方修建长城以防守。他一口气完成34个城池，可见防守线拉得相当长。因此秦始皇干脆下令重修赵、秦、燕、魏等国的旧有城墙，将它们完全连在一起，以应付胡人的扰乱战术，这便是所谓的万里长城了。

    政治斗争，惹出千古焚书奇案

    对宰相李斯而言，最让他担心的是秦始皇对齐、鲁两地儒士及方土的特别照顾或许有血脉相传的亲切感，本土派部落领袖对来自祖先所在地的东方学说也特别感兴趣，尤其受邹衍“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很多儒生都成了方士。”

    或许统一后的工作压力太大，秦始皇也逐渐迷上了这些神秘主义论。韩终、侯公、石生、卢生、徐市都成了他的宠臣，他们以请求神仙寻找不死仙丹，来吸引信心和体力皆严重衰退的秦始皇。从28年首度东巡到32年间，秦始皇在这些人身上的确也花了不少钱财、人力、物力，其中尤以徐市带三千童男童女到东海求仙的规模最大。

    “法家流的李斯，师学自“性恶论”的苟子，思考模式上倾向理性推论，对于来自东方的儒学，一向便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排斥心理加上秦始皇着迷于刻石、封禅及求仙等行为，更使李斯对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有着高度不安感，这些阿谀迎合的儒生和方士，无疑是他最具威胁性的敌人。”

    始皇34年，由于经济及文化统一政策推动的困难，引发不少政治危机，为压制各地方反对情绪，始皇不断展开长途的天下巡幸。但由于他自己经常不在皇宫指挥大局，也使朝廷的行政效率大降。与此同时又有北征匈奴、南伐百越、修筑长城、海外求仙等活动，加上修驰道、建宫殿和骊山陵工程，到处都在花大钱，使刚从数百年战乱中稳定下来的秦帝国，难免要国库空虚、民穷财尽了。

    就在这一年，爆发了秦帝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斗争。

    为庆祝对匈奴和百越的军事胜利，秦始皇在咸阳皇城大摆酒宴，特别邀请齐鲁一带儒学博士七十余人共宴。

    主流派的外籍政团主将——官任仆射的周青臣，首先对秦始皇的功德大加称颂，秦始皇虽明知这不过一堆废话，但相对于困难重重的政局，这些表面上的成就也稍堪安慰了。

    但博士集团领袖淳于越，对这些肉麻的歌功颂德颇为不满。他首先以殷周两王朝的长治久安，和目前的政局不稳作比较，指出症结在于制度，唯有封建子弟并依各地需要实施分权治理，才能解决当前问题。淳于越更直接指责主流派的官僚体系不正视问题，一味媚主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也。”

    秦始皇也深知问题的确严重，乃将淳于越恢复封建制度的提案，交付廷议讨论。

    对这件事最受不了的便是主持廷议的左丞相李斯，当年他反对封建制度，强力主张郡县体制和中央集权。如果接受淳于越建议，便等于承认自己错误，不但颜面有损，自己的地位、权势都有可能大幅度削弱。

    因此，李斯立刻展开严厉反击，他向秦始皇表示，制度没有所谓的好坏，最主要在是否合乎时代环境的需要秦国目前的体制，在当代是最为理想的，因此更需要贯彻到底以竟全功。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百姓）。”

    他直接攻击其政敌，当今法令不行，问题重重，主要便是大家都以私心来批评执政当局因此要提高效率推动政务，便要设法压制这种不负责任的批评，使公权力可以完全贯彻他指出：

    “古时候天下散乱，缺乏固定标准，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制度，因此研究学问的人，也喜欢以古讽今，以华美的论调来扰乱实际的治理……。如今皇上已并有天下，世间黑白分明定于一尊，如果私人为学再像以前一样的混歧，则政府命令一下，各学派争相议论，以批评皇上来提高虚名，以不同意见来显现自己高人一等，率领着学生批评政府，这样子皇上的权威必遭到破坏，朝廷也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党争……。”

