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的组织

    黄河，自古以来便被公认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其实，严格来讲，只能算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黄河的水，固然是人类生存和耕种不可或缺的，但“黄河之水天上来，也指出黄河的特色是长年泛滥成灾。为了治理这个严重的水患，居住在大河旁边的各个部族，不得不组成某种程度的“命运共同体”，这便是华夏文明的开端。”

    从传说中的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炎帝王朝）、黄帝王朝、夏王朝、商王朝，至周王朝时乃达到华夏文明发展的最高峰。

    由于治理水患需要汇集人力，华夏文明讲求组织，并由固定的领导者分层管理，最高的领导者便被称为“共主”。依情势及力量的轮替，“共主”在一段期间后，便由有力量者取得，从有巢氏到周王朝，便象征着共主领导权的轮替。当然，“共主”之下，也依部族血统的亲疏及部族规模的大小，将很多“小领袖”安排在这个领导的“政治体系”中。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组织从松懈到逐渐紧密，在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形成后，组织的完整和系统化已至相当令人惊讶的程度，社会秩序和组织力量的发挥也到达了最高潮。

    自成体系的楚文明

    传统的史学观，总把注目的焦点集中在这个华夏文明体系上，把他们活动的地区称为“中原，也只把他们视为中华民族的代表。”

    其实，华夏文明蓬勃发展之际，在目前中国版图的各个地区，更存在着数万个大小部族，其中以楚文明最具特色。

    过去，很多的史学家，总把楚文明视为华夏文明内一个附属的偏远次级文明，并将其归属于周王朝的“诸侯即使连司马迁的《史记》，也落人这个窠臼中，这多少是“大中华沙文主义”的心理在作祟但目前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新资料中，逐渐证明楚文明不但不同于华夏文明，并且很早便拥有自成一体的文化，相当的精致并特殊，甚至比华夏文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同于华夏文明的“火”及“鸟”类图腾族，楚文明以“蛇”及“兽”类图腾为主，分布地区几乎遍及黄河南岸到长江南北岸。或许由于山岳及沼泽太多，这个文明的部族通常不大，独立性高，作战的机动能力很强。目前有不少史料显示，伏羲氏及黄帝王朝可能也来自这个文明体系的较北方部族（详见拙作《乱世经营术》。也就是说，这个图腾族很早便参与了中原华夏文明的“争权夺利”。

    不过，自从黄帝王朝的末任共主帝尧，被原属东方乌图腾族的帝舜篡位后，帝尧的残余势力被流放于南方，又回到楚文明中。历经夏、商、西周王朝连续将近一千年，除了少数几股留居在中原的部族外，这个图腾族几乎退出了华夏文明的政局。

    南北对峙的二大文明

    西周王朝成立时，楚国自身已有了相当完整的政治体系领导者也自称为王，和周“天子地位平等，而不像一般的中原诸侯是归属于周天子的分封和管辖因此，楚王朝很早便和周王朝处于南北对峙的状态。”

    日后的楚王，在名字上都有个“熊”字，应与兽图腾族有关，也有史家认为可能与黄帝的“有熊氏”属同一部族。《帝王世纪》书中便记载着帝尧被帝舜流放到长江流域的传说，或许这也是“有熊氏”退出中原政局后，“落叶归根”的行动。相信在那个时候，黄帝王朝的重要长老也有不少人跟着南返，楚王室或许便是由这些部族发展出来的。

    游猎部族的规模通常不大，但活动力强，影响幅员也较大，其政治组织皆属松散联盟“共主没有太大的权力，但名义上却可领导颇富作战力的庞大团体，因此他们的声势远大于实力，楚国便是属于这样的组织（在美国西部开拓时代的印第安人，也可看到这种联盟部族的型态）。”

    春秋时代，楚国几乎已整合了黄河南岸到长江流域的整个区域，统辖人口之多，也绝非中原各诸侯国所可比拟。而且楚国各部族皆好勇斗狠，善战又认真，没有一个中原诸侯不对他们感到畏惧。幸好，楚国是分权组织，楚王真正能动员的兵力有限，否则即使中原大诸侯联合对抗，可能也不是楚国的对手。

