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惊天裂变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洪兵 本章:第二十四章 惊天裂变

    全州大捷

    逃到湘西南武冈的永历帝不久发现,他在这里的心情,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不爽。

    这倒不是武冈的生存条件太差了,相反,这里不仅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而且还山青水秀、气侯宜人。

    让永历帝心情严重不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正被刘承胤这个小军阀——“玩弄于骨掌之上”。

    刘承胤,大明军队专业化干部,因常使一根铁棍,人赠外号“刘铁棍”。

    崇祯年间,“刘铁棍”曾任黎靖参将,因平定武冈袁有志起义,以及成功救出岷王世子的“特殊贡献”,被升为副总兵。

    弘光朝时,他又被升为总兵,专门负责镇守武冈。

    惊魂不定的永历帝,初来乍到时,也曾受到这位“刘铁棍”的热情接待。

    为表达谢意,永历帝将其由隆武帝封的定蛮伯,加封为武冈侯。

    民风淳朴、美丽险峻的武冈,一度吸引了永历帝的眼球,他把此地改为奉天府,打算由“暂居”改为“长住”。

    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不久,又被提升为安国公的“刘铁棍”,逐渐露出了其丑恶凶残的嘴脸。

    他接连杀害了几个与他意见相左的大臣,还随意斩杀南明其他友军来使。

    后来,因为和皇帝闹了一点不愉快,这个素质低下的小军阀,就干脆挑动手下跑到宫中,向永历帝“索响”。

    一路逃难而来的永历帝,早已身无分文。

    在虎视眈眈的逼迫之下,他只得动员王皇后把宫中“簪珥首饰”拿出来,这才让“索响”的大兵们一哄而散。

    经此一事,永历帝在武冈的生活,便变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了,日日夜夜、惶恐不安。

    经此一事,“刘铁棍”知道君臣情分已绝,开始密谋废掉永历,立自己的女婿岷王为帝。

    恰在这时,督师湖广的大学士何腾蛟,来到武冈朝见永历帝。

    见到这位“孤守两湖、独撑危局”的老臣,永历帝像见到亲人似的,向他滔滔不绝讲起了“刘铁棍”种种违禁犯上的不轨行为。

    听着永历帝的痛苦讲述,何督师顿时触景生情,忽然也想起了自己一年来的悲惨经历,不禁悲从中来,泪如泉涌!

    何督师在湖南整合了政府军,收编了大顺军,这让他手头掌握的军队,一下涨到了十二镇,近十五万人。

    在如何使用这些丰富的“军力资源”上,这个“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骨子里永远脱不了轻“响马”(大顺军)重“南军”(政府军)的惯性,特别对张先壁、曹志建、黄朝宣这些政府军将领,更是“恩爱有加”。

    除多次为他们加官请爵外,在粮草供应方面,也是优先保障。

    可这并没有换来他所期侍的“丰厚回报”,这帮人仍然是扰民有余、御敌不足、不听指挥、胡作非为。

    失望至极的何督师,于是分别从广西、贵州、云南等“老少边穷”地区,招来了三万多人的武装力量,作为自己的“督标亲军”。

    他企图用自己的这支亲军,镇住下面这些不听话的各派武装,形成“强干弱枝”的局面。

    在增添了这三万多拿高薪的“军务人员”后,湖南的财政更加紧张。

    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何督师在湖南,除突击加派“救国义饷”外,还提前预征了一年的农业税。

    结果,湖南每亩民田的实际负担,比崇祯时代提高了六倍。

    即使这样,湖南仍然有很多地方的财政,仍是“缺米下锅”。

    何督师只得“饮鸠止渴”,开始卖官售爵。

    但这仍还是收不抵支,他便指使下属,敲诈富户,让其捐资助饷。

    政治、经济、军事是一个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的结合体,何督师这一轮“整军备战”搞下来,让整个湖南物价飞涨、经济凋敝、民怨沸腾。

