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西汉“中央集权”殉难者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张嵚 本章:第五章 西汉“中央集权”殉难者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西汉文景之治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在这40年的“黄金时期”里,中国的农业产量,耕地数量,乃至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国家长治久安,除了短期的诸侯叛乱和匈奴侵扰外,基本未发生大规模战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律法宽仁,按照有关历史资料的记录:这时期汉帝国大大小小的仓库里,都堆满了历年征收的钱粮,仓库储备之丰厚,为之前中国历代所未有。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大为提高,比如在城市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马车,家里只有几匹矮马的,都不好意思牵出门去惹人笑,这等生活水平,基本相当于现代社会里,家家都能开得起宝马奔驰了。毋庸置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第一个高峰期,是当之无愧的封建盛世。

    但凡盛世,自然英才荟萃,文景时代也是各类人才云集。虽然这时期的中国依然崇尚道家无为而治的学说,讲究恪守成法,遵循祖先章程,轻易不变更制度,崇尚顺其自然,保守无为,但依然产生了一批继往开来的英杰。军事方面,文景时代最杰出的抵抗匈奴的统帅魏尚,是汉帝国北大门称职的守护者。统帅了平定七国之乱战役的名帅周亚夫,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而起到关键作用的,无疑还包括政治上的英才。在这两代中最杰出的人物,当属晁错。

    说到晁错,现代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力主削藩,以及被汉景帝当成替罪羊,蒙冤身死的结局。而事实上,对于整个西汉王朝的变革来说,晁错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的功业不止在于削藩一事,他更是“无为而治”下的西汉帝国,进行全面政治军事改革的奠基者。文景之治的全面繁荣,他居功至伟。

    <er">一

    晁错,生于公元前200年,河南禹州人,相对于西汉知识分子多师出一门的状况,年轻时候的晁错所学驳杂。他既跟随西汉法家张恢学习过法家思想,也曾经远赴山东,跟随此时的儒家大师伏生学习过儒家思想。但是在崇尚黄老道家学说的西汉初期,无论法家还是儒家,都是彼时“不入流”的学问,学这些“不入流”学问的晁错,年轻时也因此在政坛很“不入流”。他最早是凭着学问出名,经过地方上举孝廉,做了长安的太常掌故,是个负责祭祀的小官。这个官职级别不高,权力不大,但也有些油水,比如祭祀的财务用度以及摊派分成,总有可以捞钱的地方。但晁错却以“峻直刻深”著称,也就是说为人严苛,大小事情都不肯通融,又兼为官清廉,因此得罪人也不少。他这时期最出名的,就是写得一手好文章,尤其是写祭文的文采,远近闻名,可这点小才华,在西汉王朝里却算不得什么。所以有才又得罪人多的晁错,在这个小位置上,一窝就是数年。

    晁错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汉文帝在位时期。当时汉王朝需要选派一个人,去山东儒家大师伏生那里学习《尚书》,这是西汉历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秦始皇焚书坑儒,连带着把儒家经典《尚书》也坑了。到了西汉时期,儒家的诸多典籍都失传,尤其是《尚书》,全国精通者,也就剩下这位身在齐地的伏生。虽说这时期儒家不吃香,但毕竟也是文化抢救工作。晁错因其才学,被上司推荐,得到了这个重要的机会。这个机会他抓住了,学成归来后,他不但详细地向汉文帝阐述了学习心得,更借儒家典籍的诸多条文,对国家大事阐述了个人的改革见解,尤其是对于汉文帝非常关心的3个问题:农业生产问题,抗击匈奴问题,加强中央集权问题。也正是这件小事,让汉文帝第一次认识了这个原先不起眼的年轻人。虽然,晁错的条陈并没有被汉文帝接纳,但他却因此得到了一个有前途的工作:太子舍人。也就是彼时身为太子的刘启的老师。