    不过，中原各部族一向自大，不管楚国有多强，中原的“共主”也绝不会给予平等待遇。因此当西周王朝建立时，楚“共主”曾基于礼貌向周武王表示庆贺，周天子居然以其是化外民族，赐给他一个诸侯中最低爵位的“子”爵。幸好当时的楚王也弄不清“子爵”是什么意思，所以没有产生争执。

    诸侯国的称霸与抗楚

    春秋是这两股文明南北大对抗的时代这段期间，楚国继黄帝王朝之后，趁中原乱局，再度积极地向中原扩充其势力，所以楚国属于攻击者，华夏文明的历任霸主则属于守势的一方。

    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成为中原第一个非周王室的“实质共主”，其攘夷的目标除北方少数异族外，最主要对象便是楚国。管仲以“八国联军”南征，却雷声大雨点小的以和谈收局，主要便在于他没把握凭借实力击败楚国，因此巧妙地避开了即将展开的正式对决，以维持住齐国在中原的霸权，也暂时阻挡住楚成王的北上雄心。”

    宋襄公自认是齐桓公中原霸权的继任人，所以也尽毕生之力阻挠楚国势力的北侵泓水之战，他明知必败，仍奋力一击，成了护卫中原的悲剧英雄虽然此后中原霸权出现了短暂的断层，但宋襄公的拚命，却导致了楚成王和成得臣之间的政治斗争，致使楚国整合无力，无法挥军北上，否则楚国称霸中原可能会提早数十年。

    晋文公的崛起，使中原诸侯有力量再度抵挡住楚成王的攻势。晋文公重耳本人曾在楚国接受政治庇护，因此相当了解楚国的优势与劣势。就任晋国领袖后，他便利用楚王和成得臣间的矛盾，在城濮之战中，巧妙地击败了楚国，也把楚成王的争霸雄心彻底浇熄了。

    晋楚间的长期对抗，虽各有胜负，但却导致两国力量的趋于衰颓春秋末年，楚成王之孙庄王虽称霸中原，完成登上中国霸主之位的美梦，但楚国长年耗损国力，终为东南方新兴的吴国所败。

    吴越先后称霸，象征着长江流域的部落实力大增，南方各部族的实力也稳稳地超越了北方。楚国最后虽再度灭亡越国，统合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各地区，但楚国的文明在历经动乱后也更形复杂了。

    战国亡雄的格局

    ∈者曾沿长江而下，考察最近出土的楚文明，除原有的兽蛇图腾外，鸟图腾的痕迹也相当的清楚。”

    但多元化也增加了整合上的困难，因此进入战国时代后，楚国的领域虽然更大了，但竞争上的表现反而不如春秋时期。

    长期战争，使杀人的武器大为进步，铁兵器代替铜兵器，杀伤力大增；战争的形态也由压倒对方气势的英雄式胜利，逐渐转成屠杀对方的毁灭性战争，大多数国家便在激烈竞争中遭到灭亡经历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时代，原本三千个诸侯国，最后只剩下了韩、赵、魏、齐、楚、燕、秦的战国七雄与零星的姬姓小国。

    激烈的生存竞争，使诸侯领袖的关心重点，渐由天下争霸转为自己国家的安危。加上小诸侯纷纷消灭后，大诸侯间的缓冲区没有了，竞争不再只是为了争面子，而是攸关生死之大事。

    七强并立，谁也制服不了谁，想要靠外交技巧以一国领导天下的可能性不大了代之而起的是各国在强大竞争下为求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趋向国家主义，而富国强兵也成了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原本最强大的楚国，在吴越称霸期间，为了整合长江流域政治势力的需要，也暂时退出了中原霸权的争夺。因此使韩、赵、魏三国可以在较小的挑战下，承袭了晋国的霸业，而在战国初期的表现上较为优异。

