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俄国的美国哲学家莫里斯·拉斐尔·科恩（1880—1947），在美国哲学界和教育界都很有声誉，曾任纽约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

    最后伏尔泰再一次表示感激说：“陛下，您真是助人为乐，为我解决了这么长时间的食宿问题，我再次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后，您就不必再为这件事替我操心啦。”

    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约公元前404—前323）常常在大白天也点着灯走路。每当人们诧异地问他时，他便回答说：“我正在找人。”这是在讽刺当时社会上没有一个真正配得上“人”这一称呼的有德行的人。

    施莱尔马赫（1768—1834），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他的神职工作做得尤其出色。

    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米尼（公元前588—前525）随亚历山大远征波斯，军队占领莱普沙克斯时，他急于拯救他的故乡，使它免遭焚毁。

    亚历山大大帝拜访了这位哲学家，并且对他说：“你有什么希望尽管讲，我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第欧根尼爬进自己所住的酒桶，一边晒太阳，一边说：“只希望你让到一边，因为你遮住了照到我身上的阳光。”

    “陛下，我请求您下令毁掉莱普沙克斯！”哲学家大声回答说。

    戴奥真尼斯是古希腊有名的讽刺哲学家。有一天，他来到柏拉图家中。他从不穿鞋，两脚很脏，就这样在柏拉图的地毯上来回走动，并说：“我在践踏柏拉图引以为荣耀的东西。”

    “小姐，”科恩严肃地说，“你该记得，大力神赫尔克里斯干过许多差事，他清洗了奥吉亚斯王3000年未打扫的牛厩，难道非得再用什么把它填满吗？”

    古希腊时期造就了许许多多智者和名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雄辩家和演说家。

    狄摩西斯（公元前384—前322）就是一颗灿烂辰星，和他匹敌的另一个雅典人是福西昂将军。他俩不仅才气相当，而且所持论点总是相左。因此，他们的遭遇总能给人带来智慧的享受。

    一次，两人争得不可开交，狄摩西斯批评福西昂说：“无论何时，只要当雅典人怒火中烧时就会杀掉你。”

    福西昂则说：“一旦他们头脑冷静时，就绝不会对你客气。”

    庇西特拉图说：“这还要说吗？真理无所不在。”

    柏拉图说：“这倒是真的，可是我得到了更大的荣耀。”

    德国哲学家A.叔本华（1788—1860）某年住在法兰克福旅馆的出租套房里。紧靠旅馆有一家小饭馆，他常去那里吃饭，那也是英国士兵常去的地方。

    一个饭店侍从目睹了一件有趣的事：

    每次饭前，叔本华总要把一枚金币放在自己面前的桌上，饭后又把金币收回自己的口袋里。

    “每当我和一位大科学家谈话，我就肯定自己此生的幸福已经没有希望。每当我和我的花园谈天，我就深信人生充满了阳光。”

    性格放荡不羁并一贯讥讽当时大人物的伏尔泰，有一天将一名同辈作家赞扬了一番。他的一位朋友当即指出：“听到您这样慷慨地赞扬这位先生，我真遗憾。要知道，就是这位先生在背后经常说您的不是。”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此人名叫荷克，是一名惯匪。法院正在对他进行侦讯起诉，看来非判死刑不可，他请培根救他一命。

    从那以后，每隔十来天，此人就给伏尔泰写封信。伏尔泰回信越来越短，终于有一天，这位哲学家再也忍耐不住，回了一封仅一行字的信：“读者阁下，我已经死了。”

    培根笑着回答说：“朋友，你若不被吊死，我们是没法成为亲戚的；因为猪要死后才能变成熏肉！”

    人们问他：“真理在哪里？”

    培根站在女王身边，仔细端详了自己的房舍后，耸耸肩说：“陛下，我的住宅其实并不错，只是因为陛下抬举我，光临寒舍，才使它显得小了。”

    当伏尔泰到了84岁高龄卧床不起等待死神降临的时候，一位牧师自作多情，走到他的床边，为他祈祷忏悔——这是为垂死者订购天国飞机票或入场券的一贯作业。但是，这位老顽固非但不领情，反而追根究底，盘问起人家的身份来：

    有一天，这位侍从忍不住问这位哲学家在干什么。

    一个边远省份的读者给法国哲学家、作家伏尔泰（1694—1778）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表示仰慕之情。

    一次，他在上完哲学导论课后，一名女学生向他抱怨：“科恩教授，听完您的课，我觉得您在我深信不疑的每一件事上都戳了一个孔，可又没有提供替代品来填补，我真有点无所适从了。”

    不料几天后，回信又到，信封上写着：“谨呈在九泉之下的、伟大的伏尔泰先生。”

    伏尔泰赶忙回信：“望眼欲穿，请您快来。”

    罗素曾于1920年来过中国。到中国后生了一场大病。病后，他拒绝任何记者的采访，一家对此很不满意的日本报刊谎登了罗素已去世的消息。后经交涉，他们仍不愿收回此消息。

    作为报复，罗素让他的秘书给每个记者分发印好的字条，纸上写着：“由于罗素先生已死，他无法接受采访。”

    有人称颂他的布道具有少有的广泛性，他的教义宣讲能吸引社会各个阶层的广大听众，不仅有大学生，还有妇女和各级官员。

    对此，施莱尔马赫解释说：“我的听众确实由学生、妇女和官员组成，学生们来是为了听我讲道，女人们来是为了看学生，而官员们来则是为了看女人。”