    为了避免学者以古非今，造成公权力损害，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实行严厉的思想统制了。

    因此，李斯提出了他的构想：

    “除了史官保存的，秦纪以外的历史全应烧毁，不是任博士官者，藏有诗书及诸子百家的，全加以烧毁有随便谈颂诗书内容的，处死以古非今者全家抄斩官吏知道却不检举者视为同罪。此焚书令下30日内不烧书者，处以黥刑并发为奴隶。不必烧毁的只限于医药、卜筮、种树等书。若有想学习法令者，必须以吏为师。……。”

    商鞅以来的秦国政策，是以中央集权来集结各种力量，使秦国国力迅速增强，进而能统一天下。但统一后的秦皇室却因幅员过大，环境太复杂，丧失了执行政策的掌握力，进而造成统制上的无效和混乱。

    报复儒生，衍生坑儒大悲剧

    淳于越的建议，原想让秦始皇放弃过于严厉的法治而以封建制度来解决各地区问题，特别是组织结构一向复杂的齐地但想不到却换来了更严重的思想统制——焚书。

    由于新法令非常严厉，再也没有儒生敢以身试法，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只好把不满的情绪转入地下活动，却反而使这股批评力量传播得更快。秦始皇和儒生的关系，也因这件事迅速恶化。

    始皇35年，为突显秦始皇在皇室中的地位，决定在阿房宫加建“始皇登天台由于此事与宗教有关，始皇乃再度要求候公和卢生为其工作。”

    卢生等在求取仙药上绩效不佳，为害怕始皇追究，乃趁机先提出他们的建议：

    “臣等为皇上求取灵芝仙药而屡次不获，是因皇廷内部有不良因素之所致……为人主者应隐蔽自己的行为以避恶神，能避开恶神，仙人才肯到来人主所居所行，臣下都很清楚，便会有碍神明降临意愿……因此，希望皇上日常所居及言行切勿随便为人所知，然后不死的仙药才能顺利获得。”

    经过7、8年密切相处，卢生等人的确相当能掌握秦始皇的心理。对一向缺乏安全感又好疑的皇帝，最害怕的便是别人窥视他私底下的言行。卢生这些话，秦始皇不见得相信，但正好让他有足够理由来刻意掩饰其私下的言行。

    没多久，有天秦始皇在新建成的梁山宫山上，看到宰相李斯的车骑阵容庞大，心中十分不满，便作了几句埋怨侍从人员便将此事告诉李斯，李斯立刻减少跟随车骑想不到秦始皇知道这件事后，勃然大怒，表示有人泄露其私下言行，便将当时在场的太监及侍从人员全部处死虽然这件事所牵连的大多是嬖人而已，但所有的重臣和近臣都因而大感不安，再也不敢过分的亲近秦始皇了。

    最感到害怕的，却是始作涌者的卢生，他和始皇间秘密的事情最多，万一哪天有所泄露，就准死无疑了。因此他和诸儒生相为谋道：

    “始皇天性刚愎自用，并吞诸侯取得天下后，更是意得欲从，自以为功业冠古今他重用狱吏及执法人员，虽有博士70人，备位而已丞相等大臣也仅接受命令，一切以皇命为主。

    “始皇喜欢以刑杀为威，天下人因为害怕犯罪，更想保持禄位，根本不敢真正尽忠。他从未听过批评，所以日益骄傲，下面的人只好以欺瞒掩饰来取得皇上欢心……天下事大小均取决于上，皇上每天处理公事以石（120公斤）计算，日夜不得休息，贪图权势如此，是不可能帮助他求得仙药的……。”

    这虽仅是卢生逃避责任的借口，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秦始皇到了晚年，由于受卢生等方士的影响，变得非常孤独；加上工作量庞大，日夜不得休息，更使他成了紧张而神经质的人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会作出怎么样的事情，其实已很难预料的了。

