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卫霍如何败匈奴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张嵚 本章:第十章 卫霍如何败匈奴

    要问西汉历史上哪一场战争在今天的知名度最高,恐怕当属公元前133年开始的西汉王朝反击匈奴的战争。从马邑山诱敌战的失败,再到收河套、平河西、战漠北、通西域,匈奴越战越弱,汉军越战越强,最终一雪白登之耻,打出了大汉民族的辉煌武功,使华夏文明第一次跨过长城的界限,从此远播四方。影响世界的“汉文化圈”,中华民族“天朝上国”的地位,皆是自此开始。其卧薪尝胆之艰辛,浴血奋战之曲折动荡,结局之荡气回肠,令无数后人今天依旧津津乐道。诸多将星的名号,今日依然流光溢彩。

    “知名度”高,话题当然也就多,比如西汉的抗匈名将问题,自古以来“武无第二”,关于谁的战功最辉煌,能力最强,千载之下一直众说纷纭。说到诸位名将的“知名度”,恐怕最高的不是屡立战功的卫青、霍去病,相反却是一生难封侯的老将李广。李广在世的时候,绰号就叫飞将军,是匈奴人敬畏的战神。其过世之后,司马迁写《史记》时,以极其动容的笔触描写其扼腕的命运,千载之下一直引人同情,甚至唐朝大诗人王维也挥毫写下“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难封缘数奇”的感叹。一直到今天,关于李广是不是西汉抗匈第一名将的说法,一直是互联网上讨论的话题。相当多的观点认为,在当时西汉诸将中,卫青不过是沾了他是汉武帝小舅子的光,霍去病也只是沾了他是卫青外甥的光,至于军事才能,二人不过是中上之资,所谓战功,更多的是运气,真正最强悍的将领,唯属李广。

    而真正审视西汉反击匈奴的全过程,我们却不得不得出结论:世人的同情固然值得尊重,但真正的战争,结局却是冷冰冰的。在当时汉匈双方军事条件下,有能力打胜仗的将领很多,但真正有能力领导汉军扭转战局,完成反击匈奴大业的人,却只有卫青、霍去病舅甥,在那一代的军将中,他们的身份无与伦比,作用更无可替代。在这一条上,司马迁个人的感情色彩,王维的悲伤感叹,虽可引起共鸣,但在军事上是不靠谱的。

    且去看看,西汉打匈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er">一

    要了解卫青、霍去病舅甥的重要性,首先需要正视一个问题,在汉武帝发动对匈奴反击之前,汉朝为什么打不过匈奴?

    西汉打不过匈奴的原因,前面的章节说了很多,但关键一点,这是两种经济形态的战争,即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战争。以“生产力论”的观点看,农耕民族是先进的,游牧民族是落后的,但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素质上,游牧民族,却远远比农耕民族先进。因为对于农耕民族来说,战争是副业,是自卫的手段,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战争是主业,是生存的手段。对于匈奴民族来讲,对汉帝国的战争,本身就是一种生存。

    汉匈之间在西汉立国早期选择和亲,并不仅仅因为匈奴单于贪图汉朝的财物,也不是靠了冒顿单于老婆的忽悠。白登山一战给匈奴方面的最大启示就是:匈奴在野战里对汉朝具有机动性的优势,但是在攻坚战中却是绝对的劣势,这时期的匈奴,重创汉王朝军队容易,占领汉地却不可能。因此采取持续的骚扰政策,最大限度地攫取利益,才是匈奴对汉政策的上策。而对于汉帝国来说,汉朝的步兵与战车,在野战中对付匈奴人的机动骑兵是无能为力的,打打不过,追追不上。唯一能做的,只有据城防御,但是千里边境,匈奴骑兵来去如风,汉朝防守顾此失彼,根本就是疲于奔命。所以忍下一口气,换取一个暂时的和平环境,也就是仅有的选择。“和亲”政策的提出和延续,正是汉匈两民族彼此强弱点相抵消的结果。因此,在西汉立国的早期,汉匈双方虽然经常发生摩擦,却依然能够维护表面的和平,表面的和平下,是实力均衡的天平。