    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1844—1900）对女性特别仇视，他一生不接触女人，曾经这样说过：“男子应受战争的训练，女子则应受再创造战士的训练。”又说：“你到女人那里去吗？可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

    英国哲学家罗素（1872—1970）对尼采的哲学极为不满，挖苦他说：“十个女人，有九个女人会使他把鞭子丢掉的，正因为他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才要避开女人啊！”

    有一天，罗素的一位年轻朋友来看他。走进门后，只见罗素正双眼凝视着房屋外边的花园，陷入了沉思。

    莱普沙克斯终因他的智慧幸免于难。

    英国哲学家威廉·休厄尔（1794—1866）是一位幽默能手。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剑桥的卡姆河只是一条被用做城区排水的排水沟。有一次，女王访问剑桥，在河上的一座桥上停了下来，对簇拥着她的剑桥大学的要人说，河里漂着的废纸太多了。威廉·休厄尔接口说：“陛下，它们并不完全是废纸，它们的每一页上都写着告示，通知来访者这条河是不适合游泳的。”

    “这样看来，我们两个人都说错了。”伏尔泰说道。

    在他回国的路上，罗素取道日本，这家报社又设法采访他。

    “他们活着是为了吃饭，而我吃饭是为了活着。”哲学家回答说。

    他的理由是：荷克（hog，意为“猪”）和培根（bacoh，意为“熏肉”）有亲属关系！

    “牧师先生，是谁叫你来的？”

    这位朋友问他：“您在苦思冥想什么？”

    著名的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终身未娶。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两个朋友。

    一个朋友问他：“你不为你的独身主义后悔吗？”

    有个人在交际场合中一言不发，哲学家狄奥佛拉斯塔对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傻瓜，那你的表现是最聪明的；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那你的表现便是最愚蠢的了。”

    斯宾塞愉快地答道：“人们应该满意自己作出的决定。我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满意。我常常这样宽慰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个女人，因为没有做我的妻子而获得了幸福。”

    伏尔泰回了信，感谢他的深情厚意。

    一天，他为此进谒国王。亚历山大早就知道了他的来意，未等他开口便说：“我对天发誓，决不同意你的请求。”

    有一次，伊丽莎白女王巡幸到培根的府邸。由于女王生活在宅深墙高的宫廷大院里，平时也多来往于达官显贵们奢侈华贵的住宅，当她看到简朴普通的大法官的宅第时，不禁惊叹道：“你的住宅太小了啊！”

    有人问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你和平庸人有什么不同？”

    约翰·海沃德爵士于1599年出版了著名的传记小说《亨利四世》。然而这几乎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因为当时的伊丽莎白女王认为作者是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地抨击她的现行政策。

    女王很快召来了司法官员，建议以谋反罪对海沃德提起诉讼。

    培根读过此书并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他站起来表示异议，为作者开脱。他说：“我不敢说书里有谋反的证据，但毫无疑问，该书的确有不少重罪的证据。”

    “何以见得？在什么地方？”女王急切地问。

    “在他从泰西塔斯（55—117年，古罗马历史学家）那儿剽窃来的好多段落中，便可找到这类罪证。”培根认真地回答说。

    这时，贝恩斯立即上前阻止，说：“放了这位先生吧，他十分了解自己的价值！”

    叔本华解释说：他每天在心里与那些军官打赌，只要他们哪天除了马呀、狗呀、女人呀之外还能谈点别的话题，他就把金币放进教堂的募集箱去。

    英国哲学家、诗人贝恩斯（1823—1887）在泰晤士河上看见一个富翁被人从河里救了起来。那个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富翁的穷人，竟只得到一个铜元的报酬。围观的人被这富翁的吝啬激怒了，要把他再扔到河里去。

    庇西特拉图是希腊有名的哲学家。

    哲学家摊开两手说：“你们已经给了我太多的荣誉，先生们，但我不想再写了，理由有四点：我太老了，太胖了，太懒了，太富了。”

    休谟去世前不久还出席过一次晚宴。宴会上一个客人抱怨世界充满了敌意，人跟人之间的对立太深了。老哲学家颇不以为然。“不，并非如你所说。”他语重心长地说，“你看，我以前写过能引起敌意的各种题目，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还有宗教的，可除了辉格党人、托利党人以及基督教徒外，我没有任何敌人。”

    谁也没有料到，受人尊敬的大学问家伏尔泰竟参加了一个为人不齿的团伙的狂欢。他为自己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可第二天晚上，他们又邀请他参加。

    1717年，伏尔泰因为讥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被囚禁在巴士底狱11个月之久。出狱后，吃够了苦头的哲学家知道此人冒犯不得，便去感谢他的宽宏大量，不计前嫌。摄政王深知伏尔泰的影响，也急于同他化干戈为玉帛。于是两人都讲了许多恰到好处的抱歉的话。

    “噢，伙计，”伏尔泰神秘地说，“去一次，不失为一个哲学家；去两次，就跟你们同流合污啦。”

    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休谟（1711—1776）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他晚年退休后，每年还能拿到1000英镑的退休金和出书稿费。他在爱丁堡图书馆做管理员时写的《大不列颠史》是一本重印多次的畅销书。周围的人劝他再写续集，一直写到当代。

    “伏尔泰先生，我是受上帝的差遣来为你祈祷忏悔的。”

    “那么你拿证件给我看看，验明正身，以防假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