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一九六一 黄花岗五十年后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李敖 本章:第二部 一九六一 黄花岗五十年后

    黄花岗五十年后,一九六一,三月二十九,在台北。

    台北盆地是四面环山的,但圆山却是四面盆地中的凸起,说它是山,未免太寒碜了,因为它太矮了,虽然矮,却把台北看个够,它是台北盆地中的制高点,尤其顶上有个圆山大饭店,宫殿式的建筑,倒有观光据点上的一片浮名。内行人看圆山,不只看它的大饭店,还要看看它附近的两处幽灵之地。一处叫“招魂塚”,  一处叫“忠烈祠”。

    “招魂塚”的全名是“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塚”。“太原五百完人”是国民党在大陆撤退前的一批死难者,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嫡系,而是“山西王”阎锡山的人。他们在山西太原,在城陷以前,自知逃不掉,共产党也不会饶他们,乃在太原城中最高的山头死守,其中有的,还强掳城中美女一起世纪末,最后一起死了。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以致烈士缺货,缺货之下,就只好挖阎锡山的死人来充数,一网兜收,唤做“太原五百完人”。事实上,五百完人是吹牛的,真正死的,只有四十六人而已。四十六人以外,其他有七个人根本活得好好的、四十年后还活得好好的;又有十八个人早在几年前就先死了;又有“一人两死”充数的,死者名单上有“赵恭”、“赵敬斋”两人,事实上,“敬斋”就是“赵恭”的别号;又有八十三个人,根本就只有名字,没有真人,是典型的“幽灵完人”……

    另一处幽灵之地是“忠烈祠”。比起“招魂塚”来,它气派多了。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忠烈祠”是总昭忠祠,而“招魂塚”呢,只是专祠,是为单一事件设立的忠烈祠,单一事件具体而微,比总昭忠祠细腻,所以,在“招魂塚”上有专碑、有石刻名单,而在“忠烈祠”这边,就只是一个牌位,在中国文字学上,牌位的造型来自“且”字、“且”的造型来自“祖”字。“且”就是男性生殖器,“祖”字就是崇拜男性生殖器,是祖先崇拜,也是生殖器崇拜。不过,中国文字学上的慎终追远是令人发窘的,所以,人们就有意不深究这个牌位的造型了。

    “忠烈祠”是相当传统的政治符号,并且非常动人,因为它的建筑太堂皇了、堂皇而肃穆,它不只是一面徽章、也不只是一面旗帜、也不只是一张匾、也不只是一片馨香、也不只是一篇《国史馆立传》,它是一组建筑群,庞然大物立在那儿,对人有压迫感、令人敬畏有加。为了政治需要,它会改名字,以追上时代。“中华民国”元年,就由陆军部出面,通令各省湘军、楚军、淮军的“昭忠祠”一律改名,改为“大汉忠烈祠”。随着“在袁大总统世凯”的推动下,就颁行“民国礼制七种”,包括祭祀老天爷的“祀天通礼”、祭祀孔夫子的“祀孔典礼”、祭祀关公岳飞的“关岳合祀典礼”、祭祀忠烈们的“忠烈祠祭礼”等等,可见蒋介石在台湾小岛上搞大忠烈祠,是非常袁世凯的。袁世凯被当成北洋军阀祖师爷,国民党搞国民革命,要打倒北洋军阀,但国民党也未尝不军阀,甚至比军阀更军阀。因为军阀脑筋简单,不会办中央党部、不会办中央军校、不会办中央银行、不会办《中央日报》、不会办“中央通讯社”,军阀统治中国的力量与技巧都不够,所以,老百姓还能偷生、还能喘口气。但是,当南方的新军阀崛起以后,一切就走样了,人民越来越无力了、缩小了,但“忠烈祠”却变大了。就这样,圆山“忠烈祠”,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忠烈祠”。一九四九年,亡国的“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兵败山倒的国民党涌人中国千分之三的岛上,涌入了逃官、涌入了遗民、涌入了故宫的宝物、也涌入了“忠烈祠”的群鬼。不错,群鬼没说要来台湾,但国民党“招魂”了他们、牌位了他们,不由得你不来。圆山“忠烈祠”胃纳百川,裹胁了一切。那是漫漫的长夜,没有闪烁的鬼火,众鬼默默,鬼也没火了。

    由于长年有宪兵仪仗表演,圆山“忠烈祠”变成一个“耍花枪”的胜地、一个观光客的旅游据点,每天,从清早到下午,一辆辆的观光巴士,包来了一车车的观光客,鸭行而来。观光客对什么忠烈缺少兴趣、也缺少敬意,因为历史太遥远了,远得像老祖母的老祖母的一切,观光客“忠烈祠”了一阵,除了欣赏“耍花枪”的操枪表演,其他了无兴趣。忠烈多么乏味,那明明是老祖母的老祖母的世代、是她们哭儿子做寡妇的世代、是乱世。乱世忠魂又怎样?现代不时兴这些了,它令人们痛苦、令人们逃避。

    除了一个人,他是例外,上午九点钟,他就伫立在那里,伫立在“忠烈祠”的拱门之下。雄伟的大门开处,他已伫立在那里,他挺直胸膛,首先走进去,与人不同的是,随后的人,他们群体开进“忠烈祠”;而他呢,却孤单走进那里,那里对他说来,彷彿是一座坟场,有精灵在兹、有鬼神在兹,没人知道他是谁,除了远远的一个年轻人,在偷窥着他。

    他七十五岁,是位老先生,除了春祭秋祭的七十五岁的蒋介石外,不大有这种年纪的人跑到这里来了。他一步步脚踩在石板上,一如一步步踩在一座老坟上,走着、走着,直接走向廊庑、迈过高高的门槛,朝向每个特区。特区里都是所谓先烈、一排排牌位、机械式的伫立在大理石高案上。牌位其实也今非昔比了。按照当年在大陆的法规,明定烈士牌位“一律蓝底金字,边花纹,上加额,下设座”,到台湾后,“蓝底金字”不见了,变成简陋的木底黑字了,“边花纹”也不见了,大陆时期规定的“牌位中直书烈士姓名,有衔者具衔,左书年龄籍贯,右书殉难事由”,也一律从缺了。结果是,除了一座总招牌,诸如“开国烈士”“讨逆烈士”“抗日烈士”“戡乱复国烈士”等等酌予分类外,整个局面,变成了立体的“录鬼簿”,每个名字都失掉了介绍和线索,除非他的名字很特殊,被观光的小朋友指点给大人看。

    “爸爸你看,这个人叫‘林小猫’呢。‘故林小猫烈士之灵位’,为什么烈士叫‘林小猫’?”

    做爸爸的摇了摇头,低声说:“小猫老猫都一样,反正是烈士就对了。”

    “什么是‘故’?”

    “‘故’就是死了。”

    “死了?该叫林死猫吧?”

    “死人的名字不能改。”

    “什么是‘先烈’?”

    “先烈嘛,就是为爱国而不得好死的人。”

    “爱国要爱得这样可怕吗?”

    “因为有敌人逼你,非用可怕的方法不可。”

    “哦。”小朋友似懂非懂着。“那我要爱国吗?”

    做爸爸的苦笑了一下。“如果要在这里立个牌位,就爱爱也好。”

    “我要改名什么小猫小狗吗?”

    “你已经叫小鱼了,你的名字比他们好,不必改了。”

    父子对话就如此告一段落。最后,他们父子走向了门槛,小朋友吃力的跨过了高高的门槛。他回过头来,一片困惑的问:

    “小猫要吃小鱼吗?”

    做爸爸的笑起来。

    “进到这‘忠烈祠’来的,都死了,谁也吃不了谁。死人吃不了死人,只有活人能吃死人。”做爸爸的终于找到答案。

    “如果我死了、小鱼死了,活猫会来吃我吗?”

    做爸爸的苦笑起来。

    “猫是不吃死鱼的,人才吃死鱼。”

    “还有,”小朋友补了一句,“蒋总统还没死,他可以来这里吗?”

    “蒋总统还没死,不是死人是不能到这个地方的。”

    “如果蒋总统死了,他会不会来,也排个座位?”

    “不是排个座位,是牌位,就是这上面一个个立在那里的,叫牌位。”

    “蒋总统死了,会来牌位吗?”

    “蒋总统人说是‘民族救星’,应该会来吧!”

    “救星怎么会死呢?他死了,谁来做救星呢?”

    “蒋总统还有儿子呀,儿子可以接班做救星啊。”

    “我可以做‘民族救星’吗?”

    “你每年过生日,做‘寿星’就好了。‘民族救星’还是给蒋总统的儿子来做比较好。”

    “你是说我不够资格做吗?”

    “也不是,而是做‘民族救星’要排队,你年纪太小了。”

    “我排队时候,蒋总统儿子的儿子要来插队怎么办?”

    “你可以叫警察来。”

    “如果他是警察呢?”

    “那你就做宪兵吧。”

    “做宪兵可以每天到‘忠烈祠’操枪表演呢。”

    “多好啊,做宪兵比做警察好。”

    “好吧,我就去做宪兵了,又可以操枪表演,又可以抓警察。”

    “宪兵只可以不被警察抓,不可以抓警察。”

    “宪兵可以抓什么呢?抓个‘民族救星’吧?”

    “你不要乱说,你乱说,这里的宪兵就会把你抓起来。”

    “那我还是做警察吧。”

    “你变来变去的,到底要做什么呢?”

    “我偷偷告诉你,我要做一个不排队的‘民族寿星’。可是蒋总统先做了。”

    “蒋总统做的是‘民族救星’,不是‘民族寿星’。”

    “蒋总统也是‘民族寿星’,标语上都说‘蒋总统万岁’,万岁不是寿星吗?”

    “你都说对了,蒋总统既是‘民族救星’,又是‘民族寿星’。”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民族救星’吗?”

    “标语上‘民族救星’只指蒋总统一个人。”

    “那七十二烈士是‘民族寿星’吗?”

    “他们都太早就死了,不能称寿星了。”

    “那他们是什么?又不是‘民族救星’、又不是‘民族寿星’,哇塞,我知道了,他们是‘民族短命鬼’。”

    最后,话多的父子二人,他们终于走开了。

    一旁的老先生偷听了他们的对话,又点头又摇头、又点头又摇头。他走向了门槛、迈向了它,门槛太高了,不小心闪了一下,一个年轻人快步上前,扶住了他。

    “啊,小兄弟,谢谢你。”

    “老先生,您可得小心一点。这里的门槛太高了。”

    “哦,为什么要把门槛做这么高?”

    “这样才像‘忠烈祠’啊。”

    “这样才可以绊倒我”

    “老先生真会说话。”

    老先生仔细看了年轻人一眼,彷彿说:“你小兄弟也会说话吧?你好像话里有话?”

    年轻人笑起来,放开了老先生。两人相对,又会心一笑。

    “小兄弟,”老先生亲切的说,“你一个人来的吗?”