    所以对于即位的汉武帝来说,选择反击匈奴是一种必然。此时汉王朝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实力已经日益强大,情感上自然不能再接受这种屈辱地位。更重要的原因是,匈奴的存在,已经成为汉帝国发展的一大瓶颈。仅仅靠送女人与钱粮换取的和平,基础注定是脆弱的。长此以往,只能是养肥了敌人,最终换来自己的灭顶之灾。而汉帝国边境的边患,也随着“和亲”的延续,有愈演愈烈之势。匈奴人的胃口越来越大,边境的消极防守如果继续,也只能是更加被动挨打,军事上日益被动,且整个民族会随着求和政策的延续,斗志日益消弭,苟且偷安,最终落得忘战必亡的结局。反击匈奴,会把帝国拖入长期的战争,造成人员经济的巨大损失,但是苟且偷安的下场,相信后人从南北宋的命运上,也早已看到。

    于是到了汉武帝刘彻即位之时,不管即位的是谁,反击匈奴已成为任何一个帝王在这时期都必须做出的决定。长痛不如短痛,以汉武帝时期积累下的充足物质力量,强大的军队,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已经水到渠成。

    但要反击,就要打破这个双方实力的平衡,关键一点是,军队要打赢,就必须要打破双方军力优劣上的先天差距——骑兵。没有高机动,具有卓越远程奔袭能力的骑兵部队,不能在大规模的野战里重创匈奴人,这场全面战争,只能以汉朝不断遭到惨败而告结束。

    汉武帝起初想着毕其功于一役,利用马邑设伏来解决匈奴人,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汉朝骑兵的真正野战能力,当时大多数的政治家乃至军人都没有信心。可是马邑伏击战注定是失败的,情报泄露是一个意外,可几十万人的军事行动,本身就很难保守秘密。而马邑伏击战的发生,导致汉匈双方从此真正地撕破了脸。此战之后,逃过一劫的匈奴军臣单于,随即发动了对汉朝边境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从汉朝东边的上谷、渔阳、右北平,到西部的渔阳、雁门、河西,皆是战火连天。与文景时代不同的是,这时期的匈奴人,采取的是大规模屠杀和劫掠的政策,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对汉朝边民展开残酷地报复,企图以此来震慑汉朝,逼迫汉朝重新恢复和亲政策。但匈奴人不知道的是,此时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决心已下,而匈奴人随后的报复,让汉朝军民几十年和亲屈辱累积下的愤怒,终于如火山一样喷发了。

    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早期,汉军的表现只有一个字——惨。

    惨是有原因的,多年以来,汉朝采取的是依托长城进行防御,敌人到来进行抵抗,敌人退却后也不敢深入追击的作战方略。毕竟草原地形复杂,汉军不具备大规模奔袭能力,所以匈奴人也就认准了这一点,利用匈奴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打游击战。汉朝的边境坚城虽然能够对匈奴人造成杀伤,但是在局部战争中,匈奴人往往能够通过机动性集中优势兵力,攻破汉朝防线的弱点。这时期对匈奴人战绩最好的,是“飞将军”李广,从文景时代对匈奴小规模战争里成长起来的他,手里有一支足够与匈奴骑兵抗衡的骑兵部队,可以通过以机动对机动的方法,击退匈奴的入侵。其他几位就比较惨了,比如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战功的韩安国,奉命驻守河北地区,被匈奴人攻破渔阳,仅依托右北平苦苦支撑。从公元前134年马邑诱敌战失败,到公元前129年,这6年时间,是汉匈战争里汉朝最惨的6年。匈奴几十万骑兵部队在汉朝边境声东击西,纵横驰骋,焚毁杀掠城池无数,掳掠人口数万,汉朝北方边境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汉军伤亡也极其惨重。仅以军事主官论,辽西一地两任太守相继阵亡,雁门两任太守殉国,主将伤亡如此,军队伤亡更不必说。这5年的固定剧本,就是匈奴人袭扰、破城,汉军赶来迎战,匈奴人跑,汉军撤回,匈奴人又杀过来。偌大的汉帝国,在几千里漫长的北部边境上,被匈奴人牵着鼻子走,打得气喘吁吁,败绩连连。