    但条件愈好，危机也愈大韩、赵、魏地处中原要冲地带，承受的竞争压力最大，在历经多次战争以后，国力剧烈消耗，反而成为了最早的输家。

    东方的齐国，一向以经济挂帅，作战力原本不强，因此面对强烈竞争，其表现远不如以斗智为主的春秋时代。除了在齐威王、宣王时有昙花一现的强势外，齐国在斗狠的角色上显得手足无措。战国中期后，在和北方新兴军事强权燕国的连年征战下，更是两败俱伤，自顾不暇，无心参与中原的争霸。

    秦国的兴起

    最经得起挑战的，却是原本最为弱势的秦国秦国的祖先是商王朝时代鸟图腾族的长老——蜚廉和恶来的后代，因此在周王朝建国之初，他们成了重级战犯，族群被迫流浪各方，命运之悲惨有如犹太人亡国之情境。

    残存的部落领导人远离了故居——东方的黄土平原，向西逃亡。其中蜚廉的一支庶传后代子孙，逃到山西一带，靠养马维生。不久便由于他们的专业技术，得到周王室的重用，出任养马官员；周穆王在位期间，更以军功被封于“赵，成为了晋国的大夫，也就是日后战国七雄中赵国的祖先。”

    蜚廉长子恶来的嫡传后代则往西逃得更远，他们一直到雍地才定居下来，并和当地的戎人杂居一直到西周王朝末期，约二百年以后，才以军功受封于秦地，并恢复了赢氏一族的称号（有关秦国这段艰辛的建国史，在拙作《秦公司兴亡史》有详细叙述）。

    周平王东迁时，秦国的领导者由于近水楼台，护驾有功，获得赐封周王室原有的镐京精华区，因而国势大振。传至秦穆公时，更击败当代霸主晋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诸子国家的平流竞进

    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华夏文明诸国一向讲求组织以发挥集体力量，而周公旦的封建及宗法制度更使社会组织结构的紧密到达了最高峰当时施政的着眼点是天下秩序的整合，所以力求组织阶层分明——王、诸侯、卿、大夫、士、人民，秩序的建立必靠彼此身分的认同，后来儒家学说便以此为蓝本而形成。

    长江流域一带，自然条件良好，生存竞争压力不大，因而哲学家思考上倾向崇尚自然，一切皆为上天所赐，平等成了主要精神。于是以老庄为主的道学，便成为楚人“无政府主义或“微政府”主义的基本人生观。”

    但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强，国力的整合却对楚国构成最大的挑战。面对平等分权的各部族，楚国王室最迅速合理的整合方法，便是将他们共同统辖在楚王的指挥下。“法家”便在这种气氛下发展而成，李斯及韩非都是楚国大儒苟子的学生，也就是说法家是以道家为本、儒家为用，乃南北哲学的综合体。不过在无政府及微政府思想盛行的楚国，法家的发展并不成功，反而是殖民文化的秦国，在没有重大包袱的情况下全盘的接受了。

    秦帝国的兴衰

    秦王政26年（公元前221年），秦国击溃了包括楚国在内的其他六大强国，中国再度恢复了统一的领导权，版图则包括一直不属华夏文明的楚地和吴越等地方经由国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洗礼，统一六国后的秦王政，其权势已非昔日天下共主或周天子所可比拟为了给自己一个合乎身分和时代需求的称号，秦王政于是自称为“始皇帝，中国的文明体系至此也跨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不过，秦帝国的政治发展并未成功地迈向崭新的文明。过去的成功经验，限制了她的创造力，反而成了失败的关键。

    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虽成功地促成秦国政治的整合，使其有能力统一六国。但将这种制度，硬是用在统一后的庞大版图和复杂的文明体系中，却导致了严重的帝国贫血症。军事统一虽算成功，但紧接而来的行政和文化统一则全然失败，统治效率十分低落。因此秦始皇不得不借着长期巡幸来宣扬皇权，最后竟累死在巡视的半途上。