    为缓解民众的不满情绪,何督师打算内部矛盾外部解决,于1646年九月,发动了“秋季攻势”,先向清军占据的岳州进攻。

    但这次明显缺乏“给力”的北伐,非但没打下岳州,反而几乎赔光了“督标亲军”的全部人马,并引发了多尔衮对湖广战场的“重新认识”。

    在平定浙江后,多尔衮派遣“汉奸俱乐部”的三个高级会员——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等组成“平南军”,于1647年2月16日,会同佟养和一起以岳州为基地,对湖南发起了全面进攻。

    何督师紧急调马进忠、王允才部,加强长沙的防卫。

    但就在两部还在回援途中时,清军己占领湘阴,兵锋直指长沙。

    长沙守将王进才一看兵力不敌,立即保护何督师等乘船南撤,2月25日,清军占领长沙。

    长沙失守后,湖南局势一发不可收拾,浏阳、常德、衡州等重要城市均陷入敌手,何督师退到湘柱边界的永州地区,聊以度日。

    君臣二人“互道衷肠”后,才慢慢愣过神来。

    下一步,该怎么办?

    跟何督师去永州,不现实,那地方,现在已是新的“国防前哨”了,清军随时都可能“朝发午至”,危险系数太大。

    何督师于是建议永历帝不要犹豫、不要徘徊,下定决心,移跸桂林。

    见“何老首长”竟然来和自己搞“同业竞争”,“刘铁棍”干脆一棍子戳到底,上疏要求解除其督师职务,改任为户部尚书专理粮饷,妄图将这碍手碍脚的“老首长”一脚踢出军界。

    得到永历帝拒绝后,他便直接面见何督师,拿出一副“督师舍我其谁”的架式,请“何老首长”乖乖交出军权。

    “何老首长”则不紧不慢地告诉“刘铁棍”,出任督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皇帝的任命,第二是能指挥动郝永忠、马进忠、张先壁这些大腕级将领。

    “刘铁棍”傻眼了,不用说兵多势众的郝永忠了,就是实力最差的张先壁,人马都是自己的好几倍,甭说指挥,就是能让这几位“仁兄”,别来抢自己的生意,就阿弥陀佛了。

    “此路不通、则走彼路”,头脑简单的“刘铁棍”,想出了一个一了百了的办法。

    这就是干掉何腾蛟,使他的手下,自然而然地听命于自己。

    何腾蛟,一个“官场斗争经验何等丰富”的人,对“刘铁棍”不法行径,很快心知肚明。

    他上疏永历帝后,得到了赵印选、胡一青两营滇军,作为“贴身护军”。

    在一个黑漆漆的夜,他忽然率这两营军开拔,返回永州。

    得到“何老首长”午夜狂奔的消息后,无可奈何的“刘铁棍”,只能落得一声叹息!

    逃回永州后的何腾蛟,立刻授意张先壁,率几万人开到武冈,去教训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刘铁棍”。

    张先壁带领几万人马,没几天就来到武冈城下。

    此举立刻让“刘铁棍”抓狂,抓狂之后,他仗着手中有永历帝这块牌子,指责张先壁“犯阙”。

    有备而来的张先壁,则针锋相对地痛骂刘承胤“劫驾”。

    这场官司的最后裁决者,便只能是南明最高统治——永历皇帝。

    永历帝终于找到了当领导的感觉。

    他“煞有其事”派出兵部官员龙之沫,前往张先壁的营中宣谕和解。

    宣谕后,永历帝让张先壁率军,到离武冈不远的沅州驻扎。

    这样做,等于给“刘铁棍”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也让自己有了一份安全保障。

    在张先壁驻扎沅州后,“刘铁棍”一下子变成了“刘木棍”,相对老实多了,“废桂立岷”的政变计划也静悄悄地胎死腹中。

    可这舒坦的日子,永历帝还没还多久,就秋天来了,清军也来了!