    年轻人点点头。

    “那倒好,不像我刚才碰到那对父子。他们的对话,令我感到压力。童子吐真言,人越年轻,越会说真话。”

    “我也听到他们的对话,小朋友说的,句句真言;他爸爸回答的,句句机锋。真有趣。”

    “这世界,好像只有小朋友说真话了。”

    “也不尽然吧,”年轻人笑着,“知道真相的老先生也有说真话的时候。”

    老先生又仔细看了年轻人一眼。

    “你这位小兄弟,话里总是带点什么。”

    “不敢、不敢。只是我在学校里碰巧念到了一个讲真话的系。”

    老先生一笑。“那一定是畜牧兽医系,你对野兽讲话,讲假的它听不懂。”老先生笑出声来。

    “您老先生真幽默,”年轻人也笑着,“您说得对,我真想念那个畜牧兽医系呢,可是我爸爸劝我说,说真话有时要靠文字,野兽比较文盲,想写出真话,还是念历史系吧,所以我就念了历史系。不过念了以后,很不方便,因为别人都玩假的,我一个人玩真的,闹得曲真和寡。幸亏我有点找史料的本领,所以能够靠不写历史专找史料赚点外快。现在外面成立了一个什么‘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由老师介绍,我到这会里做临时雇员,每月一千块钱,所以就来了。到这会里有个好处,由于会方开给我的证明,我可以有机会看到一些资料、偶尔也幸会一些人。”

    “你刚才说什么‘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什么会?”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

    “开国五十年了?国祚有五十年了吗?”

    “他们说有,我说没有。我只是找史料的,有没有对我不算什么。”

    “你不相信‘中华民国’?”

    “我相信在历史上有过‘中华民国’。不过,今天要称‘中华民国’,就好像‘故林小猫烈士之灵位’一样,得在头顶上加个‘故’字,‘故中华民国之灵位’才妥当。”

    七十五岁老先生把手加额一笑。“你这年轻人,你不信‘中华民国’还活着?”

    “如果不大声喊它死了,我就不信它还活着,我是学真历史的啊!”

    “为什么不大声喊?”

    “我还年轻,我不想做革命先烈。”

    “你几岁?”

    “二十五。”

    “啊,正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年纪。”

    “也正是您老先生在黄花岗时代的年纪。”

    老先生惊异起来。“你的意思是,黄花岗与我有关?”

    神秘的年轻人点点头。

    “只是年纪有关?”老先生低声试探。“他们若活到现在,年纪跟我这老人家差不多?”

    “不止年纪吧?”年轻人指着牌位,“您老先生应该认识他们吧?”

    老先生更惊异了。

    “凭什么你这么说?”

    “这个答案,让我们先到他们牌位前面再说吧。他们都在‘开国先烈’那一区,在那一区里,有您老先生要的一切答案。”

    “你这位小兄弟说话怪怪的,”老先生把眉毛一皱。“刚才你说你在大学学历史的。你一定知道许多革命史,包括黄花岗三月二十九的。从你谈话间,你好像把我这年龄相当的人,当成一个演员似的。”

    “老先生不是一个演员,老先生是劫后余生的参与者。老先生是被演员演的啊。”

    老先生震撼了。他盯住年轻人,抓住他肩膀,沉重的说:“你知道我是谁?”

    年轻人神秘一笑,点点头。“刚才我已经向您透露了,我是‘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的临时雇员,这么早就贴近您身边,来意不说自明。”

    “他们派你来找我的?”

    “派我找到您,并且向您请教。”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中华民国’哪来五十年呢?”

    “‘中华民国’的确三十八年就亡国了,没有五十年了。但开国文献会重点是开国,只算开头、不算结尾。日后的亡国,无碍于当初的开国,所以派我来了。但我只是临时雇员,只替他们找真的史料,不替他们写假的历史。这一点,务必请老先生明察,我不是他们,我也不代表他们。如果一定要代表谁,我冒昧说一句,我代表我的大伯父吧,我的大伯父跟您可是同志呢。”

    “令大伯父?是哪一位啊?”老先生更好奇了,他急着问。

    年轻人凄楚一笑。“让我们走到他牌位前面,我再指给您看他是谁吧。”

    在“开国烈士”区,两人停了下来。

    年轻人把手朝牌位一挥。“老先生,他,我的大伯父在这里了。我说七个字,请您认出他来。”

    “牌位上单名的是八个字、单名以外的是九个字,怎么你说七个字?”

    “我不报明牌,我只报出七个字,老先生就该知道我大伯父是谁。”

    “啊,你这小兄弟,真会整我们老年人。”

    “别这么说。老先生,我现在报出七个字了:

    时有落花随我行

    有印象吗?老先生。”

    老先生惊异的盯着年轻人,又摇头又点首,“原来你是林时塽的侄子!林广尘的侄子!”说着,就拥抱过来。年轻人同他拥抱,互相拍着背。

    “‘时有落花随我行’、‘时有落花随我行’。”老先生兴奋说着,“多么洒脱!多么诗意!这就是你大伯父,他跟我同岁,三二九那年春天,他正生病,就写下这七个字。病还没好,就收到黄克强他们的信,说要在广州起义,他立刻约了林觉民和我等一起赶到香港,我记得很清楚,离日本那天是阳历三月三日,距阴历三月二十九起义,也就是阳历四月二十七日,相隔四十五天,四十五天中,我们先在香港准备了四十一天,最后四天混进广州。最后起义时候,因为黄克强另调我做第三选锋队长,所以我没参加攻打督署这一队,结果,你大伯父头部中弹,当场死了;林觉民被捕后,砍头了,死伤惨重。记得你大伯父说过,过去革命,前面死的多是乡下人、是‘乡氓’,我们读书人反倒在后面,这回一定要走在前面,要死也死住前面,死给他们看。这回他真做到了,他当场打到广州东辕门,正好碰到李准的先锋队,你大伯父听说先锋队中有同志卧底,倾向革命,就一马当先,向先锋队招手,高喊,我们都是汉人,应该同心协力杀异族,汉人不要自相残杀。话没喊完,脑部就中弹了,黄克强词里说‘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看来就是特指你大伯父的。好可惜啊,二十五岁,就那样牺牲了。我后来想,也许当天喊话的不是他而是我,效果可能不一样,因为李准的先锋队是广州人做底子的,你大伯父喊的是福州话,老广未必听得清楚,要喊话,该由老广喊才好。”

    “老先生是广东东莞人。林则徐烧英国帝国主义者两百万斤鸦片的地方。”

    “哦,你这位小兄弟,你全知道。”

    “林则徐和我大伯父同乡,也和我同乡,但他活在广东广州,做过两广总督,死在广东潮州,他跟广东关系太深了。我大伯父跟林则徐有一点一样,福建人,为了爱国,死在广东。”

    “你大伯父二十五岁就死了,你当然没见过大伯父。”

    “当然,大伯父兄弟很多,我是老么的老么。我生在台湾。”

    “你的大名是——”

    “我叫林光烈。双木林,使先烈发光的光烈。”

    “你的大名倒很够资格写革命史。”

    “先烈都埋在黑暗里了,这段历史可不怎么好写。”

    “福州人,怎么生在台湾呢?”

    “听说在福州活不下去,很多人就渡海过来了。当时有‘黄花岗福建十杰’的说法,十杰的遗族本来官方还有个照顾,后来兵荒马乱了,没人管了。听说有人都饿死了,其中包括林觉民的太太陈意映、‘意映卿卿如晤’诀别书中的意映、陈意映……”

    “哦!还有她!”老先生失声而出。“来,我们到前面亭子里讲话。”他拉着小兄弟,一言不发,走到亭子里,小兄弟扶着他,坐了下来。

    “谈谈你对陈意映知道多少?”

    “我们都从中学国文教科书里知道她。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每个中学生都念过。”

    “大概很少人知道,林觉民这封绝笔书的收件人意映,她当时并不在福州家乡,而在日本。”

    “在日本?”

    “在日本。林觉民到日本留学,把太太带出来了。住在东京的一幢大公寓里,那公寓里有许多间小套房,许多革命党都窝在小套房里,有两人一间的、有一人一间的。林觉民他们夫妻两人一间、我、你大伯父,还有别人,都一人一间。所以,我见过意映、陈意映,她是旧社会出来的新女性,人极漂亮,可是她很沉默,她似乎只用眼神说话,或者说,用眼波说话。”

    “很动人?”

    “很动人。哀怨而动人。”

    “她哀怨什么呢?”

    “没有人知道。也许她预感到她和丈夫难偕白首。”

    “为什么?”

    “嫁给了性好革命的丈夫,早晚不得好死,怎么白头偕老呢?”

    “如果女人也性好革命呢?”

    “代价太大了,不好吧?像秋瑾,男人革命,被砍头就算了;女人革命,砍头前在牢里那段日子可不好受,会被强奸、被轮奸。被她要救的禁子牢头们轮奸。”

    “这样说来,您赞成男人革命、反对女人革命?”

    “我反对女人被抓到。”

    “意映住在东京,后来呢?”

    “林觉民不放心太太流落在异邦,死前特别嘱咐把意映接回福州。”

    “后来呢?”

    “后来听说有族人照顾。方声涛做福建省代理主席时,还由公家特别照料了先烈遗族。《良友画报》还登过一张照片,标题‘黄花岗七十二先烈遗族之一部’,图上几位老太太,但认不出来有没有意映。”

    “后来呢?”

    “后来就不清楚了,只有传言。传言说抗战时,有遗族饿死了,但也有传言说,有些遗族流落在外了。”

    “会不会像我父亲他们一样,最后流落到海峡对岸的地方呢?”

    老先生沉思了一下,低声自言自语:“希望那是真的。”

    “老先生知道我大伯父一生未婚,有什么特别原因吗?”

    老先生犹豫了一下。“五十年前的事了,告诉你也没什么了。你大伯父一生未婚,跟意映有关。为了意映,他一直到死,都是单身的。”

    “这件事,我也若有所闻。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好像不止我大伯父一人。”

    “你若有所闻,还听到什么?”