    卢生这段话，自然很快在儒生及方士间传开，很多人更表示，连最亲密的战友卢生都跑了，始皇帝的确已到众叛亲离的地步了。

    当这话传入秦始皇耳朵时，他暴怒了，立刻下达命令：

    “前些日子我下令搜集诸子百家书籍，不中用的全烧毁，又召集如此多的文学方术之士到此，主要想让天下能兴盛而太平啊如今韩终率领求仙者不知去向，徐市更耗费国家巨万钱财而毫无消息……卢生等人我是何等地礼遇他们，现在却这样的诽谤我，到处说我的坏话……立刻去追查咸阳城内的儒生，哪个和卢生有来往、口出狂言、扰乱民生的，马上查办。”

    从这段命令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秦始皇悔恨、痛心又无奈的心境，身为当代最高权力者，竟陷入如此困境，内心的苦痛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因此，始皇派遣御史审问在咸阳的诸儒生，儒生在害怕下，相互密告，总共牵引出460余位和卢生有关系之党徒始皇下令全部活埋坑杀，罪刑较轻者发谪徙边，这便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惨剧——坑儒事件。

    焚书是出于李斯的建议，目的在进行思想统制；坑儒则是由秦始皇自己发动的，原因是向欺骗他的方士报复。

    由于秦始皇这时已处在相当不正常的情绪下，因此没有人敢表示任何意见只有始皇的长子扶苏，基于人道立超向始皇规劝道：

    “天下初定，远方百姓的向心力尚且不够，诸生都是口诵孔子的门徒，吾皇降以重罪，恐怕会使齐、楚间的百姓更为不安呢！希望皇上明察。”

    尚在暴怒中的秦始皇自然无法接受扶苏不断的进谏，为了避免在眼前看了生气，他下令扶苏到边疆去监督蒙恬的北征军团。

    始皇遽逝，赵高李斯联手夺权

    始皇36年，即坑儒事件的第二年，齐地东部便传出天上掉下陨石，刻有“始皇死而天下分之谶语这可能是始皇的健康已严重恶化，被地方的反对派势力探知后，制造出来的谣言同年秋天，在华山山麓附近的平舒大道上，也出现一块刻有“今年，祖龙将死”文字的玉壁秦始皇的健康情形，已成了大家公开讨论的问题，全国各地反对力量的间谍，已将此作为制造不安谣言的题材了。”

    始皇37年，为平抚东方和东南方日益不稳的危机，并向全民显示皇上身体健康，秦始皇决定作即位来最长途的巡幸。其实始皇的健康已相当恶化，长年的辛劳和紧张，使他身心均面临崩溃，虽然重臣一再劝阻，始皇仍坚持启程，为帝国的安定作最后的努力。

    这次巡幸主要在有效解决各地方问题，因此实际负责政务规划和推动的左丞相李斯也跟随出巡，由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以维护帝国大本营的安全此外，为解除旅途寂寥，幼子胡亥也跟随在侧这次出巡带有大批官僚人员，加上医疗人员、侍从宦官、祭祀及观测天象的方士，护卫军团更不在少数，巡幸的阵容空前庞大。

    队伍在寒冷的11月动身，由咸阳直奔湖北云梦、安徽的海渚，到达江苏的丹阳（南京市），井深入浙江的钱塘和会稽。阴湿、寒冷的气候加上水土不服，更是折损始皇的健康。但因为江东地区反对力量甚大，始皇不得不在这里多花点心血。但这份努力成效似乎不大，始皇去世的第二年，楚人项梁、项羽立刻在此起兵叛乱，并因而带动了全国各地的起义行动。