    直到公元前129年的这一战,汉匈战争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战,不是胜利,而是一场空前的惨败。

    这一年的秋天,匈奴集中近10万骑兵,对汉朝边境改为重点打击,打击的对象,就是北部的重镇上谷郡。匈奴一如既往地连战连捷,杀掠无数,汉朝一如既往地顾此失彼,丢城失地。此时的汉武帝刘彻,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再是被动地派兵救援,而是派重兵以攻对攻,杀入匈奴境内进行反击。这是汉朝建国历史上,乃至中原王朝历史上,中原军队第一次深入草原,进行长途奔袭。即使是当年横扫六国的秦军,都不曾有这样的胆气。

    仅仅有胆气是远远不够的,汉武帝这次动用了四路大军,分别是李广、公孙贺、公孙敖、卫青。前3个都是多年以来对匈奴战功卓著的名将,唯独卫青是个菜鸟,沾了韩安国告病的光,补了他的缺。而他也是4个将军中公认“被鄙视的”:他是靠了姐姐卫子夫得宠才飞黄腾达的,原本的身份就是个骑奴,很明显是4大将军里凑数的。战斗开打后,汉军的表现还是惨,尤其是3位名将,李广遭遇了匈奴单于的主力,被匈奴人以3倍兵力合围,一万骑兵全军覆没,其本人也惨遭俘虏,被俘路上夺马逃回。公孙敖在代郡遇到了与自己兵力大致相等的匈奴军,一番硬碰硬地厮杀,被匈奴人一口气消灭了7000多人,还好跑得快,总算避免了全军覆没的下场。公孙贺部更是胆小鬼,率军在边境上吆喝了几声,一枪没放就返回原地,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为惨败的汉军挽回面子的,却是“菜鸟”卫青。趁匈奴军重兵合围李广的机会,卫青率部大胆穿插,长途奔袭800里,直捣匈奴人祭天的圣地龙城,一口气歼敌700。这场战果看似一般的胜利,在当时的汉朝,却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这是汉军自建国以来,对匈奴战争的第一场野战胜利。

    刘彻这次愤然发动的主动反击战,并非是心血来潮。相反,是汉朝对匈奴作战方式的一次调整。作为深谋远虑的军事家,汉武帝刘彻早就意识到,靠着长城的被动防御,是无法战胜匈奴的,相反整个汉帝国的战争机器都会被匈奴人牵制住,要化被动为主动,只能采取主动出击的政策,在草原野战中摧毁匈奴的据点,重创匈奴的主力。但谁能担负起这样的使命呢?公元前129年的上谷反击战,其实就是汉武帝对汉军将帅的一次“考试”,成绩单上,李广不及格,公孙敖不及格,公孙贺不及格,而成绩优秀的卫青,才是唯一的人选。

    <er">二

    卫青在公元前129年的这场胜利,表面看确实有运气成分,毕竟他躲过了匈奴的主力,且成功找到了匈奴人防守最薄弱的龙城,但运气从来不是天上掉馅饼,在匈奴人大兵压境的局面下,能够穿过匈奴人的防守空隙,避实击虚,打击敌人的薄弱部位,这本身就是一个帅才的能力所在。其他的几个人,李广足够彪悍,公孙贺足够谨慎,冲锋陷阵或者掩护撤退都可以,但是想统筹全局,却远远不够。

    事实上,上谷之战,是一场全方位打出汉军差距的一战。以公孙敖部为例,在部队数目大致相等的情况下,汉军在骑兵战里输得一塌糊涂,伤亡率远远高于匈奴。即使是卫青反击龙城的胜利,1万汉军骑兵包围1000匈奴骑兵,依然无法做到全歼,让300多匈奴骑兵突围出去。在汉匈战争的早期,汉朝士兵在战斗力特别是骑射战斗力上的差距,与匈奴人相比依然是明显的。

