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悲怆好水川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高天流云 本章:第二十二章 悲怆好水川

    时光流逝,公元1041年的二月转眼就到了。韩琦在新春之际先接到了开封的训令,问他为何逾期不出兵?不是说好了元月出征的吗?

    韩琦郁闷,只好派任福出面,进京去陈述一下泾原路的军事现状。没等任福走出陕西,突然间传来警报,西夏方面在折姜会区域集结军队,经天都山侵入了宋朝边界,目标直指泾原路的渭州,领兵人是皇帝李元昊本人。

    韩琦马上赶往镇戎军。这个行动意味着他迎头拦住了李元昊,把自身处于最前沿。因为镇戎军的身后才是渭州城。在这里他紧急召回了任福,把镇戎军里所有的精锐都交给了他,再招募18000名义勇,唯恐战力不够,又把泾原帅司里的各路名将,如王珪、武英、朱观、桑怿还有参军事耿傅,统统都派出去配合他。全体迎敌,但要注意,目的却不是迎战。

    韩琦并不是一个狂热的激战派,他始终都很清醒。他命令任福等人从镇戎军出发,先向正西方行军,第一站怀远寨,然后转向南,也就是向自身的腹地前进,到得胜砦,最后的目标是羊牧隆城,这样就基本上与西夏军队的侵犯态势平行,决不做抵抗或者交战,那是我韩琦本人的任务。你们要时刻隐蔽自己,出敌之后。

    这一路上,每隔40余里,就有一处军寨接应你们,无论是物质,还是休息,或者据兵防守的据点,都随处可见。可以说立于不败之地。你们要一直等待,直到李元昊攻城不克,精疲力尽时,才是你们出战的时候。那时就算不会全胜,也必定让西夏人狼狈不堪。

    仓促之间,韩琦为这次战役立下了一个尽可能稳妥,但又杀机四伏的布局。把自身处于最前线,来鼓舞本方的斗志,以己方之险城,如镇戎军来消耗西夏军队的锐气,再安排任福等全部机动力量游走在战斗的边缘,在外线等待机会。从开始就为最后胜利的一击隐藏了实力。

    不管战斗的结局怎样,他已经竭尽所能,把泾原路这一方之地的所有力量都发挥到极致。至于成败利钝,难道只有孔明有资格说——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任福出战,热血沸腾,夜屠白豹城的凶狠仍然让他兴奋,他率领几千骑兵,以桑怿为前锋,杀向怀远寨,这一天是二月十日。

    第二天,二月十一日时,他到达了怀远寨,就在这里,他得知了一个最新战报。附近的张家堡正发生激战,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常鼎、刘肃和西夏人遇上了。一个大战役中的小消息,却成了整个胜负的转折点。任福做出了一个勇将的选择,他闻讯即战,想都没想就率军冲了上去。

    把韩琦写成书面文件的军令扔到了脑后,那上面清晰地写着——“……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如果你不听命令,没按照我事先安排的方式去作战,就算胜利了,我也砍你的头!

    而任福的使命是隐藏,是等待,是游走于外线,可不是第一时间地杀向敌人。但战斗开始了,任福所部是宋军最精锐的部队,杀到之后砍瓜切菜一样地获胜,西夏人扔下几百具尸体,还有牛马骆驼开始逃命,任福下令追击。

    这又是一个勇敢的决定,战而胜之,穷追不舍,他们居然一口气追逐了3天。3天之后,人困马乏,他们在行军中带的口粮都不够了。历代史书写到这里,都要嘲笑一下任福的好胜以及短视。追击也是战斗,连口粮都成问题,难道还想打胜仗吗?但有两个问题他们都忽略了。

    之所以一直追下去,是因为这股西夏逃兵的逃跑方向与韩琦原定的游走路线暗合。任福是既追击又赶路,方向都是羊牧隆城,反正都要走,为何不杀敌?

    这一路上就像韩琦所安排的那样,每隔40多里路就有军寨接应。军粮本是不成问题的,之所以会饿肚子,那是杀敌心切,没顾上吃!