    “我只听到不止一人为意映着迷,姓甚名谁,并不清楚。”

    “哦,”老先生若有所思。“谈谈开国文献什么会要问的问题吧。”

    “好的。我虽然是晚辈,没有亲身经历过历史事件,但我接触的历史史料,却比当事人还多,许多当事人看不到的史料,我反而看到了。比如说,在三月二十九前四天,一九一一年阴历三月二十五日、阳历四月二十三日,胡汉民有一封秘密的信写给孙中山和冯自由,我把副本带来了,尤其最后三段,其中有您的名字,请您过目。”

    老先生接过了副本,最后三段是:

    自孚琦诛后,虏吏未尝不加意防闲,且亦稍知风声。然吾等不能不及期而发者,一则二标将于四月退伍,虏吏不告以期,而但云初几以内(大抵张鸣岐与蒋伯器之手段),二标同志最多,久经训练,若退去则难发起。二则用款幸于此时无大绌,倘久之,可望来之款无定,事又有半天吊之虞。三则选锋各人,多密布入内,久之则不保秘密。为此三因,则必定发于本月月底,至迟至四月初二,方能避害而图功。此次集合全党之财力为之固无论矣,人才之共事亦为大多数,其间多怀决拚之心,即稍有不甚干净之人,亦为大义所挟持。天下无必成之事,以此吾人之心志,精神所到,或可补物力之不充。背城借一,无所用其踌躇。若不捷者,以广州城为巨塚,而葬许多甚正当之革命党于内,后之继者,仍不患其无也。

    克兄(黄克强)以廿五日发,伯兄(赵声)由间道入。临时之举事,则以伯为总指挥,克兄副之。伯任杀李准;克任杀张鸣岐;毅(胡毅生)以其人与陈炯明之众,堵截旗界;姚雨平任破小北门,延入新军;莫纪彭、徐为(维)扬任取督练公所;黄侠毅与其姐夫(梁起)扫灭中协等衙门;李文甫结东莞之豪,取石马槽旗人军械;周醒黄取西槐二巷旗人砲营;毅生与炯明之兵,同时占据大北门与归德之城楼。此攻取之大略也。弟与仲实(黎仲实)、壁君(陈璧君)、君瑛(方君瑛)及其嫂(曾醒)、又李应生之小姑(李佩书),择地于虏兵必由之道,踞高屋而轰以炸弹……

    大事若邀天之幸而有成,必有电报两君。先生必即返,自由兄或可暂留外国为援济。然若事成,而此间任事者或多伤死,则人才内里太乏,兄亦宜归。若不成,后此如何收拾,则非所知矣!

    老先生边看边点头。“这一文件,我真的没看过,写得这么仔细。文件里提到的这些革命英雄,陈璧君后来嫁给汪精卫,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说她是汉奸,关了她,判她无期徒刑;共产党接手后,继续关她,宋庆龄到牢里探望她,她说无过可悔,不肯通融,最后死在牢里,六十九岁。另一位英雄方君瑛,是方声涛、方声洞的姐姐,三十九岁就痛感国事无望,自杀了。其中最有后话的是陈炯明。陈炯明有大功于孙中山,因为他替孙中山推出了唯一的主力,抢到了广东地盘。但孙中山想干非法大总统,陈炯明不以为然;孙中山搞武力统一,陈炯明却主张美国联邦式的统一,中国不要内战。孙中山一意孤行,没能力统一却要统一,明着打倒军阀,自己却勾结军阀,他拿军阀张作霖的钱,给张作霖的道谢信我们都发现了。孙中山见陈炯明不配合,乃计划由蒋介石用手枪对付。陈炯明发现孙中山这样对待老同志,寒心极了。先是陈炯明把孙中山的非法总统给干掉,孙中山死后,蒋介石勾结苏联,用俄国顾问加俄国大炮,打败了陈炯明。这次国民党打中国人,不勾结军阀了,改勾结外国人了,借洋人之力,消灭自己同胞;借洋人大炮新武器,轰倒了惠州城。蒋介石还声言挖陈炯明的心肝,来祭孙中山呢。唉,黄花岗的同志下场,竟是要比照满清政府挖徐锡麟的心的干法了,多不可思议啊!”

    “中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用洋人做顾问、用洋人运来的大炮对付自己同胞的,只有孙中山、蒋介石这么干过,是吗?”年轻人补充说。

    “一点没错,只有孙中山、蒋介石干得出来。”

    “只有‘中华民国’干得出来。”年轻人再加一句。

    “唉,七十二烈士缔造的‘中华民国’啊。”

    “老先生可以谈谈温生才吗?他们想多知道一点有关温生才的事。温生才是三月十日行刺孚琦的,七天后,三月十七日,就被砍头在他行刺的现场。民国成立后,在档案堆里,我们找到当时两广总督张鸣岐与北京中央政府的来往电文,有些问题,想请教莫老先生。‘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找工读生经手这件事,找到了我,我四处打听莫老先生,听说今天三月二十九日早上您会来‘忠烈祠’,所以我就赶来了。”

    “哦,”老先生眼睛一亮,“原来如此,原来你真的知道我是谁。”

    “当然知道。您不但参加了三月二十九,还是‘选锋队长’呢!‘选锋’不就是敢死队吗?”

    “很惭愧,当时我没战死、也没被俘、也没被砍头。”

    “您太谦虚了。并不能以死不死做检验标准啊。黄克强先生是三二九带头的,他也没死啊。”

    “他打断了两只指头,剩下八只指头。”

    “打断两只指头,总比那位‘八指头陀’务实啊。八指头陀为了信佛,烧掉了两只指头,虽然精神可嘉,但比起黄克强用指头来革命杀敌,就差得太远了。”

    “你这位小兄弟,看来你很熟悉我们年轻时候的历史。”

    “承蒙过奖。因为我在大学念的是历史,并且专门研究革命史,所以知道一点皮毛。”

    “你知道我莫纪彭多少?”

    “我知道得不多,但很简单扼要。我把它写成一则笔记,今天来见您,放在口袋里。但不便给您看,怕有冒犯之处。”

    “不会的,让我先看看也好。”莫纪彭说着,伸出手来。

    年轻人掏出小纸条,递给了他。

    莫纪彭,一八八六生,字宇非、又名侠仁。广东东莞人。他十七岁时就办了被县太爷查禁的杂志——《东莞旬刊》、二十三岁时加入中国同盟会、二十五岁时参与黄花岗之役,同时是第三选锋队队长。生还以后,他在广东又举义旗响应武昌首义。革命成功,他辞官身退、不受勋赏。此后五十年,他一心向往世界大同、一心回忆黄花旧事,他写《革命史藁》、写《黄花血战》出任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纂修,都魂牵梦萦在这一主题上。肉体上,他没死在三月二十九;但在精神上,却早已随先烈而去。五十年如一日,他是“第七十三烈士”、他是“活先烈”。

    老先生点着头,喃喃自语。“第七十三烈士、第七十三烈士,活先烈……哈,小兄弟,你写得真残酷,但也写得好逼真、写得真够好。你一针见血,真的知道我、知道我莫纪彭。简明扼要,几百个字,就写尽了我的一生、我一生将尽的一生。”

    “您过奖了。”年轻人说。“我怕这样写会冒犯您老人家,您既然看了不生气,我就放心了。”

    “生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说我是‘第七十三烈土’,我很光荣。虽然事实上我不是。”

    “老先生,我听不懂,您明明参加了三二九,并且还是第三选锋队队长。您唯一与七十二烈士不同的是,他们打死了、或被杀死了,而您没死而已。但是五十年来,三二九像幽灵一样附着着您,使您一直活在过去,因此我们才封您做‘第七十三烈土’,您怎么推托得掉呢?”

    老先生盯住年轻人,好一阵子沉默。他又四顾茫然,像寻找什么,转着头又点着头,最后说:“小兄弟啊,你说得不错,我是活在过去里、活在革命先烈里,但我并没活在死人堆里,他们啊,是活人、对我是活人,虽死犹生、活生生的人,而他们所留下的我,反倒是活死人。并且,让我透露给你我的心境,我不是第‘七十三烈士’,至多我是一个替死的七十二烈士。我想了一次又一次、想了一年又一年,如果当时死的是我,林觉民派到我这个职务,做第三选锋队长,说不定林觉民可以像我一样生还。哦,我说了什么?唉,不多说了。”

    显然的,老先生话里有话,但他止住了。

    “林觉民?林觉民死与不死,对您有特别意义吗?”

    老先生苦笑了一下,把话题转开。“我们先谈谈别的吧。谈谈你带来的资料,要问我的。”

    “好的。”年轻人说。“我带来一件三二九时两广总督张鸣岐的密件。”

    “张鸣岐?”

    “张鸣歧。”

    “哦,好巧,我在十二年前,也就是黄花岗三十八年后碰到他,好死不死,就在七十二烈士的坟上。”

    “他去干什么?”

    “不是示威也不是惭愧,好像是凭吊,看来很友善。当时现场只有两个人,就是他和我,我们还聊了一阵。”

    “他知道你是谁吗?”

    “起初彼此都不知道对方身份。谈到后来,他递了名片给我,我没给他,他仍不知我是谁。后来他临走时,才在墓园管理处那边听说是我,他留下一个小香炉,和一张纸,上面写着:

    香熏烛照,

    死生以之。

    敌友江湖,

    纪彭宝之。

    他信了佛,显然要消除这一夙孽。我想他在三月二十九那天清早,到七十二烈士坟头上来,情绪就很复杂,等到跟我大聊一阵,又发现我是谁后,情绪就更复杂了。“

    “您老先生的情绪呢?您碰到这死对头,这三二九的刽子手,也有一番情绪吧?”

    “也有。我发现他讲的,并非全无道理,尤其讲的内容已在黄花岗三十八年后、在七十二烈士缔造的‘中华民国’亡国前不久,更有发人深省之处。当然,他当年做封彊大吏的心狠手辣,我们也不会忘记。”

    “今天我带来张鸣岐的一件密电,是给北京军机处的报告和军机处批文,您先看看吧。”

    “好的,我来看看:

    北京军机处钧鉴:午,兼署将军满洲副部统孚琦,被匪枪伤出缺。获犯温生才,供讯大概情形,于初十日会同电奏。十三日钦奉电传谕旨,切实研究,务得实情,严行惩办等因。钦此,遵即督饬缉捕总局司道,提犯覆讯。该犯温生才供:‘年四十二岁,实系嘉应州丙村人,素充长随,因出洋学习工艺,投入孙文革命党。回华后,专持暗杀主义,本月初十日在燕塘看演飞机,闻知将军亦到观看,独自一人在东门外道旁,拔枪向轿,连击四响,不知中伤何处,当即被获。’不讳。诘以革党内容,据称:‘孙文革命如何布置,伊实茫然无所知。惟自在南洋闻其演说革命宗旨,甚为信服,情愿牺牲性命,并非与将军挟有私仇,亦非有人主使,及另有知情同谋之人。’等语,鸣等提犯亲讯无异。查现行律载,部民谋杀本属知府、知州、知县,已被杀者,绞;其非本属者,依凡人谋杀论;又谋杀人造意者,绞监候等语。部民谋杀非所属府州县以上官,律无治罪明文。惟查同治十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漏网发匪张文祥刺死,当将该犯张文祥比照大逆问拟、凌迟处死、摘心致祭在案。该犯温生才身充革党,戕毅现任将军,与张文祥情罪相同。但现行律凌迟等刑,业经删改,本案钦奉谕旨严行惩办,相应请旨,将该犯温生才即行正法,以昭炯戒。除将本案供招另行咨达查外,谨请代奏。鸣岐谨肃覆。

    宣统三年三月十六日,承准军机大臣谏电开:奉旨,张鸣岐等电奏审明戕毅前将军孚琦之凶犯温生才,请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钦此。

    从这些档案中,清楚看到张鸣岐是三月十六日得到将温生才‘即行正法’的命令的,第二天,三月十七日,温生才就被砍头了。你要问的是什么?”

