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邹忌,让齐国崛起的“奸臣”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张嵚 本章:第十七章 邹忌,让齐国崛起的“奸臣”

    战国时代的第一个强国,是魏文侯改革后的魏国,但随着魏国的一蹶不振,相继取代魏国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和西方的秦国。

    这两个国家的崛起,同样也是拜变法所赐,两国的封建化改革,也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的。秦国的改革,就是著名的商鞅变法,这是整个战国时代政策上最彻底,效果最显著的变法,秦国也从此走上了精兵尚武的扩张之路。而就在商鞅变法图强的同时,东方的齐国也开始了相同的过程。与秦国拥有商鞅这样一个精干的改革家一样,齐国也拥有一位相似却相反的人才——邹忌。

    说邹忌和商鞅相似,因为他们身份相似,都是卓越的改革家,成果也相似,都造就了其所在国的强大。但说他们相反,一个是性格相反,商鞅为人坚毅果决,性格嚣张跋扈,做事说一不二,相比之下,邹忌却是一个很“委婉”的人,比如对国君的进谏,商鞅喜欢直来直去,邹忌却喜欢虚与委蛇的“讽谏”。如果说商鞅“至刚”的话,那么邹忌就是“至柔”,两人的结局也截然相反,立下大功业的商鞅,在秦孝公过世后,难逃被清算的厄运,同样是改革家的邹忌,却封侯拜相,终生富贵。时至今日,“至刚”的商鞅,已经是当之无愧的“著名改革家”;“至柔”的邹忌,名望比商鞅大大不如,身后非议颇多,有说是贤相的,也有说是奸臣、佞臣、弄臣的。比起耳熟能详的商鞅,毁誉参半的邹忌又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er">一

    邹忌,史记上又称邹忌子,是齐国桓公(战国时代的齐桓公)时期的大臣,齐威王在位的时候担任相国。在齐国的封建化改革中,他是主要的设计者和执行者。

    说到邹忌对齐国的贡献,不妨先说说田氏代齐后齐国的政治军事局面。战国早期的齐国,虽然成功完成了权力过渡,但在国家地位上,却被魏国欺负得很惨。在魏文侯和魏武侯两代,齐国多次和魏国发生战争,但几乎每战必败,甚至被打出了“恐魏症”。齐国的军队,到了齐威王早期,几乎到了遇到魏军就崩溃的地步。“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的说法,也正是这时期流传开来的,虽然是形容魏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却也说明齐国这时期被打惨了。

    田氏齐国立国初期,在战国历史上的记录相对比较少,出场次数比较多的,往往都是战争的失败,尤其是对魏国战争的失败。齐国在齐景公时代一度振作,夺取的晋国的大部分国土,在这时期几乎被魏国全数打包收回。魏国还曾多次联合韩赵两国,攻入到齐国的腹地,甚至兵临齐长城。而齐国的真正振作,却要从公元前356年齐威王田因齐即位开始。

    齐威王登基初期,和当年的楚庄王一样,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人,他不靠谱的时间也很长,竟然长达9年。这9年里,他日日沉迷于享乐,对外战争也屡战屡败,一开始还只是败北于魏国这样的大国,到后来,连鲁国这样不入流的小国都能欺负他。最严重的时候,齐国落到了“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也就是是个诸侯都要来打你两下,是个老百姓,就对你不抱任何信心。这样的局面下,身为大臣的邹忌脱颖而出了。和许多大臣一样,他也对齐威王进行了进谏,但比起大家的直来直去,邹忌的方法却很委婉,他假装要给齐威王弹琴演奏,引起齐威王的兴趣,然后借题发挥,大谈乐理,齐威王哪里懂这个,一边听一边劝邹忌快演奏,这时候邹忌正色说:“大王见我不演奏只说道理,就觉得不耐烦了,但是大王拿着齐国这张大琴,多年来也没有弹奏一下,大家也很不耐烦了。”只这一番话,9年来胡吃海喝的齐威王幡然振作了起来。从此之后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一心锐意进取,变法图强,田氏齐国的强大,其实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邹忌与齐威王的这番对话,奠定了他一生里一个重要的性格:讽谏。他所有的政治主张,都是采取这种委婉的方式表达的,通过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旁征博引,用绕圈子的方式讲出大道理,在不得罪国君的情况下把事情办了。如果说主持秦国变法的商鞅是一个强硬派,那么主持齐国变法的邹忌,就是一个温和派。