    此战之后,汉朝的边境局势非但没有改观,相反却有持续恶化的趋势:公元前128年,匈奴人再次入侵,这次重点打击的对象换成了辽西。辽西太守殉国,辽西汉军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匈奴人兵锋南转,又对雁门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一支8000人的匈奴骑兵部队,竟然深入到了雁门腹地。危急之下,还是卫青抓住了战机,提出了主动出击,聚歼这股匈奴骑兵的建议。依卫青奏报,汉朝命距离雁门最近的李息火速出击,以其劣势兵力缠住匈奴人,同时命令卫青率领3万骑兵火速驰援雁门。李息部浴血奋战,以所部3000多人大部分阵亡的代价,终于成功拖住了匈奴军,等来了驰援的卫青。结果,汉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终于全歼了这股骄横的匈奴部队,斩首6000多人。这是自汉朝开国以来,对匈奴作战斩首数目最多的战斗。这时期的汉军,虽然在个体战斗力上仍无法与匈奴相比,但是集中优势兵力以攻对攻打歼灭战的思路,终于开始收到成效,而执行这个思路的最佳人选,就是卫青。他没有李广百步穿杨的武勇,却有高出众位悍将一筹的卓越战略眼光。这才是此时的汉军最需要的。

    也正因如此,在雁门之战结束后仅数月,卫青又演出了他军事生涯里的第一笔光辉之作——收复河套。

    汉朝对匈奴反击战开始后,整个北方战线,其实是分成东西两段的,早期匈奴的入侵,主要是集中在东线地区,即河北和右北平、辽西一带。但对汉帝国威胁最大的,却是西线匈奴盘踞的河套草原地区。这是一颗匈奴人插在汉帝国北部边境的毒牙:有了河套地区,匈奴人就有了一个距离长城最近的立足点,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兵马补充,进可攻,退可守,汉匈战争6年来牵着汉军鼻子走,根源就在于此。要打赢,就要拔牙,能拔牙的,只有卫青。

    雁门之战后,认为自己蒙受了耻辱的匈奴,再次发动了对汉帝国边境的报复。他们打击的重点,依然是早已被侵扰得残破不堪的东线地带,然而汉朝出人意料的反击开始了。公元前127年,卫青从云中出发,沿黄河北岸高速疾进大迂回,一举攻入河套草原。这场进攻出乎匈奴人意料:以匈奴人的理解,汉军从未发动过如此长途的骑兵奔袭作战,即使发动,他们也应该从南方进攻。然而卫青却大胆穿插,从匈奴人的背后直插河套,猝不及防的匈奴守军登时大溃。卫青先占领黄河北岸的高缺等地,切断匈奴军退路,再以重兵合围,发起总攻,匈奴人几乎无法做出像样的抵抗,就全线崩溃,整个河套草原就此落入了汉军之手。这是汉匈战争里的一个重要拐点:夺取了河套草原的汉王朝,在当地修筑营垒,设立定襄郡,屯守部队10多万人,河套,从此成为了汉军北上草原、反击匈奴的主阵地。河套丰美的水草和丰厚的战马储量,更成为汉朝骑兵的主要来源地。

    河套的丢失,引起了匈奴方面的震怒,从公元前127年汉军夺取河套开始,至公元前124年,短短3年间,匈奴人至少发动了10次反击河套的战役。这3年也是汉朝经营河套的关键时期,汉王朝发动民夫10多万,在河套修筑长城,驻守兵马,将其真正纳入汉王朝治下。卫青更率部数次击退匈奴人的进犯,以成千上万将士血的代价,汉朝终于在河套草原扎下了根、站住了脚。而战争的天平,从此倾向了汉王朝。