    “是档案中那句‘鸣等提犯亲讯无异’,表示说,我张鸣岐将犯人提出来亲自问过了,我手下官吏的查证属实。但是,张鸣岐亲审温生才,还有一些别的对话,在档案里都一笔带过、按下不表了。您听过别的对话吗?”

    老先生想了一下。“我听到的是,当时张鸣岐坐在大堂上,召集文武大员,一起公审。张鸣岐劈头就问:‘为什么要搞暗杀?’不料温生才答得妙,说:‘不是暗杀,是明杀。’张鸣岐说:‘好,明杀,为什么要搞明杀?’温生才答道:‘满清政府无道,日召外侮,这些大官都是共犯。死了一个大官孚琦,固然无济于事,但是我敢为天下先,也算号召。’温生才做小贩出身,又做工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革命目的,简明扼要,他没有大道理,没有什么主义、领袖,他独来独往,  一命换一命、一小民之命换一大官之命。你看张鸣岐的奏文,字里行间,好像因为法律改了,不能将温生才千刀万剐、凌迟处死,不无遗憾似的。温生才的一人革命法,真革得干脆俐落,他死后十二天,就是三月二十九,时间那么近,他真开了七十二烈士的先河。”

    “党史会那边传出消息,说您在党史会,一天查到收藏文物中,居然有温生才的辫子和脚镣,您当场看了,为之泪下,您跟温生才认识吧?”

    老先生凄凉的点点头。“那天真震撼了我。温生才那时从南洋回来,表示要革命、要动手行刺满洲大员,找上黄克强。黄克强给他一笔钱,他拿走了,好久不见动静。后来又来了,又有新的开支,向黄克强要。黄克强有点不高兴,对温生才说,这点革命经费,是海外华侨相信我们,一点一点捐来的,来之不易,虽然人家信任我们,不要我们报帐,但总要革出命来给人看才行。上次你拿钱走了,至今没有行动,又要钱,太说不过去。温生才听了黄克强这番话,脸红了,没说什么就走了。当时我在现场,清楚看到他的背影,看到他那条辫子、头发又脏又粗,印象深刻,没想到他走后没几天,就发生了他行刺孚琦将军的大案。本来他要行刺李准的,杀这满清水师提督,本是他的原案,也是他向我们领钱办事的原案,没想到却杀错了人,没杀到水师提督,杀到的却是陆军将军。不过也好,我们革命党就是用暗杀使满清大员气为之夺、胆为之寒,杀了孚琦,也达到这一效果了,只是分不清是杀鸡儆猴呢,还是杀猴儆鸡而已。”

    “对温生才而言,他知道他杀的是孚琦,而非李准吗?”

    “杀的当时他不知道,他连开三枪,不是口供所说的四枪,他以为他杀了李准。我认为不管是谁,他都要开枪。因为他觉得他拖不下去了,大家在等着他、看他行动。大概他受了黄克强的刺激,不论成败,开了枪再说吧。”

    “温生才三月十日开枪杀满清大员,广州一定草木皆兵,十九天后你们又来行动,不是故意增加起义的难度吗?张鸣岐他们会不加紧防范吗?”

    “你说的一点没错,这也就是三二九功败垂成的一个理由。温生才的一人革命,的确惹来张鸣岐他们提高警觉。我们革命党也知道,所以三二九起义的前夜,大家意见纷纷,有的要改期、有的要硬干。最后,有意无意之间,有些革命党放水了、或无所适从了。至于不肯改期的,坚持要硬干一场的,心里也未尝没有个底,知道未必成功,但是不成功也要来一下。黄克强就是这样的。他的意思是,海内外人士一再捐钱,看我们革命,我们要老是延期,怎么取信于人,所以即使不成功,也要一试身手给大家看。这种心态,我看跟温生才一死了之的心情是相通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中国圣人的心情啊。”

    “‘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圣人的心情。”

    “最能表现这种心情的,除了黄克强他们外,有一个人,最令人怀念,他是李文甫。李文甫带队五十人,攻石马槽,他们得到延期的指令,五十人解散了,接着又来了三月二十九起义的指令,李文甫乃只身赴难、殉战而死,我想他的心情,一定更复杂。‘知其不可而为之’,就一个人去吧。”

    “黄克强呢?他后来写《蝶恋花》那首词,说:

    回首羊城三月暮,

    记血肉纷飞,

    气直吞狂虏。

    事败垂成原鼠子,

    英雄地下长无语。

    词中所谓‘事败垂成原鼠子’,‘鼠子’指谁呢?”

    “照中国传统说法,‘诗无达诂’、诗词没有固定的解释,黄克强词中指的‘鼠子’,似乎指本可以成功的革命,被鼠辈破坏了。鼠辈可以指满清的封疆大吏,也可以指某些坏了大事的自己同志,黄克强没有明指。从当时情况评估,那次革命,变数太多、布局错乱,成功本不容易,黄克强事前给同志的信,一再提到‘绝笔’,似乎他心里有数。所以,最后仍要‘赴死’,看来悲壮的成分多过别的。这就是革命,好像在跑接力赛,你以为你跑的是最后一棒,事实却跑的是起步的、中间的一段,成功不必在你,可是最后的成功中,一定有最前面的你。这就是革命,你必须一次又一次悲壮的奔向失败,因为这次失败,才是下次成功的一部分。以黄克强的伟大,他一定有这种心理准备,至于别人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某些‘革命狂’们一定没有。这种人以革命做幌子,一辈子革个没完,奇怪的是,这种‘革命狂’只是以革命革命整人,他们自己,却逍遥革命之外呢。”

    “老先生,您意有所指吧?”

    老先生笑起来。“我越说越激烈了,我不必这么激烈吧?他们不值得我这么激烈吧?”

    “我们还是来谈谈温生才。老先生,您怎么定位这位烈士?”

    “我嘛,我会挪用你写我的‘第七十三烈士’来定位他。”

    “第七十三烈士?”

    “第七十三烈士。”

    “这是一个伟大的、宽厚的构想,不过,您把温生才当作‘第七十三烈士’,可是他没参加三月二十九啊。”

    “没参加三月二十九又怎样?七十二烈士碑上名单有位‘饶辅廷’,广东梅县人,他已被捕在先,并没参加实际的攻打督署,他也没同其他人一起砍头,其他人是四月三日被杀的,他因为另案处理,到了四月八日才被杀,尸体也没埋在黄花岗,可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记’里照样有他名字。明明尸体不在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照样把他算进去,这怎么说?”

    “哦,这真是怪事。饶辅廷死的时候三十一岁,死后不久,他太太也殉情了,他有一个儿子,叫饶兰芳,留学日本,下落不明了。饶辅廷只比其他烈士晚死五天,不可能埋在一起吗?”

    “不可能。因为四月三日张鸣岐就同意善堂收拾了,四月四日忙了一整天埋下的。那时饶辅廷还没死呢,不可能等他死了才一起埋。所以七十二烈士的坟里,绝对没有饶辅廷。但在碑上名单中却有他,可见埋下的和上碑的,并不一致。饶辅廷以外,七十二烈士碑上名单又有一位徐容九,广东花县人。他参加了三月二十九,可是没打死也没被捕,反倒受伤回家了,回到了花县老家才死。徐容九没死在黄花岗,他的尸体自然也没埋在黄花岗,但七十二烈士照样有他一份,算进去了,这又怎么说?这又是埋下的和上碑的并不一致的例子。所以呀,说‘第七十三烈士’,并不以埋在黄花岗为要件,也不以名字刻上碑为要件。绝对可以来个‘烈士压顶’,由温生才做‘第七十三烈士’并且排名第一呢。”

    “您说的真有道理。”年轻人点着头。“您说的真有大道理。姐果照您所说,烈士不烈士,不以埋在黄花岗、不以三月二十九为取舍标准,容我说一句,‘第七十三烈’,我看还该是您啊!”

    “我哪担待得起。”

    “您想想,如果有一个人,他参加了三月二十九,却没打死,但自此以后,他没有一生,他只有一天,一天就是黄花岗三月二十九,不是他的一生浓缩成这一天,而是这一天,就是他的一生。这个人,黄花岗三月二十九后五十年如一日,  一往情深、死生以之,您说这样的人,算不算‘第七十三烈士’?”

    老先生苦笑起来。“关键不在数目,论数目,已经有七十二位了,多一位少一位,似乎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缔造的‘中华民国’怎么了?他们死而有知,要怎样想?死而无知,活下来的要怎样替他们想。在‘中华民国’的旗号下,我们曾经为它而欢呼、而战斗。但是,当‘中华民国’先我们而衰老、而被剽窃、而变质质变,如果有如你所说的‘第七十三烈士’,这一烈士,一定不再株守、不再墨守、不再死守,一定丢掉了它。丢掉它的过程是很艰苦的,我们曾经迟钝,但我们终于觉悟、终于大彻大悟:‘中华民国’早已不再是‘中华民国’,它由出生到成长、到被裹胁、到变质、到面目全非、到挂羊头卖狗肉……我们都一一看到了,并且参与了、浑身伤疤的参与了。最后,我们终于猛醒,我们缔造的‘中华民国’没有了,它先被偷走、被篡夺、被偷天换日,变得面目全非了。结论是:‘中华民国’已经亡国了、早就亡国了。一九零二年,章太炎、秦力山他们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起算点是二百四十二年前的明朝永历皇帝亡国之日,很多后来参加黄花岗的人都来参加了,当时的大前提是不提清朝开国、只提明朝亡国。如今,黄花岗的人怎么自处呢?他们必须面对‘中华民国亡国五十年纪念会’吧?多令人发窘啊!”