    所以比起商鞅强硬的变法政策来,邹忌的各类政策,表面看起来,也似乎非常温和:第一条就是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他通过对自己相貌问题的阐述,向齐威王讲明了作为国君,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说服齐威王广开言路,号召老百姓主动向国君提意见,并且提前说明言论自由,提意见的人无罪。第二就是赏罚分明,任用贤能。通过各种渠道,面向各诸侯国招揽人才,同时对吏治进行整肃,实行“严刑重赏”的政策,重赏有政绩的官员,严惩有劣迹的官员,以赏罚分明,提升整个国家的行政效率。而另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就是完善稷下学宫的建设。稷下学宫是齐国著名的文化圣地,最早创建于齐桓公时期,到了齐威王时代,它进行了重新的扩建和改革,成为齐国招揽各国人才的主要承载,邹忌为稷下学宫设立了三条原则,即“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鼓励来此的学者们自由发言,自由讨论。表面看,这似乎都是三条很平常的政策。

    但是平常的外表下,却有不平常的真相。鼓励老百姓进谏,要求国君虚心纳谏,只是第一步,后面却是真正要采纳大家的意见,从而推动齐国的各类封建化改革。正是在虚心纳谏的过程里,齐国清除了国家制度中最后的奴隶制残余政治,和魏国一样,废除了奴隶制的世袭政策,取消了奴隶主阶层享有的俸禄,建立了完善的中央集权管理体系。对吏治进行整肃,严刑重赏的同时,齐国更制定了完备的法律,形成了封建化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而稷下学宫的设立,其影响恐怕连邹忌本人也始料不及,稷下学宫成为战国乱世学者们眼中的乐土,中国文化中自由讨论的风气,正是在这个小小的学宫里形成,诸子百家的经典论著,也大多完成于这个小小的学宫,与这里有渊源的学问家,包括孟子、墨子、荀子等几乎所有的战国时代文化名人。两千年风云之后,王侯霸业早成尘土,稷下学宫所衍生出的古老文化,却依然在为现代社会所传承。而即使在当时,稷下学宫也同样有重要意义:魏国给予人才的,是优厚的俸禄和官位,齐国给予人才的,却是人格上的尊重与学问上的自由。

    而邹忌在担任齐国相国期间,做的另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开掘水利工程,在今天的淄博、济南等地,都有齐国水利工程的遗址,齐国的农业经济在这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邹忌在经济上的政策,是“恤民养战”四个字,这时期的齐国,延续了春秋时期就设立的寓兵于农的政策,而且有进一步发展,对于服兵役的家庭,政府给予经济上的补贴奖励,提高士兵作战的积极性。富裕的齐国,在齐威王的励精图治下,正在把其丰厚的经济能力,转化为强大的军事战斗力。

    <er">二

    齐国的崛起道路,在齐威王在位的中后期逐渐变成了现实。按照《战国策》的说法,虽然齐威王执政前期,通过广开言路的方法,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使得韩赵魏等国家纷纷派使者前来朝见,收到了“战胜于朝廷”的结果。但是国家的力量博弈,“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战国年代是不现实的,强国的地位,还是要在沙场上见真章。

    齐国这时期面临的主要对手是魏国,在齐威王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主要对手,是魏国的第三代君主魏惠王。这正是魏国的由盛转衰期。

    魏惠王之前,魏国经过魏武侯长期的扩张,既四面树敌,又形成了其横扫天下的威武。公元前369年,魏惠王派兵与秦国激战,击败了进攻西河的秦穆公,迫使秦穆公撤兵。但在这场战斗胜利之后,魏惠王改弦更张,并未乘胜追击攻灭秦国,相反主动迁都大梁,对西面的秦国,改为防守为主,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魏国当时严峻的外部形势。作为四战之地的魏国,其国力势必承受不起四面作战的消耗,要想巩固霸主的地位,就必须有的放矢,对其中的一面强敌采取防守政策,集中力量对付相对较弱的对手。在魏惠王眼里,秦国虽然屡次败给魏国,但是其民风彪悍,战争潜力强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平定的,所以抓住机会,先挑相对弱小的对手下手,才是最好的争霸手段。