    在这个有前途的工作上,晁错的表现很不错,他不但认真完成对太子刘启的教学任务,更借机向刘启灌输儒学思想。此外晁错清正刚直的人品,以及卓越的谋划能力,皆得到了太子刘启的敬重,早在刘启登基前,他就是朝野公认的“太子智囊”。而与此同时,在国家大事方面,晁错也没闲着。公元前168年,西汉帝国发生了一场近乎耻辱的战争:匈奴大举窜犯上谷、渔阳、云中三地。忍无可忍的汉文帝拍案而起,决心重兵反击匈奴,这一次,汉文帝咬牙动了血本,调集了13万大军出兵迎敌,意图重创匈奴。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汉军主力集中在前线后,不但不敢与匈奴交锋,相反却眼睁睁看着匈奴烧杀抢掠,直到一个月后,匈奴才满载着大批掳掠的人口、财物,洋洋得意地在汉军眼皮底下拔马北归。而集结在边境的13万汉军,不但一箭不发,相反“礼送”匈奴人离境。残酷的现实让汉文帝愤懑不已,他很难想象,为什么经过了10多年励精图治,汉朝仍然对嚣张的匈奴无可奈何。此战结束之后,汉文帝下令,命百官畅所欲言,讨论对付匈奴的办法。

    汉朝打不过匈奴,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条,一是汉军此时没有强大的骑兵部队,在机动性上差匈奴太远,往往是追追不上,追上了又打不过。二是长期以来对匈奴作战的失败,以及匈奴人屡次入寇抢掠的现实,让汉朝上层军方人物普遍患上了“恐匈症”,反正打到最后也要和亲,何必白白付出伤亡?如上种种,导致横扫中原的汉军,在面对匈奴的时候,长期处于脓包状态。

    汉文帝是不想做脓包的,很多汉朝人更不想,晁错也是其中之一。但当时百官的奏疏,要么是大骂匈奴,要求主动出击,却拿不出实际的办法;要么是拿出白登之围吓唬人,主张继续对匈奴和亲,拿着女人金钱换和平。而真正提出解决问题办法的人,却是当时并不起眼的晁错。他相继上了两道奏疏:《论贵粟疏》和《言兵事疏》。

    这两道奏疏在历史上并不出名,但事实上,却是两道扭转了西汉军事政策的奏疏,说是天下无敌的西汉铁骑腾飞的起点,也毫不过分。

    因为这两道奏疏,讲的就是反击匈奴的两个最重要问题——攒钱、练兵。

    讲攒钱的,主要是《论贵粟疏》。西汉反击匈奴难,难就难在花费巨大,组织兵马,提供粮草,冲锋陷阵,金戈铁马都是用钱砸出来的。一场巨大的战争足够把国民经济储备消耗大半。尤其是与匈奴的战争,多集中在北方边地,那里是生产比较落后,长期遭到战争破坏的地区,一旦开战,兵马钱粮全靠内地供应。要反击匈奴,必须要储备财富,要储备财富,边地生产力却落后,怎么办?晁错有办法,在《论贵粟疏》里,晁错告诉汉文帝,虽然地区之间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可以通过国家的有关政策,来调整不同地区的物资储备。比如,可以采取奖励制度,对给边地提供粮食者,给予爵位和政府奖励。这就是汉文帝时代著名的“入粟拜爵”制度。借此制度,西汉王朝从此开始积累了大量的粮草财富,而与此形成连锁反应的就是短短几年之内西汉边境地区储粮充足,西汉政府又大量调动边境储粮支援内地,并借机减免赋税,因此形成良性循环,西汉王朝的农业发展,从此突飞猛进。

    而反击匈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练兵。比起攒钱来,练兵更让汉王朝头疼。汉民族是农业民族,但冷兵器时代,杀伤力最大的兵种却是骑兵,要抵抗匈奴,就必须要有一支强悍的骑兵部队,可比起马背上长大的匈奴人,汉人在弓马骑射上的差距,又怎是一朝一夕可以弥补。人学骑马需要时间,积累战马更需要时间,中原本身就不产良马,本土仅有的产马地区即燕赵北面地区,却也有限得很,无法支持整个帝国的战马供应。晁错也有办法,他的办法一是“募民实边”,即从中原招募百姓到边境屯垦,且政府发放农具,提供土地,给予减免赋税的政策。同时修缮堡垒,发给百姓武器,鼓励他们结社自保,再从中选拔精壮充实入军队中,这就有了最可靠的兵源。与此同时,由西汉政府出资,大量招募匈奴人来汉地居住,邀请他们为汉朝训练骑兵,甚至充入汉军中为兵,这些人熟悉匈奴的作战方式,并且能够带来精良的战马和先进的骑兵训练方式。因此实行之后,西汉边地的骑兵素质,从此突飞猛进。