    巡幸的队伍由浙江再北上江苏，进入山东省的齐地时，已到了隔年春末夏初的季节这时候秦始皇的身体已相当衰弱了《史记》记载：

    “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

    眼见始皇身体恢复已无希望，巡幸的队伍便准备尽速返回咸阳，然而却在这个时候，始皇病情急速恶化，在进入河北省沙丘地区时，便在相当紧急下去世了。

    据说始皇在觉悟自己将死时，曾留下遗言，下令被派往北方监军的扶苏，立刻将军务委托蒙恬，返回咸阳主持丧事。换言之，秦始皇已指令扶苏为继承人。

    晚年的秦始皇对李斯等外籍政团已相当不信任，除了政策推动上的失败外，李斯过分排除异己，权力欲过重，和近两年发生的焚书、坑儒事件，都带给始皇身心极大压力他似乎领悟到，只有长子扶苏继承大统，才可能矫正这些错误。

    扶苏的个性颇像年轻时代的秦始皇，倔强、果敢、开朗又富宽容心，因此很得本土派军团领袖支持。统一天下后的秦始皇重用外籍政团，逐渐疏远替他夺权的本土派领袖，加上统一政策推动上的重重困难，使得始皇父子间意见常有矛盾；尤其是为了焚书及坑儒事件，更形成两人台面上的争执。因此始皇一气之下，将扶苏派往北方边疆，便是对他“不听话的一点惩罚。”

    但扶苏到底仍是最可靠的继位人熏即使在病情严重时，孤独的秦始皇，脑子中惟一信得过的仍是扶苏由于扶苏是现行政策的主要反对者，因此始皇并未将这件事和李斯商量，临终前，只得将遗言书状、军队调动令及玉玺，交给随侍在侧的宦官赵高指示扶苏直接回咸阳主持丧事，无疑是秦始皇也同意现行政策必须作重大改革。

    赵高虽是宦官，但他的先祖属赵国王室之亲戚，因此和秦王室也有亲属关系。不过赵高家族一支早已衰颓，家中甚贫，因此其兄弟多人皆为宦官，身份不高。但赵高自幼企图心甚强，思考力敏捷，学问渊博又深通狱法，秦王政时代便以能力卓越而被破格提拔为中车府令，并出任始皇幼子胡亥之老师，教胡亥学习法令制度。

    但不久赵高牵连到重大罪刑，由蒙恬之弟蒙毅负责审理，被判处死刑幸始皇怜赵高忠诚，工作又认真，特下令赦免，并复其官职，但赵高和蒙氏兄弟因而结怨。

    始皇晚年，接受卢生建议，刻意隐密自己言行，因此赵高成了他和外界最重要的联系桥梁，甚至和李斯间的沟通，除非重大事情，否则都由赵高代劳，使得赵高权势暴涨，也逐渐培养他的政治野心。

    大权在握的始皇帝，似乎没有注意到赵高和蒙氏兄弟间的交恶，更不认为胡亥对扶苏有任何威胁，而将此重要事件循惯例交由赵高处理。

    宦官地位卑下，因此对人事问题特别敏锐。赵高接到此一指令，衡量自己和扶苏、蒙恬的关系后大为不安，并且考虑自己的未来，自然非常不希望扶苏出头。

    由于始皇死得仓促，除了少数亲信，不会有人知道其死讯，更不会有人知道有关扶苏的指令，因此他决心冒险趁机夺权，但至少仍必须获得胡亥和李斯的合作。

    胡亥个性软弱、温和而无主见，虽然不忍心违抗父命，但在赵高软硬兼施的说服下，首先答应合作。

    假造诏书，扶苏蒙恬身皆死

    首先由李斯伪造始皇遗书，拥立少子胡亥登基，并暂时隐瞒始皇死讯，火速赶回咸阳由于7月间天气日益炎热，尸体容易发臭，李斯乃下令车载一石鲍鱼，以混乱尸体的腐臭味外溢等到巡幸队伍由新建驰道直入咸阳后，才发表丧事，并由胡亥袭位，承续大统，是为二世皇帝9月葬始皇于骊山陵。