    “看来七十二烈士是‘英雄地下长无语’的,不能靠死去的,要靠没死的,要靠‘活死人’。”

    “对,‘活死人’。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没死在三月二十九,毋宁也是一件必要的遭遇。三二九没死,使我留下一对老眼,来看尽后来发生的事、看尽‘中华民国’的兴亡,使我终于能够觉悟、能够大彻大悟七十二烈士的定位、能够大彻大悟‘革命’两字对我们和对人们的真正意义,虽然大彻大悟以后,我们看到的并不如我们希冀的美好,但我们会有成熟的面对。设想七十二烈士他们没死,活到今天我这年纪,他们一定和我一样成熟,成熟并不是否定自己,成熟是理解别人、理解革命。我们终于知道。要革命,你就得准备付自己的代价与别人的代价。为了那伟大的远景和憧憬,牺牲自己在所不惜、牺牲别人也在所不惜,少数人的得利、多数人的受害、成千上万人的人头落地、多少小孩子的流离失所……这都是可能的过渡。革命、革命,天下多少罪恶会托它之名以行,但也有多少善良和光明伴它成长,因此,我们看到七十二烈士,也看到黄花。一般用法,黄花象征着晚节,但七十二烈士却太早绽放了它。我遗憾我未能及时死去,我真的遗憾。”

    “您别这么说。”

    “其实,从另一角度看,七十二烈士比我幸运,他们比我少活了五十年,但却有幸没看到‘中华民国’的成立与衰亡、没看到同志的鼠窃狗偷,也没看到窃国大盗的嘴脸,不论是蒋介石的、还是谁的。尤其没有像我,流落到中国东南方的小岛,在‘中华民国’亡国后,又看它尸居余气、年复一年,看到小朝廷的作威作福,最后看到蒋介石的衰亡。七十二烈土没有我这样苦涩,虽然他们战死了、被杀了,但他们满怀憧憬的离开了这世界,他们的视野是灿烂的,他们在革命、革命,青年人活在革命的热情里,多么有远景啊。没有被偷走的革命,是最美的革命。七十二烈士死得其所、死得其时,我越老而未死,我越羡慕他们。”

    “其实,您老先生不死也有不死的意义,您见证了死的历史,也见证了活的历史,您讽刺了革命的篡夺者们,有您这活骷髅,他们才不能篡夺一切,至少不能篡夺历史。”

    “不能吗?我看他们能、能、能。我虽然活着,但他们把我给孤立了,孤立在一个满讽刺的地方——‘党史会’。”

    “您怎么进了‘党史会’的?”

    “还不是为了生活。我到了台湾,他们给了我一口饭吃,在‘党史会’挂个名义。党史会的全名是‘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这是中国国民党党中央的直属机构,顾名思义,是要把‘党史史料’又‘编’又‘纂’的。所谓‘党史’,是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唉,天知道这历史是被总归户了的,太多太多的历史根本与中国国民党不相干,但都给一网兜收了。”

    “国民党可真大胆,可以硬吃别人的历史?”

    “说得也是。只是一开始还不会这样大胆。记得那是一九三零年的事。一九三零年成立了这个‘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那是国民党北伐后在南京干的事,眼看打到天下了,就一网兜收了。”

    “国民党这样一网兜收别人的历史,难道没有人讲公道话吗?”

    “革命元勋章太炎讲过一些,但是,有什么用呢?国民党一方面抹杀掉立场不同的同志的历史;另一方面,吃下了根本不是国民党的历史。最明显的是徐锡麟、秋瑾他们。他们跟国民党毫不相干,可是没用,他们死后,好像都给国民党强迫入党了。”

    “‘党史会’的构想,对国民党说来,没苦恼吗?”年轻人似乎明知故问。

    “苦恼是,有些‘活口’在妨碍他们。‘活口’总会发出异见,章太炎就是最大的‘活口’,威胁利诱对他都无效。‘党史会’的库房里,有成千上万的档案、实物、书刊,一排排的架子顺序着、蜷缩着中国现代史的长河。河床是干枯的,沉淀着尸味与腥臭。虽然都是过去的一切,但是‘古为今用’,却是诠释者的教条,诠释者要化朽腐为神奇,历史在他们手里,在河床上,随他们颠倒与搬弄。但是,有章太炎在,‘党史会’的功能,就失色了。章太炎真了不起。你的看法呢?”

    “也许有一种反问就是,章太炎这样不服这口气,有用吗?让我试着说说我的看法。人间的事,最后的胜利要靠时间和群体,而不是个人。个人只是星火和点缀。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后结论,对个人,尤其有点英雄主义的个人来说,看来有一点扫兴,但这就是真相,世界已变得个人越来越是螺丝钉,不会无足轻重、不会轻到波澜不起、也不会重到左右大局。虽然如此,星火和点缀还是不能少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本身呢?想想看,一旦没有了星星,天空还能看吗?所以,对星星说来,对星光说来,他们就是先驱者、是先进、是先烈。人们不可以用‘有用吗?’的疑问来反问他。人类,万古长夜,当然要星光,不要说它们只是流星而已,不流又怎样,北极星就是不动的,但无补于现状,月亮不来,太阳不升起,星光只是点缀,只是对漫漫长夜的异议。哦,异议、异议、异议也好。从章太炎到温生才,都是异议者,都是个体、是少数。别以为个体与少数‘有用吗?’”

    “听了你这说法,有时候,我几乎认为,一个个体、一个少数,做出的成绩,甚至比群体、多数还要多。再以章太炎为例,他为徐锡麟讲公道话、为陈炯明讲公道话,没人敢这样说的;再以温生才为例,他三枪打死了一个孚琦,但七十二个人都动不了张鸣岐一根毫毛,谁敢小看个体、小看少数啊。”

    “所以呀,我们才这样重视您,黄花岗五十年后,您莫纪彭化为个体了、少数了,但您是唯一的鲁殿灵光、唯一的见证人、唯一的‘活口’,也是唯一的‘讽刺’,使那些人因您的没死,而觉得难堪。这就是莫纪彭长寿的作用,他使鼠窃狗偷们觉得难堪。不过,对您本人而言,您是不是太消极了?”

    “我消极?”老先生一派严肃,“你怎么解释我们那一代的革命者呢?苏曼殊出家了,而方君瑛呢……”

    “方君瑛是我们福州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师范学校,一九零五年加入同盟会,三二九前会任暗杀团团长,与汪精卫等谋刺满清摄政王。辛亥革命后,回家乡教书,黄克强派她到法国留学,一九二二年回国。她最后的下场,您刚刚已经说了。”

    “啊!你这位小兄弟,你什么都知道!黄花岗三月二十九的筹备工作,方君瑛是大功臣,她不死于满清之手,却死于自己之手,死时不到四十岁。她的青春都在玩炸弹,生龙活虎;可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国事蜩螗,她反倒活不下去了,最后自杀了,这才是消极。我莫纪彭,一不出家、二不自杀,我消极吗?”

    “消极的意思是相对的,就是无法去做积极的事,也就是说,你们缔造的‘中华民国’最后落到蒋介石这票人手里。你出局了,你只能坐视、你无能为力了。只能坐视、无能为力,不是消极吗?”

    莫纪彭迟钝的点点头,又摇摇头。“又能怎样呢?”

    “如果只局限在一种定位下,您老先生也做得很好啊!”

    “什么定位?”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代表黄花岗烈士精神,一直到老到死,做‘活先烈’、只做‘活先烈’,不做别的,不也很光荣吗?做‘活先烈’,但他的夕阳没有接近黄昏,因为他自己就是夕阳,他永远日落,但在西边,它却老是日出。”

    “你这位小兄弟真会说话。我被你感动了。”

    “还有,你做‘活先烈’,永远是一颗眼中钉,钉在浙江人前面。”

    “浙江人?”

    “浙江人蒋介石。”

    “怎么说?和浙江人蒋介石有什么关系?”

    “老先生啊,你们真是当局者迷!七十二烈士,后来经过调查,追加到八十六人,从年龄看,二十岁到二十九岁的占百分之四十四、三十岁到三十九岁的占百分之二十七;从职业看,工人十七人、商人六人、农人十三人、军人十四人、技击家三人、消防队长一人、知识分子二十六人、不详六人。相互比较:农工人数比知识分子多。从省籍看,参加的,是中国华南和华中的六个省区,除了浙江省外。广东死得最多,五十一人;福建次之,十九人;广西七人,其余江苏、安徽、四川各三人。请注意,没有一个浙江人。奇怪吧?为什么没有浙江人?一个浙江人都没有?没有内陆的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各省比较开通,但是没有浙江人,太奇怪了,为什么?”

    老先生会心笑起来。“你这位小兄弟,真不愧是学历史的,你能慧眼独具,看出这个窍。革命时候,冒险犯难,浙江人不见了,‘中华民国’建立后,浙江人变成接收大员,最后甚至变成‘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的民国总统、甚至变成亡了‘中华民国’的亡国总统,多讽刺啊。你问我为什么,我也说不出来,只知道当时浙江人肚子疼,变成肚子疼的革命党,临时缺席了吧?”

    “现在历史教科书中,把蒋介石的革命史,写得神气活现,蒋介石是浙江人,他为什么不参加黄花岗,甚至后来的武昌起义,他也没参加?”

    “这真是耐人寻味的问题,被你发现了。”

    “按说浙江人也不乏革命纪录,‘苏报案’的章太炎、刺恩铭案的徐锡麟,乃至秋瑾等人,都是浙江人啊。但对黄花岗三月二十九而言,‘苏报案’太早了,要早八年;徐锡麟、秋瑾他们也早,要早四年。并且,徐锡麟根本看不起孙中山,徐锡麟他们革命,是另一个系统,根本与孙中山毫无关系。徐锡麟根本认为孙中山人格卑鄙。这个浙江人革命系统,陶成章的光复会最后发扬光大。辛亥革命时上海响应,就是陶成章的功劳。可是由于陶成章的革命功劳,被陈英士偷走了,不但偷走,还派出帮会小弟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最后的结局是:革命元勋的浙江人陶成章革命成果被偷走了、人也被暗杀了、在革命史上也被出局了,不但出局,还在附带场合给他戴上大帽子,说他反革命呢。”

    “刚才你这小兄弟特别点出浙江人没一个参加三二九,我倒没注意到,经你一提醒,我才发现真是这么回事。一般的观感,大家都注意湖北人。湖北人太奸,所谓‘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但湖北人中又可细分,分出更细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湖北人中黄陂人、孝感人,汉川人,都是奸中之尤者,但段数又有不同。所谓‘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可见大同中有小异,细分之下,九头的鸟相,固有不同。湖北人以外,浙江人也是一样。一般的观感,浙江人也奸。但奸中也可细分。靠北部的浙江人,接近江苏的江南,比较奸得温文;但靠东部沿海的,就奸得邪门儿了。东部沿海最有名的是宁波人。宁波从明朝以来就是有名的商埠,这里人精于做生意,在上海尤有恶势力。所谓‘无宁不成埠’是也。但是虽精于做生意,却往往逆取不能顺守,做到头来,经常赚到金玉满堂后又赔个扫地出门,最后吃个迴香(回乡)豆,完蛋大吉。蒋介石是浙江人,籍属奉化县,但奉化县从明朝清朝以来就属宁波府,所以他道地是宁波人。他虽冒充是周公之后,其实根本是奸商世家,并且是专卖生意。蒋介石从小在宁波府城西河沿的箭金学堂读书,后来在上海靠宁波帮做买空卖空的股票经纪,透过姨太太与浙江财阀搭线,搞上奇货可居式的政治,最后俨然成为中国领袖。这种过程,是全盘的宁波商贾逆取的生意,逆取以后,下场却是老子所预言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最后被他通吃了的中国大陆又被他通吐了出来,不能顺守,扫地出门,最后连迴香豆都不得吃,完蛋到孤岛台湾来。”