    这怎么能成为任福莽撞、幼稚的失败理由?到了第3天,也就是二月的十三日晚,任福命令全军停下,必须休整了,当时的地点是羊牧隆城的东南方数十里外的一片滩涂地,名叫好水川。

    这一夜,任福是在平静和期待中度过的。说平静,前方就是羊牧隆城,主帅指示的位置就要到达。他的友军也增援到位,朱观和武英就屯扎在附近的龙落川,与好水川只隔一个山头,相距5里。还有羊牧隆城,那里有勇将王珪,上一次在镇戎军城下痛击西夏军队的悍将,更是他的得力臂助。

    说期待,他派出的探子回报,前方一直逃命的敌军已经跑不动了,人数也变得更少。针对这种形势,他派人到龙落川联络朱观、武英,相约明早会兵,一起追击,吃掉这股败兵。再去王珪那里休整,任务杀敌两不误,堪称完美无缺。

    第二天,二月十四日终于来临。任福全军早起,出六盘山沿好水川向羊牧隆城前进。这时另一方向朱观、武英部也拔营而起,两军基本平行,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内会合,为的是尽量快速行军,去追击西夏人。一路疾行,前锋桑怿经笼竿城北追到了距羊牧隆城5里的地方。

    就在这里,他发现路中央摆放着五六个很奇怪的东西。是木盒子,每个都不太大,但里边传出了翅膀屈伸还有鸣叫的声音。他立即就停了下来,这是战场,是允许耍诈,越诈越高明的地方。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时出现在这里,到底有什么古怪?

    他传令全军停止,通知主将来亲自观看。任福来了,他也觉得奇怪,但扔在一边继续前进更不妥。那么打开吧,一瞬间之后,几百只鸽子腾空而起,响亮的鸽哨声响遍山谷。中计了!宋军每个人都想到,这是军鸽,几百只鸽哨足以相比战鼓,传递消息。

    那一天,飞越的翅膀越飞越高,鸽哨声渐渐升入高空,变得辽远悠扬。地面上大群的西夏军队涌了出来,一眼望不到边,那是西夏皇帝李元昊亲自带队的人马,又是十多万人,又是上次三川口之战的格局,两万余宋兵在本土境内面对近10倍的敌人。

    中计的一瞬间,不知任福想到了什么。是明白之前追杀的敌军是诱饵,他恃勇前进,其实是自陷死地?还是说,能想到更深一层,为什么这么庞大的敌军一直运动到镇戎军与渭州之间的六盘山附近,进入宋朝泾原路腹地了,还一点都不知情?!

    不可能有答案,前锋桑怿已经率军冲了上去,那是在尽量争取时间,让他能布置军队,结阵自保。哪还有时间想东想西?战场在瞬间沸腾,桑怿的前锋部队显得那么孤单,就像用一只木盆来阻挡汹涌而来的洪水,西夏人淹没了他们,继续冲向了后面的任福部队。

    激战开始,从最初时宋军就陷入了绝对的劣势,他们甚至连列阵的时间都没有(福阵未成列),就遭受冲击。任福的形势比一年前的刘平还要恶劣,一马平川的山谷地,中间没有任何阻碍,连那条作为缓冲地的冰河都没有。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自冲锋,连他的儿子任怀亮在战斗中落马都无暇顾及。

    就算这样,也只是在拖延着最后覆灭的时间。从上午辰时到正午的午时,两个时辰4个小时之后,宋军终于崩溃。任福在败军中想到了唯一的一个解救办法,他命令桑怿和自己的儿子带队冲向一座高山,据险而守,希望能多挺一阵,或许会有转机。

    但是匆忙之间,他忘了一件事,西夏人是比他先到的战场!如果是埋伏,那么仅仅只有对面的伏兵吗?宋军冲向高山,突然间在山头上树起了西夏人的军旗,向左指,左边的伏兵起,向右指,右边的伏兵起,居高临下,向爬到半山腰的宋军压了下来……

    任福在山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和桑怿堕崖而死,大批的士兵更是死伤无数。败局己定,这时一个叫刘进的亲信小校对他说,将军,你快单独逃走吧(劝福自免),或许还来得及。任福百感交集,逃,还要单独逃,在这样的生死场上,怎能是一个“人”的选择?