    对李斯和赵高而言，最令他们担心的是驻守北方的扶苏和蒙恬的庞大北征军。如果依始皇遗命，让扶苏入咸阳为皇帝，以扶苏的刚勇和果敢，外籍政团力量必被彻底铲除。因此在沙丘密谋时，李斯便决定在公布始皇死讯前，先阴谋杀害扶苏及蒙恬。

    但扶苏声望颇高，蒙恬又统有秦帝国最庞大军团，要击败他们是非常困难而危险的因此李斯决定利用赵高手中的玉玺和始皇随身佩剑他首先选择最为可靠的禁卫军领袖为特使，并配属大量禁卫军团，带着伪造的始皇敕令，急速直扑北方军的大本营。

    禁卫军团首先以突击方式，收缴了蒙恬的军权，又假传始皇命令，将北方军指挥权交付本土派军团领袖王离，再行逮捕蒙恬及扶苏，并出示伪造敕令及始皇佩剑，赐死扶苏和蒙恬。

    始皇父子不和虽是公开的秘密，但刚愎暴躁的始皇从未有残害大臣的记录，更何况是自己的亲生子始皇健康不佳，也早有传闻，然而在东巡途中，无任何事前迹象，便突然赐死长子和北征军统帅，岂不令人起疑？因此依常理判断，扶苏和蒙恬怎会只为一把佩剑及一张未经证实的君令便急于寻死？。

    策划此阴谋的李斯想必早顾及此，所以与其说是派使者去赐死扶苏，不如视为外籍政团派利用禁卫军，对北征军团作了一次策划周密的不流血突击战。北方军团虽号称30万众，但他们必须防卫数千里之边疆，势必分守各地要塞，留守大本营的军力其实不多。李斯派遣的禁卫军团同属友军，事前也没有任何不利风声，蒙恬自然不会预作防备，因此禁卫军很快便控制住大本营的军队，蒙恬即使想作反抗，也无能为力了。

    虽然蒙恬极力反对扶苏自杀，主张应要求晋见始皇，但扶苏认为大势已去，苟延生命反而自取其辱，何况有始皇佩剑为证，遂自杀蒙恬仍坚持亲见始皇，使者唯恐逼得太急，造成北征军团不满而生变，只好将蒙恬暂时监禁于阳周的军事监狱中，并依皇令解除蒙氏一族的所有军权蒙恬自然是永远也见不得始皇，日后即在胡亥令下，吞药自杀于狱中。

    蒙恬的先祖是齐国人，祖父蒙骛在秦昭襄王时代，投奔秦国求发展，由于秦王室先祖亦起自齐地，因而对他特别有亲切感，加上蒙骛颇富军事才能，在征韩、伐赵、攻魏战争中居功甚高，曾官至上卿。蒙骛子蒙武，曾参与王翦伐楚的征战，当时击杀楚军统帅项燕的便是蒙武的军队，使蒙氏在秦国军团中声望大幅提升，到蒙恬时已统领秦帝国最大的北征军团，并负责指挥修筑万里长城的工程。

    赵高擅权，动摇大秦帝国最后根基

    胡亥即位为二世皇帝时，虽已21岁，但他到底是始皇幼子，虽有伪造之指令，也无法取得其他公子之心服口服何况扶苏的死因可疑，而且本土派重臣根本不满李斯及赵高集团，使原本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秦帝国，更因而处于政争的高度紧张状态中。

    胡亥原本无心政治，更没有当皇帝的心理准备，如果不是赵高半强迫的威胁利诱，他必也无心于夺权。因此即位后，他便派赵高为郎中令，把一切政事均委托给赵高，甚至连宰相李斯都很少接见。

    赵高虽然聪明干练，但长期居于内宫为宦官，对外面的情势了解太少，对秦帝国的内忧外患，除了在处理始皇之公文时略有所知外，也很难真正掌握因此他关心的不是解决国家的各种危机，而是如何与众公子和重臣们夺权，如何拥有像他最熟悉的秦始皇般的权势和威风。