    在长沙、衡州结束了“避暑”的清军,趁着秋风送爽,又开始对湖南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

    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永历帝所在的武冈。

    除郝永忠在桂阳、张先壁在沅州进行拆抗外,其它的南明将领,非战即降,孔有德率领的清军,很快到了离武冈不远的斗溪铺。

    “刘铁棍”派出部将陈友龙等迎战,但战斗的结果却让他“大跌眼镜”。

    他手下的蒋虎、孙华、聂鸣鹤、张承明、张大胜等重要将领,全部战死,清军现距武冈仅有三十里。

    在这令人垂头丧气的事实面前,没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刘铁棍”的人生抉择,就是————投降。

    为表示自己投降的热情和诚意,“刘铁棍”同志一边剃头“表决心”,一边派人找到“平南军”的一把手孔有德,表示可以把永历帝,当作“见面礼”,送给清方。

    凡事都应该有一个“度”,“刘铁棍”的积极主动,不但没有让孔有德心花怒放,反而让他疑心重重。

    作为投降业中“资深人士”,多次投降又多次反叛的孔有德,最怕的,就是别人和他玩“假投降”。

    所以,对于“刘铁棍”的投降,他没有一口拒绝,也没有马上接受,而是用“研究研究、考虑考虑”的官场常用语来敷衍。

    这就给永历帝的再次安全出逃,提供了“一线机会”!

    永历帝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尤其对潜伏的危险,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他见清军步步逼近,而平时大言不惭、趾高气扬的“刘铁棍”,现在却默不吱声、行踪诡秘,感到情况有些不妙。

    为防万一,他决定移跸靖州,并请出“刘铁棍”的老娘,请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这位饱受儒家教育的老娘,倒也深明大义、当仁不让。

    在“刘铁棍”外出接洽投降,不在武冈的情况下。这位老人家,利用自己的“特殊权威”,强令“刘铁棍”的手下打开城门,送永历君臣出城。

    往靖州方向走了二十里,永历帝“先知先觉”的脑袋,再一次“灵光大现”。

    他吩咐手下:“靖州是刘承胤的地盘,不可去,从小路速回广西。”

    恰在这时,天又降下大雨,饥寒交迫的永历君臣,深一脚、浅一脚,找路直奔广西。

    走到达广西古泥时,终于碰上了一支“亲人的队伍”————总兵侯性,领兵前往接驾。

    感动万分的永历帝,就在侯性的护送下,安全到达柳州,完成了这次凶险而难忘的“逃生之旅”。

    侯性因为这次特殊的贡献,立即被“火线提拔”,进封为商丘伯。

    这次逃难时,为了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永历帝在半途,还特意命首辅吴炳护送皇太子,取道城步县入广西。

    结果这回却“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两人都没有永历帝那么幸运,途中一起被清军擒获,押往衡州。

    “刘铁棍”费尽周折,投入孔有德的怀抱后,随即引清兵占领武冈。

    发现“见面礼”永历帝己经逃走后,大惊失色的“刘铁棍”,赶忙派出护军统领钱国安,带领一千名骑兵追往靖州。

    这自然是无功而返!

    在这次清军对湖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除了制抚堵胤埸率马进忠仍据守九溪,曹志建领兵扼守湘桂交界的龙虎关外,湖南各地都被清军占领。

    何腾蛟见自已在湖南两年多的“经营成果”毁于一旦,也只得悲戚戚地离开湖南永州,撤到广西兴安。

    随后,何腾蛟手下军事实力最强的郝永忠部,也随之来到兴安。

    鉴于兴安太小,无法解决郝部的后勤问题,郝部便向桂林进发,希望能得到瞿巡抚的“关心和帮助”。

    但瞿巡抚,却带着更高度数的“有色眼镜”,来歧视郝永忠这位曾有过“历史污点”的原大顺军将领。

    他不但拒绝郝部进驻桂林城,而且连粮草也不给予供应。

    愤懑不平的郝永忠,便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老传统,成立了“征粮队”,在桂林郊外实行“就地征粮”。

    “征粮队”不时和当地民团发生流血冲突,搞得军地关系分外紧张!