    如果我们看看后面的历史,不得不更加感叹晁错的远见卓识:晁错的“募民实边”法,沿袭到后世,几经改革之后,就成为了历代封建王朝极为推崇的建军方式“屯垦戍边”。即使对于西汉本朝来说,也因这一法令,令西汉帝国从此有了战斗力强大,足够与匈奴争锋的骑兵军团。西汉反击匈奴战功最卓著的卫青、霍去病两部,其部下兵员,大多都是由边地屯垦的良民百姓组成,战斗力之强,令匈奴闻风丧胆。而招募匈奴人为兵更是效果显著,西汉骑兵军团中有大量的匈奴人存在,这些人世代归附汉朝,为汉朝出生入死立下战功。而这一切的肇始者,正是晁错。

    在西汉帝国饱受匈奴肆虐的几十年里,虽然不断地有人提出反击匈奴,力主对匈奴实行打击,但是真正开始切实可行的政策,找到击败匈奴办法的人,却是从晁错开始。他也许不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却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建设者。

    汉帝国以极快的速度,将晁错的这两道奏议推广全国。从此之后,原本荒凉的北方边地,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云中、雁门、右北平等边防重镇,很快就有了精良的骑兵队伍,并且开始在小规模的与匈奴的战争中获得胜利,也是拜这个政策所赐,新一代的西汉骑兵将领开始成长起来。

    但在汉文帝时期,晁错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用,他才能卓越,品行刚直不阿,但是他刚直到严苛这一条,很遭勋贵和诸侯的不满。因此只能以太子舍人的身份参与政治,地位并不高。而汉文帝也似乎想将这位“大才”留给儿子用,在刘启身边,晁错很得宠信。与此同时,他交恶了一个当时八面玲珑的人物——袁盎。袁盎在汉文帝在位时,就被誉为“国士无双”,他也曾以忠直著称,比如周勃获罪时,他曾全力营救,淮南王犯法时,他也曾大胆揭发。他还就任边地太守,抗击过匈奴入侵,是个名噪一时的能臣。但这人偏偏有几个毛病,一是小心眼,一语不合能记恨很多年;二是孤傲,对谁都瞧不起。他还是个社会关系很强的人,他的家世很显赫,上上下下都有交情,甚至连江湖游侠也多与他结交。这样的人物,跟晁错自然是很合不来,晁错是一个性格冷峻傲慢的人,也喜欢恃才傲物。而且两人都争宠于太子刘启,不互相掐是不可能的。早在晁错做太子舍人的时候,袁盎就已经是位高权重的中郎将了,在太子刘启面前,两人常常互相诋毁。甚至多年里“不交一言”。而也正是这个袁盎,把晁错最终送上了不归路。

    <er">二

    晁错的发迹,是在公元前157年汉文帝过世后,一直赏识晁错的太子刘启即位。

    汉景帝刘启即位后的第一道官职任命,就是把晁错提升为内史(即长安市市长),成为彼时朝廷里位高权重的人物。如果不是朝野反对声过大,也许还会提拔得更快。这时候的晁错,已经四面树敌,从汉文帝晚期开始,晁错上奏疏论述最多的,就是西汉王朝此时已成尾大不掉的诸侯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朝野里许多有识之士都达成共识。比如和晁错不和的袁盎,也曾忧虑过诸侯问题,但是大多数人的态度,都是主张采取徐图缓进的政策,利用诸侯国内部的矛盾,对诸侯王分而治之,不断削弱诸侯的势力。可是晁错坚决反对,他认为诸侯国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朝廷必须采取强硬态度,厉行削藩之策。外加他又是个急性子,在这个问题上连篇累牍地上书,结果意见没被采纳,反而地球人都知道——晁错是与天下诸侯为敌的。