    因此，在二世皇帝即位的第二年，赵高便主张举办如始皇般的天下巡幸活动，规模几乎和始皇最后一次巡幸一样庞大，同时也举办各种刻石及歌功颂德的祭典。但由于胡亥即位不久，内部便因争权的暗流太多而呈现皇权不稳现象，也频频动用大军及国库费用在扩建宫殿和埋葬始皇的骊山陵工程上，人力和物力的耗费都很惊人。

    宰相李斯大为担忧，乃联名右相冯去疾上书，劝导胡亥努力稳定内部，以集结国家力量。

    但胡亥以为李斯故意批评他，便和赵高为谋道：

    “大臣不服，官吏尚强，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

    赵高也深为大臣之不服而苦恼，因此建议胡亥以强硬态度对付不服的大臣，以建立皇帝威权。

    “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平生所不可者。”

    赵高并主张摒弃目前的当权阶层，大量起用新人，以巩固新的权力体系。

    “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

    统一政策的推行已经困难重重，赵高的夺权策略，又把始皇和李斯辛苦建立的官僚系统完全摧毁，政治上的混乱可想而知。他接着“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连近侍的小孩都不放过，六公子戮死于杜，并逼使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自杀；所有秦皇室宗族及本土派军团领袖大为恐慌，纷纷逃离咸阳。不少军团因而解散，相关部属士兵因领导者涉嫌叛乱，全部连坐为罪犯，并被派往骊山陵做苦工。商鞅变法以来努力建立的国有化武装部队，也在这次夺权行动中完全崩溃，据说被流放到骊山陵的便有70余万人。

    渔阳战鼓，各地方动乱又起

    二世皇帝元年7月，终于发生了渔阳县守备队长陈胜和吴广在楚地所发动的军事叛变。

    陈胜及吴广均为颖川郡（今河南省）人，陈胜企图心强，并颇富胆识及组织力，只是身处乱世，家道贫穷，以致难以为生，年轻时有一度还沦落到为他人雇作临时的耕种工人。

    据说有一天，陈胜心血来潮，在田埂上发呆甚久，慨然对周围的雇工同伴表示：

    “他日如果能得志，切勿相忘。”

    旁边的雇工不禁取笑道：

    “我们这种替人打工的，吃饭都有问题，哪还敢奢想富贵呢？”

    陈胜却摇头表示：

    “哼！像燕雀这种小鸟，哪里能体会鸿鹄飞翔万里的雄心壮志呢？”

    不久，陈胜找到了从军的机会，当时局势已不稳定，或许军中较有发展机会可是二世执政以来，军队大多配属去作监督流放罪犯的工作，陈胜也被编入这样的戍卫小组由于陈胜组织力强，工作分派敏捷有序，成效颇佳，很快被提拔为守备部队的小队长。

    这段期间，他结识一位非常重要的伙伴，即同为颖川郡人的吴广。吴广为人豪爽，善待部属，在部队中声望颇高，陈胜极欣赏吴广的个性，吴广也很钦佩陈胜的能力，两人乃结为莫逆之交。

    这次他们同时奉命押解一群工役，将粮食送到安徽蕲县附近的工地但当他们到达江苏大泽乡时，遇上了倾盆大雨，道路全为洪水淹没，车人皆动弹不得，被困住了好几天如果他们无法依限期到达目的地，以秦国刑法可能被判处死刑。

    陈胜眼看已不可能如期赶到，便和吴广密谋商量：

    “去也是死，逃亡也是死，与其等死，不如揭竿而起，干个痛快吧！”