    这时侯,已是1647年11月了。

    在这个黄叶飘零的晚秋,清军耿仲明部越过湖南边境,对广西北大门——全州,发动了新一轮攻势。

    眼见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何督师、瞿巡抚这次紧密地团结起来,认认真真地组织了一场事关南明生死存亡的“全州会战”。

    南明这次参战的将领,是五个经过“大浪淘沙、百炼成钢”的将军——郝永忠、焦琏、卢鼎、赵印选、胡一青。

    南明这次参战的士兵,有原大顺军、湘军、滇军、桂军,倒也个个算得上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人数上,南明士兵约有十多万人,诸营并连,首尾亘三百里。

    更重要的,全军上下此时的确有了一股同仇敌忾、誓死抗争的悲壮气概。

    胜利的种子由此播下。

    南征以来,一路顺风顺水、高歌猛进的耿仲明,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全州会是自己遭遇的下一个“滑铁卢”。

    11月13日辰时,全州保卫战正式打响。

    焦卢赵胡四将,负责对清军耿仲明部发起正面进攻,郝部则负责绕道小路,从背后发动袭击!

    正午时分,当两军激战正酣之际,郝部“凶狠的一刀”,忽然朝清军的背后砍去。

    在桂林城郊,受尽民团窝囊气,极想找机会发泄的郝永忠,现在终于有了撒气的对象。

    他身先士卒,率骑兵卫队,直冲清军的“总指挥部”,一举打瘫了清军的“中枢神经”。

    失去指挥的清军,乱作一团,奔溃北走。

    南明军队趁势追击,把清军一举赶出广西境内。

    据明军战报的不精确统计,此役“杀虏千余级,夺大西马三百余匹,小马无算,火炮、弓箭、衣甲、器械不计其数”。

    历史上把这次大捷,称为“全州大捷”。

    与比上次的桂林大捷不同,这次战斗中歼灭的,主要是由辽东汉人组成的“汉八旗”。

    这支队伍属于清军中的“第二精锐”,战斗力仅次于正宗的“满八旗”。

    这比起上次打败的“李氏清军”来,又整整提高了一个档次。

    闻此大捷的永历帝,龙颜大悦地对这次难得的胜利,及时做出了总结表彰。

    他专门下诏,赞扬这次大捷——“真中兴战功第一”。

    随后在12月5日,永历帝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由柳州移跸桂林。

    永历君臣还不知道,正是由于这次大捷,引发了清军内部阵营发生了巨大的分化。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降清的两个“重量级”人物——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宣布反正归明。

    一场惊天裂变终于开始了!

    江西反正

    参与江西反正的,是清朝江西正副军区司令(正副提督)金声桓、王得仁。

    金声桓,辽东人,原是明宁南侯左良玉的一个部将,在明亡时,已做到了总兵官的位置。

    1645年5月,在“老主人”左良玉忽然死亡,“小主人”左梦庚向阿济格降清时,金声桓也一同投降。

    多尔衮对明朝投降过来的武装集团,绝大多数采取的,是“囚主而用仆”的方针政策。

    于是,降清后,左梦庚被带回北京,“恩养”起来。

    而金声桓,则带领手下来到江西战场,充当炮灰。

    王得仁,陕西米脂人,外号“王杂毛”,年少时候,为混一口饭吃,早早就加盟了李自成的反政府武装,为大顺朝的“做大做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自成同志牺牲后,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便投降了阿济格,并也被派到了江西,成为金声桓的副手。

    一条东北汉子,一条西北汉子;一个曾经“保政府的”,一个曾经“反政府的”,在这纷繁复杂的乱世,就这样鬼使神差地走到了一起,开始了他们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传奇人生。

    在江西,这两个“最佳搭档”,不费清政府的一兵一卒,就先后攻抚州、吉安、广昌、袁州、赣州等十一府,擒杀了永宁王朱慈炎,活捉了南明江西巡抚邝昭,消灭及整编了大批南明军队。