    魏惠王眼中的比较弱的对手,就是曾是魏国盟友的韩国和赵国。在魏惠王时期,原本韩赵魏三国的铁杆关系,早已经基本破裂。而魏惠王也把统一三晋大地,兼打压齐国作为这时期的战略重点。这以后,魏惠王一度暂停了对外用兵,在西面修筑长城抵御秦国进犯,严守国门,在国内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积累力量。自魏武侯时期开始,魏国生产破坏严重、民力疲敝的局面得以改变,魏国的实力持续增强。在此期间,经过励精图治的齐威王,已经成了魏国最主要的敌人。

    齐威王与魏惠王的较量,是以失败开始的。魏惠王东迁大梁后,和齐国发生了多次战争,这时候的齐国虽然经过了整顿军队,战斗力大为提升,却依旧不是魏国的对手,长期南征北战的魏军,在作战经验和战斗素质上远远高于齐国人,何况他们还有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庞涓。这样强悍的军队,除非有神人帮助,否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打败的。

    而似乎老天爷也在眷顾齐威王,数次败北于魏国的齐国军队,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可以扭转他们命运的“神人”——孙武的后人孙膑。

    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兵家,孙膑今天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和魏国统帅庞涓的那段恩怨纠葛,也是后人恒久讨论的话题。孙膑和庞涓最早都师从于战国兵家鬼谷子,孙膑更得到了鬼谷子代为传授的祖先遗产——《孙子兵法》。作为孙膑师兄的庞涓,因为妒忌孙膑的才华,假意邀请孙膑来魏国发展,事后又翻脸诬陷孙膑通敌,结果害得孙膑被处以“膑刑”,挖去了膝盖骨,成了终身残疾。孙膑凭借他的隐忍,更靠着齐国使臣的帮助,终于逃到了齐国,在得到了齐威王赏识后,被委任为齐国的军师。

    说孙膑是扭转齐魏战争战局的关键人物,不只因为他的才能,更因为他的作战方式,恰恰切中了魏国的“死穴”。在齐魏两国军队战斗力差距暂时不能拉开的情况下,战胜魏国的办法,也就只有一个:必须要用高出对手一筹的战略眼光,牵着对手鼻子走,想尽办法分散敌人兵力,集中自身优势打歼灭战。可魏国的主将不是莽夫,而是同样足智多谋的庞涓,这个狡猾的统帅外加这支彪悍的军队,也只有孙膑能够对付他。

    孙膑到达齐国后,虽然成为军师,却很少抛头露面,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训练军队,提升军队战斗力上。这时期的魏国,在东面挫败齐国,西面阻遏强秦后,开始放心大胆地攻打周边的赵国和韩国。特别是对于赵国,他更志在必得,如果占有了位于中原北面的赵国,对中原诸侯,魏国就会形成“坐北朝南”的优势战略地位,当年的晋国就是凭此称霸江北的。

    公元前354年,魏国大举进攻赵国,赵国无奈之下向齐国求救,在经过了多年对魏国的隐忍后,这次齐威王决定出手还击了,他以田忌为大将军,孙膑为军师,率领8万精锐火速驰援。就是在这一战中,孙膑拿出了他独特的“围魏救赵”战法,不去救援赵国被围困的都城,相反率军直扑魏国都城大梁,以攻其必救的战法牵着魏国鼻子走。魏国果然被牵了鼻子,近10万魏军撒丫子玩命赶,在赶到桂陵的时候,被以逸待劳的齐军包了饺子。士气高昂的齐军碰上人困马乏的魏军,自然猛虎下山,战斗没有了悬念,齐国大胜!