    让匈奴彻底断送收复河套希望的,是公元前124年的漠南之战。

    这时期对于河套草原威胁最大的,就是直接暴露在河套眼皮底下的匈奴右贤王部,作为匈奴汗国的“右臂”,右贤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这3年河套的拉锯战中,右贤王更是急先锋。在河套铸城工作业已完工的情况下,汉朝终于可以放心地发动对右贤王的歼灭战。公元前124年,汉军兵分两路,李息、张次公主动出击右北平,牵制匈奴左贤王部,卫青则率主力骑兵3万人再次长途奔袭,出塞700里直扑右贤王大营。毫无提防的右贤王顿时崩溃,其所部10万余人大多逃散,汉军斩首上万,俘虏1万5千多人,匈奴的“右臂”几乎被打残了。这一战之后,原本作为“统一汗国”的匈奴汗国,被汉王朝切割成几段:原本被匈奴汗国直接统辖的河西走廊,从此断绝了与匈奴本部王庭的联系,右贤王的部落也因此北迁,匈奴对汉帝国边地发动大规模侵扰的难度大大增加,说此战是汉帝国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开始,毫不过分。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汉军与匈奴作战,特别是野战里的胜利,都是通过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实现。但漠南之战,卫青以3万骑兵,对10万之众的右贤王部发起进攻,以寡击众,最终大破之。汉帝国士兵在个体战斗力上的素质,已不在匈奴之下。

    这正是卫青的贡献,如后来南宋军事家岳飞所言:战法革新破匈奴,卫青始。

    说到这条,还要说到汉匈双方的优劣对比。汉人在骑兵素质上的先天差距,与匈奴相比是巨大的,毕竟汉人是农耕出身,骑马需要后天学习,而匈奴人是马背上长大的,这个差距是天然的。从白登之围开始,历代汉朝臣工们都在开动脑筋,考虑如何弥补这个差距。比如平定七国之乱的周亚夫,就在弩箭的使用和战车的改装上有过尝试,而汉景帝时代的名臣晁错,则主张用招募匈奴人从军,教习汉人骑射的方法来提升战斗力。汉武帝之前,在骑兵战探索上最有成就的当属李广。李广是一个完全“匈奴化”的将领,他个人的骑射水平不在匈奴名将之下,他的军队是一支具备匈奴人彪悍特点的军队,甚至连日常的行军打仗、纪律管理,都是学习匈奴人“逐水草而居”的特点,全无汉朝军队的繁文缛节。但相比之下,卫青更进一步,在着力打造一支精锐骑兵的同时,并没有抛下汉人本身的军事优势,即汉族士兵的高科技优势以及高度的纪律性,正是这两点,成为卫青成功的关键。

    与现代人的想象不同,卫青的军队,并非纯粹骑兵军队,其军队的重要特点,就是配备了大量战车。战车的作用,一是行军中作为营地,二就是在战斗中摆成防御工事。卫青的战车主要是弩车,即配备精良弓弩的战车,其弩箭的射程与杀伤力,远远强于匈奴人使用的马弓。比起李广单纯以硬碰硬、以骑兵对冲的作战方式,卫青的战法往往比较复杂。在野战遭遇敌人时,首先采取战车固阵,用密集的弩箭阻遏匈奴骑兵的进攻,并且在战斗中,战车作为移动的堡垒,有时候更能起到合围匈奴人,断绝匈奴人退路的作用。比如在漠南之战中,卫青就是以战车断绝右贤王逃路,射杀大量匈奴骑兵,迫使匈奴残部投降,一举俘虏1万5千多匈奴人。而卫青的另一个贡献,就是轻重骑兵的配合作战。卫青的骑兵部署里,有专门用作冲锋的重装骑兵,也有作为掩护和侧翼包抄的轻骑兵,战斗之中,轻重骑兵相互配合,先以轻骑兵射杀,重骑兵中央突破,战局相持时,又以轻骑兵包抄,切断匈奴骑兵队形。这种轻重骑兵加战车协同作战的战法,成为骄横的匈奴骑兵的噩梦。也正是从这时期开始,面对人数相等甚至人数占成倍优势的匈奴骑兵,汉军不但不再躲避,相反可以勇敢亮剑,甚至战而胜之。