    立下如此赫赫战功后,这两人觉得有资本、有必要跟大清中央政府,进行一番讨价还价了。

    他俩联合上书,要求大清中央政府,从国家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出发,授与他们“节制文武”“便宜行事”的权力。

    目睹南明“枪指挥党”怪异现象的多尔衮,自然不会把江西的行政权、用人权拱手相让,让这块地方在这两人手中,蜕变成一个“独立自由的小王国”。

    他三下五除二地驳回了两人的“无理要求”。

    当然,为了安慰他们那颗受伤的心,他还是把这两位的官职,由镇守江西的总兵官,改为提督江西的总兵官,算是由“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

    但同时,多尔衮也做出了硬性规定:“今后,所有事关剿抚等重大事项,必须与该省的巡抚、巡按会商后方可执行;会商意见不一致的,要报告给东南最高行政长官洪承畴同志,做最后的裁定!”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得到这个意外结果的金王两人,大失所望,可劲地痛骂多尔衮“刻薄寡恩”。

    怒火,正静悄悄在金王两人心中积压、酝酿,就差一个爆发的机会了!

    机会来了!

    这就是发生在1647年底的全州大捷。

    在与清军三年多的并肩作战中,俩人逐渐认识到,这样两个事实:

    一是满人的实力,并没有吹嘘的那么神,只不过象一头贵州驴子————技止此耳罢了!全州大捷就很好证明了这点。

    二是各地汉人“反清之意未灭,复明之心不死”,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必然风起云动、天下响应!

    俩人相信,时势造英雄,自已完全可以,做一个振臂一呼的英雄,引导汉族人民,去建立一个有利于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新政府”。

    就在这时,江西巡抚、巡按这两个可恶的上司,又很不识相地给他们添了一把火。

    金王两位在收取江西时,凭借暴力抢夺,在战争中,迅速积累了巨额的“灰色财富”。

    “见人发财,分外眼红”的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不时胁迫这两位司令向他们“行贿买平安”。

    在私欲得不到满足时,章董就偷偷整点这两位的黑材料,时不时向多尔衮打份小报告。

    这回,章董又把贪婪的黑手,伸向他们,要求两位出点血——捐银三十万两,作为军费。

    这不是要他们出一点血,而是要他们流一大摊血。

    这个无理要求,气得王得仁副司令“声如嘶吼,目睛皆出”。

    大官逼小官,小官不得反,反他娘的。

    1648年1月27日,金王两位司令先发制人,在南昌宣布江西改旗易帜,反清复明。

    同时他们使用暴力专政手段,迅速逮捕了大清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布政使迟变龙、湖东道成大业等多名高官。

    对于这些捕获的高官,两位司令是这样处理的。

    “首恶犯”章于天,有制炮专业特长,免死,升为兵部尚书,专门负责为新政府制造新式火炮;

    “协从犯”董学成、迟变龙等,只会当官,无专业、无特长,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反正后,金声桓自封豫国公、王得仁自封建武侯,请出了在弘光朝被“下岗”,回老家新建闲住的原大学士姜曰广,让其重新“上岗”,并主持新政府的全面工作。

    南昌有一半多的政府在职官员,先后参加了这场“反正运动”。

    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江西的吉安、饶州、袁州等地的官员,纷纷响应,宣布脱离黑暗的清政府,回归光明的明政府。

    清朝在江西的地盘,一下子只剩下了赣州和广昌两府。

    金王两人派出代表,秘密联络广西的永历政府。

    实现成功对接后,江西便奉永历正朔,正式成为大明永历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下一步奋斗的目标,就是向何方进军,打败清军,收复河山,“多快好省”地建成大明永历帝国了。

    经过会商,金王制定了“两步走”的进军计划。

    第一步:北上拿下九江;

