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名字是玛丽亚·罗莎，但是在贝叶拉阿尔塔省那偏僻山村中，人人都叫她酸玛丽。她尖酸粗鲁，平胸驼背，满脸皱纹。已经70岁了，仍靠装送松针为生。她每天在她那荒芜的菜园子里采一颗甘蓝和两个土豆做汤，再加一点橄榄油，就是一顿晚餐。饮水要到远处小径旁的抽水井去汲取。

    我是15年前在山村行医时认识酸玛丽的。那时我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医生，看不惯她那粗鲁无礼的样子。她有时不先打招呼就闯入我屋里，伸出一只伤肿的手，不客气地说：“替我治好！”

    我知道她非常穷，便把药品的样品给她。她拉起黑色寡妇裙，把药品放在腰间系的小布袋里，再把头上的结子系紧，掉头就走，连一声谢谢或再见都不说。我的朋友尼科说：“她是个畜牲。”接着向地上吐口水，表示轻蔑。

    星期日做弥撒时，酸玛丽喃喃背诵祷文，口齿不清，没人听得懂，只是时时用手指画十字。我心想：她有点精神病。

    她开始像蚂蝗似的盯着我。不是说有风湿病，就是说搬木柴把背扭痛了。

    朋友们告诉我，酸玛丽年轻时赶骡，也替人跑腿送信，搬运东西，挣钱糊口。她很早就结婚，那时长得一定很好看。她有一双淡绿色的杏眼，眸子有玛瑙色斑点。她丈夫是个酒鬼，一星期醉七天，不久就死了。她孤寡无依，独居山村里，成了怪人。

    有时，我替她看病时想叫她说说自己的过去：“告诉我……”

    她立刻把我的话打断：“我不是来闲聊的。你做你该做的事，快点。”

    我只好闷声不响地替她看病。

    那时是8月，天气酷热。黄昏时蟋蟀争鸣，四周一片安闲宁静。只有我心里有点不好受。

    我和农人汗索、拉巴斯神甫，还有大宅邸里的那位贵族大少爷，站在教堂门前闲谈。其他的人围着我们站着，形成一个人圈。酸玛丽来了，两眼望着前面，丝毫不向两旁顾盼，她的木屐走在鹅卵石路上，嗒嗒作响。她一路寂然沉思，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有人说：“她连个招呼都不打，真该死！”另一个人喝道：“不要你的钱，至少可以打打招呼！”

    不知道是真聋还是装聋，她拉拉那块皱巴的脏头巾，擦擦眼睛，根本不理我们。那位贵族说：“她越来越糟了。”神甫说：“可怜的女人。”

    秋去冬来。我和山村订的合约在初春满期。我也得到通知，应召到非洲去服兵役。不过衙门里的事处处耽搁，直到次年10月我才开始准备动身。我的小汽车中塞满了箱笼包裹。一大早就有人来送行。大家都来了，只不见乖戾的酸玛丽。

    车里堆满了东西：香肠、火腿、刚从园子里摘来的鲜果。小引擎吃力地转动，车子爬上最后一道山坡，村中最后一幢房子也在松林后消失了。下坡后一路向南，那是未来的开始，过去的结束。

    山风清凉，带着令人心醉的草香。转过弯，路中央站着一个人，伸手叫我停车。原来是粗糙瘦弱的酸玛丽。

    她的眼睛比芳馨的山风还要清甜。她说：“我从早上6点钟就站在这里，冷得要死，等着向你说声再见。”她弯腰从一块山石后拿起5个鸡蛋，她养的那只母鸡——她唯一的财产——下的5个蛋。她伸手把蛋送来：“医生，我没有别的东西好送给你。”她微笑着。这是我一年多来初次看见她笑。她自己5天没有吃，省下这些鸡蛋。在她的艰苦境遇中，5个鸡蛋是一笔很大的财富。这比阔地主送给我的肥美熏肉贵重得多。

    我想谢绝：“车里连一颗松子也放不下了。”

    她一定不肯收回：“我可不拿回去。”

    我拿山一只火腿，把鸡蛋放在车里，我原想和她握手，但情不能自己，我们互相拥抱。她流着泪，轻声说：“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为掩饰我的情感，我挥舞火腿，笑道：“我如果把这肥重的火腿放在鸡蛋上，就要压碎了。你拿去吃吧，念着我。”

    这老太婆的眼睛深沉明亮，满是智慧，不以我送她的火腿为施舍。她轻柔而羞怯地用手摸着我的脸：“医生，我爱你像爱我的儿子。”她拿着火腿走了。

    我行医至今，从来没有得到一份像酸玛丽在那个充满爱意的早晨送给我的那样美好而珍贵的礼物。

    不要因为一个人卑微贫穷，我们就像对待另类一样瞧不起他。因为，一个人只要心地善良，都应该受到尊重，就像问文中的酸玛丽，在她那不为人们理解和接受的行为里，却隐藏着让人感动的无言的爱（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