    然而作为横扫草原的强军,以战争为生命的匈奴人也不是傻瓜。漠南之战的结局,不但成为汉匈双方作战态势的转折点,更成为匈奴人对汉朝作战方式的转折点。漠南惨败后,匈奴人改变作战方式,不再大兵团袭扰汉朝边境,相反是小部队骚扰汉朝边境村庄,采取叼一口就跑的游击战术,消耗汉军防御。趁汉军疏于防范时,再发动大规模的入寇。这一战术起初收到了效果,公元前123年,匈奴以1万骑兵进入代郡,大肆烧杀抢掠,汉朝一如既往,采取以攻对攻的策略,以卫青率领10万大军出河套,直扑匈奴单于王庭。但这一次,汉军却碰了“软钉子”:匈奴人不再以大兵团阻击汉军,相反且战且退,一旦战事不利,就有组织地节节抵抗后撤。结果卫青虽然累积斩首匈奴军1万多人,却始终无法捕捉到匈奴主力,反而前锋赵信部的3000多人,在孤军深入后遭到匈奴重兵围困,全军覆没不说,赵信本人也在被俘后投降了匈奴。这场损失不大的挫折,成了汉军的新问题:在匈奴转守为攻的情况下,其骑兵的机动性,完全可以诱引汉军深入匈奴境内,趁汉军兵力分散时予以围歼。他们不再是彪悍的战狼,相反变成了狡猾的毒蛇,表面缩头,你不注意的时候,突然咬你一口。

    匈奴战法的改变,是汉军“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在“正战”难以占到便宜的情况下,匈奴人也开始学会“诱敌深入”、“聚而围歼”。卫青原本提倡的防守反击,避实击虚,有限度长途奔袭的战术,固然可立于不败,但给敌人毁灭性打击却是难。汉朝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更加以机动对机动,对匈奴人有纵深打击能力的悍将,这个人选在当时也只有一个——霍去病。

    <er">三

    作为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很长时间以来,也是个颇受争议的人。比如他年纪轻轻就获得重任,被人诟病成“裙带关系”;又比如他性格骄狂,贪图享乐,甚至为报私仇杀死李广之子李敢。这些“私德”问题很长时间以来也为史家诟病,但无可争议的是:他在当时汉军中的身份、地位、战功,与他的能力是绝对匹配的。在匈奴转攻为守的战略局面下,卫青是巩固既定战果的人物,霍去病,却是能给予退缩的匈奴持续毁灭性打击的唯一人物。

    在汉朝抗匈名将的排名里,世人往往以卫青为翘楚,而如果单以骑兵战的能力而论,春风得意的霍去病仿佛是一把啸傲长空的倚天剑,兵威所至,谁与争锋。

    如果说卫青是一个受中国传统兵法影响成长起来的古典将领的话,那么霍去病仿佛是一个天生为骑兵而生的狂人。同为贵族子弟,他没有赵括纸上谈兵的迂腐,同为青年才俊,他少了一分少年郎的青涩与懵懂,多了一分让后来人荡气回肠的自傲与张狂。

    他曾经对汉武帝说,他自己的头脑就是一部兵书,受不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无论为人处世还是打仗,他都仿佛一只草原上自由的苍鹰,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他可以大大咧咧地和皇帝说话,肆无忌惮地顶撞领导,他可以用极端的方式杀死与自己舅舅作对的李敢,可以口无遮拦地嘲笑思想古板守旧的大臣将军们,他甚至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之余还不忘记享受生活,带上自己专职的厨师和球童上前线。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让他即使在千年之后也承受了不少诟病,但他的身上却同样有着中国军人最古朴的品质:忠与孝,义与勇。他对情如生父的舅舅卫青的孝,他对有知遇之恩的大汉帝国的忠,他力冠三分威震敌胆的勇,他在酒泉与战士们齐享美酒,同甘共苦的侠义情怀,即使经历千年的时光,依然让人心向往之。历史上真实的霍去病,以他天马行空的人品处事,与他美如神话一般的沙场功绩,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少年英雄形象,即使经过无数岁月浪花的跌宕,却还在一代又一代热血男儿的心中,澎湃着壮阔的波澜。