    第二步:沿江东下,直取南京,迎永历帝还都,以政治上巨大的轰动效应,带动全国人民一起反正。

    第一步计划,由于清九江知府吴士奇等各地官员的“蜂拥归附”,提前实现了。

    到二月末,王得仁的军队已顺利接管九江、广济、黄梅、湖口、彭泽等地区,成功控制了长江中段航道。

    在这一区域的辐射作用下,邻近的湖北、安徽许多地方的人民,按捺不住“保家复国”的热情,纷纷扛起了大刀长矛,背起了土枪弓箭,加入到起义队伍的洪流中来。

    清朝在这两省的统治,顿时冰消雪融,趋于瓦解。

    武昌告急!江南告急!大清帝国告急!

    面对遍地反抗的烽烟,来不及做过多反思的多尔衮,紧急调兵遣将,于1648年3月25日开始了艰难的“武叛平叛”。

    他调动的兵马,共有三路。

    第一路是驻京八旗,由征南大将军谭泰、固山额真何洛会(两位均为满族)统领,赶往安徽的安庆,会同降将刘良佐部,由北向南进攻。

    第二路是南京驻军,由江南总督马国柱率领,溯江而上,在安庆与谭泰会合。

    第三路是湖南的平南军,由孔有德等三王率领,率主力由湖南回防武昌,镇压湖北各地的民众暴动,确保长江以北省份的平安。

    孔有德接令后,立即从湖南撤军。

    撤军时,见人心思乱,就干脆将降清的“刘铁棍”、傅上瑞等“投降人士”全部杀掉,让这些曾经“很识时务”的家伙,即使当了一回汉奸,也没有保住那颗可怜而可卑的“项上人头”。

    孔有德的主力一撤,在湖南九溪卫蛰伏的堵胤锡率先行动,率马进忠部进攻湘北重镇常德,并顺利攻取之。

    “刘铁棍”被杀后,他的部下归陈友龙统领。这位本不情愿降清的“爱国将领”,便利用这一难得大好形势,带领全军反正,并先后占领了靖州、黎平、武冈、新化、宝庆,同堵胤锡、马进忠部互相呼应,大有一举拿下长沙之势。

    与此同时,在广西“蜗居”了半年的何腾蛟,也借第二次桂林大捷的余勇(第二次桂林大捷,是指1648年3月,何瞿等人再次在桂林,打败由湖南进犯的清军,此役歼敌人数超过从前的桂林、全州两次大捷),收复了一月份“不小心”丢失的全州,使永历王朝在广西的疆土,又再一次归于完整。

    尔后,何腾蛟信心百倍地率领得胜之师,跨过湘桂边境,开始实施其梦寐以求的“全面复湘”计划。

    江西、广西、湖南等省份的“量变”,又促使广东发生了“质变”。

    那个曾经双手沾满江南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李成栋,也带领广东各界人士,宣布脱离清朝,反正归明!

    广东反正

    李成栋在广东的反正,与金、王两人相比,是“表相近、实相远”。

    因为从表面看来,李成栋反正的原因,的确是多尔衮的赏罚不公。

    在以往的章节,我们可以看到,在暴力镇压汉族反抗的战争中,随处可见李成栋“忙忙碌碌”的身影。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有他,“长汀弑君”“岭南血案”中也有他,在他的身边,汇聚着千千万万汉族人不屈的冤魂。

    他曾仅率四千余众,就横扫东南沿海,克江苏、战福建、取广东、攻广西,射杀了隆武帝,活捉了昭武帝,逼得永历帝团团乱转,为大清王朝疆土的“开拓”,社会的“安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但他所做的这一切,在多尔衮看来,是一只走投无路、摇尾乞怜的“狗”,需尽的义务罢了。

    虽然李成栋是一只有些能力、有些功劳的“狗”。但对于“它”的奖励,多尔衮认为:不必多,一根“骨头”而已!