    “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这是任福说的最后一句话。然后他挺身决斗,身中十箭,面受两伤,最后一枪从他的左颊刺入,咽喉刺断而死。

    任福所部全军覆没,战斗却更转激烈,5里之外的姚家川成为新的焦点。朱观、武英部行军到这里,几乎与任福同时被西夏人伏击。

    但他们比较幸运,先是意外地得到了增援,渭州都监赵律奉韩琦的急令率领2200名骑兵从南方腹地处赶来,正赶上战斗打响。另一方面,李元昊在围攻任福,尽最大力量尽快地吞掉宋军的主将,没来及顾他们。

    这时不同了,西夏人大军合围,再没有半点侥幸的机会!战斗从任福覆灭的午时开始,直到午后3点到5点的申时,又两个多时辰过去,先是武英重伤,再是东边阵地的步兵崩溃,宋军的阵地终于松散了……最后的时刻到来,一个战士、一个宋朝人的本质在这时显露。

    军队里有一位文官名叫耿傅,本职是庆州的通判,这时任任福军中的参军。危急中,武英把他拉到身边,劝他立即逃跑。但耿傅沉默,不回答。武英急了,对他说——英乃武人,兵败当死。君文吏,无军责,奈何与英俱死?

    话说完,武英立即后悔,耿傅是位文官,但更是一位勇士。他仍然没有说话,反而挺身向前,指挥士卒继续抵抗。可西夏兵潮水一样涌来,转眼间他死在了乱军丛中。

    当天好水川没有生还者,姚家川最后只逃出了朱观和1000多个士兵。他们很幸运地找到了一段当地土民遗留的残垣,以墙为根基,四面放箭,才支持到另一支援军的到来。那是泾原路军方最高人物,泾原部署、安抚副使兼秦凤路军马总管王仲宝亲自率军赴援,才得以生还。

    这时战场薄暮,天色将晚,西夏人渐渐退去,纵目所见,宋军尸横遍野,短短一天之间宋军泾原路帅司中的名将们损失殆尽,任福、桑怿、武英、赵律、耿傅、訾斌、李简、王庆、李禹亨、刘钧等200余名将校无一生还,士兵阵亡过万,比前一战三川口时还要惨烈……可这还不包括王珪和他的4500名士兵。

    好水川之战,英烈无数,最忠勇顽强的人是王珪。他和主战场里的所有人都不同,因为他本不必战死在这里。

    他是羊牧隆城的守将,5里之外的好水川发生激战,他立即带兵杀了出来。但赶到时西夏人阵势己成,铁桶般把任福所部围在当中。王珪只能隐约地看到宋军的将旗没倒,他疯狂冲击,要杀进去把任福救出来。但人山人海,4千多人面对10万之众,要怎样才能杀进重围?

    几次冲击,没有效果,王珪的部下们有的胆怯了,犹豫着不敢前进。王珪立即把他们军前斩首,以激励士气。但悲哀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勇气。终究是血肉之躯,绝大部分的士兵仍然没有斗志。王珪默默地跳下了马。

    当年的那些士兵们或许都松了口气吧,王将军终于也放弃战斗了。却看见他在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向东方跪了下去——“臣非负国,力不能也,独有死报耳!”

    王珪上马再战,冲进了西夏军中。他独自击杀数百人,手中的铁鞭被打得弯曲,手掌破裂,鲜血满手,但仍然死战不退。战马被射倒了三匹,换马再战,无论如何都决不逃跑。他最后的结局和郭遵一样,死于乱箭,致命的一箭射中了他的眼睛。

    王珪死了,于宋朝而言,无论将士们怎样英勇,敌军怎样众多,好水川之战毕竟是完败。但看过程,再看看结果,就知道李元昊也是惨胜。王仲宝赶到战场后,他立即退兵,再不接战。而且直接返回西夏,途中攻击刘蟠堡,只是一座军寨,就让他当时的战力成色暴露无遗。

    他打不下来,而且再不敢围攻,就此撤回了本国。就算当天的好水川、姚家川战场上,都留下了此战西夏人的狼狈。在失去战场控制权的情况下,王仲宝都收集到了近600个西夏首级,战马100余匹。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李元昊同样很疼。

    战斗结束,另一个人的表演却刚开始,汉奸张元。这个在宋朝落第的秀才大喜若狂,在回西夏的途中,在界边的一座寺庙里留下了这样一首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落款是“大夏国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题。”

    万千同胞的鲜血,终于成就了他千古不灭的骂名。对他,我只有一句话,我替你妈难受,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畜生!