    也正因这个原因,在晁错的任用问题上,许多重臣都反对。汉景帝即位初期,反对声最强烈的,就是彼时的丞相申屠嘉。这个申屠嘉也不是一般人,早在楚汉战争时期,他就是刘邦麾下的一个步兵连长,可谓是此时西汉朝廷里硕果仅存的“老革命”。此人在西汉建国后,虽然行政能力有限,却是以刚直廉洁著称,尤其是“思想觉悟高”。凡是刘邦说过的,他就坚定地认为是对的。晁错的言论在他眼里,当然是离经叛道,对此异端,也自然要除之而后快。申屠嘉的方法很简单——扣帽子。硬是罗织罪名,给晁错扣了一顶“侮辱先帝”的帽子,气势汹汹地给汉景帝上书,要求诛杀晁错。帽子扣得大,可是他的时机选错了。此时汉景帝即位不久,你这时候说晁错是奸臣,不是打汉景帝的耳光吗?结果申屠嘉的奏疏石沉大海,晁错却因祸得福:碰了壁的申屠嘉到底是“老革命”脾气,眼见奏疏意见不被采纳,竟然急火攻心,一下子呕血而亡了。晁错的脑袋上,一下子搬掉了一块大石头。

    搬掉大石头的晁错,终于可以放手实行他素来力主的政策——削藩。应该说他眼光很准。西汉的诸侯国已经日益强大,现在不削,将来就是想削也没有机会削,反而会被诸侯国所制,造成中央集权的衰弱。但这毕竟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中国古人总说“疏不间亲”,各路诸侯国,就算和皇帝有天大的矛盾,说到底还是一家人,晁错一个外人,去动手整治皇帝的“自家人”,下场就注定是悲剧的。但晁错却不管这么多,干祭祀小官的时候,他就敢得罪人,干太子舍人的时候,他就敢变更西汉的军制,所有的无私无畏,却全为了一个理想——天下。

    早在做内史的时候,晁错就开始动手了,他利用内史的权力,变更了对诸侯的各项管制条令,对诸侯入京朝见做了严格的限制。申屠嘉死后,汉景帝借着提拔原御史大夫陶青接替丞相位的机会,顺手把晁错提成了御史大夫,这可是位列三公,位高权重的角色。这时候的晁错,也终于有了足够的权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公元前155年,晁错正式向汉景帝上了《削藩策》。这个政策的内容石破天惊,它指出,如今诸侯国中的吴王、楚王等人的封地,几乎占有汉帝国一半以上的国土,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实行严厉的削藩打压政策,将这些诸侯国的地盘,缩减到大约一个郡的面积。如果按照这封奏疏的内容办,那么此时势力最强大的吴王刘濞,将失去他五分之四的地盘,势力其次的楚王,也将失去他五分之三的地盘。没了地盘的诸侯,不和朝廷玩命是不可能的,如此强硬的措施,不引起反抗更是不可能的,晁错自己也预见到,他这样做的后果,势必将引起一场大规模的诸侯叛乱,但他在奏疏里告诉汉景帝了:吴王刘濞素来就有反心,削藩他要反,不削藩,他迟早也要反,他现在造反,危害要比等他强大了造反要小得多,所以,削藩刻不容缓。

    这封奏折在当时的朝野上,无疑引起了强烈的地震,连一向赏识晁错的汉景帝刘启本人,也不敢轻易下决断:谁都知道,这势必是一个激起强烈反抗的奏议。所以汉景帝召集群臣商议,大多数人都不表态,也没法表态,地球人都知道汉景帝赏识晁错,反对晁错的建议,就是反对汉景帝,后果好不了。但如果选择支持晁错,当那场暴乱爆发后,谁也不能承担这个责任。满朝文武里鲜明表态的,是魏其侯窦婴——反对。他是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的娘家侄子,汉景帝的表弟,当然不用担心“担责任”的问题。此人也是文景时期的一大能臣,能文能武,但偏偏政见与晁错相悖。他本身就是外戚出身,晁错的政策,不但有打压诸侯的一面,也有打压外戚的一面,这自然是他反对的。而且此人还是个“民族主义者”,虽然在对匈奴的问题上,他与晁错相同,主张放弃和亲政策,反击匈奴,但他更主张全国团结,联合诸侯王,共同对付匈奴。所以在诸侯问题上,他一向主张采取怀柔政策,这就和晁错针尖对麦芒了。