    “虽然宁波商贾只剩下了孤岛,但有总比没有好,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供给蒋介石在兵败山倒喘息甫定之时,大开空头支票的乐趣。蒋介石在孤岛上开反攻大陆的支票,前后有多张,可以使我们对宁波商贾的信用,有个通盘了解。”

    “反攻大陆的空头支票开了多少张?你小兄弟一定比我更清楚,你是学历史的。”

    “第一张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开的,清楚的明定‘一年反攻,三年成功’是他的时间表,‘一年反攻’是时间表上的起点、‘三年成功’是时间表上的终点,语句一点也不含糊,当然要说话算话。这是第一张支票。不料就在一年将尽的时候,蒋介石又提出了新的时间表,原时间表自动作废。一九五零年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就把‘一年反攻’改为‘二年反攻’了,这是第二张支票。不料,改期以后两个月,蒋介石又吃了败仗,舟山和海南相继撤退,五月十六日,他宣布:

    今后三个月内,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那就是我们国军迎头痛击乘胜反攻大陆的时机,这样三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反攻大陆了。如果共匪始终不敢来侵犯台湾,那我们亦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蒋介石这种你打我,我就立刻反攻、立刻在三个月后反攻;你不打我,我就不立刻反攻、要一年后再反攻的说法,是根本不通的。因为力能反攻,就该反攻,和敌人来不来侵,又有什么牵连关系?从三个月展期到一年,用这种‘待敌之不来’的立论,决定反不反攻,是与古今中外任何兵法都不合的,真难怪蒋介石要吃败仗!这个三月反攻论,是第三张支票。但紧接着,他把三月反攻论又转为二年反攻论,所谓‘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这是第四张支票。”

    “天啊!”老先生把手加额。“听了你的支票数字,只见半年、一年、三年、三月、两年、五月等翻来覆去,把人弄糊涂了。唯一知道的是,人还在台湾,全没反攻的影儿。”

    “因为银行在大陆,支票在台湾,所以,宁波人的支票必须等到五年才行。不料,空头支票最后的‘五年成功’日期,是一九五五年,也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五年也过去了。蒋介石把宁波人的脸丢光了,有很长一段日子,不敢再明定时间表,直拖到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也就是来台湾十年以后,他又开第五张支票了。他说:

    老实说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

    蒋介石这段话是一九五九年说的,一九五九年说‘再过十年’,当是一九六九年。在这里他明确的说,到了一九六九年,‘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一九六九年距离现在只有八年了,我们就等第五张支票兑现吧。”

    “一九六九年蒋介石八十二岁,在台湾二十年了,二十年后还想反攻回去,谁都看不到了。二十年前,所谓反攻大陆,也许还算一场梦,但梦已醒了又醒了,它不再是梦,而是一场骗局。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二十年后的‘反攻大陆’骗局最后骗不起来了,国民党政权一定只谈‘中华民国’了,用‘中华民国’四个字‘反攻大陆’更容易得手,因为‘中华民国’不要时间表。”

    “‘英雄地下长无语’,其实地下的话,你替他们说了。”

    老先生低头沉思着,又轻轻摇了头。最后,抬起头来,两眼闪着泪光。“他们地下的话,我替他们说了,但又说给谁听呢?除了你,这位小兄弟。我的声音太微弱了,微弱得别人听不到,也没人要听、没人会听。多少年来,他们地下长无语,我在地上,又何曾有言?我们为中国人争取自由人权,但我们就是被抹杀、被遗忘的一代。噢,每年三月二十九,会被纪念一下。但那算什么纪念,那是‘告朔饩羊’。古礼以活的羊祭于庙,行告朔礼。从鲁文公开始,流于形式,成为虚应故事。每年三月二十九这天,对黄花岗烈士而言,就是如此,不过,有一点更逼真的是,广州又叫羊城,‘回首羊城三月暮’,羊城、羊城,告朔饩羊起来,更对头了。哦,广州为什么叫羊城,我不懂。”

    “相传周朝时候,有五个仙人,每人手中执穗,乘羊而来、腾空而去。因此广州就叫羊城、也叫五羊城、也叫穗城。”

    “啊,你这位小兄弟真不愧是学历史的,什么事的来龙去脉,统统知道。”

    “老先生过奖了.”

    “那为什么叫广州?”

    “最早秦朝叫它南海郡。三国时候吴国叫它广州,后来改名,隋朝叫番州、唐朝宋朝叫清海,明朝时候又叫广州,就这样一路叫下来。”

    “噢,广州、广州。”老先生停了一下,轻轻接上一句:“那是我青年的梦、我的伤心之地。虽然是伤心之地,但我每年三月二十九都去看看它、凭吊它。十二年前,‘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我离开了它,但它缠绕不去,变成我老年的梦。它一直吸引着我,直到‘忠烈祠’盖起来,他们死者和我这生者,彷彿冥冥之中有一种串连、在‘忠烈祠’这个所在串连。‘忠烈祠’对我,生出一种吸引力。我没有黄花岗公墓了,但有个‘忠烈祠’也好。”

    “恕我直言,老先生,怎么可以相信‘忠烈祠’呢?这不是真的地方,这是一座虽然雄伟但却虚伪的假货,被蒋介石用来包山包海一网兜收的假货、假建筑,蒋介石他们偷走了你们的革命,压住你们不能动了;也偷走了我们的反革命,压住我们也不能动了,‘万马齐喑’,多可悲呀,他搞出个非驴非马的‘忠烈祠’,可以信它吗?看看在这里立了牌位的,有多少假货?就便是按照蒋介石自己订的入祀标准,也是假货。蒋介石推出所谓国民革命忠烈祠入祀条件,严格限于‘作战阵亡’与‘被俘不屈殉难’二者。凡合乎这个要件,虽军阶再低,如二等兵,亦得入祀;不合这个要件,虽贵为一级上将,亦不得入祀。所以,金门古宁头大战与八二三炮战殉职的官兵,因均系在战阵上殒命,故虽为一名列兵,仍具有入祀资格;反之,曾任金门防卫司令官的将军们,其生前虽战功彪炳,然而最后系积劳病故,并非阵亡,故虽贵为一级上将,亦不能人祀。这个标准未尝不言之成理。可是,一碰到蒋介石的私暱,就不灵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他居然也进了‘忠烈祠’,我们看看戴笠入祀,合标准吗?据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的‘国民政府命’,戴笠之死,是‘航机失事,竟以身殉’,是明明指出这位大珰头是飞机失事死的,这飞机之飞也,既未‘作战’,自不属‘作战阵亡’;亦未‘被俘’,自亦不属‘不屈殉难’,自然都不合‘作战阵亡’与‘被俘不屈殉难’的标准了,那么戴笠竟能入祀,冒充忠烈,这不是笑话吗?戴笠之死,只不过是死于单纯的飞机出事,飞机出事的人,死了也可比照‘作战阵亡’或‘被俘不屈殉难’铨叙,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具讽刺性的烈士灵位,说错了吗?这么一个假忠烈充斥的鬼地方,您老先生却还信它,老先生啊,您是不是一生处处设防,临老却上了蒋介石的当了?既然明明知道‘忠烈祠’是蒋介石的把戏,为什么还要来呢?既然明明知道他搭一戏台向我们演戏,为什么还要入戏呢?您是革命家,该革它一下这‘忠烈祠’的命吧?这话说来有点失敬,请老先生不要介意。”

    老先生睁大眼睛,一眨也不眨,看着年轻人。“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你没注意到,先烈的名字、包括七十二烈士的名字,落到蒋介石手里,名字是什么?是‘名器’,不客气的说,蒋介石偷走了‘名器’,我们到‘忠烈祠’来,其实是维护这一‘名器’。另一方面,小兄弟啊,你也别忘了,人生总要有点寄托,正如韩愈那两句诗:

    无心雕作木居士,

    便有无穷求福人。

    工匠随便刻木为佛,便有人来拜,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人生的寄托。别那么认真,把佛像的来源那样寻根剖柢吧。他刻他的假像、我拜我的真佛,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再想想王羲之那两句诗:

    群籁虽参差,

    适我无非新。

    虽然声音有点乱七八糟,但知音人就会听出道理。为什么不用‘宏观’的视野使自己就地取材呢?小兄弟啊,你太年轻了、太好恶分明了。但别忘了,人生也有有弹性的时候,只要不失你的立场与信念,你可以与你无奈面对的环境周旋一下啊,你拿一点津贴,只为什么开国文献会找点史料而不共修伪史,不也正是这种周旋吗?”

    “我受教了,非常感谢您的开示。我愿意回去想一想。也许有一天,我会想通这些令人愤愤不平的问题。”

    “愤愤不平是一种正义感,是好的,但请了解,在群体大方向前进的时候,一部分人倒霉、一部分人被牺牲,甚至在奇冤异惨下被牺牲,毋宁说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绝不是说这一部分人该被牺牲,而是说,被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并非说是应该的。这一现象,有人用奇怪的哲理加以解释,就是命,命是有好坏、有吉凶的,用个人命的吉凶好坏,使自己因知命信命而认命由命,而平静下来。不过,信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大众哲学’,真正的智者不信这一套,智者只相信在群体大方向前进的时候,一部分人的不幸不可避免,但并不视为当然,而认为有避免、纾解、或改善的空间,这就是圣人层面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信念。‘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的信念。老子的信念是‘为而不有’,谁说老子是消极的,在这一点上,老子比孔子积极多了。”

    “粱启超讨论过这两种信念。”

    “梁启超再造了共和,他是保皇党,但比我们革命党还有益民国。他这方面对老子孔子的看法,我不清楚,我清楚的是,在‘知其不可而为之’以后,这种‘为之’,别有另外一层的意味。老子、梁启超都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层深层意味。深层意味是,我倒霉了、我牺牲了、我被驱逐了、我被惩罚了、我被鸣鼓而攻之了,但我留下了标竿、树立了里程碑,告诉人们,就在天旋地转、玄黄乍变之际,有一个人,他和你不一样,他坚持了真理,不论是你信或他信的真理,他敢于行道、甘于行道。看到他,你会感动、感慨,又点头又摇头。像——”

    “像文天祥?”

