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叔同的遁世，研究者们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影响说。认为是李叔同受幼年环境所影响。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一直是虔诚的佛门弟子，晚年更是耽于佛境，乐善好施。家中常年供奉佛位，烟云缭绕。一位王姓女仆，时常带李叔同到附近的一座地藏庵里去看僧人们做法事。父亲临终前，更是请天津高僧学法上人到病榻前反复诵念《金钢经》。父亲殁后，停灵7日，每日延请十几位僧人诵经，并行“焰口”之仪。这给当时未满五岁的李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逢家中请僧人来诵经念佛，他都会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等人扮作和尚，用床罩做僧衣，碗筷杯碟做法器，口诵佛号，并自封“大和尚”；十二三岁时，还特地请僧人教他放焰口。
李筱楼晚年得子，李叔同出生之日，李筱楼为求妻儿平安，发下宏愿。这日，李家门口的渔民排着长队等李家买下鱼虾，鱼盘之水溢出，几乎汇流成渠，李筱楼全部买下放生。以后每逢李叔同生日，李家必大行放生之举。
李家富甲一方，李筱楼更是乐善好施，他经常接济贫民，施舍衣、粮、棺木；每年秋末冬初，派人到乡村查看穷苦人家的情况，根据人口发给票据，年底可以凭票兑换现钱；李家设有义塾，创有备济社，更是斥巨资办保育所，收留乞丐。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李叔同从小便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李家中笃信佛教，李叔同长期耳濡目染。李筱楼去世后，每年清明、盂兰盆节、李筱楼的生日、祭日，家中都要延僧诵经。李叔同八九岁时，常随早寡的大侄媳（即长兄林文锦的儿媳）到无量庵听王孝廉讲《大悲咒》、《往生咒》等，他对此极感兴趣，不久便能背诵袁了凡的《记功过格》。
李叔同有一位刘姓乳母，常教李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而在这种环境下的李早早显出了忧郁伤感的气质，发蒙时，他读《毛诗·麟趾章》注“麟为仁兽，不践生草，不履生虫”，感触良多，数十年后仍历历在前。15岁时，他就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此种带幻灭感的诗句。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李叔同，历经红尘，饱经沧桑后，幼年时的佛教影响又萌发回复，最终导致他归隐佛门。
二、破产说。李叔同出自天津名门望族，1911年辛亥革命，致使李家破产，李叔同名下的30万巨款亦化为乌有。有论者认为李叔同是因破产而出家。
三、遁世说。有人认为，李叔同曾经的风流不羁只是表面现象，他的内心里则是对现实社会的苦恼、慨叹、烦忧和无奈。因此他如贾宝玉那样，是一种二律背反式的性格趋势，放浪形骸、玩世不恭。而这种放浪与玩世又正是遁世出家的预兆。
三、幻灭说。有人以为，李叔同曾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革命，曾传闻加入同盟会，并对革命成功寄于极大的希望。然而，外强的入侵，军阀的混战，使李叔同的理想幻灭，顿感前程暗淡。所以他勘破红尘，归隐佛门。
四、失恋说。李叔同在俗时的结发妻子俞氏是旧式妇女，他们的婚姻为父母包办，并无感情可言。而李早年曾“浪迹燕市，走马章台，厮磨金粉”，与名伶、名妓有较密切的交往，互有情愫。后在日本又娶日妾，感情不错。但香港曾有载文，云此日妾红杏出墙，东归日本。这种感情上的打击，使李叔同生出遁世想法。但此法反对的意见很多，认为理由牵强，不足为信。
对于李叔同的出家，他的学生丰子恺以“三层楼”的说法阐述了自己的认识。他这样写道：“当时人都很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姜丹书曾问过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他在《弘一大师永怀录》中记载了他与李的一段对话：
“上人之将为僧也，余曾问之：‘何所为？’曰：‘无所为。’曰：‘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则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将如何？’”
弘一法师曾谈及自己出家的原因：“非童年所宜。……母殁，益觉四大非我，身为苦本。其后出家，全杖宿因，时若非即剃度不可，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一切无他顾虑，惟以妻子不许为忧，竟亦一叹置之，安然离俗。”