    所以群臣商议,最后演变成了晁错与窦婴两个人的“辩论赛”。在这场辩论赛里,晁错充分发挥了自己犀利的口才,旁征博引的能力,一场唇枪舌剑,将窦婴驳得无言以对。尤其是在匈奴问题上,一句“攘夷必先安内”,让所有的反对声都闭了嘴。事情就这么定了——削藩,用最强硬的手段削藩,彻底剪除诸侯国对朝廷的威胁。

    晁错口气很硬,具体行动起来,方法也很阴。他本来就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做事情很有效率,又兼御史大夫一职本来就掌管稽查,各诸侯国都有他的眼线,上奏疏之前,就把各路藩王的劣迹找了个遍,比如吴王的经济问题,楚王的生活作风问题等等。削的理由找了一箩筐,动手的初期也很顺利,一出手就打击一大片:赵王的常山郡给削了,楚王的东海郡给削了,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给削了,胶西王的6个县给削了……短短几个月,全国上下,都是一片喊“削”声。

    这次削藩手段之强硬,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然而反响之平静,却出乎朝臣们的意料。各路被削的诸侯,全都老老实实伏法,连个“不”字都没说。个别胆小的还主动上书请罪,痛哭流涕地做自我批评。总而言之,上上下下都很太平。

    此时的晁错,人生已经顺利得不能再顺利,风光得不能再风光,遭了20多年的打压,这会终于翻身农奴把歌唱,连想整死他的丞相,最后都自己把自己气死了。想削一刀的诸侯,说削你就削你,得罪过他的人,想办你就办你。比如多年来和他“不交一言”的袁盎,也被他趁机下了药,以曾经受诸侯贿赂的罪名,被晁错参了一本,灰溜溜地被打发回家了。

    但风光过后,就是无尽的险峰,此时的晁错,已经危机四伏。削藩的“砍刀”下,一股暗流也在悄悄涌动。意料之中准备玩命的诸侯们,就要开始玩命了,他们的矛头,将不止是喊打喊杀的晁错,还有在他之上的,汉帝国最高的权力宝座——皇位。晁错的父亲劝晁错:“你这么做,汉朝皇家安稳了,可我们晁家就危险了。”苦劝无效下,老人竟然服毒自尽,而他临终前的忧虑,却在不久之后变成了现实。

    <er">三

    公元前154年正月,在晁错“削藩”运动中被杀得遍体鳞伤的诸侯们,在经过了周密准备之后,终于亮出了复仇的獠牙——清君侧,诛晁错。在此名义下,吴王、楚王、胶西王、济南王、赵王、淄川王、胶东王7个诸侯王联合举兵叛乱,这就是影响了整个西汉帝国走势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的爆发,无论是之前力主削藩的晁错,还是背后撑腰的汉景帝刘启,都早有准备,但暴乱发生后才发现,准备远远不足。

    七国之乱的爆发点,是吴王刘濞的重镇扬州,仅吴王本人所属的兵马,就多达20万。吴王与楚王合兵,直接进攻河南地区,一旦河南沦陷,西汉帝国的京城门户潼关,就将暴露在叛军的眼皮底下。而在东面,胶西王、济南王、淄川王、胶东王4路诸侯王兵马,在合兵攻打山东的门户临淄,与忠于西汉中央的齐王血战。北部方面,地处边防重镇的赵王不但举兵南下,更联合匈奴一同进兵。号称“中央政府”的西汉王朝,实际上已经处于东、南、北3路夹击之下,确切地说是4路,因为此时雄心勃勃的匈奴军臣单于,已经在西汉北部边境集结重兵,一旦汉军作战失利,他们就将恶狠狠地扑过来,甚至夺取西汉的都城长安。正因如此,西汉用于防备匈奴的精锐骑兵,也就被死死地牵制在北线,无力参加南下平叛战争。一时间,全国各地喊打喊杀,沸反盈天,之前风风火火的晁错,一下子成了“全民公敌”。