    硝烟散尽,余事却未了。为什么会兵败,怎么会全军覆灭,这要有个说法。韩琦在镇戎军驻地第一时间引咎自责,上书朝廷,把败军之罪都揽在自己身上。

    但陕西一把手夏竦派人去打扫战场,在任福的身上搜到了韩琦当初亲手写的军令,责任明确了,是任福违规,擅自行动,与韩琦无关。可他作为战区统帅,终究罪责难逃,处罚下来了,他被降一官、知秦州,掳夺他的泾原路主管官职。

    韩琦长叹一声,只好卸职去地方上任。但他不知道,前面有一幕让他终生难堪的场景在等着他,那比好水川兵败还要耻辱。他快走到渭州的时候,突然有几千名百姓涌了出来,他们披麻带孝,举着灵幡,抛洒纸钱,攀住韩琦的马头痛哭,高喊他的名字——韩相公,我儿随你出征,现在你回来了,我的儿子在哪里?

    他们都是好水川战死的将士遗属。

    韩琦泪如雨下,再也说不出话来。难道真的是错了吗?这一战到底该不该打?历代史书给出的答案是韩琦自不量力,好大喜功,直到面临这时的惨状,才知道懊悔。尤其是每当写到这里时,都不会忘了把范仲淹的一句话调出来对应。

    延州城里的范仲淹说——此情此景,再难置胜负于度外!

    可真是圣人有先见之明,宋代300余年第一人真了不起。但事情要分开看,谁对谁错,根本无法分辨,有的,只能是韩琦是范仲淹的因,范仲淹是韩琦的果。从整个历史走向来看,这两人的做法截然不同,但又相铺相成。

    哪儿来的谁高谁低、谁对谁错?

    这是后话,单就这时拦路招魂事件来说,韩琦完全没有被这样侮辱的罪责。

    从公论上,好水川之战是败了,但败得壮烈又有意义。在当时,宋仁宗就只有抚恤追悼,绝对没有处罚。从任福、王珪、武英、赵律等统军大将,到李禹亨、杨玉等下级军官,死难殉国者无不厚葬丰赏,级别都到了武胜节度使、侍中这样的最高等级。

    在后来的史书中,更是评价极高。蒙古人是识英雄重英雄的,他们在修宋史时这样评价——“好水之败,诸将力战以死。噫,趋利以违节度,固失计矣;然秉义不屈,庶几烈士者哉!”他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为国尽忠,纵然打了败仗,可无损于烈士的英名。正如不能以胜败论英雄。

    胜败能论的,只是枭雄!

    于私人方面,以王珪为例,面对死亡,他逃避了吗?还有那些当场战死的无名士兵们,这些人中有多少是贪生怕死,死时诅咒韩琦和主战将军的?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尤其在一些妇女、老人的心里,始终都留存着一个非常龌龊恶心的念头——战争可耻,当兵可耻,死于战场更是耻上之耻。那么谁去保家卫国呢?

    自有别的不长进人家的儿孙们!

    在这些人的心中,至少在拦住韩琦马头的这些军烈家属的心中,当兵只是职业,养家糊口的办法而已。所以他的孩子只能活、不能死。他们总是看不清,在人世间,有一些职业是绝对不能只当作工作来做的。比如,军人、医生、教师、警察、监狱、政府职员,这是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的关键部门,那与开饭店的有本质上的区别!

    可恨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仍然还是这样的价值观。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搜寻,几乎处处得见。

    所以完全可以给韩琦这时的遭遇下一个结论,他不必要惭愧,那些军属是丑陋的,他们让自己战死沙场的亲人的荣誉受损,让他们的死失去了价值——既然他们认为那是错的!

    尤其是宋朝三百余年间,只有这么一例,其他战争中伤亡将士的家属们,从来没有这样当面恶心人的。要去祭奠,哪里不行,非得到韩琦的面前?