    斗智斗力的楚汉相争

    始皇去世后，首先起义的陈胜、吴广使以楚军作号召，初期声势最大的反抗军——项梁军团，更是以楚军主帅项燕的后代自居二世皇帝期间，六国几乎全部恢复，但楚军系统的反抗集团不但扮演主要角色，人员方面也占了一半以上。

    项羽和刘邦也都属于楚人，项羽更是继承项梁军团的楚军嫡系。刘邦的集团大多属楚国的平民阶级，原本是附属项梁军团的副帅，应算得上是楚军的庶系。

    中华民族自称为汉族，主要是来自于刘邦所建立的大汉帝国，但刘邦的王朝之所以称为“汉，却是个偶然的因素。”

    秦帝国崩溃后，项羽的楚军掌控大权，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并分封天下诸侯。由于刘邦集团首先入关，依约定应为关中王，但项羽担心刘邦声势过大，危及本身领导地位，乃将刘邦分封于“汉”，这便是刘邦国号的由来。

    “汉是目前的汉中盆地，属四川省的一部分，跟华夏文明几乎扯不上任何关系，当时是个偏远的低度开发区，对中原地区或原来泰国首府的关中盆地，交通都非常不方便，算得上是个相当不错的“政治冷冻库”。

    日后刘邦在韩信的协助下，复出关中，进入中原，和项羽展开为期四年的楚汉相争。

    气质独特的刘邦

    刘邦——这位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王朝的开创者，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地位却是意外的低。

    如果说刘邦由于出身低，所以在专制的封建社会里不被重视；但是即使在当今的民主社会中，刘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看不够重。”

    中国的史书，绝大多数是官方纪录，只要描写到皇帝，难免都视之为天生“异种”的真命天子，特别是开国君王或盛世名君，几乎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被处了腐刑（割切生殖器）的司马迁，对汉王朝政权的大老板们，难免有股无法消除的心结。加上这位撰史的血性汉子，本身又有天不怕地不畏的傲骨，让他大胆地在其作品《史记》中，对他的顶头大老板汉武帝以及汉王朝创办人刘邦，作了相当坦诚的批判；不但和日后史书上的传统“官方说法有很大不同，也使我们对这位皇帝的人性面，有较多的认识与了解。”

    这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原本是相当珍贵的“原始资料”，只是习惯于恭读帝王史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反而被误导了因此有不少人，对这两位中国史上少见的杰出领袖，有着相当不公平的低估。

    特别是有关刘邦这部分，由于司马迁对汉王朝的“国贼项羽，不但给予正式地位的承认并编入“帝王本纪”中，对其能力和风范作相当平实的评价；更在比较中，显露刘邦领导风范的不足。”

    后世的史学家，立刻根据这份“铁证”，严厉批评刘邦的能力和风格，有人以狡猾、阴险的政客视之，有人以其成功只是在善于用人及运气好而已（其实这两点在领袖的特质上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以前的历史地位和刘邦颇为雷同。基于对平民英雄丰臣秀吉的特别关爱，日本的史学家和小说家，也普遍较同情短命而悲剧的丰臣王朝，对推翻这个孤儿寡妇的政权，进而建立260余年太平盛世的德川家康，反描写成阴险、狡猾好欺诈的老狐狸。一直到山冈庄人的长篇历史小说《德川家康》出版后，才以生动的笔调，详细的刻划出德川家康的政治个性和争霸心程，也才使日本民众对德川家康转轻视为尊重，更掀起了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德川家康热潮。”

    本书倒没有如此庞大的野心，为刘邦作彻底的翻案，只是因为笔者本人对刘邦创业个性的一点好奇，希望能以一个崭新观点来对刘邦作一番研讨，更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前辈先进和年轻学者专家，共同来关心这位大汉文明开创者的历史命运。