    “文天祥是流血的场面,太强人所难了。还有很多很多没有流血的场面,可是惊心动魄,可以勉强做到。别忘了当满堂一致、每一只眼睛都反对着你的时候,你仍要独行其是,你不单‘知其不可而为之’,你还留下了标竿、树立了里程碑,这就是我指出的一层深层意味,我不但‘知其不可’、知道你扭转不了满堂一致,但你还是‘为之’了,并且‘为之’以后,还留下‘为之’以外的教训,像一般,在每一节故事以外,都有一个教训。那个教训就是‘为之’以后的‘为而不有’。”

    “老先生,您说得太远了,我听不到主题。”

    “下面就是主题,年轻人,我告诉你,人生要做出大事,必须排除阻力,阻力最大的是敌人,还有一个次大的,是朋友、是同志、是自己人。说是次大的,还太客气了,有时候,朋友、同志、自己人也是最大的阻力,甚至比敌人还拖得久,我们的弱点是不愿承认这一事实、命人倒胃的事实,因而会苦恼,明着苦恼或暗中苦恼。倒是一位革命家说得很干脆,他说:‘一个不可靠的朋友就是敌人。’  一刀切了,切出了敌人不止在你正面,敌人有时在四面八方,尤其在你身边、在你背后。最令人难过的,是他在你上方,他是你的领袖!竟是你的领袖!说他背叛革命,太严重了,至少他背叛了你,但你并没背叛革命,多吊诡啊。说到这里,你会怪我说得太玄了吧,你会奇怪这老人家说了一大堆,说的是什么主题呀。主题出来了,就是‘为而不有’,你做你认为对的事,最后,你被牺牲了、被忽视了、你出局了。你不好过、不甘心,因为你的标准是‘为而有之’,你该有收获、该有地位、该有这个那个,你错了,作为真的革命党,他没有报酬,革命本身便是报酬、革命动作本身便是回馈,你一定要有这种怀抱,才能活到我这年纪、七十五岁。你若反过来要公道,你就痛苦了、你就自寻烦恼了。他们对你的忘恩负义、对你的冷落与现实,是当然的。如果你当年死了,他们会对你告朔饩羊,每年三月二十九一次,就是最大的安慰了,盖出‘忠烈祠’,如他们党报所描写的,大意我都背得出来,我背给你听:

    这座国际观瞻所系的忠烈祠,最近业已改建,春祭时,一道大门,即感焕然一新!第一进左右两庑,乃办公及警卫处所;其后,为钟、鼓二楼。第二进正殿,供有国民革命先烈总神主。左殿是文祠,供开国、讨袁、护法、抗日、戡乱五类先烈个别神主。右殿是武祠。供东征、北伐、剿匪、讨逆、抗日、戡乱六类个别神主。右殿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古色古香,气势雄伟;纯为中国式建筑。瞻仰之后,见英灵已寄托得所,心中无限安慰!

    因为心理太高兴了,在致祭之余,继续在那里多徘徊了一会儿。在对全局加多一些了解之后,又感到有些美中不足!

    缘文武两祠,所供忠烈神主,约以千计,其上只写先烈姓名,而无半点事迹,使到祠瞻仰之人,对各先烈都朦胧无知,又何从生效法之念?

    其实,写这篇报导的人不知道,‘只写先烈姓名,而无半点事迹’,其目的,正在使人‘朦胧无知’,以便夹带假先烈入境,若个个都给弄得一清二楚,则一切穿帮了,又先什么烈来哉?不过,小兄弟啊,听清楚,对我说来,至少左殿‘开国’中那个先烈事迹,我却一清二楚,光凭牌位上一个个名字,我就清楚那些事迹,所以呀,对我说来,小兄弟,‘忠烈祠’中这一区块是真实的,是特别对我有感应的。即使蒋介石玩出这些花样来,又有什么不好,又有什么可拒绝的,因为对我不是花样,对我是真的碧血黄花啊。就他的锅,下我的面,这就是我这老革命党的周旋之道啊,难道你要我自己去盖一座‘忠烈祠’吗?并且,附带告诉你一声,这‘忠烈祠’的旧址,原是日本人的神社啊,改头换面成中国人的,也不错啊,中间搀有假货如戴笠之流,又算得了什么呢?”说着,老先生伸手过来,拍了林光烈的肩膀。

    “问题看来已不限于在‘忠烈祠’方面了,问题是整个的‘中华民国’出了问题,好像出了大窃案。”

    “他们偷走了我们的革命、偷走了我们的‘中华民国’,并且把偷走的,又给弄丢了。”

    “弄丢了?你指又被别人偷走了?”

    “不是别人偷走了它,而是取代了它。”

    “取代?您老先生指‘改朝换代’?”

    “‘改朝换代’是帝王将相时代的说法、是封建的说法。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到末代皇帝溥仪结束,中国一共有四千五百八十五年的帝王统治,一共有四百二十四个帝王,有正统的、有非正统的、有僭伪的。”

    “‘中华民国’不是帝王统治?”

    “表面上不是,实际上一应俱全,什么‘中华民国’,它有正统局面、有非正统局面、有僭伪局面,只是打着‘中华民国’年号而已。至于在‘忠烈祠’中动手脚,移入假货,只是被窃取的‘中华民国’招牌下的假戏之一而已。总之,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只要人间有你这种小兄弟在,历史真相就不会落在他们手里。”

    “感谢老先生对我的期许。还有一个问题,我忍不住要问问,您来台湾干什么?‘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您没看出那正是它寿终正寝之年,您来台湾干什么?会不会有别的原因,没人知道的?”

    老先生眼望天外,半晌不语。沉默了好久,他有点沮丧,轻声的说着,“我来台湾干什么?我啊……我来看最后一场戏,或者说,我来参加最后一段丧礼。照中国传统老规矩,这叫‘亲视含殓’,我要亲眼看它死。”

    “‘中华民国’不是死在台湾吧?‘中华民国’死在它失去大陆。”

    “如果在台湾能拖上一阵子,又怎么说呢?台湾占‘中华民国’的千分之三。看来美国人是不肯放弃‘第一岛链’的,美国人如帮忙守台湾,‘中华民国’这千分之三,也许会拖上一阵,甚至拖上好一阵,那可能就出现了漫长的丧礼,可有得看呢!”老先生低声说。

    “就算剩下国土的千分之三,就可以号称不亡国吗?就算有千分之三没被中央政府统一到,‘中华民国’就不算亡吗?历史上可没这样宽大解释的。历史上记秦灭六国,灭韩、灭赵、灭燕、灭魏、灭楚、灭齐,‘六王毕,四海一’,于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有个六国以外的小国卫国,却没灭到,变成漏网之鱼,这个小国,直到秦始皇死了,才由他儿子秦二世灭掉,那是公元前二一零年,已是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十一年的事了。可是,历史绝不因为有个卫国没灭掉,就说秦始皇没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中国,因为你卫国早晚逃不掉,统一中国的年代,绝不因为你卫国逍遥在外就等你改期,这是常识;再看宋朝,历史上记宋朝开国,宋太祖于公元九六零年统一中国,但实际上,却有吴越没统一到,直到宋太祖死了,才由他弟弟宋太宗统一到,那是公元九七八年,已是公元九六零年宋太祖统一中国后十八年的事了。可是,历史绝不因为有个吴越没灭掉,就说宋太祖没在公元九六零年统一中国,因为你吴越早晚逃不掉,统一中国的年代,绝不因为你吴越逍遥在外就等你改期,这是常识;再看清朝,历史上记清朝开国,清世祖于公元一六四四年统一中国,但实际上,却有南明没被统一到,直到清世祖死了,才由他儿子清圣祖统一到,那是公元一六六一年,已是公元一六四四年清世祖统一中国后十七年的事了。可是,历史绝不因为有个南明没灭掉,就说清世祖没在公元一六四四年统一中国,因为你南明早晚逃不掉,统一中国的年代绝不因为你南明逍遥在外就等你改期,这是常识。结论是,蒋介石即使统治了中国千分之三的领土,仍不能证明自己没有亡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不会等到收复这千分之三才叫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已在一九四九年统一了中国。秦朝不会等卫国十一年才宣布统一、宋朝不会等吴越十八年才宣布统一、清朝不会等南明十七年才宣布统一,同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等你台湾了,毛泽东曾说愿给台湾时间,一百年都可以等。但等归等,历史怎么写,早就明定了。怨我直言,老先生、‘中华民国’的缔造者,难道您真的相信:七十二烈士会相信还有个千分之三的‘中华民国’存在于世吗?七十二烈士殉国的时候,殉的对象,是整个中国大陆,他们英灵不灭,不会把自己缔造的‘中华民国’,搬到台湾来吧?”

    老先生静静的听着,最后说:“你这位小兄弟,可能弄拧了我的意思,我是说,我承认‘中华民国’亡到台湾来了,我本来在亲眼看它死,所谓‘亲视含殓’,但的确有个千分之三的问题困扰了大家,归属到‘中华民国’的招牌之下……”

    “不对,”林光烈坚决的说,“即使有千分之三,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招牌之下,没有‘中华民国’了,统一不在话下了,秦朝的统一史、宋朝的统一史、清朝的统一史,都在在佐证了这一点,在历史书法上,已经没有‘中华民国’了。尽管台湾岛上不明历史的人可以负隅顽抗,但是没有用了。”

    “照你这位小兄弟的高见,我来台湾的理由,似乎越来越不成立了。”

    “老先生,再一次恕我直言,我总觉得,有更隐晦的理由,使您来了台湾。”

    老先生心头一震。他半晌无语,望着天外,又低了头,最后,用打量的眼神,低声问道:“你这位小兄弟,你似乎知道太多太多的革命逸史、知道我们革命党的一些秘密。”

    林光烈点点头。

    “你究竟知道多少?小兄弟,你究竟知道多少?你一定知道一些我们去广州的背后理由。除了要缔造‘中华民国’外,我们之中,有人可能有第二个理由去献身、去一死了之。”

    “我相信七十二烈士中,一定有人有第二个理由。”

    “我有吗?”

    “现在的莫纪彭,似乎没有了;当年的莫纪彭,却似乎有。”

    “似乎?”老先生压低了声音问。

    “似乎。”林光烈压低了声音答。

    “你的话……好晦涩。”老先生有点吞吞吐吐。

    “人在多年以后,常常把他当年做某件事的理由简化了、单一了。也就是说,本来有第二理由的,但年老了,第二理由不见了。并不是第二理由见不得人,而是见不得自己了。往事不堪回首,因为回首会带来失落感。可是,作为历史研究者,我对许多历史事件中的第二理由极感兴趣;并且,作为林文大伯父的侄子,我更相信有第二理由的可能,他的身世太多索隐了,他为什么没结婚?为什么总跟林觉民长相左右?为什么在日本公寓隔邻同生?为什么在广州街头共死?这中间可能有个谜。什么谜,谜就在那句‘时有落花随我行’。‘我’不是林文,‘落花’才是林文,我大胆假设,林文自己是‘落花’,他暗中随着那个‘我’,他可能很痛苦,但有一种神秘的温存,使他九死无侮,别人死在广州街头,‘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但他却别有从容。据说他在广州街上一直掩护林觉民、保护林觉民,抢在林觉民前面、争着做出派给林觉民的任务,直到侧面突然冒出官兵、突袭过来,林觉民受伤被捕了,大家才知道革命失败了,只好撤退。但是,林文不但不肯撤退,反倒单身走向前去,喊话,全身暴露,让敌人把他打死。坦白说,他最后的行动有点反常。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林文正好面对了孟子的提醒,但他在‘可以死、可以无死’之间,勇敢选择了‘伤勇’。在第二理由面前,死亡只是成全、也是随行,像‘落花’一样随行。”

    “如果是随行林觉民,可是当时林觉民只是受伤被捕,还没死啊。”

    “我先你而死啊。我想兵荒马乱之中,林觉民看到了林文先他而死。我想林文有意使林觉民看到。”

    “从整体布局来猜想,你觉得林文的整体布局是什么?”

