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想给你写信，但总是为了许多困难，把它搁下。

    今天因为在平坦的道路上碰了几回钉子，几乎头破血流，这个使我再不能容忍了。回到寓所来，上着电灯，拾着笔，喘着气，无论如何，决计非写成寄出不可了。

    你是知道的了：我们南国一个风光佳丽，商业繁盛的小岛，就是现在多蒙英洋大人代为管理维持的香港，你从广州回上海经过此地时，我们几个可怜的同胞，也还会向洋大人奏准了些恩赐给你。你过意不去，在《语丝》上致谢不尽。自然我也同样，要借《语丝》一点空篇幅，来致谢我们在香港的一些可怜的同胞！

    我从汕头来到香港仅有两个满月，在这短短的时期内，心头竟感着如失恋一般的酸痛。因为有一天，偶然从街道上买回一份《新中国报》，阅到副刊时，文中竟横排着许多大字道：“被检去。”我起初还莫明其妙，以后略为翻阅：才知道文中所论，是有点关碍于社会经济问题，和女子贞操问题的。我也实在大胆，竟做了一篇《中国近代文艺与恋爱问题》寄到《大光报》的副刊《大觉》去。没有两天，该报的记者答复我一信，说我那篇文被检查员检去四页，无法揭载；并谓：“几经交涉，总不发还。”我气得话都说不出来，这真是蹂躏我心血的魔头了。我因向朋友询问，得知这个检查工作都是我们同胞（即高等华人）担任。并且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检查时，报社能给这检查员几块谢金，或每月说定酬金，那便对于检查上很有斟酌的余地。这不能不算是高等华人我们的同胞的好处啊！

    真的，也许我今年碰着和你一样的华盖运。倘不然，便不会这样了：和两个友人从弯仔的地方跑来香港的马路上，即是皇后码头的近处，意外地给三四个我们的同胞纠缠住了。他们向我们详细询问了几回，又用手从我们肩膀摸到大腿，又沿着裤带拉了一下，几乎使我的裤脱了下来。我们不得已，只好向他们诚恳地说道：“请不要这样搜寻，我们都是读书人咯！”

    “吓！那正怕，共产党多是读书人呢。”于是他们把我手中拾着的几卷文稿，疑心地拿过去看了一看，问我道：“这是宣言么？”

    “有什么宣言，这是我友人的文稿。”我这样回答。然而他们终于不信，用手一撕，稿纸便破了几页，字迹也跟着碎裂。我一时气得捏着拳，很想捶他们的鼻尖，可是转眼望着他们屁股上的恶狠狠的洋炮，却只教我呆着做个无抵抗主义的麻木东西了。事情牵延到二三十分钟，方始默准了我们开步走。

    这样的事情，一连碰了几次，到这最末一次，他们竟然要拉我上大馆（即警厅一样）去审问了。他们说我袋里带着一枝小刀子（这是我时常剖书剖纸用的），并且有一本日记簿，中间写着几个友人的姓名及通信地址，怕我是秘密党会的领袖，结果只得跟着他们跑了。五六里路程来到大馆，只有一个着西装的我们的高等同胞，站在我面前对问了一回，这才把我放出去。我这时哭也不成，笑也不成，回到寓里，躺上床去，对着帐顶凝神，刺骨的，痛苦一阵，便忍着心，给你写下这封信，并愿将这信展布，以告国人。

    李白只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然而现在这样平平坦坦的香港的大马道，也是如此地难行，亦可谓奇矣！我今后而不离香港，便决定不行那难行的大路了，你觉得好么？

    陈仙泉。一月十二日香港。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通信”栏，在“行路难”一文之后。〔２〕指董先振，浙江绍兴人，董秋芳之弟。一九二七年，董秋芳因受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而出走，董先振在杭州一家旅馆里被误认为董秋芳而遭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