    因此,多尔衮在论功行赏时,就仅仅只给了李成栋一个“两广提督(两广军区司令)”的职务,而把那顶光彩照人的两广总督帽子,戴在了随军“政委”————佟养甲的头上。

    要知道,在一路南下的浴血征战中,“佟政委”仅仅带了一百亲兵,在战争中担当的角色,不过是执行一下“特殊勤务”(监视李成栋)罢了!

    当然,“佟政委”能得到这个职务,不仅仅是“特殊勤务”搞得好,更主要的,是他有一个特殊的家庭背景。

    佟养甲,辽东人,由于他的同族兄弟佟养正,早早就叛明降金,导致了一大家子,曾受到了大明政府“冷酷无情的迫害”,不是被杀,就是被囚。

    佟养甲本人,就曾被关在山海关监狱服刑,后几经疏通,才得以戴罪释放。

    重获自由后的他,隐姓埋名,浪迹江湖。

    为了谋生,他投到左良玉的帐下,当了一名小小的军需官。

    清军入关后,他终于咸鱼翻身、时来运转,不但恢复了真名实姓,而且还光荣“入旗”,并很快成为大清帝国上层建筑中,一个亮光闪闪的“零部件”。

    因为有过“早年深知世事艰”的痛苦经历,所以即使在当上了两广总督后,对李成栋这位能力实力“双优”的下属,佟养甲依然是礼敬有加,两人表面上的关系基本融洽。

    所以,尽管对多尔衮有很大的不满情绪,但当金王两人在江西反正的消息传来,李成栋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命人在粤赣边界上严防死守,阻止“祸水北来”。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汉族社会各界,是不会忘记李成栋同志——这棵“伟岸大树”的。

    金王两人首先一次次派出策反人员,对他进行耐心地说服工作。

    同时,广州城中的何吾驺(原崇祯朝大学士、隆武朝首辅)与降清的广东布政使袁彭年,也秘密成立了“工作小组”,暗中不断活动,配合金王的策反人员,对李成栋进行反正的“心理疏导”。

    想到清军入关后对同族人民的屠杀、奴役和掠夺,想到自已曾经的“助纣为虐”、恶行累累,李成栋胸膛中那颗“汉族之心”渐渐复舒,反正的念头正一点点在心中萌发。

    但在他的心中,仍然有一个无法向外人道来的顾虑。

    这就是自已的母亲、幼儿等家人,以及辛苦半生抢来的万贯家财,都在千里亡外的松江府,且正处于清政府严密的“保护”之下。

    如果自已一旦反正,那这一切都将玉石俱焚,化为乌无。

    就在他“去留两徘徊”之际,两位亲人的苦谏,彻底截断了他的退路。

    一个亲人,是他的干儿子李元胤。

    这个干儿子,是李成栋在河南时,收养的一个孤儿。

    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人是很容易偎依在一起,抱团取暖的,杀人如麻的李成栋也不例外。

    对这个干儿子,他一直就有一种超越血缘的亲情。除了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外,学习也没放松,即使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仍没耽误过对这个儿子的培养教育。

    他曾请过许多著名的学者,对这个孩子施以严格的家教。

    和同龄的孩子一样,李承胤读过的书,无非就是那一册又一册的儒家典籍。

    但就这让人诅咒了上千年的四书五经,承胤同学,却从中读出了其真正的内涵。

    这内涵就是——丈夫处世、仁义为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因为教育有引导内心方向的力量,李元胤对于父亲的降清,曾经是那么地耿耿于怀,闷闷不乐。

    在“九州生气放风雷、万马齐奔势可喜”的非常时刻,他大义凛然地对着父亲慷慨陈词:

    “我华夏从少康至今,三千余年,虽时有衰微,但终能屡仆屡起,继而复兴;我大明深仁厚泽,远过唐宋;我先帝又为国捐躯,天下敬仰……”。

    “现在,金声桓将军在江西揭竿而起,所向披靡,焦琏将军又血战收复两广七郡;天子虽居广西一隅,但将相拥戴,舍身相随……”

    “这些都说明我大明不死、大汉不亡,父亲如果起兵响应,事成则封侯拜将,事败也忠义千秋!”