    “整体布局有两个,第一,三二九成功了,不但抓到了张鸣岐,并且同志们没有什么死伤;第二,三二九失败了,可是既然失败了,能撤退出来的,要尽量撤出来,林文似乎要由他挡在林觉民前面,他不死,就成功了;他死了,林觉民他们就赶紧撤退。”

    “但是,侧面突然冒出官兵来,林觉民受伤被捕了。”

    “按照突发情况,林觉民这边出了意外,林文就该撤退,保留实力,徐图再举。但是,林文却在‘可以无死’的情况下,选择了‘可以死’,从革命总体战而言,这一死是战略错误的,可是林文显然不想活了,为什么不想活了,这就是我纳闷的,这就是我相信有第二理由的缘故。”

    “不是先死给林觉民看吗?你林觉民受伤了、被捕了,我林文义不独生,先你而死了。”说到这里,老先生停了一下,试探性的低声说:“这该是第二理由吧?”

    林光烈轻轻摇摇头、又大幅度的摇摇头。

    “不是吧?第二理由没那么简单吧?如果这是第二理由,它的层次,是革命的层次、同志的层次、友谊的层次。但我觉得,林文之死,应该另有层次。”

    “什么层次?答案在哪里?”

    “爱情层次,答案在那句‘时有落花随我行’。”

    “爱情层次?你指有人在同性恋?”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林觉民、林文他们都不是那种人。”

    “那爱情什么?谁爱上谁啊?”

    “‘落花’爱上那个‘我’。”

    “‘落花’是谁?”

    “我已说过,是林文。”

    “‘我’是谁?”

    “‘我’是住在东京公寓里边好友林觉民的太太陈意映!”

    突然间,老先生双手捂脸、两肘抵膝,埋了下去。“我在听、我在听,你说吧、你说完吧。”

    “好吧,我说完吧。林文一直单恋意映,但意映是好友林觉民的太太,林文知道一切止于单恋,但他升华了这种感情,乐见林觉民和意映白头偕老。但是,革命卡住了白头偕老,林觉民爱太太、也爱革命,他要去广州干这一票,林文本来也是一心革命的,自然也去广州,但他怕林觉民出事,他就处处暗中保护林觉民,结果局面是,他不能保护林觉民、不能代林觉民而死,只好自己一死了之,先林觉民而死。这,就是我全部解释出来的经过,林文是有他第二理由的,只是革命失败了、大家全死了。”

    老先生抬起头来,两眼泛出泪光。他站起来,仰望天外,长叹一声。“太精彩了。历史家的本领在老吏断狱、曲得实情,小兄弟啊,小兄弟,你真的得到了实情。”

    “得到了吗?我看我还没完全得到。我还判断不出来:莫纪彭为什么来台湾?‘亲视含殓’亡国的‘中华民国’吗?我看那只是浮面的理由,莫老先生啊,您有您的第二理由、您一定有您的第二理由。”

    “你有证据?”

    “证据还在那首诗上:‘时有落花随我行’。”

    “你刚才不是点破了吗?‘落花’是林文、‘我’是意映啊。”

    “不错,‘我’是单数,只有一位;但‘落花’是单数吗?‘落花’只是一朵吗?”

    老先生盯住了林光烈,目不转睛,他说不出任何话来了,泪水流了下来。林光烈扶他坐下,拿出了手帕,递给他。

    “你全知道了。你全知道了。”他拭了泪。“我莫纪彭,就是另一朵‘落花’。”

    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午,莫纪彭从七十二烈士墓园走下来,在墓园大门口,他收到了张鸣岐留下的名片和小香炉,这是多么震撼人的一天!但是,这天还没过去,晚上,他得到一个讯息:听说当年《良友画报》上刊出的黄花岗烈士遗族,有人流落到台湾。其中有没有陈意映,不知道。多么令人震撼的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

    半个月后,莫纪彭飘洋过海,到了台湾,一切听说止于听说而已,一切讯息,都是黄鹤与断萍。

    多年以后,古董之肆,举办了联合清仓活动,大量的古董涌入市场。在预展中,“中国文物学会”举办了观摩会,从几百件古董中,大家围着铺上白色桌布的平台,交换意见。在一件件古董流转中,一个不起眼的小香炉在传观着。

    “这小香炉好精致!”

    “香炉底座铸出的三个字,‘张鸣岐’,谁是张鸣岐?”

    “张鸣岐不是大杀黄花岗革命先烈的刽子手吗?”

    “刽子手怎么信了佛?造起香炉来?”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呀。”

    “香炉怎么会流到台湾来?”

    “故宫那么多国宝都流来了,何况一个小香炉。”

    “这位收藏家贵姓?”

    “姓莫,叫莫纪彭,纪念的纪、《彭公案》的彭。”

    “谁是莫纪彭?”

    “这名字太陌生了。”

    铜器传观过后,大家又看起字画来。宋朝的字画已经罕见了;元朝、明朝的也不多了;清朝初年的有一些,但是不如晚清的多,晚清的,又跟民国初年的纠缠不清,因为清朝亡国时,有太多太多的遗民,必须重新定性定位。

    “看这一副对联,是郑孝胥写的:

    甲夜观书支日通奏

    月灵诞庆云祉开祥

    这副对联可写得别有怀抱。”

    “郑孝胥五十岁前在前清做官,民国成立后在上海卖字,后来追随末代皇帝,反民国、搞复辟,末代皇帝跑到东北做满洲国皇帝,他做国务总理呢,是汉奸哪。”

    “他是民国的汉奸,却是清朝的忠臣哪。”

    “民国搞成了这个样子,为什么中国人要忠于你民国?”

    “共产党倒干脆,根本推翻了民国,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郑孝胥活了七十八岁,他一辈子就不信你们‘中华民国’。”

    “信也白信,民国只剩千分之三了。”

    “他不信‘中华民国’没关系,艺术史上他跑不掉,都说他是‘中华民国’的大书法家。”

    “他真不幸,后半生竟和‘中华民国’沾黏在一起。他‘一生负气走山林’,却又走进满洲国,他真不幸。”

    大家观赏完了郑孝胥,打开了另一副对联。

    “大家看呀,刚才我们谈到莫纪彭,现在他就出现了。看这副:

    珠灯黯淡望城郭

    一棹仓皇怨别离

    看他落款: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文先烈诗句

    曾随先烈血战终宵生还者  纪彭

    下面这个大方印,印文是:

    黄花岗之役第三队选锋队长

    这位先生倒是对黄花岗念念不忘。”

    “噢,这位莫纪彭原来是黄花岗留下来的‘活口’,令人肃然起敬。”

    “他冒险犯难、建立民国。革命成功后却出局了、又被大家遗忘了。”

    “他现在还活着吗?”

    “没人知道。”

    “他来了台湾吗?”

    “没人知道。”

    “这位莫先生,写的是七十二烈士林文的句子:孤灯黯淡时刻,眼望城郭,孤舟远引,但却仓皇离别、暗有所怨,他跟什么人离别而有所怨呢?这有点怪。他去革命、献身革命,求仁得仁,却有所怨,好奇怪啊,他会不会暗恋一个女人?”

    “照你这样说来,作这首诗的,暗恋一个女人;那写这副对联的,也同样暗恋了吧?”

    “那可难说了,说不定他们同时暗恋同一个女人呢。”

    “好啦,别说了,别弄拧了革命先烈。”

    “弄拧了,可别那么说。革命先烈既有赤血史诗、又有红颜故事,也不错啊。”

    “这副对联的书法,比郑孝胥的差远了,讲书法,革命党赶不上保皇党。”

    “这副字有价码吗?”

    “从艺术观点看,不怎么样;但从史料观点上,倒寓意很深呢,自称‘曾追随先烈血战终宵生还者’,他使死去的又生还了,且有仓皇别离之怨,这一纪念同志的方式,倒很特别呢。”

    “你老兄真会做索隐。这副对联,就叫黄花索隐联吧。”

    “对,就叫黄花索隐联吧。”

    “可怜的莫先生,郑孝胥做了汉奸,但他写了一手好字,使他名传千古。这位莫先生,做了‘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但他字写不过汉奸,所以什么都留不下来了。”

    “他留下了索隐、留下了大谜团。”

    “我看什么都别留了,还是练毛笔字吧。”

    “哈哈!”

    “这副莫纪彭的对联值几文?”

    “它卖不掉的,看来还是送给‘党史会’吧!”

    “好了,我们来看下一件吧。下一件是谁的?”

    “哦,陈宝琛的。”

    “哦,又一个保皇党,他是帝王师呢,但宣统搞满洲国时,他不肯附逆,八十八岁老死林泉,他们满清遗老亡了国,却很有品呢。”

    “还有那小陈宝琛五岁的陈三立,一九三七年冬天,他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以八十五岁高龄,绝食死于北京。他们真行,这些满清人物,比民国人物格调高多了。”

    “你老兄怎么老是替满清遗老讲话?”

    “我也想替民国遗老讲话,只是真正的遗老不见了。”

    “书法家于右任总是见得到的遗老吧?”

    “他是专写‘民族救星’毛笔字歌颂‘中华民国’总统的遗老,书法一流、骨头末等,这算遗老吗?”

    “满清遗老好一点吗?”

    “满清遗老赶不上民国遗老肉麻吧?”

    “哎呀,快来看,又有一副莫纪彭的对联。”

    “我来念念:

    砥节砺行直道正为

    畏荣好古薄身厚志

    上题‘七十二烈士李文甫遗墨八字,郭有道碑语,朱执信先烈集成语为十六言楹联’、下题‘从两先烈黄花岗大流血后余生者纪彭’,最后盖上同样的那个大方印:

    黄花岗之役第三队选锋队长

    今天可好了,莫纪彭阴魂不散、黄花索隐阴魂不散。刚才那副对联是‘生还者’,这副对联是‘余生者’,这位莫纪彭先生,他好像老是强调这一点,七十二烈士死了,他却没死。他庆幸他没死呢?还是惭愧他没死呢?”

    “这就是黄花索隐中的一条索隐啊。”

    “我越来越对这位莫先生感到兴趣了。”

    “他老对死人说他不该活、对活人说他没有死。”

    “有什么不对吗?”

    “好像有点怪怪的。既然自己当时没死,应该把过去告一段落,怎么老是依恋逝水、一生老是锁定在一件事上?”

    “该是印象太深刻了吧?”

    “也许别有隐情,我们不知道,他也不让我们知道。”

    “但从他留下的吉光片羽,又显然要我们知道,只是他欲说还休而已。”

    “别管什么莫纪彭、彭纪莫了吧,别研究这个索隐了吧,什么都不必再知道啦,只知道又一副对联要送给‘党史会’了吧!”

    大家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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