    桂陵之战是齐国崛起道路上的重要一战,齐国通过此战酣畅淋漓的胜利,不但打破了自身多年的“恐魏症”,更向列国诸侯昭示了自己强大的实力。但魏国的元气并没有因此遭到损耗,就在桂陵之战结束2年后,以为魏国元气大伤的秦国、韩国、赵国、楚国组成联军,赵楚韩三国将魏国主力包围在襄陵,秦国主力大肆攻打魏国西河边城。战斗起初进行得很顺利,多线作战的魏军力不能支,陷入到苦战之中,而秦军在西线的进展也顺利,一路收复沦陷多年的西河失地。但绝境之下的魏军,再次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魏国先是在襄陵大破三国联军,接着火速西进,击退秦国的入侵,短短数日奔波南北,将两线的强敌打了个稀里哗啦。齐国魏国之间的争霸,这时其实还没有分出胜负。

    在桂陵之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间,齐国和魏国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公元前342年之前,魏国通过连续对外战争的胜利,再次确立了他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而齐国却在韬光养晦,静看魏国嚣张。公元前342年,魏国又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齐威王火速出手,再次派遣田忌和孙膑为帅出兵救援,这次孙膑故伎重演,再次故意进攻大梁,迫使魏国回军,但庞涓也学乖了,他们并不急于追击,而是慢慢尾随在齐国军队身后,静静等待着机会到来。机会终于到来了,庞涓发现,齐国军队每天扎营后用的炉灶一天天减少,早习惯军旅生活的他立刻做出一个自信的判断:齐国人在崩溃,在逃跑。得到判断的庞涓火速行动,企图一举将齐国军队尽歼,他带领轻骑兵追杀到马陵道时,却发现再次上当了,这里埋伏着大批的齐国士兵,用弓弩不断地射杀魏国军队。痛悔无比的庞涓感叹:“没想到,我还是让孙膑这小子扬名于诸侯了。”感叹完毕后,他主动冲向齐军阵营,壮烈殉国。

    经过桂陵、马陵两战,魏国陆续报销了10多万魏文侯改革后精心打造的精锐作战部队。而齐国的强大,此后与秦国并称为二帝,一度共享霸权,也是顺理成章。

    <er">三

    在齐国本身的崛起过程里,身为“总理”的邹忌居功至伟,但也正在这个过程里,他个人的所作所为遭到了太多非议。

    邹忌遭到非议最多的,就是他和田忌的交恶问题,按照《战国策》上的说法,这两位同是齐威王励精图治的股肱之臣,多年以来却“不相交”。史料的说法,是邹忌妒忌田忌和孙膑的大功劳,设计陷害。马陵之战后,田忌和孙膑班师凯旋,邹忌故意设套,假借占卜的名义栽赃陷害,诬陷田忌谋反,结果百口莫辩的田忌逃到了楚国,早就预料到邹忌不怀好意的孙膑,在事前劝说田忌无效后,也借故离开归隐了。拜邹忌所赐,齐国失去了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一个算无遗策的军事家。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在后来许多人眼中,邹忌立下的那些功劳,也就不值一提了。但在许多史料里,我们也看到了另一个邹忌,一个胸襟宽广,效忠国君,匡扶社稷的邹忌。在齐国崛起的整个过程里,他其实是齐国各项国策的设计师,才能是毋庸置疑的。而陷害田忌的行为,与他诸多“善举”比起来,看似很矛盾,但其实也很正常。邹忌性格里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阴柔”,凡事讲究兜圈子,正面不行侧面来,放在进谏上,这叫有智慧,放在整人上,这就是狡猾伪善。陷害田忌的行为,就是其中之一。

    但比起刚烈的商鞅来,阴柔的邹忌,下场却好得多,他的阴柔,给国君留下了“尊重领导”的好印象,凡事给足了国君面子,又听话又能干活,这样的好干部自然哪个领导都喜欢,所以齐威王、齐宣王两代君主都对他信任有加,又升官又封侯。却也同样因为他的“阴柔”,齐国的所谓变法,温和的过程导致其效果也是阴柔的。和秦国比起来,齐国变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行政制度建设和司法建设上,比起商鞅变法来都差距甚远。这样的差别,决定了齐国的变法,只能依赖于国君个人的素质,而不是整个制度的制约。就是这个差距,决定了齐国不可能在战国逐鹿中笑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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