    卫青从军时代的匈奴,是猖狂进攻的匈奴,如草原的野狼。卫青是一个打狼的人,打狼,需要冷静、沉稳,出手狠辣果敢。霍去病从军时代面对的匈奴,是表面退缩,伺机而动的匈奴,更像一条狡猾的草原毒蛇,霍去病就是一个打蛇的人,打蛇,更需要胆大,手重,一招打在七寸上。

    这正是霍去病用兵的三大风格:胆大、手准、脑袋活。

    而和他的舅舅卫青相比,在“手准”这条,即战争判断力上,舅甥二人具备类似的能力,但比起卫青的用兵持重来,霍去病远远不同的,是另外两条:胆大、脑袋活。

    先说胆大,霍去病初建战功,是在公元前123年的出击作战上。那一战汉军遭到匈奴的节节抵抗,始终无法捕捉到匈奴主力,还发生了赵信部被全歼的事,如当年直捣龙城的卫青一样,这次为汉军挽回面子的是霍去病。他率领800精锐深入草原,袭击了匈奴单于伊稚斜设在后方的博斯腾营地,斩首两千多人,俘虏了匈奴单于的叔爷亲戚一堆。如此胆气,远胜于他舅舅卫青。霍去病就是这样一个人,多难打的仗,多不可能打的仗,放在他身上也就一个字:打!不可思议的战果,来自他不可思议的胆气。

    然而只有胆气是不够的,霍去病的另一个优点是脑袋活。虽然很多人诟病他不看兵书,但如他自己所言,他的脑袋就是一部兵书,他用兵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按照套路出牌”。往往匈奴人认为不可能被打的地方,他偏偏会打;匈奴人以为他不可能采用的作战方式,他偏偏采用;匈奴人认为他不可能出现的地方,他偏偏会出现。改变战法学毒蛇状蜷缩的匈奴人,碰到霍去病这样的煞星算是倒了霉,可以说躲都没法躲。

    霍去病的出名,是公元前123年的奇袭博斯腾,他真正让匈奴闻风丧胆,却是公元前121年的两战河西走廊。在匈奴人主力退守之后,汉武帝的态度很明确,先打眼皮底下的,也就是盘踞河西走廊的匈奴休屠王、浑邪王部。但这眼皮下的仗也不好打,祁连山脉地形险要复杂,部落林立,远非一马平川的草原可比,休屠、浑邪两王在当地经营多年,势力根深蒂固。汉军孤军深入,更易被敌围歼。在出征人选上,汉武帝刘彻出人意料地选择了霍去病,这当然不止因为裙带关系,卫青此时肩负镇守河套的重任,必须留在北方牵制匈奴主力,其他的将领里,能以“取食于敌”政策,以最小的代价重创敌人的,首推霍去病。

    当年春天,霍去病以“骠骑将军”的名义统军出征,与舅舅卫青当年一样,这次他依然采取了大迂回战略。从陇西绕道草原,经甘肃武威进入河西地区,这等于从背后插了河西匈奴一刀。霍去病用最快速度,先击垮了当地的匈奴小部落,迅速补充了部队给养。之后随即与匈奴浑邪王、休屠王主力展开激战,重创敌于祁连山下,从西部一路追杀到甘肃东部,累积斩首8900多人。没等匈奴人喘过气来,夏天霍去病又与公孙敖部合兵,从甘肃庆阳出击,再次进击河西走廊。这一次他运气不好,公孙敖部出征没多久就迷了路,只剩下霍去病一路孤军。险境之下,霍去病沉着应对,毅然决定避开匈奴正面主力,绕道贺兰山穿越居延泽,长途奔袭两千里进入祁连山脉,从匈奴人的后方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原本在贺兰山正面重兵防御的匈奴人,遭到了霍去病突如其来的猛烈打击,休屠、浑邪二王全军覆没,累积斩杀匈奴人3万2千多。值得一提的是,如此长途奔袭的恶战,霍去病本部仅伤亡3000多人,汉朝与匈奴之间的伤亡比例竟是1:10,如此悬殊的伤亡比,是之前汉军历次战斗中所未有的。