    对七国之乱,汉景帝的布置还是比较从容的。早在削藩之前,他就大力拉拢自己的同母兄弟梁王,以他镇守睢阳,扼守住了由河南入潼关的门户。丽寄和栾布各率精兵,分别至齐赵两地迎击叛军,另有大将军窦婴作为机动兵力驻扎荥阳,用以牵制齐赵两地军队。而主力军方面,汉景帝选择了周亚夫为统帅,率36将军迎击吴楚叛军。从人选上,这些抉择都是正确的,但是西汉帝国可调动的兵力,此时却严重不足。七国之乱的叛军数目,号称有50万,而实际的参战兵力,也在30万以上。而这时候的西汉帝国,在第一时间可调动的所有兵力,尚不足10万人。因此在开战的第一个月,汉军的局面异常危急:南线的吴楚叛军长驱直入,包围睢阳;东线的齐地四王叛军包围临淄;北线的栾布也和赵王打成了相持。更要命的是,叛军绝口不提夺权的事,只说要“清君侧,诛晁错”,几乎给全天下一个错觉:杀了晁错,诸侯就会退兵。

    晁错的命运,也就因此而凶险起来。

    在当时对于削藩,不但诸侯王反应强烈,外戚勋贵们更是反对声四起,毕竟是兔死狐悲,诸侯王遭削弱后,外戚勋贵也无法幸免,晁错自然成了“公敌”。而前线战事不顺的情况下,汉景帝自然也要考虑和诸侯国媾和,寻找“和平解决”的可能。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晁错此时已经处于墙倒众人推的境地,杀晁错谢诸侯,已经成为许多官员的共识。

    向汉景帝提议杀晁错的,是早先被晁错罢免的袁盎,他与叛乱的主谋吴王刘濞私交甚好,也因此被汉景帝起复,派到刘濞处媾和,刘濞也给他透露了“和平信号”:杀了晁错,停止削藩,我就退兵。这个条件不能不让汉景帝动心,毕竟在崇尚黄老无为的西汉,事情能大事化小是最好的。而真正对杀晁错起到关键作用的,其实是之前和晁错为削藩争论过的窦婴。窦婴凭借自己是窦太后侄子的关系,通过他的姑妈窦太后,向汉景帝发出了杀晁错的信号。而晁错本人也作出了错误的抉择,叛乱发生后,他给汉景帝提的建议,是由汉景帝御驾亲征征讨叛军,而对于从未经历过战争的汉景帝来说,这种行为无异于赌博。而这个建议,同样也开罪于手握重兵的周亚夫。所以,晁错之死,已不可避免。

    关于晁错的被杀,历史书上记录的过程是这样的:先是袁盎出使叛军归来,由窦婴引领,密见汉景帝,提出了杀晁错的建议。但此时的汉景帝还在犹豫,10天以后,丞相陶青等人联合上奏,弹劾御史大夫晁错。弹劾的内容很有学问,没有指责削藩政策,毕竟这是汉景帝亲手拍板的,反而是指责晁错要求汉景帝御驾亲征,是目无君父的表现,一语正好触动了汉景帝的忌讳,也帮他下了决心:杀!公元前154年八月,晁错在上朝的路上遭到突然袭击,被士兵擒拿,接着火速宣布了罪状,腰斩于东市。

    晁错死后初期,汉景帝确实感到松了一口气,他火速派使者到叛军营地,告知晁错的死讯,并准备恢复七国的封地,可吴王刘濞并不接受,相反悍然宣布称“东帝”。汉景帝这才知道自己上当了。但晁错的死并非没有价值:叛乱初期,叛军的口实是“清君侧”,现在“君侧”清了,叛乱却在继续,等于是自打耳光。同时也借着杀晁错的时间段,汉帝国完成了决战的准备。之后的两个月,汉帝国调动北部精锐骑兵南下,先平齐地,再断绝吴楚叛军粮道,最终将七国之乱彻底剿灭。之后,汉景帝继续了晁错的削藩政策,剥夺了汉朝诸侯国的兵马财政权力,各诸侯只能在属地收取租税,势力大减,而已经平定的七国,全部被划为西汉郡县治下,汉帝国的中央集权实力从此大大加强。只是含冤而死的晁错,成了这场大变革中,第一个悲壮的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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