    至于范仲淹的那句话,是另有隐情的。

    韩琦在泾原路奋力厮杀的时候,范仲淹也在同时做着努力,只是办法和意向截然相反。开战之前,李元昊曾经故技重施,又玩诈降诈和的那套老把戏。

    他派人到宋朝的鄜延路、泾原路分别请和,提议我们不打了,现在直接谈谈条件和可能性。韩琦一眼就识破了这个无耻的老花样,连帅司都没让对方进,直接踢出泾原路。范仲淹就不一样,他也知道可能性不大,但尽礼接待来使。

    虽然这个使者本身就很尴尬,是宋朝的降将高延德。面对叛徒,范仲淹热烈欢迎,对他带来的和平意向非常感兴趣,并且亲笔回了一封信给李元昊。信里强调,你知道怎样才能立国吗?是“以仁获之”;知道怎样才能国祚绵长吗?是“以仁守之”。

    我们大宋皇帝一直都对你报有厚望,知道你是受了小人的挑拔,最终会迷途知返的。作为我本人,现在劝你重新接受宋朝的爵位和赏赐,这才是你的光明前途。

    最后派宋军的一位将军韩周陪着高延德回西夏,要面见李元昊本人,把和平结果敲定。但非常可惜,韩周一去一回,共用了40多天,在西夏被接待的最高规格,只是见到了西夏高官野利仁荣,至于李元昊,他正在好水川忙着养鸽子呢。

    韩周回来,带了一封超长的“国书”,共有26页之多。至于其内容,宋史中没有记载,范仲淹的列传中没有记载,只有4个字的形容词——“书辞益慢”。比以前的谩书更加难堪,战胜之后的李元昊趾高气扬,根本就不当范仲淹是回事。

    尤其是所谓的和平,这种提议在侵略成性的人眼中,只是一份暗示他即将发财的通告,又可以获利了,看看,打赢了就是有好处。至于答应,也不是不可以,但得是你们最疼时,才会开出最好的价码。

    皮球被踢回了范仲淹的手里,这成了个难题。26页的谩书,不管有多无礼,都是国家级的文件,无论哪位臣子接到了,都必须上交中央。可这样的东西交上去,信不信皇帝、宰相们一个个排队拿斧子砍你?

    但还不得不交。于是宋朝300年第一人就做了一些……小手脚。范仲淹把26页长信中最不堪入目的20页当着西夏使者的面就都烧了,让那人滚回去告诉李元昊,宋朝的亲切是有底线的,热脸必须换来热的屁股!

    等人走了之后,他拿起笔来,想了又想,把剩下的6页纸一一重写润色,以范公的文字功底,这封信立即旧貌换新颜,可以面对大宋天子了。这是不是犯罪了呢?

    是不是对皇帝不忠,犯了臣子的第一条大罪了呢?

    也是,也不是。纵观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位圣人是没有妥协,也就是作假的。上至周文王,下到诸葛亮,尤其是至圣先师孔夫子,快被饿死时说的话,完全可以吃饱了就反悔!

    所以范仲淹此时的行为,就很难界定了。好,玩笑开到这里。说一下为什么这样的不忠,甚至是不诚实,宋朝人都仍然推崇范仲淹吧。这是因为他的本心。想想他之所以会给李元昊写信,明摆着知道李元昊在耍诈,仍然以诚待诈,为的就是和平。

    现在升级版的谩书送来了,如果让皇上如实看到,龙颜大怒的后果是什么?宋朝文臣无死罪,他本人大不了回后方去当地方官养老,可战争就会升级。所以说到底,曲线救国真是不得已啊。

    修饰版的谩书送上去之后,效果仍然过于麻辣。皇帝和大臣们都怒了,首先一条,“人臣无外交”,别说是换回来的是谩书,就是降书顺表,范仲淹都犯了欺君之罪。前三元状元、宰相宋庠提议,把范仲淹砍头!

    有人反对,现任参知政事、官吏克星杜衍强调,现在缺的是办事人,范仲淹一直在办,虽然这次蠢了点……但换你,你不犯错?话一出口,群情激昂,在大后方紧张得快要变态的文官集团们终于找到了发力点,这些喜欢、并且擅长上纲上线的大学士、大才子们马上就要互相大吐口水,来一次忠贞表演。

    被一个人扫了兴。当朝第一人,宰相吕夷简发话,都闭嘴,我支持范仲淹。这次他犯错了,降职处罚就可以了。其他的,都谈不到。于是在这一年的三月间,西北战场上宋朝的两大主管高官,韩琦、范仲淹都被降一级,这就造成了一个事实。

    主战的,打了败仗;主和的,被踢黑了脸。那么这事儿得怎么办了呢?打还是和,这真的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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