    之所以打得如此顺利,一是霍去病的部下多是精锐,即汉朝最强悍的“虎贲”军。这支军队的构成,主要是由历年汉朝对匈奴战争中战死的烈士子弟构成的,这些身负家族血海深仇的汉家男儿,视匈奴为死仇,打仗不用动员,其刻苦耐劳和彪悍程度,都是汉军中最强的;二还是霍去病“脑袋活”,在整个河西之战中,他几乎每次都出现在匈奴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往往是匈奴人集中优势兵力准备进攻,他的部队却突然“消失”了,当匈奴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他突然从匈奴人的背后砍下致命一刀。

    比起霍去病两战河西来,同时期西汉其他诸路将领的表现,可以说大打折扣。霍去病西征时,汉朝调动重兵发动了对匈奴左贤王部的进攻,赫赫有名的飞将军李广再次犯了错误,哪里人多往哪里凑,其所部4000骑兵脱离大部队行动,遭到左贤王部包围,险些全军覆没。与霍去病一同出征的公孙敖,连敌人的面都没摸到就迷路了,害得霍去病孤军深入,差点被匈奴合围。同人不同命的表现再次证明:将才,也许是随时可以有的,帅才,却是可遇不可求的。

    两战河西之后,遭到重创的浑邪王、休屠王两部在走投无路之下,不得不向汉朝乞降。霍去病奉命受降,以恩威并施的方式,成功招降了匈奴河西二王。自此,广阔的河西走廊正式纳入了中国治下。汉朝在当地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纵贯欧亚的丝绸之路,即从此始,这是华夏文明远播的开始,也是匈奴走向灭亡的丧钟。匈奴人悲伤地歌唱:失我胭脂山,使我粉黛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安息。河西走廊的失去,使匈奴人的“右臂”被彻底斩掉,原来的右贤王已经名不副实。匈奴失去了重要的经济区,也失去了对汉朝发动侧翼袭击的能力。相反,汉朝可以集中举国的人力物力,发动对匈奴最致命的一击:漠北之战。

    公元前119年,是汉匈战争历史上注定载入史册的一年。卫青、霍去病兵分两路,深入漠北草原追击匈奴。大汉帝国以几十万士卒护送物资,倾举国之力发动了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远征。在这场远征的部署上,汉帝国却“阴差阳错”,以“持重”著称的卫青,原本受命扫荡匈奴王庭,以擅打歼灭战著称的霍去病,原本受命歼灭匈奴单于主力,但打到漠北后才发现“弄岔了”。霍去病碰到的,是匈奴相对较弱的左贤王部,而卫青碰到的,却是匈奴实力最强悍的单于主力军团。这两场重要战役,是对卫霍舅甥俩两种作战思路的检验。

    霍去病依然延续了其高速突击的作战风格,以5万骑兵快速突破,对匈奴左贤王部发动夜袭,一战斩首匈奴军高达7万多人,匈奴左贤王部全军覆灭。从此之后,汉朝河北、辽西地区的侵扰不复存在。卫青同样延续了“持重”的特点,面对养精蓄锐的伊稚斜单于主力,卫青没有贸然发动进攻,相反以战车环绕为营,吸引匈奴主力前来攻打。长达一天的拉锯战,消耗掉了匈奴军锐气,而后迅速发动反击,将匈奴骑兵分割包围,最终迫使伊稚斜仅带数百骑兵逃窜。这场空前的大远征,给匈奴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匈奴王庭不得不西迁至西蒙古地区。原本作为汉朝边地的上谷、雁门、渔阳等地,从此不再受匈奴的侵扰。之后汉匈战争虽然还在继续,但那都是围绕着汉朝新开辟的河西诸郡展开。匈奴与汉朝之前的强弱身份,早已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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