    两人虽决定就地起义，问题是该如何说服跟随着的这批兵士和罪犯呢？

    陈胜向吴广表示：

    “天下由于秦王朝的苛政已受了不少苦楚，我听说二世皇帝原为始皇幼子，根本不应当上皇帝，应当继承的人是长公子扶苏扶苏由于进谏，和始皇意见不和，被派到边疆为监军据传扶苏本无罪，是二世为了夺权阴谋杀害他的，很多百姓都风闻扶苏贤明，希望由他继大统，但民间也有很多传说他并没有死，潜藏起来等待机会而已另外，楚将项燕曾数败秦军，十分爱护部属，因此军团溃败后楚人都怜惜之，也有人认为他没有死，而且转入地下活动，随时准备抗秦。如果我们假借他们的名分起义，一定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

    吴广同意陈胜的看法，但他们只是小队长，还有一个总领队的秦国官吏在，如果杀害他，由陈胜来领导，又如何让部属和流犯能相信他们呢？

    吴广建议先在鱼腹中塞入用丹书帛写的“陈胜王三个字，再教士卒们去买鱼烹食果然在剥开鱼腹时发现此丹书帛，士卒们都以为是天意，私下传开，认为陈胜一定是不平凡的人物。”

    吴广又派人晚上跑到土地公庙，藏在草丛中，看到有人来便假装狐狸的叫声，并喊道：“大楚兴，陈胜王。”士卒皆感惊讶，对陈胜不得不另眼看待。

    但这时候的陈胜反而假装一无所知，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让人更觉得有神秘感。

    在台面上演出的大多是吴广，建立士卒对陈胜的信心后，接下来的工作便是除掉总领队的秦国将尉了。

    吴广故意用酒灌醉将尉，并在他面前挑衅，表示将带部属逃亡，还故意口出恶言侮辱。将尉一气之下，在众人面前表示要鞭打吴广；吴广反夺其鞭，将尉拔剑而起，吴广夺其剑，并当场刺杀之。将尉的两位助手大惊，欲逮捕吴广，陈胜随即奋起，格杀了两位助手。

    揭竿起义，天下风起云涌

    大祸既已酿成，陈胜当众宣布：

    “诸位，我们因为碰到大雨，已不能如期赶到工地，依秦法将被斩杀即使不被斩杀，据说做苦工而死者，十有六七，如今又发生这件意外惨剧，看情形必连坐而非死不可白白赔上一命，实在不值得，壮士不死则已，要死也要轰轰烈烈的，王侯将相本无种，大家跟着我起义举大事如何？。”

    吴广早在部属中安排几位自己人，立刻大声附和，由于刚刚才发生命案，群众情绪激奋，也因而跟着起哄，集体叛变之协议很快便达成了。

    这时，陈胜才提出他已苦思甚久的计划，假冒扶苏及项燕之名，向全国各地发出檄文，要求联合共同反抗秦政不久，便有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自立为魏王、田儋自立为齐王；俨然已恢复统一前的情势其中影响日后局势最大的，是在沛县起义的刘邦集团，以及在会稽郡起义的楚国贵族后代——项梁和项羽集团胡亥即位一年不到，叛军已遍布全国各地了。

    这些叛乱中，声势最大的便是楚地。楚国原属分权国家，各地的武装力量相当独立，因此当年项燕的联合部队被王翦击溃时，靠近东方江南地区的楚国部落几乎仍完全保持住他们的兵力，只是那时候的秦军实在太强了，使楚国各部落不敢随便反抗。

    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楚国东方一直便是最不稳定的地区，甚至在秦皇室最强大的时候，该地区的民间已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表示即使剩下最后东方的三族部落，最能够攻灭秦国的仍然是楚国。”

    陈胜便是利用这种气氛起义的，他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首先攻占了大泽乡，再攻蕲县，继而北上攻略陈城。这时候已汇聚有兵车六百乘，千余骑兵及步卒数万人，声势浩大。陈城的父老向陈胜建议道：

    “将军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最好是能有一个积极政治目标我们既在楚地起义，何不以恢复楚国社稷为号召，并且立为王。”