    刘邦的个性的确相当有趣，有时形同无赖、满口粗话、善变又狡猾，但大多时候，他倒相当能压抑自己的脾气，待人宽容而有度量，作事不计较利害，如同颇有修养的长者。诚如西进关中前夕，楚国长老对他的评话：“沛公，长者也。或许便是指他这种大而化之的性格。但有时候他不只对他人宽容，对自己也的确放纵了些，进而显得稍欠“大家风范”。

    不过，他一向讲情义，自认是侠义圈中的道上英雄他一生中最崇拜的人物，便是战国末年四公子之一的魏国贵族快客信陵君，并常以此而自许从早年的待人处世上，可以看出他刻意模仿信陵君的“影子”，因此也很得乡里中下阶层的好汉们敬重，俨然是黑道中较重侠义伦理的大哥级人物。

    每到紧要关头，刘邦倒立刻变得彻底的理性。为了团体目标，他常能忍受相当的痛苦及风险，甚至忍心牺牲部属，绝不迟疑。彭城战败时，为了加速脱离险境，他连子女都能丢出车外。荥阳对峙中，项羽欲烹杀其父以要胁其投降时，刘邦竟潇洒地要求分一杯羹，光是这种不怕人指责的勇气，已有资格成为历史上的大人物了。

    在《史记》的〈高祖本纪〉中，刘邦从一出超便是虚张声势、满口狂言，且经常都是出自肺腑的“吹牛，连萧何都批评他：“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

    只是这些令人讨厌的假话由他讲来，却显得特别的自然，并不觉得特别的可恶，这或许便是刘邦最有魁力的地方了。

    当代名士吕公，在刘邦未成名时，便肯将掌中明珠送给他当妻子。谨慎又富谋略的萧何，从年轻时便特别关照刘邦，最后更奉献了终身的忠诚。自负极高的韩国贵族张良，便公开表示：“沛公殆天授也（意谓刘邦真是少见的天生奇才）。”常胜将军韩信也是为他至死不悔。

    猛狮与狡狐

    早年，笔者曾在日本阅读到一代史学大师汤恩比的访日谈话记录，其中有段说到刘邦的观点，当时着实让笔者大吃一惊。

    这位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师竟然表示，人类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凯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高祖刘邦。

    这两位政治领袖的命运也颇多相似处凯撒早年受制于庞培及克拉苏，刘邦也被项羽打得团团跑；凯撒在帝国建立前夕便遇刺身死，刘邦也在即位不久，于征讨英布的战争中身受重伤，没多久便病逝于任上他两人都未能目睹帝国之建立、文明的兴起，但由于他们的远见和领导，人类的历史展开了新的纪元。

    凯撒在西洋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刘邦比起他来便逊色多了。由于司马迁的公正记载，这位大汉帝国开创者的历史地位，一直未能得到自称汉民族的后代子孙完全的认同。

    汤恩比的一番话，兴起了笔者对刘邦的高度好奇，一直想好好找机会来探讨一番；这位被自家人批评为老狐狸，却为外国学者公认世界最出色大政治家的创业者，两种截然不同观点下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

    不少人读到楚汉相争的历史，总觉得很纳闷，刘邦几乎常常吃败仗，却是“打断手骨反更勇，屡败屡战，终能咸鱼大翻身项羽每战必胜，孩下一场大败，却连生命都输掉了他们之间的差异，除了运气好坏外，到底还有些什么？。”

    事实的真相和大家的印象，经常有相当距离。平心而论，项羽称得上是古今中外难得一见的军事奇才，但不论战略或战术，刘邦的确都高他一筹，这也就是刘邦跟项羽公然表示的“我斗智而不斗力”。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名政论家马基维利，在其经典名著《霸术》中写道：

    一位胜任的君王，必须拥有狮子般的凶猛，和狐狸般的狡诈……狮子般的凶猛，才不会被豺狼欺侮；狐狸般的狡诈，才不会掉入猎人的陷阱，但如果两者不可得兼，则宁可拥有狐狸的特色较为有利些……。

    刘邦和项羽的创业个性和争霸历程，正好是马基维利这段名言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