    李元胤同学发自肺腑的一席话,竟说得李成栋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就在李无胤言犹在耳时,李成栋的另一个亲人——爱妾赵氏,则直接举行了“尸谏”,用生命的代价,为这次策反工作,划上了悲壮的句号。

    赵氏,是从松江府,千里迢迢,赶来与李成栋鹊桥相会的。

    在自北向南一路行途中,赵氏目睹的,是一幕幕鲜血沥沥的残像;耳闻的,是一声声人心思汉的呼声!

    “家妇亦知亡国恨,愿效子归滴血花”,团聚之夜,赵氏在一五一十,讲述完路上的所见所闻后,便劝自己的丈夫,效法江西,担当起天下的兴亡。

    李成栋说道:“一旦起兵,不但你生死难料,且松江的百口家人,立马化为冤魂,你让我如何是好!”

    赵氏闻之漠然,夫妾一夜无眠。

    次日,在李成栋外出之际,赵氏写下血书,拔剑自刎。

    血书中,赵氏最后一次规劝丈夫——驱逐异族,光复汉疆!

    闻讯而来的李成栋,伏尸大哭。

    哭罢,他对前来吊唁的部下叹道:“难道我等七尺男儿,反不及一妇人乎?”

    至此,他已身无退路,心无旁鹫!

    1648年4月15日,几度犹豫、几度彷徨后的李成栋,终于在广东举起义旗,正式与满清政府一刀两断。

    在他反正后的一个月内,他松江的百口家眷,全部被清政府杀害;巨额家产,也没收殆尽。

    李成栋反正时,对自己的“欢喜冤家”——佟养甲,颇为关爱。

    不但不杀,还把这次反正功劳的一部分,挂在了佟的名下,每次发布文告政令,都拉上这位“政委”一同署名。

    李成栋的确是个能力实力“双佳”的特殊人才,在他的领导下,广东是全境反正,没有出现像江西赣州那样的“钉子户”。

    李成栋反正后,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广东地方政府与永历中央政府的关系。

    他是个“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人,投降后对清政府的态度如此,反正后对永历政府的态度,也是如此!

    他不但第一时间派出使者,向永历帝汇报广东反正情况,而且请皇帝陛下移跸广州,所需费用,一概由广东承担。

    对于李成栋在广东的反正,永历帝先是“莫名惊诧”,然后就是“莫名狂喜”。

    因为这将意味着,不但来自东边的危胁消除了,而且广西广东连为一体后,他和手下的大臣们,将不必再过那种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了!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怀着无比愉悦的心情,永历帝带领着他的班子,由广西南宁起程,向广东进发!

    在路上,他下诏封李成栋为广昌侯,佟养甲为襄平伯,升耿献忠为兵部尚书。

    在桂林时,大学士瞿式耜等向永历帝提醒:“若朝廷迁至广州,势必为反正官员操纵,望陛下三思而后行!”

    一句话吓醒梦中人,想想在武冈刘承胤那里,低眉顺眼、忍气吞声的日子,心有季悸的永历帝,马上改变了到大城市广州,谋求发展的念头。

    他以“还于故都,居中指挥”的名义,“英明果断”地将此行的终点,定在了他的登基地——肇庆。

    虽然隐隐约约感到了怀疑的目光,但已下了忠君报国决心的李成栋,还是派出李元胤到梧州“迎驾”。

    1648年8月1日,永历帝带着自己的“流亡政府”,终于回到了故都肇庆。

    李成栋率广东的“反正高干”及社会贤达,于郊外迎候并朝见天子。

    粗中有细的李成栋,考虑到永历帝远道而来,囊中羞涩,便在宫中预先淮备了一万两白银,以备皇帝赏赐之用。

    看到白银的永历帝,想起了武冈被“索饷”的经历,心中陡然涌起一丝难以名状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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