    陈胜同意他们的看法，但以自己不是楚人，不宜直接称为楚王，乃号作张楚王，意即欲张大楚国也。

    但陈胜集团和楚国关系不深，很难得到各地楚部落之支持因此便将大军向北移动并进入齐地（今山东施，并杀害了不少地区郡丞，统合了齐地的各组叛军和粮草后，便打算西向攻击咸阳。

    当陈胜将力量往北移动时，楚国有两股力量，在短短期间内便也颇具实力了。

    一股比陈胜更具破坏力及威胁性的力量，是有位自称为楚国东方部落领袖，也是当年楚国联合部队总司令项燕的儿子——名字叫作项梁的人他带着他的侄儿项羽，起兵于江苏的吴郡，并且击杀了会稽太守，楚地东方一带的部落领袖几乎全部响应，声势之大为全国之冠。

    另一股力量虽不甚起眼，但日后却是深具影响力的，那便是在江苏沛县举兵的泗水亭长刘邦。刘邦原本是沛县负责募集骊山陵劳工的管理员，但在押解劳工赴骊山途中，由于逃亡人数不断增加，刘邦干脆全员解散，并领导数十名亲信亡命于江泽中。陈胜起义不久，刘邦便在友人萧何、曹参等协助下，占领沛县为根据地，正式加入叛军行列。

    一年不到，整个中国又恢复秦始皇统一前的局面了。

    【陈文德说评】

    老子《道德经·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统理愈庞大、愈复杂的国家，更需要顺乎自然，不可有太多的企图心及表现欲，否则会不自然，不自然便会造成不可知的祸害。天地是最庞大而复杂的，但一切能顺其自然运行，是以能长久而不变，若加以人为干涉，便很可能会发生天灭地变了。

    当年诸葛亮便以“为政清淡，不扰民称赞蒋琬，并选之为继承人，以统理危机四伏的蜀汉政局。”

    天地生长万物，便是为生长而生长，没有自己的意见，更没有任何企图心，对生活在天地间的万物，无偏心，无爱恶。大自然奉养万物，也是纯服务性的，不求任何补偿。

    圣人能领悟大自然中的“道，所以处处谦虚而退让，不求表现，反而容易得到众人的爱戴，是以后其身者，反而容易身先处处求表现、显功劳的，即使确实有其功，也会使人反感。”

    《易经·损卦》，爻辞良上兑下，意即碰到危机时，更不宜计较利益得失，若能舍己而为人，反而才是领导者的风范，能得到别人的拥护及支持，也因而身受其益。是以不自私的，反而更能成全自己的“私利”。

    一个手掌是拍不响的，任何一个作用，都会产生反作用，表现得愈积极的，反对的力量必也愈大。

    法家的理论虽衍生于道家，但运用不当时，也常会因而破坏了自然的原理原则。商鞅早年的成功，便带给了自己杀身之祸，不过秦国却因他的牺牲而得利。

    李斯虽精通法术，却疏忽了“法之术的根源在“道之理”，一味积极扩充，没有作自然的调适，更容易使自已陷入危机中。”

    焚书、坑儒的极端行为，便是对自己丧失信心，急于掌握、急于压服对方所造成的灭难。

    赵高、李斯、胡亥三人的夺权，虽然成功地击杀了己方最大的政敌，但这种不自然的成功，也是接下来一连串灾难的开端。

    每个人的最大敌人便是自已，克服自己来顺应情势，绝对比坚持自己意见去改变局势要容易成功些。行销学中的顾客导向，不正也在提醒经营者，不要急着表现自己的意见，而应该努力去揣摩消费者的意见。

    《行销大战》一书作者赖兹也表示：业界的领导品牌，最大的敌人不是竞争者，而是自已，不断克服自己弱点的厂商，才能够成为永远的赢家竞争导向中的了解对手，主要目的不在于处心积虑击败敌人，而在于由敌人的长短处中，反映出自己的长短处，用以找出自己的困难点和机会点。

    这也便是老子所谓“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无私故能成其私”的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